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香港“佔中”事件引發的思考

【香港香港“佔領中環”非法集會已漸露頹相，但關於這一事件的分析仍在繼續。這場由不到2%的香港人口參與的這場運動背後，折射出的是香港政治文化的變化。但無論如何，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在基本法、人大決定以及香港本地法律的之下采取民主，反對派發起所謂的“佔中”，強調非暴力抵抗，強調公民抗命都是要突破法治的約束，從而發展成一場民粹主義的羣眾運動。香港的問題最終還是要回到法治的範疇來解決，不可能通過街頭運動的方式來解決。本文為強世功教授接受人民網在線專訪後惠賜的文字版訪談實錄。】

香港學生上街：要注意香港政治文化的變化

**採訪者：**強老師，你好，香港有700萬人口，參與“佔中”的不到2%，這些人主要是什麼人？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被訪者：**從目前來看，香港“佔中”主要是兩部分羣體，第一部分是很早就開始組織這次活動的反對派，這個羣體主要是政治羣體，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挑戰人大決定的權威，要求特區政府率領香港市民向中央提出新的訴求，要求人大重新做出符合他們期望的決定。第二部分是在人大決定之後，在反對派的鼓動下，青年學生，也包括一些市民，參與到這個事件中來。這些學生很多並不一定清楚基本法的規定和人大決定的來龍去脈，但他們關心香港的發展前途，對香港現實不滿，他們有追求普選的樸素願望，對未來更多一些理想化的色彩。目前，被動員起來的學生和市民成了“佔中”主體。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

**採訪者：**在相關的報道中，我們看到很多青年學生參與運動，參與運動可能會留下案底，甚至賠上前途，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即便如此也要把青春貢獻給馬路呢？

**被訪者：**這裏有很複雜的原因，我先講幾個比較簡單的原因。首先就是由於香港經濟社會的原因，長期以來，香港社會面臨着巨大經濟和社會問題，特別是經濟發展缺乏持久動力，貧富差距拉大，失業率上升，導致不少大學生畢業以後找不到很好的工作，工作後賺得薪水不足以供樓養家。這些問題在香港社會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的積累，導致香港社會有普遍的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借普選問題釋放出來，尤其是年輕學生，他們希望通過政治普選問題來解決社會民生問題。

其次是香港政治的原因。香港政治原本具有強烈的精英政治傳統，但是從香港迴歸以來，香港反對派逐漸塑造了一種社會運動的政治文化，即政治問題不是通過立法會、行政長官、政治選舉、政治對話等現有的政治架構來解決，而是通過遊行、示威、街頭運動、公投、佔領等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來表達其政治訴求。特別是2003年大遊行導致行政長官及其他政府高官辭職。在這種背景下，反對派意識到社會運動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有效手段，從此之後，他們主要將街頭社會運動作為政治的主要手段，採取“反國教”等各種抗議運動挫敗了特區政府的許多施政措施。而且被街頭運動的手法帶入到立法會中，不僅在立法會對政府官員採取人身攻擊等戲劇化的手法，而且採用“拉布”戰術，對政府提出的法案採取上千條無聊的修改建議，為立法會通過政府議案設置障礙。這次他們更是通過發起更極端的“佔中”運動，不僅提出人大重新決定的主張，而且喊出來“梁振英下台”的口號。在這種政治氛圍中，反對派一點一點地衝破法治的限制，慢慢形成“法不責眾”的羣體效應，這種效應也在鼓勵香港社會集體犯法，無疑在衝擊和破壞香港的法治傳統。

最後，就是互聯網的發展和香港傳媒意識形態臉譜化的灌輸，符合青年人思維單純、感情衝動的特點，很容易對青年人形成有效的政治動員。不僅香港如此，全世界都在面臨互聯網時代的青年運動的衝擊。

