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為什麼我建議增長目標下調至7%-7.5%
【國家統計局21日公佈的數據顯示，三季度增長進一步放緩至7.3%，從2010年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速不斷放緩。世界銀行集團的常務副行長英卓華則為中國開出了“消費”藥方。一向樂觀的林毅夫還堅持他的20年8%增長潛力的預測嗎？為什麼上月林毅夫建議將經濟增長目標下調至7%-7.5%？在近日的上海滴水湖會議上，林毅夫就這些熱點經濟問題做了詳細解答。
10月11日的滴水湖會議是世紀出版集團，專門為林毅夫、蔡昉、李週三人20年前的著作《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召開的新一版出版座談會。華生、張軍、史正富、周其仁、韋森、黃益平、潘英麗等數十位知名經濟學家出席，評議《中國的奇蹟》的成就與不足，並就中國經濟減速，以及中國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等熱點議題展開討論。經授權，觀察者網首發林毅夫在會上的專題發言。】
《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新一版出版座談會現場，右起張軍、史正富、周其仁、陳昕、周八駿、林毅夫、蔡昉、李周、華生。
中國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連續十八個季度的增長減速，這是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續長達四年多的增長減速是不曾有過的。
在這種狀況下，大家對中國發展的前景有很多憂慮。尤其在國外有一派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減速是由於中國經濟體制內部的結構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內因要解決起來相當不容易，因為涉及到結構性改革，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很難推行。
按照這種判斷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繼續下滑，導致的結果可能會使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積累下來的矛盾總爆發，從而認為中國經濟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當然這是比較極端的，但對中國的前景非常憂慮的人還是不少。
中國常講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持續的經濟增速的下滑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增速下滑是體制落後造成的？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拿發達國家的標準來看，一定有體制的落後性。中國還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必然也有體制的扭曲性，這兩點都不能不承認。從標準的理論來看，體制的落後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但是重要的問題是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不是真的就是這些體制機制的內因造成的？如果真是內因造成的，改起來很難，可能會像悲觀論者認為的，崩潰難於避免。
如果不是內因，即使能改，要不是對症下藥，忽視了問題的真正原因，採取的措施對解決造成經濟下滑的原因沒幫助，還可能惡化了經濟速度的下滑。所以，雖然這個問題已經有不少討論，還是有必要正本清源把它弄清楚。
我前面談到，我並不否認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經濟和發展中經濟,其體制機制必然存在許多需要改進的問題。但我個人認為，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增長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於外部性的、週期性的原因造成。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
最明顯的理由是：我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個時間裏，印度呢？2010年10.1%，2011年7.1%，2012年變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我們一樣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厲害，總不能説因為中國的體制機制問題造成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連帶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來看，同樣是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長速度，2011年接近崩盤了，2.7%。2012年完全崩盤，只有0.9%的增長，2013年才恢復到2.2%。增長的態勢和我們一樣，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們嚴重，同樣不能説因為我們的體制機製造成中國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厲害。
新興市場經濟體有這樣、那樣的體制、機制問題，一些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像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3%，2011年3.7%，2012年只有2%的增長，2013年恢復一點，不過是2.8%。既然是高收入經濟體，照理説存在的體制機制問題非常少，但是表現情形跟我們完全一樣，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們厲害。
新加坡，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是現在亞洲地區唯一的人均收入超過美國的國家，也是二戰之後，少數幾個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並超過美國的國家之一。它在2010年增長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盤，1.3%。2013年恢復到3.7%。從這些高表現經濟體來看，它的發展態勢和我們一樣，而且下降幅度比我們厲害。
全球經濟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夠真正解釋這些國家2010年以後的增長表現的，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只要我們冷靜思考，也不難理解。
