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香港著名導演王晶昨日撰文，談到了民主、自由、法治、社會動盪等等話題，跟香港“年輕人分享一些人生經驗”。觀察者網特節選《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第九章，看看人生閲歷比王晶更為豐富的李光耀，如何闡述這些問題。
李光耀警示説：倒退和崩潰的風險是永遠存在的。我們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問題，不會搞理論崇拜，哪裏能找到具體的例子證明他們（崇信“民主制”者）説的事情會成為現實？要成功地轉變一個社會，必須滿足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堅強的領導；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會法紀。】
您最基本的戰略原則是什麼？
我認為：人性本惡，必須加以限制，制止惡的一面。雖然這樣説可能令人沮喪，但我仍然這樣認為。
我們已經征服了太空，但我們還沒有學會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緒，這些本能和情緒對於我們在石器時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時代卻沒有必要。
尼赫魯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信念就出現了誤判，導致其最終承受着失望與痛苦。其實，亞洲的權力政治與其部落歷史一樣悠久，而且無論我們是否喜歡，如果我們要生存下去並保持各自的特徵，就必須學會尋求各個國家的共同利益。
雖然儒家思想認為人性可以改良，但我一向認為人類就像動物一樣，我不確定能否改良，但我認為可以進行訓練，可以進行管教……你可以讓一個習慣使用左手的人用右手寫字，但你無法真正地改變其與生俱來的本能。
人們認為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或者説應該是平等的……但這種想法現實嗎？如果不現實，那麼追求平等就會導致倒退。
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就是沒有任何兩個事物是完全平等的，沒有同樣小的事物，也沒有同樣大的事物。事物從來都不是平等的。即便對於非常相似的雙胞胎而言，出生時也有先後之分，先來者優先於後到者。人類是這樣，部落是這樣，國家也是如此。
人類不是平等的，他們處於極其激烈的競爭中。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已經失敗了，因為他們試圖把利益均等化，這樣一來，沒有人會努力工作，但每個人都不想比別人得到的少。
我一開始也認為人是平等的……現在我知道這是最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因為人類已經進化了數百萬年，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絕，獨立謀求發展，種族、民族、氣候、土壤條件都不盡相同……這是我在書本上讀到的東西，我自己的觀察也印證了這一切。我們能讀到很多東西，這是書本上的，只靠三四個作者去説是不能證明其真實性的，依然有可能是錯誤的。但通過我自己的經歷，我發現：是的，的確存在差異。
對任何一個社會而言，在1000個新生兒中肯定有相當比例的嬰兒接近於天才，有相當比例的嬰兒是普通人，也有相當比例的嬰兒有點兒愚笨……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終決定了未來的事情……我們想要一個公平的社會，我們想給每一個人提供均等的機會，但在我們的思想深處，我們從來不會自欺欺人地認為存在兩個在毅力、動力、敬業程度、內在稟賦等方面一模一樣的人。
在這個問題上，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 Errors of Socialism）中表達的觀點非常明確，而且具有權威性，與我長期以來的想法不謀而合，但他的書沒有説明一些偉大的知識分子的不明智之處，其中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些偉人往往認為人類大腦可以設計出一種更好的制度，這種制度比“歷史演進”或“經濟達爾文主義”在過去幾個世紀帶來的“社會正義”還要多。
任何一個政權、任何一個宗教、任何一種思想都無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設想重塑世界。世界的多樣化特徵太明顯了，不同的種族、文化、宗教、語言及歷史要求各國通過不同的道路實現民主和自由市場。在全球化的世界，各個社會因衞星、電視、互聯網及便捷的旅行條件相聯，因此各個社會就會相互影響。在某個發展階段，什麼樣的社會制度能最好地滿足一個民族的需求，是由社會達爾文主義決定的。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
您對於戰略思維與決策的態度是什麼？