香港民主三波：為什麼説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

**採訪者：**迴歸前在英國統治時期，那個時期香港的民主和政治參與度是怎麼樣的？迴歸之後又有了哪些改變呢？

**被訪者：**這一部分，人們已經談得很多，港英時期採取的是獨裁統治。香港民主體制是中央在推動香港迴歸的過程中帶來了。關於這些具體的對比，中央在香港問題的《白皮書》中已經有權威的敍述。我這裏不像重複，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明確指出，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相信很多人不認同這個提法。這就需要我們回到歷史中，看看中央在香港民主發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這裏，我想提出“香港民主三波”這樣一個概念，系統梳理香港民主的發展脈絡。

香港民主第一波是從1960年代反英抗議運動到1970年代法定中文語言運動等一系列社會民主運動。這樣波民主運動的最大動力來自中央通過香港新華社在香港社會進行廣泛的動員。第一波民主化的主要目標是改善香港基層民眾的經濟和社會環境，進而要求結束港英殖民統治。其中，反英抗議運動遭到港英政府的殘酷鎮壓，但法定中文語言運動卻取代了勝利。第一波民主化對香港民主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直接促使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推出“行政吸納政治”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促使香港本土文化意識的產生和發展，為香港結束殖民統治和後來中央實行“一國兩制”的奠定了社會基礎。

香港民主第二波是伴隨着香港迴歸歷程展開的。1980年代初，中央率先提出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解決香港問題。這就明確了香港未來民主發展的道路。正是中央的這一政治決斷，直接奠定了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民主體制。

事實上，當時不少香港人在猜測中央提出的治港政策時，認為中央會直接委任行政長官來取代港督的地位，而沒有料到香港人會由自己選舉產生行政長官，更不用説普選了。所以，即使在聯合聲明中，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都完全規定採用普選。

中央確立的治港方針政策是通過基本法體現出來的。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起草制定的國內法，中央擁有制定法律的主導權和決定權。儘管如此，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中央不僅吸收大量的香港人才與基本法起草，而且發動香港社會各界參與到基本法起草的討論中，為基本法起草提供諮詢建議。基本法起草中對香港社會的廣泛動員，刺激了香港社會的民主運動，再加上港英政府提出的代議制改革，使得香港民主運動蓬勃發展，各種參政議政團體分成立。迴歸祖國和發展民主，或者説“民主迴歸”，構成香港民主第二波的主流。

香港民主第三波是香港迴歸之後的民主發展，中央通過幾次人大決定推動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並在經過20年的發展而落實普選。香港迴歸之後，反對派一直積極爭取“雙普選”，以至於給人們造成一種錯覺，似乎中央在推動香港民主發展方面無所作為。而事實上，香港民主發展是中央、建制派、反對派以及香港普通市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中央在推動香港民主發展中扮演了積極的作用。

  基本法規定中央對港方針政策保持五十年不變，同時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最終實現普選”。也就是説，在這五十年中，不是“馬上”實現普選，也不是“很快”實現普選，而是“最終”實現普選，因此，在接近2047年的時候實現普選也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我們不要忘記，香港迴歸之後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中央不得不在2003年之後採取一系列挺港措施。當時，“一國兩制”剛開始實行，特區內部的權力運作需要磨合，中央與特區的關係需要磨合。在這種背景下，反對派打出了07/08“雙普選”旗號爭取普選，但香港社會普遍認為，普選的經濟社會條件不成熟。儘管如此，2004年全國人大通過釋法和決定，解決香港普選要遵循“五部曲”的法律程序。然而，恰恰是反對派在2005年否決特區政府提出的循序漸進向前發展民主的政改方案。

當時，香港社會對於何時落實普選的時間表問題有很大的爭論。有人認為，基本法規定香港的政制發展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因此，中央只能決定按照現在的實際情況能不能實行普選，而怎麼能否預先知道十幾年後香港的實際情況就符合普選呢？因此，中央給出普選時間表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也有不少人認為，要在中央與特區的政治關係充分磨合成熟之後，也就是在五十年不變的中後期，比如2027年、2032年、2037年或2042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比較妥當。

