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我們處在一個怎樣的時代？
1897年，就在歷史即將進入20世紀的前夕，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舉行慶祝在位60週年的盛典，英國全國上下歌舞昇平，對即將來臨的新世紀充滿和平與發展的期盼。“當時形成的所謂維多利亞史觀。把歐洲的繁榮與進步看成是‘自由’的成長與發展史。這種史觀到20世紀初得到廣泛傳播”。[ 羅榮渠：《20世紀的回顧與２１世紀的展望》，《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３期 ]包括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在內的大多數人都對恩格斯關於帝國主義大戰已為期不遠的警告[ 恩格斯在1887年12月寫的《波罕克〈紀念1806至1807年德意志極端愛國主義者〉一書引言》中説：“對於普魯士來説，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別的戰爭了。”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頁。]置若罔聞。
七年之後即在英國殖民擴張和海外投資和利潤達到高峯的1914年，世界便發生了第一次大戰。殘酷的戰爭打碎了人們關於新世紀的夢幻。
人的通病在於不願直面慘淡的現實，正因此人類才一次又一次重複昨天的錯誤。現在，我們又來到新世紀的門檻，今天的人類還會不會重蹈舊轍？這取決於我們，特別是我們的政治家們是否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來認識我們的時代並把握其歷史進程。
鄧小平指出，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
一、我們處在一個怎樣的時代？
現在人們常説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和平與發展時代”,但我們也不能忘記（目前有許多人確實忘記了）, 我們同時也處在歷史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大時代。
自英國資本中心在世界確立，世界便開始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 “世界歷史”，黑格爾術語，是指一個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開放和相互聯繫的世界。工業文明以前的歷史在他看來只是“歷史”，即處於“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階段的歷史，是“非歷史的歷史”他以非洲為例説：“我們對於阿非利加洲正確認識的，仍是那個‘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它還包含在單純自然的狀態之內，可是在這裏只能算做在世界歷史的門限上面。”（參閲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世紀出版社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頁。）馬克思借用黑格爾概念將前者向後者的轉變稱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頁。）]即從狹隘的地域性的歷史向世界性的歷史轉變；從與人的本性敵對的資本主義的歷史向消除這種異已力量的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馬克思用畢生精力，揭示出的就是這個道理。當資本主義還處在上升階段的時候，由英國資本中心生髮的資本擴張（首先是在歐洲大陸的擴張）還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因而作為社會主義的自覺力量（無產階級）和自然力量（生產力的社會化運動），尚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從屬地位。到19世紀70年代，隨着世界殖民市場的開發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的鞏固，資產階級在開始向昨天的同盟者無產階級宣戰的同時，也開始與世界各地的封建勢力結成同盟。
1870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敗標誌着資產階級開始由進步轉向反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成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這一大歷史時代的基本矛盾。資本向世界擴張的同時也使這一基本矛盾日益帶有世界的性質；隨着來自殖民地的高額利潤向宗主國大量回流，及由此產生的那裏的工人階級貴族化後果，原來存在於資本宗主國內部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便轉化為世界性的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產生的新的起點併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性的進程。這時民族問題已與社會主義問題聯繫一起，這時歷史日益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聯在一起。這樣，十月革命迄今的歷史便與被國際資本壓迫的民族解放這一歷史主題聯繫在一起。
資本向世界擴張使世界分為資本中心和資本外圍地區，使國際關係分為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這樣便產生殖民地國家要求擺脱宗主國政治和經濟依附的政治經濟要求。政治要求的實現需要政治革命的完成，經濟要求的實現需要經濟革命的完成。而資本擴張中必然產生的國際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及由此產生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衝突，使宗主國－殖民地的關係難以持久維持：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俄國走上獨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國家中的民族民主運動愈演愈烈，到20世紀70年代未，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基本完成，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在與殖民主義鬥爭的勝利中普遍形成。一部分國家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另一部分國家則選擇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由資本擴張造成的宗主國－殖民地國際體系至此完結。
