林毅夫：為什麼我們預測正確？
【1993年，改革開放已經走了15年的中國，每年以9.7%的高增長快速前進，這樣的成就對一個人口超10億的轉型期國家而言，在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然而世界銀行1993年發佈的《東亞奇蹟》報告卻對此視而不見。於是三位中國的經濟學者林毅夫、蔡昉、李周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提筆寫下了《中國的奇蹟》，並於1994年出版，1999年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又出了增訂版。20年來，他們對中國經濟的分析和預測應驗了：如今，根據IMF的數據，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總量今年將超過美國位列世界第一，達到17.6萬億美元。
10月11日-12日，《中國的奇蹟》發表二十週年之際，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舉辦《中國的奇蹟》新一版出版座談會。該書作者之一林毅夫為此寫下長達2.4萬字的再版序言，再次講述了當年的寫作背景，回憶了二十年來這本書出版之後所遭的學界質疑，對中國經濟雙軌制漸進式轉型路徑，與東歐及前蘇聯激進式改革路徑的績效差異做了詳盡的比較，並分析了中國轉型發展的重要意義，及對經濟學理論創新的獨特價值。林毅夫特別賜稿觀察者網首發此紀念長文，文章分成上下兩個部分，本文為上。】
前言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亞是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地區，人多、自然資源少，曾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不具發展希望的地區⑴（註釋見文末，以下同）。然而日本在戰後迅速恢復，到了上世紀60年代成為第一個非白種人的高收入經濟體。接着東亞四小龍--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到了上世紀70年代也成為充滿活力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在這些事實面前，世界銀行作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多邊發展機構，自上世紀90年代初起每隔4年對東亞經濟進行一次主題研究，概括其獨特的發展經驗與教訓，揭示既定時期的問題與挑戰。這個系列研究中的第一個報告發表於1993年，題為《東亞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首次系統研究了東亞8個經濟發展表現卓爾不羣經濟體的成功原因。這8個經濟體除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外還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
雖然從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到1993年，中國已經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長，在一個底子薄、人口超10億又處於轉型期的國家取得這樣的成績在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但是《東亞奇蹟》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故事。
作為中國的經濟學者，蔡昉、李周和我三人義不容辭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礎上，分析、探索了中國轉型期經濟高速增長背後的道理，預測了這個增長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續，探討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將之繼續保持下去，並以“中國的奇蹟”為書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們的著作，1999年又做了些增補出了增訂版。
二十年後，《中國的奇蹟》又出了新版。事實證明，二十年來，書中的那些飽受爭議的、對中國經濟的預測應驗了
1993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按當年的市場匯率計算為4410億美元，僅為當年美國GDP65800億美元的6.7%，按2005不變價的購買力平價（PPP）計算，1993年中國GDP為17800億美元，也僅為當年美國GDP84500億美元的21%。在初版中我們預測按PPP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會在2015年趕上美國，按當時的市場匯率計算，中國則會在2030年趕上美國。
對於前項預測，現在幾乎已經是鐵的事實，對於後項預測也已經是學界的共識，但在當時這些預測幾乎是天方夜譚。
1990年，中國GDP總量在世界上排在第10位；1995年，中國超過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7位；2000年，中國超過意大利，晉升到第6位。在本世紀前10年中，中國又依次超過法國、英國和德國；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僅位於美國之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⑵，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GDP總量，將從2011年的11.3萬億美元增長為2016年的19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8%。而此期間，美國則從15.2萬億美元的經濟總規模增加到18.8萬億美元，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根據世界銀行最新公佈的統計，按預估的中國和美國在今年的增長速度，中國的經濟規模按PPP計算，將可在今年年底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⑶。
也許有人會説，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佔世界總人口的比重接近1/5，在人均收入仍然較低的條件下經濟總量排在第一位，並不是值得洋洋自得的事情。
