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伊朗人為何比中國人更有民族自豪感？
自從2年半前來過一次伊朗後，我就希望能夠再來一次。這個國度的迷惑力今天終於“得逞”了。儘管它的街道有一些陳舊，也看到過一些處在貧困中的民眾，而且它對美國的強硬立場我也很難苛同，但我的內心告訴自己或許應該更深刻地思考一些伊朗內容。
一出機場，來接我們的德黑蘭大學教授漢森姆就開始對這兩年來伊朗的變化大加介紹，還大力地推崇德黑蘭城市的“huge(巨大)”。我與同事J説，他們怎麼能有這麼多自豪感呢？要是中國人接外國人的話，會這麼説嗎？
這可能是一種好奇心吧。古羅馬歷史學家波里比烏斯説過，有時候歷史學家的好奇心完全是被大帝國的崛起所激發的。這位生於公元前2世紀漢尼拔征戰意大利時期的偉大歷史學家，曾經記述了早期羅馬帝國的歷史，尤其是記述布匿戰爭而成就了他的學術史地位。他自述道：在不到53年的時間裏，整個世界就臣服在羅馬的無可置疑的權威之下。對於這樣一個過程，一個人，無論多麼平庸和冷漠，怎麼可能不產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伊朗人覺得，伊朗已經是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
這種崛起的驚訝的確足以讓任何一個歷史學者着迷。當年希羅多德寫阿黑門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國、阿拉丁•朱威尼寫蒙古帝國的閃電般崛起的《世界征服者歷史》一書都曾表達過這樣的驚訝與好奇。我這位本科學古代中國史的人，應該跟古代前輩歷史學家們的感覺時是一樣的吧。我覺得，我的好奇問題必須要從那些只能從古代伊朗文明根源中去挖掘才能找到答案。
伊朗人的深厚的民族自豪甚至文明自信看上去是超越現實基礎的，甚至有種超越未來感。從1840年以來，尤其是1919年以來，中國過度式的自我批判和否定，對目前中國人的民族心態影響深遠。比如，大多數中國國際關係專家會很坦誠地説，中國雖然在崛起，但最多隻是一個地區大國(regional power)。即使再崇拜毛澤東的老百姓恐怕也很難有底氣説，中國是一個名符其實的世界大國。但是伊朗人不一樣，上一次，我在首都德黑蘭、古都伊斯法罕不止一次聽到有伊朗學者反問，中國經濟總量都已是世界第二了，怎麼不是世界大國呢？伊朗就是一個世界大國，伊朗的能源控制與影響力可以覆蓋整個世界，這樣的能力只有世界級強國才能擁有。
在一些務實主義的中國人看來，這或許是某種不自量力的狂妄，甚至導致其目前國際處境窘困、被歐美國家制裁數十年的根本原因。這種看法應該是對的，因為中國人骨子裏就講究“好漢不吃眼前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沒有任何中國人願意幹像伊朗那樣看似雞蛋碰石頭似的“傻事”。
歷史應該也證明了這種觀點。同樣是1979年，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艱辛歷程，沒有爆發過戰爭，堅持和平地發展，與西方國家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迂迴博弈，卻又不撕破臉面。同年，伊朗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霍梅尼伊斯蘭革命，與歐美國家的關係卻單向化為連年的制裁與反制裁，還進行了一場死傷無數的、悲烈且殘酷、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中國和伊朗，同樣擁有古老文明、區域內國土面積最大、號召力一度最強的兩個國家從1970年代末開始了不同的民族命運。
但歷史就像一張唱片，不只有A面的闡釋，還要有B面的解説。20多年前，中國也曾受歐美國家的經濟聯合制裁，兩三年以後，這種制裁就被徹底突破了，這可以理解為中國外交靈活與妥協藝術的表現。但伊朗人卻在歐美製裁中恍然間生活了30多年。2012年號稱歐美國家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制裁來臨時，伊朗朋友卻回答：30多年我們都過來了，我們還怕多一次嗎？
所以，當我們論述對外來衝擊的承受力，與伊朗人相比，中國人是缺乏底氣的，中國人對外部的互聯網價值、金融衝擊、能源波動、貿易投訴甚至外界輿論批判的承受力，都很難令人滿意。儘管我們的承受力目前也在不斷累加，但我們現在已經深深地陷入了全球化的旋渦中，讓我們不得不如履薄冰似地關注外界尤其是像美國這樣超級大國的一舉一動，甚至他們的一言一行。我們在乎外界反應有時甚至超過對國內老百姓自己的口碑，於是，很多時候，中國都有種“內外交困”感。
30多年前，巴列維時期的伊朗與西方的關係如膠似漆，毛澤東時期的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卻是如臨大敵。但現在的兩國處境再次印證了那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道理，21世紀初的伊朗與西方關係磨刀霍霍，生怕擦槍走火，而中國與西方之間卻是相互依賴，甚至同舟共濟。
我問過好幾位伊朗人，其中有官員老百姓商人，為什麼中東那麼多國家，只有你們伊朗人那麼反美？在回答中，他們的眼神與語調通常充滿着堅定、堅持與堅強，“他們那些國家是完全地投降給西方，沒有尊嚴”、“我們需要平等與尊重”、“只有我們是擁有獨立外交的國家”等等，聽着這些言語，會很容易明白，30多年來當代伊朗史的核心詞句其實就是“尊嚴需求”。
這種需求不正是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在生理、安全、情感和歸屬需求都得以滿足之後的更高一個層次的需求嗎？如果可以這麼理解的話，那麼，恐怕任何人都不應小覷伊朗這個國度潛藏在內心深處的爆發力。因為馬斯洛的最高需求“自我實現需求”正好排在“尊嚴需求”之後，就看伊朗人是否能夠堅持着自己的“尊嚴追求”了。
相比之下，過去30多年當代中國崛起史很大程度上卻是夾雜着自豪與憋屈、混搭着進取與妥協、揉合着狂放與隱忍的歷史。每一箇中國人都能從國家發展的一個橫截面找到各自需要的驕傲或自卑、歡樂或憤怒、得意或不滿，這種複雜的五味雜陳或許只有通過中國人自己的深度品茗才能得出文字上的答案。
從這個角度看，伊朗的發展可以成為中國發展的一面鏡子，這鏡子可能是凸的，照出中國崛起的成績、沉穩甚至偉大；也可能是凹的，照出中國現狀的痛苦、搖擺甚至窩囊。但也可能是一面平鏡，大家彼此平視，彼此借鑑。這種平視或許比中國與歐美國家之間的平視更容易一些，因為中國人對歐美國家的仰視、歐美國家對中國人的俯視帶有差不多200年的歷史慣性，不容易糾正。中國與伊朗的相互平視，中國人卻擁有主動權。要做到這一點，我覺得還是要多發掘伊朗人的歷史與文明源頭開始。
本文作者系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微信ID：rdcy2013 )執行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