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惠：戰後台灣左翼思想狀況漫談三——我最喜歡的學生向國民黨告發了我

【2014年10月15日，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呂正惠，在上海大學發表題為“戰後台灣左翼思想狀況漫談”的演講。活動由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上海大學文學院文化研究系教授郭春林主持。在上一篇《台灣共產黨其實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支部》中他講到了白色恐怖期間國民黨反動派是如何殘害台灣共產黨和台灣人民，使得台灣陷入萬馬齊喑的時期。觀察者網今續刊呂教授“台灣左翼漫談”系列第三部分。】

呂正惠：

這樣像梳子一樣把台灣各種主義梳過好幾遍之後，你説還有什麼人敢有社會主義思想，所以基本上從1950年開始，到1960年代中葉，台灣思想界很單純，你即使心裏有社會主義思想也不敢講出去，因為講出去就有人會知道，因為是這樣子，第一，檢舉就有獎金，還有一種更惡劣，比如説我檢舉郭老師，我知道他很有錢，所以我説他參加過共青團，他被抓了，我就能分他一半財產，所以為了分財產當然就檢舉有錢人，只要檢舉成立了我就能分他一半財產。這樣就使得即使你心裏有想法也不敢説。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我是台大中文系的，有一門政治課，講三民主義，中文系、歷史系、考古系三系合上，一百多人在一個大教室。三民主義的課我們是都不聽的，因為那個教授講得很差，三民主義也沒那麼差啦，只是他講得太差，大家都在打瞌睡。那個教授説我一個學期點兩次名，點到一次補考，點到兩次當掉，所以沒有人敢曠課。

呂正惠與學生合影（攝於圖書館）

那個時候考古繫有一個同學跟我們同班，長得很胖走路很慢，他每次上課必定遲到，沒有一次準時，那個教室有兩個門，一後一前他一定從前門進，而且走過講台的時候一定會橫着眼看那個教授一眼，然後繞過去坐下來，我們都非常佩服啊！覺得這個同學好了不起，其實我們都很討厭那個教授。到了下學期，突然意識到胖子好像沒來上課，“好久都沒看到胖子了，不知道他怎麼搞的？“被捕了被捕了，小聲點。”他跟陳映真同案，被抓了。你就可以看出我們校園裏面大家都提醒提心吊膽，參加社團活動或是講話都很小心。因為我們知道校園內一定有很多“細胞”（注：此處指校園卧底），這個當時我聽別人講都不相信。後來1980年我在中山大學教書第一次上課，到這個學期期末我們系主任找我聊天：

“呂老師，聽説你上課常常講到蘇聯？”

“沒有啊，怎麼會講蘇聯？”

“那怎麼有學生反映説你上課講很多蘇聯小説？”

“哦，他聽錯了，我説的是我們要看俄國小説，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

我們那個系主任是搞文字學的，他也不懂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旁邊一個教授跟我一樣是搞文學的，他説“呂老師最喜歡托爾斯泰，他上課講很多托爾斯泰。”（系主任説）“那你以後少講一點。”所以我以後上課就儘量不提俄國。（其實）那時候我班上有一個同學打報告（即告密），後來有學生跟我講説是誰在打報告，我很意外，那是我最喜歡的學生，非常用功。後來一查才知道，因為他家裏很窮苦，家境很艱難，很不安，所以學校的安全單位就找他負責聽老師講課。雖然我心懷不滿，但我上課除了課程之外不談其他東西，我只談文學，我鼓勵學生讀外國小説這沒什麼錯誤嘛。這個故事就證明校內有很多“細胞”，老師上課上得小心翼翼。

我1967年進台大讀大學，當老師是1980年，87年解嚴，我始終記得這個事件。所以有什麼社會主義思想大家都不敢講，心裏有什麼想法都不能講，有幾個名詞是大忌諱，寫文章絕對不能出現，一個是“階級”，這個詞寫文章絕對不能出現。那怎麼辦呢？頂多用“階層”，絕對不能用“階級”。“社會主義”這個字眼如果出現的時候一定要加以批判，一定要説“社會主義批判”，這樣才可以。我們還有一個很嚴格的規定，在戒嚴時期的書刊管制法令裏有一條，叫做“附匪”的，像郭沫若附和共匪，茅盾附和共匪，魯迅附和共匪，還有“陷匪”作家，像沈從文朱光潛，他們思想沒問題，但他們人在匪區，這類專家學者的作品一律禁止。所以我們台灣是長期看不到大陸學者、作家的作品。

郭春林：

我要做一點翻譯啊，因為呂老師是正宗台灣本地人，台灣南部嘉義人，是綠營上比較集中的地方。他的這個普通話也就不太清楚。剛才講的“附匪”，附和共產黨的，比如郭沫若魯迅，台灣稱之為附和。“陷匪”，就是沒有跟國民黨一起到台灣的作家，陷落匪區的，比如沈從文。

呂正惠：

就是説我們看不到幾乎是百分之九十九專家和作者的作品，但我們可以想辦法偷偷看一點，但這個要有膽量和判斷。大學時代我們有一個香港僑生跟我講，我有一本魯迅的小説你要不要看，我聽了很興奮説好，你借我一個晚上。結果我拿回家以後心裏怦怦亂跳，因為偷讀魯迅要送到綠島去，所以我第二天趕緊還了，説你不要説我借過哦。

陳映真（資料圖）

思想控制那麼嚴密，我們沒有任何機會可以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這一段時期是空窗期。也不是沒有例外，比如説陳映真。陳映真在讀大學的時候就莫名其妙地讀到一些社會主義的東西。因為國民黨戒嚴的時候説有問題的書要交出來燒掉，可有些人捨不得交，總而言之，我當時讀的建國中學旁邊就是牯嶺街，是台北市最大的舊書攤，舊書攤上可以買到沈從文的、老舍的這些沒有什麼問題的書，但茅盾的、郭沫若的、魯迅的沒有人敢賣。（書攤老闆）看一看你，看你態度奇怪，陳映真就是這種人，他就問：“你想找什麼？”“茅盾，魯迅有沒有？”“有有。”然後就帶你到那個密室裏面，所以陳映真花了很多錢在那個密室裏面，連毛主席的東西都買到，所以他的思想就危險了。

當時有一批人在一起聊（交流）得很興奮，越聊越興奮，人數就越來越大，不久就被抓到了，因為裏面已經有國民黨的人，告密了。就有（國民黨的）人專門去參加這種小羣體，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國民黨的人，不能馬上抓，等到成型了定期舉行讀書會以後，就全部抓起來，陳映真就是這樣被抓住了。所以説不是沒有人（瞭解社會主義的東西），但這種人是少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