原因正在於，發達國家自2008年的國際經濟危機發生之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復甦，美國是這樣，歐洲更是這樣，日本則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後一直很疲軟，2012年實行了安倍經濟學，但實際上到現在已經是強弩之末，實體經濟的增長也沒有恢復過來。這些高收入經濟體的經濟總量佔世界GDP將近50%。前面提到的這些中等發達國家、高表現國家，出口都相當重要，以致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這一駕跑慢了。
第二駕馬車是投資，所有的國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都採用了積極的財政擴張政策去支持投資。那些項目經過四五年，普遍建成了。如果沒有新的項目進來，外部環境又不好，投資增長率一定下滑，第二駕馬車也跑慢了。
第三駕馬車是消費，中國的消費在所有國家中還是最強勁的，所以我們維持了7%以上的增長速度，表現得比它們要好。它們的消費增長都比我們慢，所以下滑得比我們多。
為什麼我堅持20年8%的增長潛力？
既然增長減速是外因引起的，我們怎麼應對？這涉及對未來增長潛力的判斷，以及未來經濟增長的目標和實際可動員的條件而定。
潛在增長力，我們早上談了一些，為什麼對潛在增長力的普遍看法比我的看法要低了不少？主要的悲觀論點是中國連續35年9.8%的增長，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其他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包括東亞奇蹟那些，通常是2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都降到7%以下，認為我國已經高速增長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從二戰以後的歷史經驗，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1.1萬美元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都降下來，德國、日本、亞洲四小龍都這樣，我國也不會例外。
我不同意上述觀點，理由上午已經談了一些，主要是經濟要持續增長，一定是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都在世界最前沿，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怎麼發明？發明的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高，所以，100多年來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維持2%的增長，加上人口增長，不到一個百分點，經濟大約維持3%的增長。
發展中國家有技術借鑑、引進、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的成本和風險小多了。從一些表現好的國家來看，依賴後發優勢經濟增長可以達到7%，甚至更高。我們的潛力用了35年了，後發優勢還有多大？後發優勢還有多大不在於已經用了35年，也不在於絕對的收入水平，實際要看的是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的差距有多大。
怎樣衡量一個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我個人用一個不是很準確，但可以説是一個相對比較好的指標，就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我們知道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術和平均的產業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實際上反映了勞動生產率跟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術、產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這個差距越大，後發優勢的潛力越大。
也就是基於這一個原因，我不同意用絕對收入水平來衡量增長潛力。同樣是按照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的1.1萬美元，德國是在1967、1968年達到的，那時候德國的人均收入已經是美國的65%；日本是1971年達到的，當時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60%；韓國、中國台灣等，是在90年代中達到的，當時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50%左右。
但是我們現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數字，只有美國的21%，即使我們達到1.1萬美元時也達不到美國的30%。同樣的絕對收入水平，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和前面講的高速增長的國家比要大多了，這就代表我們的後發優勢大多了。
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國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實現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間每年9.2%的增長；新加坡從1967年到1987年，20年間平均每年8.6%的增長；中國台灣從1975年到1995年，20年間每年8.3%的增長；韓國從1977年到1997年，20年間平均每年7.6%的增長，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國比較只有21%的時候實現了20年7.6%到9.2%的增長速度。
它們既然能夠實現，對我們來説也就是有這個可能，從2008年開始，中國應該有20年8%增長的潛力。
實現8%經濟增長的條件
有了這樣的增長潛力，未來幾年實際上的增長目標怎麼訂比較好？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對外出口、外需這部分，很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會增長的比較緩慢。發達國家要進行結構性改革，恢復到2008年危機發生前的正常經濟增長狀況，可能會比較難，這是因為過去一般金融危機只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發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應對政策建議和措施是：進行結構性改革，貨幣貶值，和短期援助。結構性改革要求減少福利、減少開支，金融去槓桿，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會減少投資減少消費，經濟增長會放緩，失業會增加。於是就靠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增加就業來對沖。