面對這種分歧和爭論，中央作出了政治決斷，不僅要給出普選時間表，而且明確規定在五十年不變的前半期，即2017年就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應該説，這個決定當時出乎許多人的意料，甚至連反對派都沒有料想到普選來的這麼快。

需要注意的是，香港是是一個多元社會，在普選問題上存在着很大的政治分歧。如果僅僅依靠香港的力量很難達成民主的共識。反對派會在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難道建制派不會立法會否決不利於自己政改方案？事實上，由於中央的積極支持，建制派往往要在立法會通過對自己不利的政改方案。可以看到，每次建制派在立法會支持通過的政改方案都讓自己在立法會的議席有所下降。可以説，如果沒有中央的推動，香港迴歸之後不會這麼快就實現普選。

由此，無論從迴歸前還是迴歸後的歷史看，中央都在積極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中央無疑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當然，中央推動的香港民主始終是“一國兩制”下香港作為地區政府的民主體制，如果有人要在香港通過民主來推動香港成為獨立和半獨立實體，那就不是民主問題，而是主權問題了。

目前，實現香港普選的“五部曲”以經完成了兩步，希望香港社會各界能夠相互妥協，達成共識，爭取2017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

香港動盪三波：為什麼香港民主三波發展為三波動盪？

採訪者：“佔中”現在已經持續多日了，造成了香港多條主幹線交通不暢，數間學校被迫停課，如果“佔中”繼續發展下去，您預測一下，將會對香港造成哪些負面影響？

被訪者：“佔中”對香港造成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縱觀歷史，香港在每次民主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動盪。香港民主三波帶來了動盪三波。第一波動盪就是1967年反英抗議運動轉為要求結束殖民統治，引發了香港社會的動盪。第二波動盪是在90年代，1992年以後，香港在迴歸之前彭定康採取比較激進政治改革，這個改革是違背了聯合聲明、基本法和中英兩國達成的協議，所以這樣就引起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之間激烈的對抗，香港社會出現了一個大分裂，大動盪。

這次可以看作是香港第三波民主帶來的第三波動盪。香港三波民主之所以發展為三波動盪，固然是由於民主本身會促使社會分化，但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主發展始終與國家主權、政治認同和文化價值聯繫在一起，恰恰是在這些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動盪。

不過，這一波動盪和以往兩次不同，這一次的動盪裏，我估計對香港的傷害會更大一些。因為從香港第二波民主運動以來大約30多年的歷史中，香港社會的主要爭論都在政治問題，涉及到香港迴歸、基本法制度，政改爭議、政權交接等，中國政府和港英政府的主要精力也都在政治問題上，所以港英時期香港80年代面臨的許多經濟問題，要麼被人們忽略了，要麼沒有精力解決。

香港迴歸之後，香港的經濟社會問題透過金融危機爆發出來，這實際上是香港過往十幾年的經濟社會問題的總爆發。按照道理來説，九七回歸以後，特區政府和中央應該着力來解決這個問題。然而，迴歸之後，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管治還沒有適應新形勢的變化，就很快被反對派提出的普選問題打斷了，普選成了香港的爭議焦點。香港社會很快又在普選問題上陷入了政治爭拗，使得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無力來解決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特別是中央只能採取外部的支持特區政府施政，最主要還是要特區政府和香港內部來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這次動盪對香港社會經濟影響會更大，不僅是80年代以來積累的問題沒有解決，反而會把問題放大，我們看到香港經濟在下滑，而社會的分裂，社會的不良風氣在加劇。在此之後，如何在政治上達成妥協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到目前還沒有一個思路。換句話説如果這次動盪導致更大的衝突，不僅以前的問題無法解決，反而會導致更多的新問題。

由此我們看到，香港目前已經陷入了經濟民生與政治衝突死循環之中。一方面經濟和社會問題沒有解決，老百姓有很大的怨氣和抱怨，這個抱怨釋放在政治問題上，轉化成一個普選問題；然而另一方面普選問題又導致政治分歧和政治衝突，衝擊了政府權威和管治能力，致使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無法形成發展共識，無法凝聚力量來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這是一個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之間相互惡化的死循環過程。因此，我們應當思考如何走出香港目前的經濟民生與政治分歧之間的死循環，否則香港會一直這麼拖下去，沒有根本的起色，會在中國的發展進程中慢慢被邊緣化，慢慢變成一個平庸的城市。