也許按照歐洲的標準，我是一個介於社會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之間的人。我會把自己描述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一方面，我倡導機會均等，努力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獲得最好的發展；另一方面，我還有一定的悲憫之心，希望失敗的人不會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想讓制度以最高的效率運作，但同時考慮到那些現狀不佳的人，因為他們的自然條件沒有提供給他們足夠多的資源，或者他們本身缺乏努力奮鬥的條件……我是名副其實的自由主義者，因為我不會拘泥於某一種關於治理世界、治理社會的理論。我是務實的，我願意直面問題，説：好吧，什麼才是最佳解決之道？怎樣才能為最多的人創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我成長於三世同堂的家庭，這就不知不覺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這種思想會潛移默化地滲透進你的大腦。儒家思想認為如果人人都爭做“君子”，那麼社會就能實現良性運轉。理想中的君子與紳士有些類似……這意味着不要做邪惡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順父母，忠於妻子，好好撫養孩子，善待朋友，這樣他就是忠於皇帝的好公民……儒家內在的哲學觀念認為如果想要一個社會實現良性運作，你就必須考慮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會利益必須優先於個人利益。這是與美國文化的主要差別所在，因為美國文化是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
在外出旅行和訪問期間，我會注意觀察一個社會、一個政府是如何運作的，會思考為什麼它們運作得好……人的思想不只來自閲讀，你可以從書本中獲取，但如果你不把書本知識同自己的情況結合起來，書本知識就無用武之地。我自己經常會把讀到的東西同自身情況結合起來……同博學多才的人展開討論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點一定不要忽略，我認為這比單純孜孜不倦地閲讀文獻強得多。因為通過短暫的交流，你就能萃取對方的知識和對方的思想精華。
新加坡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是偶然的。每一個有可能出錯的事情，我們都竭力避免，因此，我們才能實現今天的成功，才能擁有鉅額儲備。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儲備，當我們遇到麻煩時，就一無所有了。我們有一個良性運作的制度，這個制度需要我們投入智慧和專業技能。新加坡的人才來自很多國家，他們從事金融服務業、製造業、旅遊業以及其他經濟活動。新加坡的模式是無法輕易複製的，我認為這是我做出的最大貢獻，也是最有價值的事情。
是什麼樣的個人經歷和職業經歷塑造了您的態度？
我的思想源自於我的性格……還有我的一些生活經歷。當你的整個世界轟然坍塌時，你就會遇到一系列不可預見的、出乎意料的情況。我的人生就是這樣。如果日本軍隊沒有在1942年發動侵略，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統治或許會再持續1000年，但事實上在1942年就終結了。我從來沒想過日本人會征服新加坡、把英國人趕出去，但他們確實做到了，還用殘暴的方式對待我們，包括我本人也遭受過日本人的虐待……在毛澤東提出“槍桿子裏出政權”之前，我就深刻地知道了什麼是權力。日本人表明了這一點，英國人卻沒有。當時大英帝國快要走到盡頭，在技術、商業和知識領域都佔有主導地位，已經沒有必要使用殘暴的武力了。他們只是在1868年動用印度的犯人勞工們在山上修建了這座巨大的政府辦公樓，以此統治人民……我從英國人那裏學到了如何治理國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見識了日本人是如何運用權力的。
日本人對新加坡的侵略給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課，因為在長達三年半的時間裏，我看到了權力的意義，看到了權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關的，而且我還明白了在強權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們為了生存會採取哪些應對之策。先是英國人在這裏，他們是固有的、完全意義上的主人，而之後日本人來了，我們一直奚落日本人是矮胖、短視和斜眼。
當我和在內閣中擔任高級職務的同事們回首早年治理新加坡的忙碌歲月時，我們都意識到充滿磨難的學生時代使我們受益良多。我們遇到了街頭惡霸，如果我們沒有體驗過這種磨難，那麼我們就會被打倒。如果我們從未感受過憂患，就像一條狗被圈養在籬笆後面的小屋裏那樣安全無憂，那麼當我們身處危險重重的車流中就會被碾壓而亡……現在年齡在40歲以上的一整代新加坡人都曾經上過這堂充滿磨難的政治課……我們的孩子沒有經歷過那種殘暴侵略下的艱難歲月，較年輕的一代部長們也沒有過這些經歷。激烈的鬥爭造就了老一輩的部長們，我們中間那些身體虛弱、行動緩慢或者容易緊張的人就成為早期的犧牲品。我們這些剩下的人就是在達爾文所謂的自然選擇過程中倖存下來的人，我們都有強烈的生存本能。