其實，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必然帶來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長。1994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為460美元，仍處於低收入經濟體的行列。2002年，中國人均GNI為1100美元，進入下中等收入經濟體（下限為人均GNI1005美元）的行列。2010年，中國人均GNI為4240美元，進入上中等收入經濟體（下限為3975美元）的行列。2012年，中國人均GNI為5720美元，如果2020年中國人均GNI能在經濟增長和人民幣升值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比2010年翻一番，中國人均GNI有可能超過12476美元⑷，而跨入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併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繼韓國、中國台灣之後第三個從低收入上升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一些經濟學家對中國未來人均GDP的預測同樣是相當樂觀的。例如，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預測，2040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總量將高達123.7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40%。人口按14.6億計算，中國人均GDP將高達8.5萬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和美國人均GDP的80%⑸。
但是，在該書出版的當年以及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分析和預測遭到學界和輿論界的很多質疑，認為我們過於樂觀。不僅許多人認為，説“中國的奇蹟”為時過早，而且，多數學者看到中國經濟在轉型過程中存在許多體制的扭曲，中國的轉型並未按當時佔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主張的最優轉型路徑，也就是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休克療法，一次性的消除各種扭曲，而是採取了從主流理論來看最糟的漸進、雙軌的方式來進行轉型。因此，主流經濟學界認為中國即使能一時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必然要為這種體制的扭曲付出代價，中國經濟的崩潰必然不可避免⑹。
所以，只要中國經濟增長稍微一放緩，中國崩潰論就此起彼伏，不過，出乎主流經濟學界預料之外的是，中國經濟在此書出版後二十年卻基本沿着我們在書中所預測的增長軌跡前進。
我們的預測所以準確，是根據對經濟的競爭力和增長的本質，以及發展中國家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後發優勢所做的分析取得的。一個經濟體所生產的產品和所提供的服務在國內外市場要有競爭力，其要素生產成本必須在國際上處於最低水平，這種競爭優勢的前提是所在的產業和所用於生產的技術，必須符合該經濟體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
一個經濟體的持續發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則有賴於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升，而後者取決於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處於世界的前沿，其創新和升級都有賴於自己的發明，成本高、風險大；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和產業水平都處於發達國家技術、產業前沿的內部，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有後發優勢，可以用引進、模仿、消化、吸收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其成本和風險遠低於發達國家。
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則這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會最有競爭力，能創造最大的剩餘和最快速的資本積累，隨着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產業、技術需要隨之升級，如果這個國家的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不斷地為利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後發優勢創造條件，則經濟的增長速度可以數倍於發達國家。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都較好地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並利用後發優勢取得持續幾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而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國從改革開放以後也開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產業和技術並利用後發優勢來進行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
我們認為只要在轉型過程中繼續維持社會穩定，並按本書的分析中所倡導的改革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企業在競爭的市場中按照比較優勢選擇產業技術創造條件，併發揮政府積極有為的作用，幫助企業克服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協調問題，以利用後發優勢，中國就有可能按照前述的預測來前進，從而保持幾十年的快速增長，創造出人類經濟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由強至衰、再由衰至強的奇蹟。我們很高興看到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改革基本按照這本書所分析的路徑進行，增長的績效也如這本書的預期。