佔中的解決：特區政府應當着眼於政治教育

採訪者：“佔中”從9月28日凌晨開始之後，中央政府已經通過國務院港澳辦以及外交部發表聲明表明立場，就您剛才所説的，政治問題以及經濟問題，您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最終將如何回應有關訴求，這場“佔中”將以何種方式收場？

**被訪者：**我覺得有不同的收場的方式，最終會從哪種方式收場，我沒有辦法預測，我可以比較各種各樣的收場的方式，以便供各方面參考和選擇。

  第一種收場的方式是比較激烈的收場方式，比如出動警察，甚至更為強烈的是出動駐軍來解決這個問題。這種收場方式當然是最差的解決方式。

第二種收場方式，可能是特區政府和反對派的人要進行協商和對話，使得反對派能夠主動的和平撤離，然後達成一些和解。這種方式當然是我們希望的最好的方式。我們看到特區政府和學聯進行對話。但是，這種對話能不能產生效果，關鍵在於學聯和反對派是否妥協，如果他們提出各種無法實現的要價，那麼對話必然破裂，反對派可能會由此採取更加激進的行動。

第三種收場的方式，可能是中間方式。特區政府可能要尊重學聯和反對派要求，也不急於解決佔領中環的問題，讓他們佔一段日子。問題在於香港普通市民願意不願意，如果他們願意，佔一段時間也沒有關係，可能經濟會下滑、老百姓生活不便，但這些生活代價如果他們可以承受，也沒有什麼問題。然而，如果他們不能承認，那麼他們就應當行動起來，表達他們的聲音和主張。讓他們通過自由和民主的方式對佔中的人説“不”。這就意味着，特區政府的行動必須始終能夠獲得大多數市民的支持。這種方式的好處是使用一種民主社會的方式來解決民主分歧的問題。因此，“佔中”也需要拖一段時間，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要有耐心，不宜採取“家長主義”的包辦方式，擔心影響香港市民的經濟生活而採取強力驅散佔中者，要相信香港普通市民、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數”，有能力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

我們必須意識到，民主社會必須尊重每一個人的訴求，並且通過這種民主的方式進行政治教育。我覺得“佔中”是一個進行政治教育的難得的好機會。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應當透過這個平台，對香港市民進行政治教育，即讓香港市民在現實生活看一看、想一想，“佔中”究竟是在爭取民主，還是在帶來生活必須的混亂？民主普選和經濟社會的穩定哪一個重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民主普選哪一個更重要？如果爭取普選帶來了香港社會的動盪，香港市民願不願承擔由此付出的代價？

因此，在一個民主社會，政府不能事事採取家長主義的包辦，替市民做出決策。如果香港大多數市民喜歡亂一些，寧願生活受影響也要天天佔領中環，為什麼不讓他們體驗一下這樣的生活呢？當然，這不是意味着政府採取放任的策略，而是要採取政治教育的立場，引導市民來表達他們對佔中的立場，引導市民思考普選與經濟社會穩定的關係。中央和特區政府應當從政治教育的角度來處理“佔中”問題。

事實上，內地的文革十年，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政治教育過程，使得中國人徹底放棄了文革，一心一意謀發展，從而取得了經濟社會繁榮的成就。今天，香港人忘記了內地文革的教訓，而把文革式的社會對抗運動引入香港，也許要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吃了苦頭，接受了教訓之後，才意識到“中央對香港的政策都是為了香港好”。從這個意義上講，“佔中”固然糟得很，但壞事中有好事，可以起到政治教育的效果。

