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前蘇聯的共黨們都在演戲 頓涅茨克共產黨會是希望嗎
據俄塔社、俄羅斯共產黨官網等媒體2014年10月8日和9日的消息,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其第一個政黨——頓涅茨克共產黨。而據俄羅斯共產黨官網報道,“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共產黨領導人,“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李維諾夫在10月9日表態宣稱共產黨“理應成為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主導政治力量”。

在頓涅茨克中央廣場上飄揚的共產主義旗幟
處在烏克蘭危機風口浪尖之上的頓涅茨克此時成立共產黨,並極有可能問鼎頓涅茨克甚至盧甘斯克的政權,如果其成為執政黨,則是蘇聯解體以來在蘇聯核心區域(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首個執政的共產黨(之前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曾於2001年至2009年在摩爾多瓦執政,是前蘇聯範圍內首個執政的共產黨)。
雖然面對頓巴斯地區持續的動盪,這個黨的未來命運尚不可知,但縱觀蘇聯解體之後前蘇聯各國共產黨的發展狀況,則會明白這個黨的成立是它們蜕變過程中的必然結果,也是共產黨在前蘇聯地區新的存在形態。而這個黨的命運,也一定程度上關係到前蘇聯國家共產黨未來的發展方向。
“扶不上牆”的前蘇聯各國共產黨
提到頓共,就不能不提到後蘇聯地區的共產主義運動。蘇聯解體後,蘇聯共產黨不復存在,蘇共的各級組織被解散,但前蘇聯各國仍然有很多人不曾放棄,他們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依託原有組織基礎,很快建成了新的共產主義組織。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了蘇聯七十餘年,加之後蘇聯時期各國轉型困難,社會發展水平較蘇聯時期增長緩慢甚至出現嚴重倒退,導致很多人仍然支持和同情共產主義(蘇聯解體前夕的全民公決顯示至少七成人同意保留聯盟),因此這些共產主義組織都有比較大的影響力,有的甚至一度主導一些國家立法機關。但蘇聯解體二十多年,除了“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曾經執政外,其它的共產主義組織都遠離執政地位。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一下幾點:
從外部原因來説,由於蘇聯解體後,新政權執政的思想基礎就是“反共”,因此在立國初期都或多或少採取了禁共、限共的措施,有些措施甚至保留到了現在。如波羅的海國家一直在憲法和法律當中以“妨礙自由”為名,明令禁止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在行動上搗毀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標誌,逮捕和迫害共產主義的積極分子和同情者。2013年,在拉脱維亞甚至發生過將90多歲二戰紅軍老兵送進監獄的惡性政治事件,三國的共產黨組織處於不公開或半公開的狀態。
在格魯吉亞,共產黨曾在一定時期處於合法地位,但由於“顏色革命”加重了格魯吉亞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加之2008年俄格戰爭的慘敗,為了轉移民眾對國內矛盾的視線,格魯吉亞於2011年6月1日通過所謂“自由憲章”和“除垢法”,消除國內和共產主義有關的標記,將共產主義與法西斯等同。
中亞國家因為有集權的政治傳統,加之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共產黨的組織建設不如歐洲的加盟共和國健全,在蘇聯解體之後很快確立了集權總統制,政黨政治形同虛設,共產黨和其它政黨一道被集權總統邊緣化。
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也在蘇聯解體前夕禁止共產黨活動,但由於共產主義在三國有很大的民意基礎,而且三國屬於蘇聯的核心國家,無法割斷同蘇聯的歷史聯繫,因此這三個國家的“禁共令”沒有持續多長時間,大約在1991-1993年左右各國的共產黨通過重新註冊等方式展開活動。但是解除“禁共令”並不意味着共產主義組織沒有受到限制。
