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錦清：職業羣體利益分化，不是階級鬥爭

當代各國政權的專政職能都在普遍弱化，服務職能、管理職能普遍提高。馬克思講過，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機器終究會消滅。這句話被很多人引用，但多數人沒有注意到，國家消滅並不是政府消滅，就是變成了管理、服務的職能了。馬克思的意思是，國家消滅以後，政府對物的管理代替對人的統治。延伸一下，這就是説，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特定階段以後，社會無限分工，各種不同的職業羣體之間的利益既有對立又有統一，而以統一為主。每個人都在分工體系內，不同職業構成不同職業階層，不同階層之間確實有利益之間的衝突。在農業集團當中的，他要農產品價格高一點，城市的消費者希望價格低一點。這就是利益衝突。但在這種利益衝突背後隱藏着統一，因為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不光是不同的職業羣體之間有利益衝突，不同區域之間也會有利益分化。一個區域可能以生產糧食為主，另一個可能以工業為主，那麼，和工業產品相比，農業產品可能會吃虧一點。這時候國家如何來保護農產區的利益？這就需要統籌、協調。那麼在這個情況下，國家承擔了協調、管理和服務職能，所以管理和服務職能在所有的現代國家裏面都開始發達。而鎮壓職能，就是一個階級對另外一個階級的鎮壓，全世界都普遍弱化了。中國已經到了這個時代了，國家的專政職能已經消失了，服務管理的職能應該提高了。在管理當中的監察職能，這是必須的，所以都用法律來處理問題。如果你侵犯了社會，他就會起訴你。

隨着生產力水平提高，剝削逐步消除，階級鬥爭也逐漸消失了。

為什麼會有階級鬥爭？是因為生產力還不發達，剩餘很少，不同階級為了能夠多分到一點剩餘，就會進行激烈的鬥爭。通俗一點説，也就是僧多粥少的時候，就會有階級鬥爭。隨着剩餘的逐步增加，政治形態也會隨之變化。最少的時候就是奴隸制，多一點是封建制，再寬一點就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到這個現在階段，生產力水平普遍提高，這時候剝削就可以消除了。因為他不需要剝削你，就能夠通過社會分工獲得足夠多的剩餘。所以鎮壓職能就逐步消失了，管理、服務、協調的職能提高。這時候，刑事案件都不是階級鬥爭，是作為個體與小羣體的反社會行為，用刑事法律就可以處理他們。同時，這時候的國家的職能、軍隊的職能主要是對外。對內，如果是小羣體反社會，用武警來處理，個別人用警察來對付，都不列入在階級鬥爭。

這個問題我考慮好久了。解放初，農民那麼窮，農民要佔據百分之九十以上，國家把地主階級消滅了，把土地分了，就等於把地租分給農民了。但這時候國家徵收的税，還不夠養活城裏人，怎麼辦？問農民多要一點。税率太高，農民受不了，所以蘇聯曾有一段時間是掠奪農民，剝奪富農。中國沒有這麼作，而是把它組織起來，用一個隱蔽的方式來剝奪農民。這就是工農業剪刀差，中國就是用這個方式完成了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但這個積累過程，是個特殊的積累過程，不是通過一個資產階級來完成積累，而是通過一個官僚體系來積累。這時候問題就產生了，如果這個官僚體系在這個過程裏追求自己的特權，怎麼辦？這就是毛澤東在建國後反覆強調反對官僚特權的原因。這個積累過程一直到2004 年才結束，所以國家取消了農民負擔，農業税都不用交了。所以，國內還有哪個階級需要鎮壓呢？沒有。要鎮壓的是個體，警察和武警的任務不是鎮壓，是執法。

所以，到現在這個階段，剝削成為多餘的了。不同階層的利益有衝突，包括勞資利益衝突，也發展到這一階段。勞動者提供勞動，管理者提供管理，這不能按階級鬥爭來理解，不能解釋成剝削與被剝削關係。有些人特別強調這個問題，認為公有制就是消滅剝削，私有制就是剝削。在這些重大的理論問題上，不要受教條制約，要與時俱進。現在有不同的利益階層，這就要求利益的協調有一般的規範，這就需要道德建設。這方面，古今中外有一些共性。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道德建設是可以被繼承的，精神要繼承，內容要加上時代的要求。時勢會變，精神要繼承，然後讓精神充斥時代的內容，這就叫與時俱進，古為今用。這就要求，所有的理論首先都必須有解釋功能，其次有規範功能，這樣才能讓老百姓覺得它是有道理的。但不承認各個羣體的利益有衝突，那是掩耳盜鈴。比如醫患矛盾，什麼樣的制度能使醫患衝突減少呢？歸根到底，因為國家的財政不可能全部承擔，用工單位也沒有能力全部負擔，所以個人要承擔一部分，企業要承擔一部分，國家承擔一部分。但這樣也不能滿足醫療集團，因為他們要求獲得更多貨幣收入。國家財政承擔得少了，問病人要的少了，那就只能把藥價變相的抬高。藥價太高，就會把診療費用抬高。這你能把它看成階級鬥爭嗎？那是不對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我講辯證法。我先講道家辯證法，它知道物極必反，但是不能掌握，只能順勢而為，這是最保守的辯證法。革命辯證法強調矛盾兩方面的相互鬥爭，過於絕對化，這是最激進的。儒家是在中間。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中庸辯證法，這就強調異與同，強調合作，強調統籌。當然，儒家辯證法確實也有一些問題，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我們要走中間道路，“執中而行”。但是找到這個“中”特別難，因為這個“中”是變動中的平衡點，稍微過一點，就過猶不及了。只有中庸貫徹了整個倫理，不是太文，也不是太野，才是“文質彬彬”，中外關係也是這樣。中心要往下移，往下移後國家徵收的少了點，那麼民就安了。不患貧而患不安，這樣就不怕勞動力少了，這是治國的理念。

觀察者網李亢、林凌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