貶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時間，於是就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一筆貸款援助，讓它渡過短期的難關。以貶值來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現在不能用，因為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危機，它們的產品在國際上競爭，誰想用貨幣貶值增加出口給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必然導致競爭性貶值，結果誰都難於用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會長期比較疲軟，失業水平高，收入增長慢，需求增長也就會慢，影響到我們出口的增長。因此，未來我國的經濟增長只能更多地靠內需。
我國擴大內需的條件比較好。從投資的角度來説，我國的產業可以利用後發優勢不斷升級，即使現在的產業都產能過剩，產業升級的空間還非常大，好的投資機會多。基礎設施也是同樣的情形，我國這些年基礎設施做得不錯，但大部分是一個城市連接另一個城市的，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相有許多瓶頸。第三個是環境保護，環境改善也需要投資。還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資。這些都是有相當好的經濟回報和社會回報的投資領域，這是中國和發達國家最大的差異。
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疲軟了，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因為他們的產業已經在世界前沿；基礎設施相對完善，雖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環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經完成了，所以經濟一疲軟，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
有好的投資機會，還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源才能進行投資，這一點我們也是相對好的。各級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間，有人説比較接近50%，但也就是這樣，與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超過100%的情況比，我們的情況好多了。
國外的財政赤字通常是用來支持消費的，我們的財政赤字則主要是用來投資的，形成了資產，我們的赤字又都是內債而不是外債，所以，我們財政狀況是比較好的。
我國的民間儲蓄也比較高，佔國內生產總值的50%左右。另外，搞投資不僅要國內有資源，還要有外匯進口原材料機器設備、技術等等，我國有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投資資源充足是我們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一樣的地方。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是在投資的資源上經常受到財政赤字相當高，民間儲蓄低，外匯儲備不足等限制。
國內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需要從投資拉動改變成消費拉動，這個看法我不太贊成。我認為，我國還是必須利用有利條件，以能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投資為基礎來拉動經濟的增長。投資短期會創造就業和增長，有了就業，消費就會增加。項目建成了以後，生產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資和消費，這樣才是可持續的。
為什麼將目標定在7.0%～7.5%？
考慮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時間在有些討論會上提出明年和“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的合適目標是在7.0%～7.5%之間的主張。之所以定7.0%～7.5%之間，是因為有8%的增長潛力，而且啓動內需的條件又是相對較好，不管是投資的領域還是投資的資源。如果能達到這樣的增長水平，就業問題會得到比較好的解決，也有利於金融安全。
李克強總理提到，我國的經濟工作不是一味考慮增長率，我們更關心的是收入增長和就業率。現在就業率看起來是可以的，但是要考慮一點，一般的企業即使短期之間經濟增長放緩，企業的盈利狀況比較差，如果對未來的預期看好，它不會去解僱工人。但在對未來的增長不看好，企業又不盈利的情況之下，那可能就會出現破產，而且一出現很可能是突然的，一下子失業就會增加得非常快。所以，定7%以上的增長目標對維持就業狀況是有好處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慮。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降得太厲害，很多企業破產可能不僅會突然造成大量的失業，而且，企業大部分的投資是靠銀行的貸款，銀行的呆賬、壞賬也可能會突然間增加非常多。7.0%～7.5%之間的一箇中高速的增長速度對穩定就業、穩定金融是有幫助的。
7.0%～7.5%的增長速度也比較有利於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兩個翻一番目標的實現。僅就國內生產總值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而言，前幾年增長得比較快，那麼2014～2020年只要6.8%的增長速度就夠了。
但是第二個目標是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也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我們的人口增長速度大約是0.5%，所以加起來是7.3%。增長的目標訂在7.0%～7.5%之間，外部經濟比較好的時候，增長速度比較接近7.5%，外部經濟比較差的時候增長比較接近7%，這樣未來六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就會接近7.3%，有利於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目標的實現。
必須解決一些體制機制問題
上述僅就有利的投資條件和增長潛力而言，要實現7.0%~7.5%的中高速增長目標也必須解決一些體制、機制問題，尤其是那些可能影響到社會穩定的問題。最主要的是什麼？收入分配問題、腐敗的問題、環境的問題。收入分配不均和腐敗讓中低收入者不滿；環境問題大家都不高興，高收入人羣更不高興，這樣造成大家都不高興。
