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理解與改革建議
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就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做出重要批示，將智庫發展視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這是迄今為止中央最高領導專門就智庫建設做出的最為明確、內涵最為豐富的一次重要批示，也是繼十八大報告裏明確提出“發揮思想庫作用”後中央對智庫建設更深層次的闡釋和表態。
一年來，中國智庫發展步伐明顯加快，逐漸呈現了產業化的趨勢：智庫數量越來越多，傳統智庫的內部改革不斷加強，一些智庫的經費支撐實現良性運作，這些積極跡象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許多人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理解還不夠完整。相比中國遍及全球的國家影響力，中國智庫發展嚴重滯後，遠未形成與國家發展相匹配的決策諮詢力和國際影響力。數月前，筆者走訪了美國20多家智庫與機構，結合日常的智庫運營經驗，談談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切身感受，或許會有助於中央、地方、社會以及知識界推進智庫的下一步發展。
中美智庫差距為何大
中國古代早有“門客”、“軍師”、“師爺”、“幕僚”、“謀士”等與智庫相似的職業，但現代智庫在中國的發展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1981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成立，兩家目前中國最大智庫的創建史，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政府決策機制改革的進程。但兩家均屬於行政編制內的機構，很難擺脱“官方”印跡，“謀”與“斷”之間未能分離，即參謀體系與決策體系之間相對獨立，這為民間智庫的萌生與發展提供了政治與歷史土壤。
1990年代初，隨着中國社會“下海潮”，有一批體制內的官員和學者毅然走出體制，創辦了依靠市場、專注於政策分析、企業諮詢的民間智庫，比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等等。據報道，當時中國智庫一度達到2500多家。然而，由於蘇東劇變對中國持續產生的意識形態壓力，以及商業運作模式的不成熟，不少民間智庫被註銷或夭折，有的則轉為商業諮詢公司。整體上看，第一代中國智庫以官方智庫為絕對重心，民間對決策諮詢的參與度相當低。
北京奧運後，政治大環境轉暖，行政體制的改革加快，第二代中國智庫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有的效仿國外智庫模式，邀請了大量政府前高官為智庫管理者，如成立於2009年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有的靠民營慈善基金投資，如成立於2011年的新華都研究院；有的依賴於各地政府或企業，專為地方決策服務；有的則依託著名高校、知名媒體。人大重陽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由中國人民大學與上海重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在2013年初聯合創辦的現代化智庫，並取得了顯著進展。
相較於第一代，第二代中國智庫呈現了許多新特徵：機制相對靈活，不再尋求行政編制；經費預算大多源於社會捐贈，而非行政撥款；觀點與立場更加多元，有的乾脆以社會批判為己任，等等。
但第二代中國智庫由於成立時間尚短，運作模式還未成熟，且規模相對較小，全職人員多數不超過100人，年均預算一般都只有數百萬至上千萬元人民幣不等，超過1億元預算的中國智庫廖廖無幾。據筆者所知，美國前十大智庫的年均經費支出均超過3000萬美元。著名智庫蘭德公司2012年預算約2.6億美元，僱員人員達到1700人，分佈在47個國家。從這個角度看，中美智庫的差距仍然較大。無論從規模功能，還是運營機制，中國智庫仍處於萌芽期，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這正是推進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潛力所在。
中國智庫發展的幾點不足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智庫正迎來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機遇，但也面臨着巨大挑戰，且存在着不少發展缺失與認識不足。
從屬性定位上看，智庫對諮詢公司、學術機構與自身的概念差異仍然認識不清。諮詢公司受僱於委任方，絕對為後者效力，運作模式完全商業化，而智庫則應是社會公器，為決策者提供諮詢，但未必與決策者想要的結果一致；學術機構注重學理創新，偏於基礎研究，而智庫注重政策研判，長於應用研究。
在中國，名稱帶“研究”字樣如“研究院”、“研究中心”等至少有20萬家以上，大多屬於由財政撥款、有人事編制、以學術特質運營的學術研究機構，但智庫本質上是“思想工廠”，需要有基於現實議題的思想生產、組裝、銷售與反饋的複合功能以及相關架構。在這個架構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增加政策研究的活力，顯得非常重要。在思想生產機制相對發達的國家，“為了商業”、“為了學術”與“為了政策”是諮詢公司、學術機構、現代智庫相對清晰的三類功能，中國切不可混為一談。
