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海外版：除去落馬官員 3名中委、2名候委未出席四中全會
人民日報海外版俠客島微信公眾號23日解讀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俠客島公眾號認為，公報沒有辜負我們幾天的等待。據俠客島解讀，除去已經落馬的蔣、李、楊3名中委，以及李春城、萬慶良、王永春、陳川平、潘逸陽5名候委，這意味着，還有3名中委和2名候委並未出席，原因目前仍未可知。
遞補的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馬建堂、王作安、毛萬春三人在大會現場
抓眼球的人事變動
相對於長篇的論述，具體的人事變動總是更抓人眼球。
按照此前外界的推測，本屆全會將會增補兩名中央委員，以對應蔣潔敏、李東生落馬後騰出的空缺。而新聞推送卻一口氣增補三人——仔細閲讀當時放出的消息才能發現，此前從未見諸報道的原成都軍區副司令楊金山，由中央軍事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審查後被確認開除黨籍。
作為205名中央委員中的一員，作為十八大後落馬的現役最高軍銜者（中將），楊金山之事，堪稱四中全會人事變動中最出人意料的一筆。
在薄一波一手創辦的14軍中浸淫多年、歷任西藏軍區司令和成都軍區副司令的楊，能查到的公開資料並不算多。今年7月即最後一次現身公眾視野的他，消失沒幾天後便有港媒曝出“被抓”、“貪腐”，但當時並未引起公眾注意。
和徐才厚被調查三個月之後才公佈消息、一公佈便是開除黨籍的流程類似，由中央全會首次透露的楊案，也着實令人察覺軍隊反腐之嚴密與複雜。
而此前外界預期的周、徐二人的處理結果，此次公報中亦未出現。以此二人為代表的反腐敗話題，此次全會亦着墨不多。不過現在下結論仍為時尚早，一方面，全會的《決定》還未公佈；另一方面，在全會結束前、任何會議內容都沒透露之時，卻就已放出了25日將召開中央紀委全會的消息。今後幾天，仍需密切觀察。
但其實還有一個細節。公報的開始説：“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199人，候補中央委員164人”。我們知道，十八大共選出中央委員205人，候補委員171人——除去已經落馬的蔣、李、楊3名中委，以及李春城、萬慶良、王永春、陳川平、潘逸陽5名候委，這意味着，還有3名中委和2名候委並未出席，原因目前仍未可知。
細節裏的改革方案
公報裏乾貨最多的地方，毫無疑問地落在了司法改革上。畢竟這次全會，跟司法領域關係最為直接。
而從三中全會、中央中央深改組第三次會議一直到四中全會，其改革的議題圍繞的目標只有一個：讓司法更獨立。而要更獨立，首先要做的，就是“去行政化”。
比如公報裏，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跨行政區劃的法院和檢察院、公益訴訟制度等新的制度框架和機構設置，一方面打破司法機構的“地方性依附”，另一方面則對目前沒有訴訟主體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公眾事務加上可行的砝碼，很有可能成為下一步司法改革的着力點。
而破壞司法、插手和干預司法的情形，習近平亦早就説過：“一些黨政領導幹部出於個人利益，打招呼、批條子、遞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預個案，甚至讓執法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的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裏，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這是今年1月的中央政法工作會。口氣口吻，神態神色，可想而知。
從“法律體系”到“法治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出爐之前，還不是一個讓人耳熟能詳的提法。此前較為接近的提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一字之差，內涵大不同。
簡單來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於2011年形成——這並不是島君自己的總結，而是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宣佈的。
既已形成，所以此次四中全會公報裏對法律體系提出的任務就是“完善”而非建立。當下來説，更為重要的是讓其真正在實踐中發光發熱。
一位與島君相熟識的中央黨校專家私下裏表示，當下一直強調的制度建設，其實更多的是執行層面，為啥？“你去數數中國已有多少法律條文就明白了”。
我們不妨先看看“法治”是怎麼回事。
學者的解釋比較拗口，但很全面，法治是指“一國法律制度、法律典則、法律運行、法律實現等有關法的綜合交織的因素形成的法之實踐體系”。也就是説，歸根結底，我們要建設的法治體系是高度強調實踐性的，已經形成的、讓人眼花繚亂的法律條文，如果實踐不了就是死的，法治體系要將其盤活。