鑑於這本書討論的是如何通過政府發展戰略轉型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續高速增長，我們把書名定為《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中國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尚未完成，中國能否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態勢，落實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百年的目標，實現中國幾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中國夢”，既是中國執政者和全體居民想弄清楚的問題，也是國外人士的好奇心所在。
現在重印這本書⑺，又恰逢其出版20週年，我們以此長序回顧這本書20年前的出書背景、出書當時和其後的各種爭論、中國改革發展的歷程，希望對冀圖瞭解經濟增長和轉型的本質，以及中國轉型的成績、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案的各界人士能有所幫助，並以此推動我國的理論創新，貢獻於我國的社會學科，尤其是經濟學科的發展。
為什麼寫《中國的奇蹟》？
我們三人對於這本書所關心的內容的研究，始於1988年下半年。當時中國出現了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分別高達18.8%和18.5%。
面對高通貨膨脹，主流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開出的藥方是，提高利率水平以抑制投資和消費需求，但是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頓”的方針，以行政手段直接砍投資、砍項目來抑制需求。這種措施造成了許多半拉子工程，從主流的理論來看甚不理性，但是在1978-1988的10年間中國政府卻能在轉型過程中取得年均10.1%的高速增長，如果中國政府真的是不理性的，顯然不可能取得這樣的增長績效，可見中國政府的領導人作為一個理性的決策者面對高通脹做出那樣的選擇必然有其道理，主流理論的政策建議不完全適用於像中國這樣的轉型中國家。
究其原因，主流理論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場前提下的，而轉型中的國家並不存在完善的市場，在轉型經濟中微觀決策者的行為約束和選擇，不同於一般市場經濟中的微觀決策者。
我們在參與這場討論的過程中，還注意到，週期性的“活亂”循環現象是中國經濟的痼疾頑症，而宏觀政策環境改革滯後於微觀經營機制和資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則使這種“活亂”循環現象更加強烈地表現出來。所以，不拋棄完善市場的前提，並從傳統經濟體制的內在邏輯，以及導致經濟陷入困境的根源上進行探討，就難以理解中國經濟的運行機制，對症下藥地提出有效的對策。
循着這個思路，我們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中各種制度安排形成的內因，並逐步拓展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各個主要領域。
社會主義革命建國的目的是為了把中國建設成強大的現代化國家，改革前的30年，中國一直冀圖在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基礎上，發展世界上發達經濟體所擁有的產業和技術體系，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趕超世界上最發達經濟體的目標。
但是，這些現代化的大產業資本很密集，違反了當時中國資本極端短缺、勞動力非常豐富的基本國情所形成的比較優勢，這種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為了保護補貼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把那些現代化大產業建立起來，中國採取了在宏觀上扭曲各種要素和產品價格，在中觀上以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資源，在微觀上不給國有工業和集體農業中經營主體人財物產供銷自主權的計劃經濟體制。
同大多數努力趕超發達經濟體的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雖然建立了一整套先進的產業，能夠在上世紀60年代就試爆原子彈、70年代就衞星上天，但經濟發展績效不佳，人均收入水平長期難於提高，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擴大。
為了扭轉上述局面，我國於1978年底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具體的做法是：從着眼於提高農民工人積極性的微觀經營機制着手，在農村以家庭承包經營取代農業集體經營、在工業上實行放權讓利，將被舊體制壓抑的數億農民和工人的生產積極性釋放出來，並實行價格和資源配置的雙軌制，除繼續給予大型國有工業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外，允許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合資企業進入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將我國要素稟賦結構的比較優勢充分發揮出來；通過快速增長和資本積累，為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創造條件，逐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
改革前後經濟績效的鮮明對比，加深了我們對經濟增長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的認識，而世界性的改革浪潮和成效的鮮明對比，則對提煉中國經濟轉型經驗的普遍意義提供了條件。正是這兩方面的條件，使我們有幸在本書中自成體系地提出了一套經濟發展和轉型的理論框架，並以此較好地分析和預測了中國的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取得的成績、出現的問題和進一步解決的方案。
1992年，我們開始構思、寫作這本書時，中國正在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推動下開始新一輪改革，在實現了改革開放後連續13年年均9.0%的增長以後，中國經濟同時也面臨活亂循環、腐敗、地區差距擴大、國企改革舉步艱難、體制復歸等一系列問題。
當時，國外經濟學界乃至國內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應該採用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休克療法，一步從計劃經濟體制跨越入市場經濟體制。當時，主流的觀點認為，中國採取的雙軌漸進的改革方式是最糟的轉型路徑，並且將當時中國經濟中出現的諸種問題作為佐證⑻。對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增長則認為是中國農業勞動力所佔的比重高，不過是把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轉移的結果，不會具有可持續性⑼。