比如1993年9月至10月間,由於議會反對總統葉利欽的資本主義改革方案產生了政治危機:以葉利欽為首的總統府和以時任最高蘇維埃主席的哈斯布拉托夫、時任副總統魯茨科伊為首的議會兩個政權並存。為了使議會屈服,葉利欽於10月4日下令炮轟白宮(觀察者網注:原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所在地,“十月事件”後,改為俄羅斯聯邦政府大樓),鎮壓了議會,史稱“十月事件”,隨後葉利欽將蘇聯留給俄羅斯國家象徵的最後印記——俄羅斯的鐮刀錘子國徽改成了雙頭鷹(“十月事件”前俄羅斯沿用前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徽),並最終強行推動了他的資本主義改革方案(因此筆者認為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復辟完成的時間點是“十月事件”而不是蘇聯解體)。而共產黨作為議會方面堅決的支持者,也在這次鎮壓中遭遇打擊;這一打擊如此沉重,以至於現在每年的十月四日,共產黨都會組織活動紀念這一事件。

2011年十月事件紀念活動的照片,最右邊戴眼鏡的筆者隱約可見,來源於俄共官網
然而,相對於外部勢力對共產主義者的打擊和鎮壓來説,更大的問題來自共產主義組織的內部。據筆者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所看到的情況,目前在前蘇聯地區的共產主義組織無論在綱領上、組織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有很嚴重的問題。
在綱領上,各國共產黨為了迎合選民對蘇聯時期的懷念和建設強大國家的企盼,紛紛採用民族主義的、國家主義的、“全民黨”性質的綱領。在前蘇聯各國激進的資本主義改革造成的深刻經濟、社會危機的蘇聯解體之初的時間裏,這些綱領面對當時已是過街老鼠的西式“自由民主派”來説確實很有效果。1995年俄羅斯第一次總統大選,俄共候選人久加諾夫在第一輪投票之後與葉利欽難分伯仲,進入第二輪投票後葉利欽採用各種不正當手段才保住了自己的總統位置。而烏克蘭共產黨在烏克蘭前兩屆議會當中的議席都超過了其它政黨之和,烏共領導人西蒙年科在烏克蘭的前兩次總統大選中也表現不俗。
但是,當前蘇聯國家的資本主義進入到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成熟的本土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發展起來之後,共產黨的“愛國主義”綱領就不那麼有吸引力了。
在俄羅斯,支持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誕生之後,共產黨中的大量民族主義者紛紛脱離共產黨而轉向統一俄羅斯黨,其中不乏黨內高級領導幹部(如國家杜馬前主席謝列茲尼奧夫)以及支持共產黨的前蘇聯精英人物(如第一位女宇航員捷列什科娃、“紅歌之王”科布松等)。
同樣,在烏克蘭,號稱代表烏克蘭俄語區居民利益的“地區黨”成立之後也奪走了烏共大量的支持者;而聲稱代表烏語區居民利益的“祖國黨”則進一步打擊了烏共在中西部的力量;加之法西斯勢力的興起,烏共由第一大黨迅速淪落為第五大黨,並隨時面臨被取締的命運。
在組織上,由於共產黨喪失了執政地位並依附於議會鬥爭,原有的組織原則、黨的紀律喪失了賴以存在的政治、經濟資源,對黨員和組織的約束力顯著下降。前蘇聯國家的共產主義組織林立,觀點主張各有區別,彼此之間難以統一協調,而且處於持續的分裂當中。因綱領、路線、領導人人選等問題上的分歧,導致黨分裂的事件層出不窮。
如俄共曾經在2000年、2002年、2003年、2004年發生了四次大分裂,特別是2004年俄共出現了“兩個第十次代表大會”事件。而烏克蘭在蘇聯解體之後也長期存在以西蒙年科和古連科(前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最後一任中央第一書記)為首的兩個共產黨。白俄羅斯的共產主義組織也因為是否支持現任總統盧卡申科,而分裂成了白俄羅斯共產黨和白俄羅斯共產黨人黨兩派。
這些都極大地消耗了共產主義者的力量,並給其他政治勢力破壞、瓦解共產主義組織提供了機會。如“兩個十次代表大會”事件當中,久加諾夫緊急前往克里姆林宮,請求普京出面干預,借政治對手之手剪除異己,最後以伊萬諾沃州州長吉洪諾夫為首的“俄共中央”被司法部裁定為非法。
同時,由於共產黨的資金來源缺口較大,僅憑黨員黨費等難以維繫競選和其它活動開支,因此共產黨越來越倚重那些能夠提供大量資金的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人,因此黨組織對這些“金主”的約束力就更小,相反這些“金主”可以凌駕於黨之上,用自己的財力和影響力影響黨的決策乃至綱領。
如久加諾夫本人和其夫人就是擁有數家公司的富豪,對黨內不同意其主張的基層組織,動輒以“停發經費”威脅其就範,同時公然在黨內發展裙帶關係。2014年6月,俄共莫斯科市委決定了國家杜馬俄共候選人最終名單,久加諾夫25歲的孫子,剛從莫斯科大學畢業的列昂尼德·久加諾夫赫然在列,而此人之前沒有任何參加過俄共政治活動和基層組織工作的經歷,對此有人諷刺“俄共已開始變成久加諾夫的私人蠟燭廠和前蘇聯官員的VIP俱樂部”。這樣渙散而沒有戰鬥力的組織,對於以全人類解放為使命的,理應具有鋼鐵紀律的共產主義者來説,其破壞力可想而知。

列昂尼德·久加諾夫,你爺爺這麼牛氣,馬克思他老人家知道不?