但政治革命並沒有打斷國際資本鏈條，隨着新獨立國家的政治革命和改造的任務基本結束，經濟革命和建設的任務便提到日程上來。20世紀70年代下半葉始，隨着新獨立國家經濟建設工作的全面展開以及因此出現的對國際資本的大量需求，原來由資本擴張產生的殖民地－宗主國關係便轉化為不平等的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南方世界與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北方世界的“南北關係”。原來適用於民族民主及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爭與革命的政治形勢，現在則轉化為適應於經濟建設的和平與發展的政治形勢。這樣，時代主要問題便從十月革命以後出現的戰爭與革命轉變為當今的和平與發展的問題。
可見，目前所處的“和平與發展時代”並不是海市蜃樓，而是由馬克思揭示出來的資本主義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歷史規律所規定的大時代的發展鏈條中，自十月革命以後形成的必要的時代環節。因此由資本運動產生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規律及由此產生的政治後果，在當今仍然發生着作用。在這條規律的作用下，人類在本世紀已經歷了兩次極殘酷的戰爭，那麼，下世紀的政治形勢又是如何呢？這的確值得研究。
二、什麼是和平與發展時代？
從對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説的研究中我們又知道，資本主義是以市場和利潤為其發展動力，並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培植出它的包括社會主義在內的異已力量。這些力量的發展便形成了資本主義運動中必然要出現的多極化進程，資本主義又在這多極化的發展進程中產生出其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並在這個規律的作用下實現歷史要素的新陳代謝。
資本主義在17世紀的英國誕生，英國成了資本擴張的最初的中心。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使片面追求利潤成了英國的經濟發展的原動力。這種經濟又造成國內市場中的勞動者消費，因生產的發展而日益萎縮的現象。國內消費不足又使英國資本向海外擴展及對殖民地的經濟控制。英國資本對北美殖民地的控製造成了1775-1783年北美獨立戰爭及美利堅合眾國的出現；英國資本對歐洲大陸的衝擊造成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及隨之而來的拿破崙戰爭。拿破崙用利劍抵制英國資本的同時也為法國脆弱的民族資本強行打開歐洲市場，從而使法國很快成為資本世界新的一極。
拿破崙戰爭是歐洲發生的較早的由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作用的資本國之間爭奪國際市場的戰爭，它與20世紀帝國主義爭奪世界的戰爭不同的只是，拿破崙戰爭在歐洲大陸用暴力為法國打開資本主義市場的同時，也摧毀了歐洲的封建保壘，因而它具有進步的歷史意義。拿破崙戰爭後，英國估計歐洲市場將會對英國重新開放，因而進行大規模的投資，盲目擴大生產。但歐洲大陸因經歷了長期的戰爭，購買力十分有限，加上1812年的英美戰爭勝利後實行高額關税政策，這使英國出現第一次經濟危機；危機迫使英國繼而法國加速打開東方市場的進程。1840年中英間爆發了鴉片戰爭，不久法國等西方七國也參加侵略中國的骯髒活動。東方市場向西方，特別是向英國開放，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那裏的階級矛盾。並出現維持約有30多年的和平發展的時期及其理論（即所謂“維多利亞史觀”）表現。與此同時，歐洲大陸、北美洲大陸乃至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19世紀6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再次出現多極化發展及其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爭奪世界霸權的新矛盾。這種矛盾在19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已達到日益不可調和的地步，最終於1914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出現以遏制蘇聯為目的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遏制蘇聯的目的使這個體系一開始就潛藏着巨大的危機。這個體系維護下，從1917年到1929年世界經濟又經歷了一個復甦和穩定的和平期，其間世界又出現多極化發展的政治形勢：社會主義蘇聯抓住這段歷史機遇，迅速崛起。為了遏制蘇聯，西方又在美國的財政支持下實行“道威斯計劃”扶持德國，以建立起“抵抗來自東方的攻勢”的地緣政治屏障。歐洲國家簽署“洛迦諾公約”，要求德法比三國必須“保證維持領土現狀，並保證遵守凡爾賽和約關於萊茵非武裝區的規定”，其目的在於誘使崛起後的德國向東擴張並以此保證法國的安全。1928年８月法美兩國又發起並簽署了“白里安－凱洛格非戰公約”，27日公約在巴黎簽字。到1929年7月公約生效時，參加公約的國家共達44個。該公約規定，各締約國“在相互關係方面，放棄戰爭作為執行國家政策的工具”，“它們之間可能發生的一切分歧或衝突，不管其性質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的方法加以調處或解決”。包括裁軍內容在內的一系列條約體系的簽署標誌着戰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完成。當時國際上一片“和平主義”高調，和平外長在各國頻頻登台；“民主主義”口號盛極一時。洛迦諾會議後，西方輿論認為“一個和平時代降臨了”，戰爭終止了，未來的歷史是將是“妥協、仲裁、和平”的歷史。
然而,就在“非戰公約”簽署的第二年，歷史就迅速出現逆轉。1929-1933年世界發生嚴重經濟危機。為轉嫁危機，德國、日本及意大利等國國內民族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情緒迅速上漲，國家經濟日益轉向軍事化。1931年日本製造“9·18事變”，1936年德國進兵萊茵非軍事區及意大利兼併埃塞俄比亞。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些對戰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提出嚴重的挑戰的行為不僅沒有受到國際制裁，而且還在西方“禍水東移”意圖中受到綏靖和縱容，這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凡爾賽和平幻景的迅速破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戰爭首先在最早參加簽署洛迦諾公約的英、法、德、比、捷、波、意等國中爆發，這時非戰公約的簽署國早把自己在公約中所作的承諾拋到九霄雲外。