正是在針對這些疑問的探討和辯駁中，使我們越來越感受到中國改革中出現的諸多現象不能簡單地套用現有的主流理論來分析，特別是對雙軌漸進的改革方式不能簡單嗤之以鼻。
在和國內外經濟學界前輩和同行們的爭論中，我們的認識不斷深化，一個以要素稟賦結構為分析的出發點，以政府的發展戰略為分析的切入點，以企業自生能力為分析的微觀基礎的經濟發展和轉型的理論框架逐漸形成並豐滿起來。
我們高興地發現這個理論框架可以“一以貫之”地解釋中國傳統體制形成的邏輯和績效欠佳的原因，改革開放後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改革中出現的“活亂”循環、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腐敗現象的惡化的機理，並可以較好地勾畫出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徑，以及中國經驗對經濟發展和轉型的一般意義，整個理論體系具有內部邏輯的自洽，並能較好地解釋過去發生的現象和預測未來發展的趨勢。
因此，我們抱着野人獻曝的心情，不揣冒昧地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總結歷經五年的研究心得，以就教於經濟學界的同行和關心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各界讀者。
兩種轉型路徑結果的比較
漸進轉型：成績與存在的問題
中國的改革從微觀農户和企業的放權讓利，以提高農户和企業的經營積極性開始，沿着雙軌漸進的方式，一方面給予在改革前形成的違反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必要的轉型期保護、補貼，使中國經濟在轉型期避免了崩潰；另一方面，為鼓勵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進入符合中國比較優勢、在轉型前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各級政府經由經濟特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積極的招商引資，為三資經濟克服轉型期中國經濟在軟硬基礎設施上的瓶頸限制，為中國經濟利用後發優勢來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創造了因勢利導的條件，使得中國經濟在轉型期維持了穩定和快速發展，併為進一步改革創造了條件。
這種務實的轉型方式使得中國經濟取得了連續35年年均9.8%的增長奇蹟，6.8億人脱貧，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並在2010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超越德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以PPP計算2014年可能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期間還對東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復甦作出了巨大貢獻。
最近30多年中國的國際貿易規模快速擴張，説明改革以來新成長起來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在國內外市場中具有競爭優勢。由此表明，發展中國家只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即使處在各種體制、機制不完善的環境下，只要能夠從自身有什麼（也就是要素稟賦），能做好什麼（也就是比較優勢）的國情出發，也能靠漸進、雙軌的和經濟特區等方式創造局部的有利條件使其產業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勝出。
中國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不僅帶來經濟總量快速擴張，和按人均GNI計算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躍遷，而且穩定地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逐步逼近。
中國學者按照歐美反傾銷領域中市場經濟地位標準、測度體系以及中國市場經濟狀況，確定了33項市場化測度指標。測度的結果表明，2002年中國市場化指數為72.8%，2003年為73.8%，遠遠超過60%的臨界值，中國已經從總體上成為一個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⑩。
從長遠看，雖然市場經濟發展在不同領域尚不平衡，極個別子因素的市場化程度變化不大，但中國市場化測度的各個子因素和類因素的評分走向是正向的，總體市場化程度趨於上升。
中國經濟的市場化轉型得到了越來越多經濟體的認同。2003年的4月14日，新西蘭成為第一個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到2004年底，有37個國家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到2005年底和2006年底，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分別增加到52個和66個。目前，包括俄羅斯、巴西、新西蘭、瑞士、澳大利亞在內的81個國家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按照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中國加入WTO15年後的2016年，將自動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
雙軌漸進式的改革固然帶來了我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奇蹟，但是，國民經濟中也出現反對漸進改革者所詬病的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等影響社會穩定的現象。在《中國的奇蹟》這本書中我們已經指出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由雙軌制改革所遺留下來的一些扭曲所致。
