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森·加德爾斯：香港，站在通往中庸的路口

由於“一國兩制”的獨特安排，香港的地位十分特殊。這種特殊地位使香港有可能塑造一種介於東西方之間的全新治理模式。這條中庸之道將會有怎樣的面貌？

中國的“制度文明” VS. 西方的民主制度

這條中庸之道，應在中國體制和西方民主之間取長補短。

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在於，它能夠通過廣泛的協商討論，在一黨內部凝聚起共識，而不是任由多黨競選割裂政體。只要任人唯親的現象得到控制，這個體制能根據幹部們的經驗和能力選拔領導人。這套體制產生的領導人能夠在制定政策時考慮長期的普遍利益，並確保政策得以長期貫徹執行。

中國的“制度文明” VS. 西方的民主制度

中國政府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在短短三十年內使數億人擺脱了貧困；鋪設了8000英里高速鐵路，並將最終使80%城市互聯互通；還將中國的經濟規模提升到了全球頂尖水平。相比之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民主，印度至今還無法為一半人口解決上廁所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當前體制的理想形態，傳承了有着2000多年曆史的中國式“制度文明”。中國以賢能為標準選拔領導人，跟西方選舉一樣，都在各自的歷史上扮演了核心角色。

這種體制當然有它的缺點，它很可能走向死板和腐敗，導致賢能政治的理想墮落為自利、狹隘和自我延續專制統治。

這樣的體制要正常運行，需要（提供反饋的）相對自由的言論和獨立的司法，香港目前已有這些屬性。

美國等民主國家的優勢在於，每個人都能發出聲音，都能爭取權力。但它難以透過喧囂的雜音和重重分化的利益，凝聚起共識。美國已經在政治僵局中陷入癱瘓，其對抗性民主制度已墮落為黨派之間的宿怨之爭，它割裂了社會，並迫使公眾走向體制的對立面。總之，美國體制中“制”的部分大於“衡”的部分，導致治理的審議功能已陷於凋敝。

一方面，選民們關注短期利益，另一方面，金融行業、教師工會等特殊利益集團為了既得利益，通過福山所説的“否決政治”（vetocracy）維護現狀。這兩方面原因導致“一人一票”的選舉這種正式的同意與問責機制受到嚴重的制約。

目前，西方民主制度呈現出機能障礙，難怪那些追尋高效治理形式的求索者們對它望而卻步。

西方民主若要恢復其自我糾錯能力，就需要更多構建共識的措施和制度，以平衡選民的短視性和主宰選舉的利益集團政治。

香港的提名委員會類似美國民主早期的選舉人團

香港新的政治結構結合了選拔和選舉，符合中庸之道。事實上，香港提名委員會選拔首席行政長官的機制，幾乎與美國國父們設計的選舉人團機制並無二致。

根據《聯邦黨人文集》第68篇的闡述，選舉人團的作用是“通過某個選定的公民團體，使公眾意見得到提煉和擴大。”

選舉人團的人選，均由各州立法機構選出。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詹姆斯·麥迪遜等人希望，通過由利益關係更密切、視野更開闊的人——當時主要指地主——治理的“開明的政府”，過濾普通選民的選項。尤其麥迪遜始終認為，美國共和體制下的憲政民主不應像古希臘樣，由選民直接統治。

西方和北京方面都不宜感情用事，將香港的爭議轉換為新一輪“挺民主”和“反民主”的意識形態鬥爭。相反，香港應以此為契機，在治理方面進行創新——東西方之間的中庸之道，以完善更加智慧的21世紀治理形式。

（原文原載於《赫芬頓郵報》網站，標題為“Hong Kong’s Unique Opportunity to Forge a Middle Way”，觀察者網楊晗軼摘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