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拉曼：逼得卡梅倫要拍桌走人，歐洲經濟到底有多糟？
【德國10月上旬出台的統計數據顯示，德國8月季調後出口額降至926億歐元，大幅下降5.8%。德國經濟部隨後降低GDP增速預期，從1.8%大幅調降至1.2%。自歐債危機爆發以來，德國一直主張嚴肅財政紀律，實行緊縮。近日包括法國在內的多個國家不願縮減支出，面臨預算案被歐盟否決的風險。因歐盟會計規則發生改變，加之英國經濟增長勢頭超過預期，英國被要求在今年12月1日前向歐盟補交21億歐元（約合26億美元）預算“攤派”費，英國首相卡梅倫在歐盟峯會會場怒拍桌子，甚至威脅走人。主要歐洲國家雖然都口頭上認同“歐洲一體化”的理想，但由於經濟危機以及各自內部問題的重壓下，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還任重道遠。
面對黯淡的經濟形勢，德國的經濟學家也就緊縮產生了爭論。固然欠債還錢屬天經地義，但經濟史學家舒伊卻堅決地反對當下的緊縮政策，要求提升工資水平。另一名學者奧斯彼爾德卻與之針鋒相對，認為緊縮實行的規模還遠遠不夠。
文章原載於德國《經濟週刊》網站，作者 蒂姆·拉曼。原標題《關於歐洲危機政策的爭論——“歐洲並未過分緊縮，相反歐洲緊縮規模還太小”》，觀察者網 李晽 編譯】
德媒《經濟週刊》截圖
歐洲如何從危機中走出？經濟史學者弗羅裏安·舒伊表示：緊縮政策已經失敗，歐洲必須釋放更多的流動性。經濟學家萊納·奧斯彼爾德卻在爭論中與舒伊針鋒相對。
**《經濟週刊》：**舒伊先生，您在新書中沒有絲毫拐彎抹角。書中第一句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緊縮政策在經濟上已經失敗。”您為什麼這麼説呢？
**舒伊：**在歐債危機的過程中，緊縮政策的目標最初是降低危機國家的債務水平並促成經濟復甦。實際的效果卻都很大程度上偏離了這兩個目標。例如當今的希臘，除開被免除的那部分債務以外，其債務的GDP佔比比起2010年初夏危機爆發前的水平還要高。不僅是希臘經濟毫無起色，在西班牙、葡萄牙還有塞浦路斯，經濟也在衰退。有不少報道稱支出規模得到到了縮小。這些只是口耳相傳罷了。德國的債務水平實際一直都在持續上升。
**奧斯彼爾德：**債務水平上升了，經濟在很多國家都發生了衰退。關於這些，舒伊先生，您説得很有道理。不過人們卻不能把這些情況歸因於自己臆想中的緊縮政策。我是這樣認為的：此前實際上根本沒有實行過大規模的緊縮。僅在今年我們就達成了平衡預算，不過這主要是由高額税收和國債的低息所導致的。談論什麼歐洲的緊縮政策，是很荒謬的。實際情況正相反：緊縮的規模恰恰是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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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週刊》：**歐洲不少國家實際上是非常不願意實行緊縮的。舒伊先生，是不是緊縮規模並非過大而卻是過小了呢？
**舒伊：**不是這樣的。緊縮是確實存在的。在債務危機發生的每個國家，緊縮計劃得到了實行、財政支出被縮減。令我驚訝的是，緊縮計劃的辯護者，比方説奧斯彼爾德先生，不顧緊縮計劃造成的明顯惡果，現在還在要求進一步的緊縮。不，這種政策已經失敗。我們必須批判性地評估現狀並且尋求其他的政策選擇。緊縮計劃支持者們的反對意見讓我有點想起前東德時代一檔叫做《時事聚焦》的欄目。因為這檔節目總是傳遞這樣的信息：“只要我們再做出更大的犧牲，更努力地工作，那麼共產主義的天堂一定會來臨。”如今就緊縮政策而言，這樣的情況並未改觀。要求人們堅持的口號根本沒用。緊縮政策已經失敗，現在還要求更大規模的緊縮，只會把問題加重。
**奧斯彼爾德：**緊縮政策過去從未得到恰當的嚴肅對待。問題在於：實行嚴格縮減開支的項目並不直接與相應政府部門的利益有關。因為——舒伊先生也在他的書中正確地寫道——每一項緊縮過程首先引發的是經濟收縮、失業增加並導致赤字上升。因為税收下降而社會保險卻仍然需要支出。
順便提一下，舒伊先生。我覺得您對緊縮這個概念的定義過於模糊。這也是我對您新書的主要批評所在，儘管您的新書事實上非常精彩也很有閲讀價值。