二戰後，國際政治出現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特徵是美蘇兩大陣營對峙和風起雲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主民族革命的政治形勢。兩強爭霸使世界出現歷史上少有的冷戰狀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勝利改變了帝國主義時代的宗主國－殖民地經濟政治格局，另一方面經濟建設的任務也促使已獲政治獨立的包括社會主義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融入國際市場並利用市場的手段來發展自己。20世紀80年代，世界又一次顯露出和平與多極化發展的時代特徵, 蘇聯和華約軍事集團的解體則把這個時代推向高峯。這一時期歐洲正在走向聯合，亞洲國家普遍崛起：亞洲四小龍的發展引人注目；社會主義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抓住自本世紀20年代後再次出現的和平與多極化發展的機遇，迅速崛起；90年代印度開始改革並一躍成為地區性的大國。一時間，關於和平的樂觀情緒自本世紀20年代後再次感染人們，並由此把已在歷史中反覆出現的，由資本運動不平衡發展規律引發的“間歇”現象，認定為現時代的“主題”。[ “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是我們對時代特徵基本概括。”（蘇星、龔育之、楊春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教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頁）。但在鄧小平的著作中“和平與發展”一直被表述為“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的“兩大問題”。“主題”並不能理解為“主要問題”，兩者間的替換不能準確反映鄧小平同志的原意。“主要問題”與“主題”不是一個意思。前者包含有未解決的矛盾，後者則表明事物已確定的主要特徵。]
如果能夠站在歷史的高峯來把握現時代，我們不難發現今天的人類認識又進入了歷史的誤區。
三、21世紀：戰爭與和平
與20世紀20-30年代列寧、斯大林抓住當時歷史出現的和平與多極化發展的機遇使蘇聯迅速崛起一樣，自70年代後期，世界再次出現和平與多極化發展的苗頭，鄧小平同志以敏鋭的政治眼光看到這點，反覆告訴全黨：“抓住時機，發展自己。”[ 《鄧小平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頁。]但與３０年代的蘇聯不同的是，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不僅在理論上認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可以利用來發展自身的手段，而且在實踐上也積極地介入國際市場，參加與國際資本的競爭。這樣，20世紀下半葉在同一個（在蘇聯時期是處於平行地位的兩個）國際市場便出現兩個政治目標對立的競爭者，一個是利用市場，發展自己，最終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在國際上──作為國內目標的延續──就是：改變國際市場中以南北差距為基礎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政治關係，並通過這種努力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人類歷史向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另一個則力圖維護以資本中心和資本外圍為基礎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並以此在國際市場上保證有利於資本中心國的平均利潤率。
鄧小平同志正是從政治的角度看待發展問題的：他在《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的內部講話中告誡我黨的高級幹部説：“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連想發展起來也不容易。”[ 《鄧小平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在外交場合，他曾對日本朋友説：“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説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歐美國家和日本是發達國家，繼續發展下去，面臨的是什麼問題？你們的資本要找出路，貿易要找出路，不解決這個問題，你們的發展是要受到限制的。”[《鄧小平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6頁。]鄧小平對現時代的發展前景提出冷靜的看法，他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講話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但仗短期內打不起來，“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鄧小平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75頁。]
通觀鄧小平同志關於時代問題的論述，不難發現小平同志始終是把和平與發展作為迄今沒有解決好的兩個政治問題，而不是把它們看作已被時代解決並被表現出的問題的特徵來談的；換言之，鄧小平同志並沒有認為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現時代的主要特徵，更沒有認為是時代的“主題”，而是認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發展，戰爭的危險還存在”[《鄧小平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頁。]，我們離實現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條件還有相當的距離。至於現時代出現的“大戰打不起來”，“至少十年打不起來”[《鄧小平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頁。]的和平時期，小平同志也只是把它放在歷史目前已提供給中國可以發展經濟的“機會”來看待的。