從價值立場上看，智庫對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國家忠誠度仍然不夠。國內研究通常認為，智庫必須獨立。這有一定道理。但一些人將“獨立”引申為，智庫必須批判，甚至反對目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當下政府。那就理解錯了“智庫”本意。歐美智庫提倡的“獨立性”，指的是基本立場相對於民主黨或共和黨的“獨立”，學理邏輯與論證的客觀，以及他們在出台政策報告過程中保持一定的獨到觀點。
歐美智庫不會刻意與政府保持距離，反而時刻展示自己與政府具有如何緊密的關係，甚至“炫耀”其成員通過“旋轉門”進入或來自政府，有的資金大量來自政府，如知名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 2012年度預算中21%來自政府。實際上，美國智庫的研究產品最終指向是希望影響政府與改變政策。可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既要防止“獨立性”的誤解而出現與政府“對立化”趨勢，也要避免僅為政策出台做註腳的“迎合化”傾向。
從跨國互動上看，智庫國際化的進程還遠遠不夠，無法為中國參與更多的全球事務提供足夠的思想支撐。中國智庫尚未形成走出國門的全球組織力，對各國情況的瞭解相當有限，對一些中等強國的瞭解與跟蹤嚴重稀缺，如對烏克蘭、土耳其、尼日利亞、委內瑞拉等區域大國的把握相當不足，以致於中國對上述國家變局的把握與政策應對常常顯得捉襟見肘；中國智庫也還沒形成主導他國的國際感召力，缺乏構建全球對話領銜平台的必要實力。當下全球最著名的論壇，如達沃斯論壇、香格里拉論壇、全球財富論壇等，背後都是美歐一流智庫和相關機構在主導；中國智庫尚未形成干預全球的話語塑造力，無法主動構建國際主流輿論與設置重大國際議程，還無法創造出令各國爭相討論的重大戰略名詞或學術理念。
歐美一流智庫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拋出一些新詞彙或新議題，諸如歷史終結、金磚國家、利益攸關方、G2、巧實力、財政懸崖、笨豬五國、中國威脅論等，中國智庫往往只能跟隨討論，或被動反駁，窮於應付。
從人員培養上看，中國智庫尚未形成完整的人才培養土壤，既未能為政府孕育足夠多的後備精英，也沒有形成對國際組織的人才輸送力。相比之下，歐美國家智庫的薦才聚賢即“旋轉門”機制已相當成熟，歐美國家多數資深智庫學者都有政府高官的經歷，深諳決策進程與政治規則，相比之下，中國智庫學者的履歷往往遜色很多。
更重要的是，歐美國家還善於往重要國際組織輸送人才，歐美人目前仍然是主要國際組織領導人的絕對壟斷者，且那些歐美精英幾乎都有在一流智庫或相關機構工作學習過的經歷，出任要職後仍與曾工作的智庫之間形成良好互動，相互烘托。這些都是歐美國家依然主導國際體系運行的重要原因。
何為新型智庫？
強國須強智，現代大國的崛起需要與大智庫來引航。20世紀美國崛起的進程，基本與美國智庫的發展同步。政治制度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智庫的發展必須貼近本國國情發展，避免避免美國智庫當下廣為詬病的政治遊説化、極端立場化等傾向，但美國智庫的一些成功經驗，可以轉化為中國自身發展的借鑑。筆者用“諮政”、“啓民”、“伐謀”、“孕才”四詞來概括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具備的功能。
**諮政。**當下中國利益分化嚴重，任何政策的出台都顯得異常艱難，稍有不慎，就會廣受爭議。因此，新型智庫與國家決策者之間關係，不能只是簡單的諮詢與顧問，而應存在複雜的互動。好的新型智庫，需要充分介入到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如調研、意見徵集、方案設計等）、中期建言（通過內參、研究報告等形式設計政策框架）、後期完善（包括評估、完善及應對社會輿論）等所有過程。智庫介入像是打造“決策實驗室”，以專業、客觀和獨立的方式，幫助決策者對政策進行充分的論證與評估，進而體現政治決策機制的公開化、社會化、民主化和科學化。
**啓民。**在訴求多元化的輿論環境下，新型智庫在中國功能定位不能只滿足於內部建言，而應起到政府決策層與社會輿論之間矛盾化解與協商溝通渠道的作用。智庫學者應善於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語言，貼近大眾的溝通技巧，通過出版論著、發表評論、接受採訪等各種方式，對社會公眾進行政策的解讀、普及，也可以從社會公眾的角度向決策者反映下一步訴求。從這個角度講，智庫學者應視為“責任學者”、“建言學者”，不應採用情緒化的批判或者毫無調查根據的妄言，而需要富有責任感與使命感，將最中肯的見解傳遞給大眾與決策者，為培養社會理性與思想解放做出貢獻。
伐謀。《孫子兵法·謀攻篇》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國際競爭日益激烈，一流智庫既要從事社會政策研究，還應廣泛介入到全球事務中，如價值傳播、結交國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務，在全球層面研究、設計與推動本國對外戰略，將本國利益鏈條縱深延展至全球各個角落。美國智庫大多具有強大的戰略傳播能力，服務於國家的戰略目標，對內影響決策與輿論，對外傳播美國價值。中國智庫要屹立於世界之林，也須多通過舉辦高端的國際論壇，發佈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報告，搶奪國際話語權，提升本國思想的國際干預力，推動中華文化與思想走向世界。