雙軌制的轉型過程中，為了保護、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業，我們保留了一些價格信號的扭曲，比如通過金融抑制人為壓低資金價格，將金融資源主要分配給國有和少數非國有的大型企業。這相當於給大型國有企業和這些比較富裕的羣體提供了補貼，而補貼這些大企業的是把錢存入金融體系，得不到金融服務而且相對比較窮的中小企業、農户和一般家庭。對於能拿到資金的企業來説，因為資金價格相對便宜，所以投資的是資本相當密集的產業，這樣的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相對少，從而也會抑制勞動需求和工資，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此外，資源價格也偏低，誰能拿到資源開採權誰就能馬上致富。這些扭曲都創造了制度租金，有了制度租金就有了尋租的行為，導致腐敗貪污。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一個極端貧窮的國家，資本十分匱乏。當時以對市場的干預、扭曲給這些資本密集型大型企業保留一些保護、補貼，是維持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必要，屬於“雪中送炭”。經過35年高速發展，我們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資本已經不再那麼短缺，很多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在國內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
在這種狀況下，繼續保留那些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為了“錦上添花”，導致的結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蔓延。
十八屆三中全會與時俱進地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意味着需要消除對市場所遺留的一些干預、扭曲，讓資源由市場進行配置，這樣一方面能夠讓經濟更好地按比較優勢發展，另一方面可以解決改革開放以來遺留的社會、經濟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還應該發揮好的作用，保護產權，維持宏觀穩定，克服市場失靈，因勢利導地推動技術、產業、技術、制度等結構的變遷。
如果能這樣做，中國經濟還可以持續、穩定、健康而且比較快速的發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幣升值，很可能會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達到人均收入12476美元，成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第三個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邁出堅強的歷史性一步。
激進轉型：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
如圖所示，相對於採取雙軌漸進改革的中國、越南、柬埔寨、老撾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採用激進式改革策略的東歐和前蘇聯國家，在轉型以後普遍出現了經濟崩潰，東歐國家在10年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達到轉型前的水平，前蘇聯國家則在15年後才恢復過來。
由歐洲開發與重建銀行和世界銀行在2006年聯合做的一項調查發現，包括蒙古在內的前蘇聯東歐29國有70%的人認為轉型後的生活比轉型前差⑾。根據歐洲開發與重建銀行的轉型指標，許多東歐和前蘇聯轉型國家“陷於轉型之中”（ “stuck in transition”）：價格放開、小規模的私有化、貿易和外匯市場的自由化在1990年代末基本已經完成，但是，治理結構、企業重組和競爭政策方面的改革則落後於發達國家的標準⑿。
在同一時期，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按照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建議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改革，但是，經濟增長率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改革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低，經濟危機出現的頻率則更高，以致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是發展中國家“迷失的二十年”⒀。
採取兩種不同轉型路徑和其績效差異的原因
在我們開始探索中國轉型問題時，主流經濟學界以“不能分兩步跨過一個溝坎”的形象性比喻，作為其倡導轉型國家採取激進的休克療法一步轉型到位的理由。其實，現實世界中的溝坎並非都能一步跨過。面對一個過寬、過深的溝坎，採用一步跨過的策略必然掉入溝底；更為安全的做法是採用逐漸填平溝坎、逐步走過溝坎的策略。
深入瞭解傳統計劃體制形成的原因以後，讓我們認識到轉型經濟中的各種扭曲遍及宏觀、中觀和微觀各個層面，並且充滿內生性，忽視這種內生性的改革措施經常會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採用漸進式的改革逐漸為消除這些內因創造條件的漸進策略，看似較慢，其實，可以維持穩定並積小勝為大勝。
中國文化歷來有“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傳統，在政策上求實求穩。從儒家的“中庸之道”到毛澤東的“實事求是”、鄧小平的“解放思想”、江澤民的“與時俱進”、胡錦濤的“求真務實”和習近平的“空談誤國”，文化底藴是一脈相承的。其中，“中庸之道”針對的是按照理想條件不顧現實情況施政的激進思潮，倡導的是穩中求進的政策方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和空談誤國針對的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倡導的是不受現成外來理論和已有經驗的束縛，根據自己的實踐發展不斷形成新的認識和行動綱領的文化。這是中國選擇漸進式改革戰略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改革的第一代領導人曾經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推動者，他們既想盡快消除計劃經濟體制中的諸多弊端，又不願完全否定計劃經濟體制，這是中國選擇漸進式改革戰略，着力糾正計劃經濟體制的偏誤而不是迅即放棄計劃經濟體制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推行激進式改革的轉型國家，大多是由新上台的政治家主導改革。他們策動激進式改革和徹底否定原有體制，除了試圖扭轉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的局面外，還有迅即獲得已經在思想上認為歐美體制具有優越性的國民的普遍認可的考慮。