事實上，現階段的人類歷史並沒有進入真正的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冷戰後它只是進入了資本運動不平衡發展規律作用下的，並在歷史中已被反覆表現出來的戰爭與和平的“間歇”期。至於這一時期能持續多久，這取決於現實提供給我們的真實的和平與發展的條件。但從歷史的經驗看，這次歷史留給人類的和平“間歇”時期，恐怕是非常有限的。
難道冷戰沒有結束？難道歷史沒有出現少有的緩和氣氛？
我們注意到蘇聯解體以來，國際社會確實出現了二戰後少有的和平氣氛。在這種氣氛下，大國間通力合作也確實解決了一些諸如蘇聯從阿富汗撤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及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等問題；一些國內反政府武裝也捐棄前嫌，放棄暴力手段，用和平競選的方式參加國家管理；特別是大國間出現廣泛建立跨世紀“夥伴關係”並簽署類似20年代“非戰公約”那樣的文件的現象，這更使人們對下世紀和平與發展前景充滿樂觀的情緒。
但同時我們也不會不注意到，冷戰時代實際上是以蘇聯單方面放棄冷戰手段結束的。在蘇聯單方面放棄了冷戰手段的同時，西方大國不僅強化了冷戰手段而且還擴大了冷戰範圍，以遏制在他們看來是有“威脅”的國家。
1997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歐洲已啓動了北約東擴計劃，在太平洋地區美日又進一步加強和擴大了日美安保同盟及其作用範圍。這兩大部署在地緣政治上從西東兩翼對俄國和中國起到相當的鉗制作用。目前北約的觸角已伸向中亞，日美間的“合作防衞”範圍已涵蓋了中國台灣地區。中國東部將再次面臨被圍於“環島鎖鏈”之內的態勢。1998年6月底，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但就在克林頓訪華結束的當天，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飛抵日本強調：美日同盟關係仍然“是美國亞洲戰略政策的基石”。1999年美國腳踩這塊“基石”默不作聲地把戰略鏈條拉到南亞的同時，還不顧中國的反對又拉着日本在中國東大門開始部署必將涵蓋台灣在內的“戰區導彈防禦體系”。當年西方曾無視俄國的反對強行把北約東擴的事實擺在俄國面前並迫其接受，可以肯定，在部署必將包括台灣在內的“戰區導彈防禦體系”問題上，西方也會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中國。美國前總統卡特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北約東擴問題提出“一個擴大和民主的歐洲必須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歷史進程，不應在政治上任意塗抹的地理限制”的意見和“什麼是俄國和俄國在哪裏”的問題，[ 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57-158頁。 ]關於在中國東大門部署“戰區導彈防禦體系”，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已經提出“其實戰區導彈防禦體系（TMD）是已經存在的事實，台灣就已擁有愛國者導彈了，所以真正的問題是部署多少會導致該地區不穩定問題”的強硬看法,[ 台灣《中國時報》，1999年2月10日。 ]如果這一部署在世紀之交完成，那麼，美國及其隨從國也會在他們的地緣戰略“棋局”中提出“什麼是中國和中國在哪裏”的問題。只尊重強者,是美國外交的一貫邏輯[ “對美國來説，俄國實在太虛弱了，不配成為夥伴”。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頁。]:在科索沃問題上，美國為首的西方已向南斯拉夫提出這個問題，並根本不理睬俄國和中國等國的強烈反對，以武力強迫南斯拉夫按他們的要求回應這一問題；那麼，在未來，西方會不會在自以為成熟的時機，就中國台灣、西藏和南沙地區也以同樣（即以武力為後盾的）方式提出同樣的問題呢？這並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和平與發展時代並不是一種海市蜃樓式的幻景，在當代，它應是由包括《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核不擴散條約》、《禁止核材料生產條約》、《導彈技術出口控制協議》等一系列條約以及保證這些條約不被破壞的國際合作力量構成的和平保障體系。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旦保障國際秩序的條約體系遭到破壞，而國際社會又無力阻止這種破壞行為的繼續發生，那麼，建立其上的和平時代也就接近消失。
多極化發展的時代也不是一種鼓舞人心的口號，而是以由聯合國組織及為各主權國家平等發展而達成的各種政治經濟條約規範體系及為保障這些體系不受侵犯而形成的國際制約機制。蘇聯解體意味着冷戰結束，同時它也意味着制約世界超級大國即美國的力量的消失。如果説在九十年代初在制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問題上，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聯合國的授權還有一些至少也是形式上的尊重的話，那麼，到九十年代末，隨着北約東擴啓動和日美新防衞合作指針簽署，美國及其隨從國已開始拋開聯合國安理會而單方面地對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弱小國家任意實行軍事打擊。如果聯合國成員國的主權得不到聯合國的公正維護，那這一時期出現的主權國家間的多極化發展，也不可能正常進行。既然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條件都無法受到必要的保障，那麼，我們所説的“和平與發展時代”也就失去了實際內容。
顯而易見，我們所處的時代沒有超出鄧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斷：“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頁。 ]和平與發展並沒有成為現時代的主題，而只能是現今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正在努力追求的嚮往。本文在此要特別指出，目前的問題在於，即使是鄧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初發現並及時抓住的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機遇”，在本世紀結束的時候也正在減少，對此我們應及時警覺，以避免因對時代判斷錯誤而產生決策失誤，並由此再次拖延中國現代化進程。
（本文主要內容刊發於《文史哲》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