新政權建設：“一國兩制”未完成的使命

**採訪者：**近期，有機密文件揭發《壹傳媒》老闆黎智英用金錢買通反對派議員和“佔中”分子，兩年間送出4000萬港元，為反對派造勢，製造社會支持“佔中”的民意。同時，也有人爆料稱設立於香港中文大學內的“香港美國中心”表面上以“教育機構”示人，實質是向香港反對派提供抗爭培訓、支持“佔中”行動等“反中亂港”的基地。您對這兩個事情怎麼看？

**被訪者：**這兩個事情對於從事香港研究的人來講，並不是什麼新聞，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西方勢力試圖將香港變成對中國實行顏色革命和和平演變的基地，這不是什麼秘密，而是公開的戰略。但問題在於，長期以來，香港市民對這些情況並不瞭解。這一次媒體的曝光讓更多的普通市民接受政治教育，真正要理解為什麼中央強調“愛國者治港”，理解在普選問題上中央與香港反對派的真正分歧在什麼地方。

**採訪者：**基於“佔中”背後可能存在的某些希望國家的操控因素，您認為中央政府應該如何警惕這些破壞因素呢？

**被訪者：**人們經常説西方顏色革命，西方的勢力試圖以香港為基地來發動顏色革命等。這意味着我們今天所處的全球格局依然是一個霍布斯式的世界，你不搞人家，人家就來搞你。只是我們中國人比較善良，講求以德服人，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去搞人家。

但是，具體到香港來説，我們經常説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我們不僅要關注外因，而更應當着眼於內因，是什麼原因使得香港市民會很輕鬆地接受了西方勢力的挑撥和支配呢？為什麼香港市民不認同中央政府的權威，而更認同西方價值觀呢？這才是我們要思考的根本問題。

香港缺乏迴歸以後，“一國兩制”建設面臨許多問題，特別是國家政權建設、文化領導權、政治認同、核心價值觀、國民教育等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香港學者劉兆佳、呂大樂等不少有識之士對這些問題早就大聲疾呼，但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並沒有下決心解決，以至於香港社會為西方採取和平演變提供了一個社會和思想的土壤。有了這個社會和思想土壤的話，今天香港發生的一切也沒有什麼不可理解的。更重要的是，香港迴歸以後，一直沒有解決香港的國家安全問題，基本法第23條被香港反對派妖魔化，以至於香港變成了國家安全不設防的城市。這為外部勢力的干預香港提供了方便。

“憲法下的民主”：要回到法治的軌道來解決香港的問題

**採訪者：**此次“佔中”對外表示是視為民主，但此舉顯然影響了大部分港人的利益，您認為街頭運動，究竟應該如何表達，才不至於越過安全的尺度走向民意的對立面？

**被訪者：**關於這些方面，其實在學術界已經有很多研究了，就像我們熟悉的法國大革命，也是以自由民主的名義，採取激烈的大革命。實際上，以自由和民主的名義所帶來的社會罪惡在歷史上比比皆是。由於這個原因，西方理論在講民主時，往往要強調法治，強調要在國家的憲法法律範圍內來表達民意的重要性，以防止民主演變成像法國大革命那樣激烈的衝突和流血的問題，也防止出現像內地的文化革命方式。由此，西方學術界提出了“憲法下的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這個概念，憲法法治要高於民主，要約束民主。

如果我們用西方理論所謂的“憲政下的民主”這個概念來看的話，香港的民主發展也必須在基本法、人大決定以及香港本地法律的之下采取民主，反對派發起所謂的“佔中”，強調非暴力抵抗，強調公民抗命都是要突破法治的約束，從而發展成一場民粹主義的羣眾運動。事實上，最近這些年來，全球範圍內民粹主義運動開始抬頭，從佔領華爾街到倫敦的騷亂，我覺得這是一個普通的現象，不僅僅是香港特有的。我希望最終還是要回到法治的範疇來解決，不可能通過街頭運動的方式來解決香港的問題。街頭運動只不過是以極端的方式表達了他們的情緒和不滿，但是我們無法通過羣眾運動解決普選，也無法通過羣眾運動來解決香港的經濟、民生、住房、工作等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