美國和近鄰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強勢，使得歐美的經濟政治體制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的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主流理論認為漸進改革是比保持原來的計劃體制還糟的改革路徑，而轉型國家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又總想畢其功於一役，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裏同最先進的國家並駕齊驅。在這種急於求成的思想的指導下，按照主流理論的主張，甚至請發達國家的專家來做改革的頂層設計也就不足為奇。
發達國家總體上干預較少，市場運作比較有效率，並且，主張政府幹預的凱恩斯主義未能解決發達國家在1970年代的滯漲和失業問題，於是以強調政府失靈、減少政府幹預的新自由主義到了上世紀80年代成為發達國家的主流思潮⒁。
鑑於轉型前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過多幹預，導致了要素和產品價格扭曲、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整體發展績效很差等一系列問題，於是，以減少政府幹預、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為內涵的新自由主義成為轉型理論的依據，並在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廣為流傳。
根據新自由主義形成的轉型政策的主要內容有四：一是私有化，通過明晰產權把資源配置的權利和責任界定清楚；二是市場化，讓價格根據市場供需狀況而定，政府不干預價格形成；三是平衡預算，避免財政赤字和多發貨幣造成通貨膨脹；四是自由化，讓市場按照比較優勢組織生產和進行國際貿易。
這些做法都合乎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且一環扣一環，論述邏輯是嚴謹的。經濟學界常説，同一個經濟問題問5個經濟學家會有6個不同的答案。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校長、美國財長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薩默斯的評論是，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實現轉型有一個出乎意料的共識，就是取消政府的所有干預，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唯有如此，發展中國家才可能改善經濟發展的績效⒂。
主流理論的這一籃子改革措施原先是在華盛頓的國際發展機構為拉美國家應對危機時形成的，所以，這些改革主張也被稱之為“華盛頓共識”⒃。
為何同樣實行改革開放，同樣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推行從主流理論來看最糟的雙軌漸進的改革的我國和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和上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改革的非洲小島國毛里求斯取得的是經濟的穩定和快速增長，前蘇聯和東歐推行的是從主流理論來看最優的休克療法的改革結果是經濟的崩潰和危機不斷？關鍵在於思路決定出路。
改革開放之初，整個主流經濟學界看到的是計劃經濟國家有太多的政府幹預和扭曲，與發達國家相比，市場制度不夠完善，從主流的理論模型上不難推導出只要對市場有干預，不僅資源會錯配，而且，就會創造由行政干預所創造的制度租金和尋租行為，行賄、受賄貪污等問題不可避免。根據這種理論模型的推論自然是如果要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就必須價格全部放開由市場決定，資源完全由市場配置，產權私有。
但是，根據《中國的奇蹟》書中的邏輯，我們認識到計劃經濟時代優先發展的重工業中那些大型企業所在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需要國家保護補貼才能生存。如果按華盛頓共識把所有補貼都取消掉，這些企業會經營不下去而破產。
轉型中國家一來還認為這些是先進產業，是國家現代化和國防安全的需要，不願意讓其破產；二來，讓其普遍破產也會造成大量失業和社會不穩，政治上不可行。因此，在施行了休克療法的私有化以後，許多政府還會從後門又引進其他更為隱蔽的保護、補貼。
到底是國有時的補貼多，還是私有時補貼多？我們在《中國的奇蹟》之後合作的《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⒄中認為：在國有時，大企業的廠長經理是國家的公務員，企業會拿沒有保護補貼不能生存向國家要保護補貼，拿到保護補貼後也可以多吃多用，但不能把拿到的保護補貼直接放在自己的口袋裏，那是犯法，頂多只能偷偷地幹，抓到會被判刑。私有化後，企業拿到的保護補貼越多，廠長經理放在自己的口袋裏就越多，這是天經地義。因此，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保護補貼的數量也就會更多。
上述觀點在上世紀90年代時只是理論上的推論。現在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證明，蘇聯、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國家，在把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後，實際上，保護補貼比原來還多，所以，腐敗、收入分配的惡化和發展績效的不佳也就不可避免⒅。
與蘇聯東歐的“休克療法”不同的是，我國推行的是雙軌、漸進的改革：一方面承認原來的國有大型企業不給予保護補貼就不能生存，繼續給予必要的轉型期保護補貼；另一方面，放開原來受到抑制的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市場準入和發展。
這種務實的轉型方式由於對市場干預的保留確實如主流學家所批評的那樣，會導致貪污腐敗現象的滋生，但依靠對原有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保護補貼，維持了經濟穩定，同時，放開符合比較優勢、能夠形成競爭優勢的產業的准入，使經濟快速發展，資本快速積累，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也逐漸符合比較優勢，為最終去除保護補貼所遺留的扭曲的改革創造了條件。
現在看來，世界上轉型比較成功的國家，中國、越南、柬埔寨、老撾和毛里求斯，推行的都是這種被主流經濟學界認為是最糟的轉型方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毛里求斯，2012年人均國民總收入按現價計算達到8770美元，在所有非洲國家中，屬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