自1973年以來，我學到了什麼呢？我學到了一些關於人類與人類社會的更加基本的、永恆的道理，學到了如何讓人類和人類社會實現更好的發展，學到了倒退和崩潰的風險是永遠存在的……我意識到了一個文明社會是何等脆弱……我還明白了個人成就的重要意義。在50多歲、將近60歲時，我意識到，同知識、道德和精神上的滿足相比，塵世的一切榮耀與成功都是轉瞬即逝的，一切感官上的愉悦和快樂都是短暫的……我不禁開始懷疑我所擁有的東西中有多少是先天決定的，又有多少是後天培養的。如果我沒有經歷過艱難抗爭的考驗，我會與現在的自己有所不同嗎？做出了一個個生死攸關的抉擇，經歷了一次次重大的危機，我的眼光、雄心和辨別輕重緩急的能力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我相信這種變化將對我產生深遠的影響。也許所謂的“硬件”（即我的身體、精神和情緒）並沒有什麼變化，但我的“軟件”（也就是我對上帝、榮耀或金錢的看法）已經受到了人生閲歷的深刻影響。換句話説，無論“硬件”（由先天決定）多麼好，沒有“軟件”（靠後天培養），“硬件”也不會有多大的用武之地。
什麼戰略範式塑造了這種態度？
邏輯與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最終檢驗。
嚴峻的考驗是成績，而不是承諾。數百萬無依無靠的亞洲人不關心也不想知道什麼理論，他們只想過好一點兒的日子，他們想要一個更加平等、公正的社會。
如果我們要創造良好的經濟條件，就必須找到實際的辦法，解決增長與發展問題，而不是尋找這種或那種理論。這也符合理智的要求。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種哲學或某些理論指導的。我把事情辦好，讓別人從我的成功之道中總結理論或原則，我不會搞理論。相反，我會問：怎樣才能做好這項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決方案之後發現某個方案切實可行，那麼我就會努力找出這個解決方案背後的原則。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等人的指導，我只對在現實中行得通的事情感興趣……如果我面對一個困難、一個重大問題或者一系列相互衝突的事情，而初步解決方案行不通，那麼我就會先看看是否存在備選方案。我會選擇一個成功概率比較大的方案，但如果它以失敗告終，我還有其他方案，不要在一棵樹上吊死。
我們不是理論家，不會搞理論崇拜。我們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問題，人們要找工作、要掙錢、要買食物、要買衣服、要買房、要撫養孩子……我們可能讀到過什麼理論，也許半信半疑，但我們要保持現實、務實的頭腦，不要被理論束縛和限制住。如果一個方案行得通，我們就實施，這樣才有了新加坡今天的經濟。面對一個理論，我們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它可行嗎？能給人民帶來利益嗎？當年佔據主導地位的經濟理論之一就是跨國公司壓榨廉價勞動力、廉價原材料，會把一個國家壓榨乾淨……我認為，既然廉價勞動力閒置，那麼如果跨國公司想利用，為什麼不行呢？我們可以從跨國公司那裏學習先進經驗，沒有它們，我們可能永遠都學不到這些……發展經濟學派認為這是壓榨，而我們的經歷就有力地反駁了這種觀點。我們只是腳踏實地，絕非故意給高深的理論原則挑刺。
金大中曾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命運中的民主”（democracy is our destiny）的文章，他們讓他寫了一篇文章反駁我同法裏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的對話，他們希望我做出回應。我認為這沒必要，金大中的論斷過於自信。哪裏能找到具體的例子證明他們説的事情會成為現實？如果肯定會成為現實，他們為什麼還要這麼激動？他們惱羞成怒並竭力反駁我，這一點恰恰説明他們對自己的觀點缺乏堅定的信念，不確信自己的預言能否變成現實……如果歷史是站在他們那一邊的，即如果歷史表明自由的民主制是無法避免的，那麼請忽略我吧，不要宣傳我，可以嗎？我認為，一個理論不會因為聽起來悦耳或者看起來符合邏輯就一定具有現實可行性。一個理論最終還是要放到生活中檢驗，也就是要看現實生活中出現了什麼，要看能給一個社會中的人民帶來什麼。
我認為美國的制度不一定是理想的或者適用的。我注意到英國人一直在試圖模仿美國人……盲目效仿美國製度的人認為，只要美國官員開始披露秘密，那麼這種行為就應該成為一種時尚，這種行為表明你的社會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如果有任何部長或法庭壓制真相，你就有義務將其捅給反對派。這種想法是否合理呢？這還是新事物，還沒有得到實踐證明。如果你損害了社會基礎，就會給下一代或者更下一代人造成不良影響。如果有兩種制度擺在你面前，一種是得到實踐檢驗的，另一種是尚未被檢驗的，而我又是保守派，我肯定會選擇前者，至於後者是否可行，為什麼不留給其他人、讓他們證明呢？如果一種制度能推動科技事業大繁榮、能給人民帶來幸福、能解決社會問題，如果因為害怕引起爭議而放棄這種制度，那就是非常愚蠢的行為……最終的證據是它能給社會帶來什麼。