**《經濟週刊》：**您得把您的批評意見解釋得更清楚些：您又是如何定義緊縮這一概念的？
**奧斯彼爾德：**緊縮一詞其實在整本書中根本沒有得到定義。“儲蓄”這個詞老是和“節儉”相混淆。節儉是一個道德概念，這個概念意味着節制，此外還只涉及個體層面。在我們談論緊縮政策的時候，我們談的其實是公共支出的減少。緊縮政策並非是什麼“節儉”，因為國家財政支出並不是從大的東西變小，而是對過量支出進行縮減。我們同樣也不需要削減退休金。與執行縮減政策相反，好得多的方式則是，以需求導向的政策來支持結構改革。
**奧斯彼爾德：**由於以往的過度支出，現在必須實行緊縮。
**舒伊：**無論是個人節儉還是國家節儉，我自然能夠看出區別。然而中歐及北歐國家接受緊縮政策卻是與個人體驗有關。公民們注意到自己的生活狀況並表示：“如果我沒什麼錢的話，那麼我就必須有所節制。”這和國民經濟學根本就沒什麼關係，與之相關的倒是涉及大道理的公開辯論。可是如果有誰不從道德角度，而是從經濟角度來考察問題的話，他是不會支持緊縮政策的。這一政策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了。
**奧斯彼爾德：**緊縮政策之所以失敗，是由於其片面性。真正需要的並不僅僅是單純的儲蓄。希臘、西班牙等債務國需要的是結構改革。公開的私有化只是一種漫不經心的隨波逐流。更為糟糕的是：競爭力停滯不前。就業結構非常封閉，多個地方的就業市場十分僵化，那些提供就業機會的人往往又都是蠢貨。在危急時代，南歐企業被迫放棄與夥伴的合作關係並且使得整個行業陷入危險境地。這才是問題所在。
**舒伊：**同意。我並不反對結構改革。不過結構改革必須有助於提升產品品質。一種改進的途徑則是，增加對企業的投資，創造一個有利於復甦的經濟環境。我們不需要的恰恰是富於彈性的就業市場，這只會在危急時期造成更多失業和微弱的收入增長。我們同樣也不需要縮減養老金。與實行緊縮政策正相反，好得多的方式則是以需求導向的政策來支持結構改革。
**奧斯彼爾德：**以往過度支出導致時下必須實行緊縮。時下的公共財政過度舉債，這種過度舉債必須得到遏制。過去在南歐有一場正式的消費迷夢，唆使這場迷夢的則是歐元啓動和低利率。這種模式並不能長久持續，這是因為沒有投資者做好更多準備，用更多的信用為所有的這些提供融資。也就説，必須通過嚴格的儲蓄和支出削減才能擺脱危機。
**舒伊：**奧斯彼爾德先生，您通過您的用詞暴露您自己和您的論證。您談論“過度支出”還有“消費迷夢”。這恰恰是以一種道德批判的方式來看待危機：您是這麼説的，過去的事情做錯了，現在就必須贖罪。這只是在回溯過去卻沒有從經濟角度加以思考。問題倒不如説是這樣的：我們如何取得更多增長？很明顯的不是仍然通過激烈的緊縮政策。
**《經濟週刊》：**奧斯彼爾德先生，您的意思是——比起舒伊先生，我不妨把我的問題提得更謹慎些——引發危機的人們必須為他們的所做所為付出代價？你是希望向南歐人民為他們的高消費、高支出提交賬單嗎？
**奧斯彼爾德：**不，這是瞎胡鬧。由於對懲罰性緊縮尚存爭議，歐洲並未就對南歐實行緊縮政策達成一致。倒不如説相關國家在資本市場上已經不再能夠提供有保證的國債收益。這恰恰是歐元危機和援助措施的希望所在。賬面上存在大規模赤字和債務是否可以重歸平衡，投資者對此抱有疑慮。因此投資者對承擔的風險，期望額外回報。其中歐洲央行鑑於緊急形勢，不得不介入，購買這些垃圾債券，以平息投資者的情緒。