從行動上來説,前蘇聯各國共產黨並沒有盡到作為共產黨的責任和義務。雖然共產主義思想在前蘇聯國家一直有比較大的影響力,但各國共產主義組織或者因為力量弱小,或者為了保住既得利益(如議會當中的席位),並沒有堅決地進行鬥爭。平時幾乎感受不到共產黨組織的存在,只有在選舉、同革命有關的節日和衞國戰爭勝利日這樣的場合才能看到共產黨的蹤影。
在俄羅斯、烏克蘭(1997年左右開始)的第二階段私有化過程中,作為當時議會第一大黨的共產黨為了保全自己在議會當中的多數,並沒有利用這一優勢否決私有化法案,而是縱容其通過,進一步瓦解了社會主義時期建立的經濟基礎。
白俄羅斯共產黨更是支持盧卡申科,認為盧卡申科的路線就是“社會主義”,在白俄羅斯共產主義者中產生了很大的思想混亂。
特別匪夷所思的是2001年在摩爾多瓦上台執政的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居然帶頭推進私有化,導致其2009年下台。
而直至2014年烏克蘭危機,烏克蘭共產黨在面臨隨時被取締的威脅之下,仍然對“議會鬥爭”抱有幻想,對資產階級政府的鎮壓和迫害逆來順受。
筆者在與普通俄羅斯人的交流當中,發現其中的許多人對共產主義理念是支持和同情的,但是都認為俄共是沒有行動能力、只會喊口號的懦夫,嚴重質疑俄共真正為人民謀利益的能力,甚至懷疑俄共是俄羅斯當局為了削弱反對者的力量,而有意安排的“泄壓閥”與“提線木偶”。這些人的看法雖然可能片面,但很大程度上説明,缺乏行動力是前蘇聯各國共產主義組織在可能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當中“叫好不叫座”的重要原因。
總之,在後蘇聯時代,人民需要的是一個堅持原則、有行動能力和強大戰鬥力,真正捍衞人勞動民利益的共產主義先鋒隊,但目前在前蘇聯國家,堅持原則的共產主義組織由於受當局鎮壓和迫害,勢力較弱,戰鬥力不強,而勢力較大的共產主義組織很大程度上又放棄了原則,因此,前蘇聯國家的共產主義組織都處於一種“扶不上牆”的疲軟狀態。所以,當頓涅茨克共產黨在戰火之中宣佈建立,公開反對烏克蘭現當局的時候,關注前蘇聯國家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們有一種“橫空出世”之感,更有一種一掃共產主義組織在前蘇聯國家疲軟狀態的期待。
誰在支持頓共?
頓共的橫空出世,是頓涅茨克地區的共產主義者利用烏克蘭當局統治鏈條出現薄弱環節和頓涅茨克成立人民共和國的有利形勢,扭轉前蘇聯地區共產主義運動低潮的嘗試。在頓涅茨克戰火紛飛,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前景不明朗的形勢之下,頓共建黨,除了2000多名黨員自身的勇氣之外,沒有其它力量的支持也是很難達成的,那麼究竟是誰在支持頓共?