歷史應該在戰略思維與決策中扮演什麼角色？
歷史不會重複，但某些趨勢及其結果卻是永恆不變的。如果你不懂歷史，就會目光短淺；如果你懂歷史，就能着眼未來、高瞻遠矚。
要了解現實、預測未來，必須對歷史，也就是對一個民族的歷史有足夠的瞭解。不僅要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還要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一點是比較重要的，個人要這樣做，國家也是如此。一個人的經歷決定了他對某些事物是喜歡還是厭惡，決定了當這些事情再次發生時，這個人是持歡迎態度還是畏懼態度。對於一個民族也是如此：一個民族肯定會從歷史的成功與失敗中總結經驗與教訓，正是這種集體的記憶決定了這個民族對新事物是持歡迎態度還是畏懼態度，因為他們會從新事物中發現與歷史經歷的相似之處。年輕人從個人經歷中學到的東西最多、最深刻。前輩們付出巨大的代價與心血獲得的經驗能增長年輕人的見識，幫助年輕人處理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新風險，但這種經驗是二手的，沒有以個人經歷為基礎的一手經驗生動、深刻和持久。
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人發現他們對越南這個國家及越南人民的歷史缺乏深度瞭解，這是一個極大的不利因素。於是，耶魯大學、康奈爾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等高校以及蘭德公司等智囊團迅速召集了一批相關學科的頂尖人才進行研究。如果美國人在捲入越南戰爭之前就提前做好這門功課，那麼他們很有可能把戰場選在柬埔寨，而不是越南。
您對社會進步之源的看法如何影響了您的戰略思維？
之所以會出現文明，是因為人類社會在一定條件下會應對挑戰。哪裏充滿挑戰，哪裏就能興旺發達。
要成功地轉變一個社會，必須滿足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堅強的領導；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會法紀。
你一定要有信念。你不只是為了讓人民繁衍生息而建造房屋……你做這些事情是因為你相信自己最終肯定能創造一個幸福、健全的國家，創造一個讓人民擁有成就感的社會……如果你只是把人當作動物，喂他們吃食，讓他們好好鍛鍊，吃得膘肥體壯，像狗或貓一樣健康，我認為用這種態度治理國家是行不通的。為了實現想象中的具體目標，一個國家需要經歷許多艱難困苦。
以財產和地位為基礎的特權社會必須讓位給以個人能力和社會貢獻為基礎的社會，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隻有鼓勵人們做出最大貢獻，社會才能實現進步。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人人平等、回報均等的社會。如果實施了這種平等主義的社會制度，那麼那些懶散、無能的人得到的就會和勤奮、傑出的人得到的一樣多，最終會打擊後者的積極性，他們會竭力減少付出。然而，我們雖然無法創造一個回報均等的社會，卻有可能創造一個機會均等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回報多少不是由社會成員佔據的財產多少決定的，而是取決於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換句話説，社會應該鼓勵人們對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並給予應有的回報。
我不明白對人民愛護有加對一個民族的進取心有多大的意義，我認為這隻會降低人們取得成就、實現成功的願望。我相信，要想獲得財富，你就得去田野裏種小麥，就得依靠每個秋天結出果實的果園，就得依靠工廠製造維持舒適生活所需要的物品。20年後，我才認識到在分享財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創造財富，那時，為了讓新加坡人民有飯吃，我開始採用過時的轉口貿易模式，以此發展經濟。要創造財富，就要給人民提供強大的動力和激勵，這是至關重要的，有利於推動人民力爭上游，鼓勵人民承擔風險創造利潤，否則就沒有什麼財富可以分享。
您對於社會停滯或倒退的觀點如何影響了您的戰略思維？
英國的人口數量和國土規模都不足以使其維持美國、蘇聯這樣的一流大國地位。除這兩點之外，還有一點：1945年，英國工黨出於一片好意，出台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結果侵蝕了英國人積極進取的精神和動力，很多嶄露頭角的企業家的雄心壯志都被磨滅了。這一點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更糟糕的是，個人納税負擔較重，澆滅了很多人創造財富、獲得成功的夢想。