從這本書出版以後的20年的經驗事實來看，漸進雙軌的改革確實存在不少問題，但是那些試圖以休克療法一次性地從計劃經濟跳躍到市場經濟的國家，不僅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發生在雙軌漸進轉型國家令人廣為詬病的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也存在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些事實面前，兩種轉型路徑的比較孰優孰劣應該是清楚的。
為何我們的預測正確?
二十年前《中國的奇蹟》這本書對中國這二十年來經濟增長的預測和中國經濟實際的表現高度一致，對這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所出現的問題，和根除問題的思路，也和中國經濟轉型的實際進程基本吻合。
理論的目的在於認識真實世界所出現的現象，經由這種認識對出現的問題提出改進的方案，並根據這種改進預測真實世界未來的發展。為何我們這本書中所形成的理論能夠較好地把握中國轉型中出現的問題，提出我們的改革建議、並預測了未來的發展？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面對中國轉型期出現的各種現象和問題時，我們沒有簡單地對號入座，拿現成的理論作為分析的框架和判斷的基礎，而是深入瞭解中國出現的現象背後的形成機制，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論框架。
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預測我們直接抓住現代經濟增長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及發展中國家具有後發優勢的這一本質，瞭解到只要中國經濟能夠維持穩定，並在沿着比較優勢的發展過程中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即使中國經濟還存在許多體制機制問題，經濟仍然能維持高速增長。
我們三位作者對轉型問題的研究從1988年開始。我們在研究當時出現的通貨膨脹問題時認識到，存在於計劃經濟中的各種對市場的干預、扭曲，不是像主流經濟學認識的那樣，是外生的，是政府的無知的、錯誤的認識造成的，而是內生於保護、補貼政府所要優先發展但違反比較優勢，而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重工業企業的需要。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中國傳統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由於重工業資本密集的特徵與當時中國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狀況有矛盾，重工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無法採用市場配置資源的辦法推動重工業優先發展，不得不由政府以行政手段，人為壓低利率、匯率、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和工人工資，以降低重工業發展的成本。
工資水平被人為壓低後，為保證工人的生存，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同樣被人為壓低。在扭曲要素和產品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下，各種要素和產品供不應求，只能採用計劃配置的辦法來保證重工業能夠得到資源的優先配置，而為了控制工業剩餘的使用和農業剩餘的集中，又不得不實行工業的國有化和農業的人民公社化，形成與宏觀政策環境和資源配置機制相配套的微觀經營機制。也就是説，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計劃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這種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是內生的，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
現有的主流理論只看到保護和補貼造成的資源錯配和預算軟約束、尋租等問題，而沒有認識到這種保護和補貼的內生性，在要優先發展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尚未解決之前，貿然地採用激進的改革戰略即休克療法，取消各種保護和補貼。其結果不是原來的大型企業倒閉造成大量失業，導致社會、政治不穩定，就是為了避免那樣的問題或仍然認為資本密集型的大型企業是維護國防安全和實現國家現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礎，而繼續給私有化後的大型企業各種隱性的保護和補貼。
由於私有企業尋租的積極性更高，所以補貼會更大，效率會更低，其結果和主流理論的改革所想達到的正好背道而馳，蘇聯東歐的轉型和遵循華盛頓共識改革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實際的情形正是如此⒆。
展望未來，中國雖然已經經歷了35年的高速增長，但是，以反映平均勞動生產率的人均收入水平所代表的平均技術和產業水平，與發達國家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差距，中國經濟仍然有很大的後發優勢。
根據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最新數據，按照1990年的不變價國際元計算，2008年中國人均GDP6725元，為美國當年的21%，相當於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灣1975年，韓國1977年同美國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維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台灣20年年均8.3%，韓國20年年均7.6%的增長。
如果同美國的這個差距所藴含的後發優勢能夠讓日本等幾個東亞經濟體實現年均7.6%到9.2%的GDP增長率，那麼，從後發優勢的潛力來看，中國從2008年開始應該還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大功告成，資金、資源等各種要素價格仍然受到扭曲，金融、電力、電訊等服務業仍然壟斷經營，這些扭曲形成了鉅額的租金，由此帶來了尋租、腐敗和很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中國現在已經是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除了極少數和國防安全有關的產業外，絕大多數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像家電、汽車、造船、大型裝備業等已經符合比較優勢，其產品在國內外市場具有競爭力，保護補貼的性質已經從改革放初期的“雪中送炭”變為“錦上添花”。所以，應該與時俱進地消除各種保護補貼，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於極少數還需保護補貼的國防安全產業則和發達國家一樣由財政撥款直接來進行。