這可能並不是什麼正確的方法。債務必須得到削減。這是基於一個簡單的理由：我們必須再次讓南歐國家取得在資本市場獲得融資的可能性。
**舒伊：**絕對正確。債務必須削減。不過再次強調：問題仍然在於何以達成這一目標。哪種支出政策可以促成最高的增長？並不是一種嚴厲的緊縮政策！緊縮政策只是擴大危機，因為緊縮是在扼殺經濟、減少税收並由此堵住了削減債務的途徑。
**《經濟週刊》：**奧斯彼爾德先生，您對經濟刺激計劃有什麼看法嗎？
**奧斯彼爾德：**這裏值得回顧一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他在30年代已經證明，那時候的危機是由於需求不足而導致的。凱恩斯認為，如果總需求下降，那麼國家必須對經濟實行刺激政策。核心問題在於：是以國家投資的方式還是以貨幣政策的方式來對經濟偏差進行調整？還是説事情根源在什麼別的地方？
**《經濟週刊》：**您從本質上並不排斥經濟刺激計劃了？
**奧斯彼爾德：**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會支持一種被動式的凱恩斯政策。這意味着：如果經濟不存在結構性問題並且總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危機所決定的、由失業引發的税收減少和支出增加，可以通過信用投放得到阻止。然而在經濟景氣時期，則需要減少支出並再度提高税收。這種情況在戰後的60年間只是偶爾發生過。凱恩斯主義至今為止只是作為“單行線”——作為增加支出和債務的通行證——而得到理解。
**《經濟週刊》：**問個具體的問題，聯邦政府在08和09金融危機的高峯時期所推行的經濟刺激項目是否正確？
**奧斯彼爾德：**這些項目並無必要。報廢補貼首先獲益的是製造小型載重汽車的汽車業用户，而這些企業未必就一定是德國企業。教育計劃則着眼長期，因此短期而言沒有什麼效果。我不會對經濟刺激項目的效果有什麼過高評價。
**舒伊：**我的看法完全不同。刺激計劃的規模還是太小了,儘管如此刺激計劃仍然取得了積極效果：經濟力量得到了增強，大規模失業得到了遏制。若是在全歐洲層次協調一致地採取類似手段，那麼經濟危機的規模會小得多。不過現在仍為時未晚：一旦德國採取新的刺激項目並推動德國人的消費，那麼整個歐洲都可能由此受益。
**《經濟週刊》：**要是南歐人不買德國製造……
**舒伊：**確實會存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推進經濟刺激。類似於車船拆卸補貼，也可以以提供新購置補貼的方式刺激經濟。或者減税。我提議，或者還可以漲工資。當然我也很清楚，關於工資沒國傢什麼事兒，那是勞資雙方的事情。不過類似地，聯邦銀行也可以敦促政府進行提高工資水平的討論。此外，政策上也可以採取一些手段，例如宣佈強制性的勞動合同並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經濟刺激項目還可以進一步降低德國的失業率並由此提升職工工會在工資談判中的博弈地位。
**《經濟週刊》：**這樣的話會讓僱傭人員變得更為昂貴。國家會喪失競爭力。
**舒伊：**在德國工資水平和生產力的發展並沒有得到相互匹配。以往的德國製造太實惠了。這實際上對南歐經濟造成了損害。對上述情況的修正措施迫在眉睫。此外：儘管歐洲經濟的好轉符合德國的利益，然而德國還有僅僅屬於自己的利益，這就是為了加強增長而提振我們自身的內需。
**奧斯彼爾德：**如果德國製造變得昂貴，那麼歐洲由此並不能得到什麼好處。道理上講應當是由弱變強，而不是相反。德國的出口商並不僅僅是與歐洲的公司在進行競爭，而且還必須參與到全球競爭中去。此外，工資協商是在大量的不同地區和不同行業間進行的。如果人們要參照危機國家的水平，確保全德平均工資上漲若干百分點，則需要一個巨大的執行機構。布魯塞爾也確實還會在事實上對工資水平提出規定。