**孕才。**學校“育人”，智庫“孕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不能重複過去將退休幹部或邊緣化官員安置到研究部門的慣性，相反，應當擔負起培訓各級政府官員和國企高管的重任。廣為人知的美國“旋轉門”機制，不只是簡單的因黨派執政更迭而產生智庫與政府之間的職位互換，更重要的是，智庫工作往往會促進人才的全面社會交往與思考能力的提升，為國家發展提供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儲備以及政府職位的選擇空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推進幹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受到社會的廣泛好評。由此，可以適當鼓勵和安排幹部到智庫工作，或從智庫挑選精英。畢竟，智庫是非常好的才幹再鍛鍊、知識再充電、社會再接觸的“人才儲備庫”，理應為現代治理體系的良性運作培養足夠多的後備精英。
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改革建議
從發達國家經驗看，智庫已是現代治理體系的重要環節。在美國，智庫被稱為政府、國會、法院、媒體之後的“第五權”。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更要從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全球思想競爭的高度，在謀斷互動機制、思想市場機制、內部管理機制、融資運營機制與全球傳播機制等五方面，深化改革現行智庫運作模式。
**謀斷互動機制的改革。**目前中國政府頻繁地推出公示、聽證會或徵求意見稿等辦法，但決策體系(“斷”)仍是相對封閉的，不足以最大範圍內吸收社會最優秀、最睿智、最出彩的思想與策略建議（“謀”），更難以打造出某種開放式的智庫文化。所謂的“開放式智庫文化”，就是以互聯網思維，構建政策開放討論和決策制定社會化的網絡，促進決策者、研究者和公眾多方頻繁而有效的積極互動，強化一流智庫在公共政策制定層面的重要角色，尤其是獲得有智之士主動性、先見性的智力支持。
**思想市場機制的改革。**在當下中國，政府與智庫的地位是不對等的。面對決策者，智庫對自身的思想貢獻與工作價值幾乎沒有議價能力。新型智庫的建設，必須打造良性運行的思想市場，發揮市場在思想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為有價值的研究報告提供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研究經費，進而健全與此相關的激勵機制，否則，很難吸引到最優秀研究者為國家效力。思想市場機制的改革，考驗決策者的氣度與勇氣。建議高官主動積極抬升本國智庫的權威，參照歐美領導人的經驗多到智庫走走，在中國智庫的大背板下發表各類重要演講，借國際媒體的曝光率，抬升中國智庫的社會地位與國際地位。
**人事拓展機制的改革。**新型智庫需要打造中國式“旋轉門”，不拘一格地在智庫平台上培養與運用人才。智庫可定期選派一些學者到各級政府掛職鍛鍊，選拔一些官員重回各類智庫鍛造。長期下來，智庫與政府之間的相互溝通與理解將大大加強，學有所用的智庫學者與有思想底藴的官員將大量應運而生。
與此同時，智庫需要充分運用退休卻仍精力充沛的老幹部。在目前的退休人事機制中，中國完全能湧現大量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那樣年愈90歲仍能為國家利益的鞠躬盡瘁的優秀老幹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需要擁有政府關係、品牌打造、報告質量、寫作水平等多種能力與經驗，需要構建老、中、青綜合型的人才隊伍，以及一整套激勵、淘汰、考核、規劃、管理等內部機制。
**融資運營機制的改革。**美國智庫大多具有複合化融資能力。雖然智庫是非營利組織，但像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等老牌智庫，都擁有龐大的“金融蓄水池”，通過金融運作進行保值、增值，保證智庫成為“百年老店”。類似融資能力是中國目前靠行政撥款的官辦智庫、經費捉襟見肘的民間智庫所望塵莫及的。
因此，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也必須建立中國式“金融蓄水池”。僅靠行政撥款的方式不能全面推動和衡量智庫知識生產的有效性與真實水準。研究任務和經費預算的市場化轉型，為有志於投入智庫建設的基金給予政策扶植與鼓勵，將大大激發新型智庫的活力和公信力，以及塑造智庫生產者的高效、務實與責任。
**全球傳播機制的改革。**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應開拓國際化的視野，將智庫建設納入到國家外交大戰略的體系中來運作。從智庫的國際交往看，應當轉變“外交無小事”的固有認識，而應營造寬鬆的政策環境，鼓勵智庫就各個“小事”靈活進行國際交流，建立中國整個外事部門與各級智庫之間的廣泛聯絡、溝通機制。
還可以利用中國先進智庫培訓國外官員等方式，為國家外交大戰略的實施與推廣，廣交國際朋友。建議新型智庫可以加大與歐美著名高校、機構合作，設立歐美分部，在思想領域上廣泛與當地交流，與此同時，主導歐美智庫界對華研究議程，購買當地最上乘、最助於中國發展的思想產品，並向當地推廣本國的理念與思想。
總之，中國正處於經濟持續增長的轉型期與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智庫業大有可為，智庫發展的真正春天才剛開始。“一年之計在於春”，決策者、社會與智庫緊密配合，把握歷史機遇，推進各項智庫機制改革，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一定能成為推動國家崛起的關鍵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