環境問題我們必須實事求是，有改善的空間，但是這個問題跟發展階段有關。目前我們還是在製造業為主的階段，和以農業或是服務業為主的階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會比較高，高收入國家都經歷過這個階段，我們大概不能夠跳躍過去。
當然，現在的技術比過去好，再加上環境執法如果到位的話，環境的問題可以部分緩解。只有進入了高收入、以服務業為主的階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決的資源也比較多，環境問題才能夠根本解決。
收入分配和腐敗的問題，20年前出版《中國的奇蹟》一書時就已經有所討論。這兩個問題的產生最主要是由於我國的改革是以雙軌漸進的方式進行。為了保護補貼那些違反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國有大型企業，轉軌過程中在要素市場上保留着很多扭曲。
這些扭曲包括：採用以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實行金融抑制，人為壓低利率；資源税費實行低價；再加上有些行業的壟斷。那些扭曲保護補貼了一些資本密集型的大型企業，過去都是國有，現在有不少是民營。保護補貼導致的結果一方面惡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尋租、腐敗行為。
這些問題怎麼解決？那就是要與時俱進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這些制度扭曲是為了保護補貼那些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很多過去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了，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已經有了自生能力，過去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現在變成了錦上添花。
所以應該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場方面的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把保護補貼的價格扭曲消除掉，這樣就能夠比較好地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決收入分配不均和腐敗問題。
要挖掘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除了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市場體系之外，還要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政府發揮有為的作用，這樣才能按照比較優勢去發展，提高經濟的競爭力，同時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的潛力。
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必須對第一個吃螃蟹的先行者，給予風險和外部性的補償，並且必須不斷地完善各種相應的基礎設施，包括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政府必須在這兩方面扮演積極有為的角色。這些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市場體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場和政府發揮好的作用的要義。
現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難
展望未來，還有很多問題可以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因為時間有限，我就不多闡述。最後，想特別強調一點，固然當前的問題很多，但是反思一下——以我參加中國改革討論二十多年的經驗來看，好像每一年問題都很多。我們解決掉的那些問題，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比較容易的，總覺得現在的問題比過去難。不過，我個人的感覺是過去二十幾年裏沒有哪一年覺得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其實，每一年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問題解決了，總又出現新的問題。
面對新的問題，我們還是必須以解放思想事實求是的態度去了解產生的真正原因是什麼，解決這些問題的有利條件是什麼，現在不能克服的困難是什麼。挖掘有利的條件推動經濟的增長，經濟發展了以後可以創造條件來解決原來解決不了的問題。
以國有企業的改革為例，在80年代、90年代我們如果不是用漸進雙軌的方式，那導致的結果一定是蘇聯東歐的情形，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那些大型企業對國防安全來講不能沒有。
今天俄羅斯為什麼在烏克蘭問題上敢跟歐洲、美國叫板，就是它有那些國防產業，那些國防產業過去是國有的，現在是八大壟斷集團擁有的。俄羅斯給那八大壟斷集團的保護和補貼，根據各種經驗研究的發現是比原來還多的，效率實際上是更差的。
我國的國有有企業當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對國有企業的那些保護補貼的原因是什麼。很多人認為它是國有，但是從《中國的奇蹟》一書的分析可以看到，過去國有企業主要的問題是有政策性負擔，包括戰略性負擔和社會性負擔，如果不消除這兩個負擔，國有時沒效率，就是民營了也同樣會沒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負擔，就會有政策性補貼，有政策性補貼的狀況之下，實際上民營時的尋租積極性可能高於國有時的積極性。
現在的狀況變了，許多資本密集型產業已經從違揹我國的比較優勢變成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大型企業從沒有自生能力，變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負擔沒有了，政策性補貼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現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來應該不會比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難，要怎樣進行？還是應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針對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簡單地用一些現有的理論框架來套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