上述舉措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議的主要內容。如果中國能夠沿着這個方向推進改革，就能消除各種雙軌制遺留下來的扭曲，建立起一個具有“有效市場”的體系，並在有為的政府的因勢利導下，按比較優勢發展經濟並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儘可能將8%的增長潛力變為現實的增長率，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百年目標就能實現，中國將可在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後繼續前進，進而創造中華民族由衰至盛的歷史奇蹟，在建國100年時實現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強國的中國夢。
註釋
⑴根據Angus Maddison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AD, 1950年時東亞地區的人均GDP按1990年的國際元計算為666元，低於拉美的2510元，也低於非洲的889元。
⑵參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方網站：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⑶參見英國《金融時報》報道（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024）。
⑷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2013》的分類標準，國民總收入在1025美元以下為低收入國家，在1026-4035美元為中低收入國家，4036-12475美元為中高收入國家，12476美元以上為高收入國家。
⑸Robert W. Fogel,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2040: Forecasts and Specul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184, 2007.
⑹Kevin M. Murphy, ,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89).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1003-1026. Jeffrey Sachs, W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2000).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 435-91。
⑺此次重印的是1999年的增訂版。
⑻Murphy, Kevin, Andrei Sc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2). The Trad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889-906.
⑼Sachs, Jeffrey D., and Woo, Wing Thye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101-45.
⑽Xiaoxi Li，Assessing the Extent of China’s Marketiz，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6
⑾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07). Life in Transition: A Survey of People’s Attitude and Experiences.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⑿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13). Transition Report 2013,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⒀ Easterly, William,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57.
⒁ 但認為發達國家的政府除了保護產權、維持社會治安和推行法治外，其他的事都不干預或參與的觀點，其實不符合事實。發達國家的產業和技術位於全球的前沿，其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需要對基礎知識的研究（R）和新產品和新技術的開發（D），固然在D上主要是企業來做的，在R上則主要靠政府的支持。美國目前在世界具有領先地位的信息、航天、納米、生物工程、醫藥等的基礎研究的投入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支持的。另外，政府除了通過專利保護外也通過採購等方式直接支持新技術和新產品的開發。
⒂Summers, Larry (1994), Comment, in: Blanchard, Oliver Jean, Kenneth A. Froot, and Jeffrey Sachs (ed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Vol.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52-3.
⒃Williamson, J. (1989).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⒄上海三聯書店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簡體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體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英文版，東京日本評論社1998年日文版
⒅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⒆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