曾幾何時，英國人非常擅長髮明，取得了很多成果，包括蒸汽機、紡織機和電動機，他們在科學領域贏得了很多諾貝爾獎。然而他們沒有將成果投入商業化應用，為什麼英國人缺乏這種把創新進行商業化應用的能力呢？我認為這要歸因於他們的文化。在長達200年的時間裏，這個老牌的帝國形成了一種尊重歷史悠久的富人家族和地主鄉紳的社會氛圍，而那些剛剛富起來的家族通常會受到一定的蔑視。聰明的人都渴望從事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職業，比如律師和醫生，希望在這些工作中獲得成功，從而被別人羨慕，因為這些職業只需動用腦力、雙手可以乾乾淨淨的，不像工程師或工人那樣必須努力工作、雙手髒兮兮的。英國的上流社會也不樂於接納新富階層，新富階層的子女在讀完公立學校和大學之後，才有機會受到社會歡迎，而到時他們的家族也變成了具有一定歷史的富人家族……一個社會的環境和文化決定了一個民族或者某些社會成員的開拓創新精神……美國社會很注重這種開拓創新精神，其中有四個顯著特徵：（1）國家注重個人獨立和自力更生；（2）尊重創業人員；（3）能接受創業和創業過程中的失敗；（4）對收入差距大比較寬容。
領導人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最常犯的錯誤有哪些？
有時，他們會淪為傲慢與過度自信的犧牲品，有時，他們會在變革契機到來時與這種契機失之交臂。
您最崇拜哪些領導人？為什麼？
戴高樂、鄧小平、温斯頓·丘吉爾。崇拜戴高樂是因為他有巨大的魄力。他的國家被佔領了，他是個一星的將軍，而且他代表法國……當英國人、美國人收復北非時，他前往阿爾及利亞和阿爾及爾，他在那裏看到一位四星的法國將軍。於是戴高樂説：“吉羅，你是一位法國將軍，為什麼還要讓外面的美國士兵保護你？”他是一位意志堅強的人，他有勇氣、有魄力。鄧小平是一個偉人，他引領貧困的中國發展成今天的模樣，成為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指日可待。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有可能重走蘇聯的老路。我崇拜丘吉爾是因為當時換成其他人可能就放棄了，但他説：“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田野裏、在街巷裏作戰，我們永不投降。”在自己的軍隊吃了敗仗的情況下能説出這種絕不向德國人投降的話是需要巨大意志力、勇氣和決心的。如果你問美國人他們崇拜誰，他們會説羅斯福。但羅斯福手中掌握着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工業實力。
在我的內閣同事中，吳慶瑞對新加坡的發展影響最大。他心胸寬廣，性格堅毅。如果他與我意見不合，就會挑戰我的決定，讓我重新思考一下做出決定的前提條件。這樣一來，我們就為新加坡做出了更好的決策。在危機中，他的分析通常很敏鋭、務實和客觀，他在面對難題時敢作敢為的態度鼓勵我嘗試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他是一位解決問題的高手。我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環境，這樣我們一起制定的政策就能得到執行……他諳熟國防事務，熟讀戰略學方面的經典著作，包括孫子、克勞塞維茨、利德爾·哈特等人的著作。他訂閲了軍事雜誌，以瞭解最新的武器發展狀況。他送給我一些書和文章，上面有很多標註和個人想法，他堅持認為在我做出決策之前必須瞭解自己批准的事情。
您希望自己如何被後人銘記？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銘記。首先，我不會把自己歸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意志堅定、始終如一、堅持不懈的人，我腳踏實地地做事。我會堅持不懈，直至成功。沒有別的了……任何一個認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醫生。
別人會以什麼方式銘記我，我認為我決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情。我從來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師，過上好日子，做一個好的顧問，但由於發生了一系列政治震盪，我無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所以我肩負着很大的責任，我要負責讓國家正常運轉……我能做的只是確保當我離開時，各種制度還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確保現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知道蒐羅高素質的下屆政府人選。
我並不是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於高尚的目的。我必須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經審判就關起來。要蓋棺定論，到那時你們再評價我。在閉眼之前，我可能還會做些這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