所以此時重新去看十八大提出的一句話，會覺得別有深意：“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這一屆中央從一開始就將解決“法治”問題放到了“基本方式”的重要位置，時隔兩年，十八屆四中全會終於進行了一番徹底的討論。
討論的結果是決定形成五大體系，這五大體系加起來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
在前四個中，我們要着重談法治保障體系建設。因為回顧中國法治走過的進程，就必須考慮中國的法治文化，而對於中國能否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的信心，直接影響着整個社會的法治文化氛圍。
保障，既包括制度上的保障，也必然包括法治文化與法治隊伍建設的支持。説到法治文化建設，律師們應該會近水樓台先得月，因為公報中明確要加強法律服務隊伍建設，“增強廣大律師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自覺性和堅定性”，這個“自覺性和堅定性”，可不就是赤裸裸的“保障”麼。
説到法治隊伍建設，儘管《決定》全文尚未公佈，但法治隊伍建設的措施已讓人眼前一亮，簡單來説，符合條件的律師、法學專家轉型做立法工作、法官或者檢察官的大門已經打開，同時公報還明確了健全從政法專業的畢業生中招人的規範便捷機制。
而第五個體系，就體現在這次全會頻次最高的詞語上——“黨的領導”。
出現頻次歷屆最高的“黨的領導”
十八屆四中全會和三中全會，歷史任務各有不同。
四中全會公報開宗明義，提出“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係、規範社會行為”，要“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實際上，這段話可以理解為，中共現在既要活力又要秩序。如果三中全會更主要的任務是通過全面深改來釋放社會活力的話，那麼四中全會無疑是要通過依法治國，為更理想的社會秩序而戰。
為此，公報在結尾再次將兩者相提並論，“全黨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決策部署上來”。
當然，四中全會的公報絲毫沒有忘記習總甫一上任時“打鐵還需自身硬”的宣示。文中雖然以13處強調“黨的領導”的高頻次創造新紀錄，並且更明確地點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但卻有更大量篇幅在事實上指向了對執政黨的自我約束。
這種約束的方向有二：黨紀和國法。公報上的這句話，“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很顯然，言有盡而意無窮。如果仔細閲讀公報，可以發現，有多處文字均是在呼應這兩句話。
比如，“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各級領導幹部……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完善黨委依法決策機制”，“堅決查處執法犯法、違法用權等行為”……這些相對具體的要求，指向明確，就是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
再比如，“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完善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形成配套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運用黨內法規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促進黨員、幹部帶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這就是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
其實“黨內法規體系的完善”是個很大的問題。按照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的説法，改革開放以來，人們一直在爭論“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我們通常説“黨紀國法”，也並不意味着黨員幹部只接受黨紀的處置，而不用受國法懲治。
實際上，此前幾個月中紀委官網一直在論述一件事，那就是黨紀只會比國法更嚴。這一點從許多官員接受調查時的新聞稿中就能看出來，包括今年最大老虎在內的許多老虎倒下時，説法是“涉嫌嚴重違紀”，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沒有違法，只是需要進一步查實。還有今年中紀委通報時對“通姦”一詞的使用，就是引據“黨紀”，而非“國法”，因為前者規定更為嚴格。
十八大以來，中共肅貪之嚴厲，作風整頓之認真，國人拍手稱快，世人有目共睹。但也有外界將之解讀為“權鬥”、“運動式反腐”，四中全會表明，這些所謂的觀察者實際上要麼對中共黨內的規範程序不甚了了，要麼故意對其依法從嚴治黨的決心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