不過提升工資會讓貨幣同盟，甚至讓歐盟都會很難接受。
**舒伊：**您對緊縮政策和歐元政策的評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您畏懼提升工資水平。另一方面您又這樣解釋，回到德國馬克——這也意味着預期中的貨幣升值——是無害的，因為德國經濟足夠強大。對此我並不理解。
**奧斯彼爾德：**我很樂意為您效勞，舒伊先生。回到德國馬克以及隨之帶來的貨幣升值會使得進口變得便宜，並最終再次彈壓商品價格。我卻沒有在您的模式中看到對提升工資水平的相應補償機制。不過我在有一點上贊同您的説法：我們確實應當提振德國的內需。
**《經濟週刊》：**如何做到呢？
**奧斯彼爾德：**由於財政拖累，居民提升的工資收入幾乎差不多都進了國庫。為了提升購買力就必須改革税收體制。我們應當極大地提高免税區間，也就是説：所得税起徵點不應當設置在年收入8400歐元，而應設在年收入18000或者2萬歐元這樣的水平上。這樣可以充分利用龐大的消費潛力，卻無需提高工資水平。
**《經濟週刊》：**有沒有一個您贊同的模式？歐洲是否還有一個積極的未來？
**舒伊：**只要向正確的方向邁出第一步，那還是有機會的。總的來説：如果我們停止只考慮單個成員國自己的問題，那麼歐洲才會有良好的前景。歐元區的建立讓歐洲變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我們必須停止相互指責，並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而這些方案應當使所有人受益。我再次強調，這種解決方案只能是中止緊縮政策，要麼是通過工資的有力增長來提振內需，此外我也並不介意實行減税政策。不過，減税政策的目標只能是低儲蓄人羣，也就是説低收入人羣。並且針對性融資也不應當通過公共財政的緊縮來實現。否則對提振內需沒什麼效果。倒不如對高收入者和不努力投資的企業徵收更重的税來平衡目前的情況。
**奧斯彼爾德：**歐洲必須參與國際競爭。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998和2005年間由於過高的工資收入已經喪失了競爭力。只有以如下方式才能重新贏得競爭力：結構改革以及雄心勃勃的私有化和緊縮項目。惟其如此，歐洲才會有積極的未來。
所有在成員國壓力下推行的復甦方案，即債務的共同體化或者通過歐洲央行來收購垃圾債券的形式，我都要予以拒絕。這種方式毫無效果。
背景介紹：
弗羅裏安·舒伊：
舒伊生於1973年，曾在許多不同的研究機構從事科研教學工作，其中包括劍橋大學和倫敦大學。其專業領域為經濟與政治思想史和歐洲經濟史。他已經出版不少受公眾矚目的著作，其中包括論及普魯士小資產階級和腓特烈二世的著作以及討論伏爾泰時期工業化的著作。如今舒伊在意大利米蘭的聖加侖大學執教。
萊納·奧斯彼爾德：
奧斯彼爾德在德國特里爾取得國民經濟學的博士學位。其後他在國際投資銀行界工作了12年之久。經過在中國大連和德國海德堡的執教生涯之後，他很快將在埃姆登取得講席。在2014年3月份出版的著作《金融危機——貨幣、貪婪與正義》中，他也對金融危機的倫理層面進行了剖析。
關於舒伊的著作《緊縮》：
舒伊關於歐洲的緊縮政策撰寫了一部著作。這本書名為《緊縮——節省的政策：一個巨大錯誤的簡史》。在書中，舒伊結合百年間關於緊縮的觀念史，考察了當下的爭論。緊縮的概念在經濟政策中非常頑固，“無論這個概念在經濟危機的克服中總是被證明為巨大的失誤”。
《緊縮》所得到的評價
“一篇精緻寫就的論戰。舒伊提示出我們爭論中的道德偽善。一個正當其時的指引。”——《經濟學人》
“一篇消遣性的評論。無論多麼困難，這篇評論教給我們的只是逃避歷史——就好像上千年已經過去。”《獨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