在頓共成立之前,頓涅茨克的部分民兵組織就已經打出了共產黨的旗幟,很多人把這當做俄羅斯政府支持烏克蘭民兵的“鐵證”,但對俄羅斯的政治生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俄羅斯政府不可能支持共產黨特別是能扛槍打仗的共產黨。據俄羅斯媒體報道,此種行動已經引起了俄羅斯方面的警覺。而之前打出共產黨旗幟的民兵處於“散兵遊勇”的狀態,連散兵遊勇打出旗幟都會引起俄方警覺,一個有組織的新共產黨的成立,俄羅斯政府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 作為頓涅茨克共產黨的“近親”,烏克蘭共產黨似乎應該支持它。要知道,頓涅茨克共產黨的第一任領導人是原烏克蘭共產黨頓涅茨克州委書記李維諾夫,頓共的黨員也大多是前烏克蘭共產黨頓涅茨克州組織的成員(因此成立大會上有一個換黨證儀式),頓共領導人李維諾夫在10月8日宣稱要同烏克蘭共產黨保持親密合作的關係,為處於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轄區的烏共黨員建立組織。但筆者查閲了10月8日至9日烏克蘭共產黨的官方網站,上面沒有一條同頓共有關的消息。10月8號和9號的頭條是彼得·西蒙年科等烏共高級領導幹部為了即將到來的議會選舉,接見選民發表政治主張的新聞。
頓涅茨克共產黨的成立帶走了烏克蘭共產黨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個州的黨組織和黨員,削弱了烏克蘭共產黨的力量。而且,前烏共成員成為東部“恐怖組織”當中第一批“出頭鳥”,無疑“坐實”了對烏共支持東部“恐怖分子”的指責,使其在即將到來的烏克蘭議會選舉當中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間接導致了烏共在10月27日的議會選舉當中慘敗,未能跨過進入議會的“5%門檻”,這也是烏共恢復合法地位以來第一次沒能進入議會。
從烏共官網上認真籌備議會選舉的消息來看,烏共不可能支持頓涅茨克共產黨,甚至一定程度上,烏共還有可能對頓涅茨克共產黨在臨近選舉的關鍵時刻“出賣”自己的行為極度不滿。目前,烏共處於一種很尷尬的地位,並有被取締的危險,任何關於頓共的言論都有可能遭遇政治對手的攻擊,因此沉默是金是最好的辦法,烏共就此對頓共的成立採取了迴避的態度。

頓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黨員用黨證表決

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西蒙年科,您老那麼賣力勇氣可嘉,但是這樣真的有用嗎?
現在表現出來最鮮明支持頓共的,顯然是它的“遠房親戚”——俄羅斯共產黨,俄共在10月6號就轉引了國際文傳電訊社關於頓涅茨克即將組建共產黨的消息。10月9號報道頓共成立,並做了關於其領導人——頓涅茨克最高蘇維埃主席李維諾夫的專訪。在隨後的幾天也跟蹤報道,為其做了很多宣傳。同時,俄共高調宣佈將向頓涅茨克派駐選舉觀察員,為頓共撐腰打氣。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從烏克蘭危機演化成內戰這段時間,俄共始終支持俄羅斯政府的對烏政策,但此舉造成了俄共在烏克蘭局勢面前缺乏獨立的政策以“顯示自己的存在”,俄共亟需獨立的對烏政策,並通過頓共的成功來擴大其國內影響力,特別是烏克蘭問題上的發言權。再加上俄共是俄羅斯的在野黨,不必對自己的言行擔負國家層面上的政治責任,因此俄共在支持頓共這件事上明顯“放得開”。
而俄羅斯交易所領袖網消息稱,俄共同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簽署了合作協議,並在這兩個地區開設了自己的辦公室。如果消息屬實,據此可以推斷,俄共可能有意圖借烏克蘭危機之機,將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經營成自己的“根據地”,雖然筆者嚴重懷疑俄共是否想到了這一步,但如果俄共真的想到,那麼它的行動能力無疑會令人“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
總而言之,頓共的成立,顯然是得到了外界力量的支持,但是目前看來這種支持是十分有限的。
頓共將走向何方?
對於剛剛成立的頓共來説,第一個亮相的機會就是即將在11月進行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大選”。根據之前的外界猜測,頓涅茨克共產黨極有可能獲勝。
然而,據國際文傳電訊社10月18日報道,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中央選舉委員會以沒有按時提供名單和名單上信息不全為由,拒絕了頓共競選最高蘇維埃代表的登記註冊。這意味着頓共不能以“頓涅茨克共產黨”的名義參加頓涅茨克最高蘇維埃選舉。頓涅茨克中央選舉委員會負責人羅曼·利亞金宣稱這是選舉委員會的集體決定,中央選舉委員會將向頓共提供一份理由充分的報告,同時他本人對共產黨即將出現的反應表示“不感興趣”。
雖然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中央選舉委員會並沒有阻止頓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參選,但這對頓共來仍然算是不小的打擊。很顯然,以程序上的問題為理由拒絕頓共參加最高蘇維埃選舉只是一種託辭,而真正的原因也不難理解。
首先,從外部環境來看,目前頓涅茨克的緊張局勢仍在繼續,雖然東部民兵在對政府軍的行動中取得了一些勝利,但優勢仍然在政府方面,因此要保住政權,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很重要。鑑於歐盟於10月24日表態稱不承認選舉結果,俄羅斯方面就可能成為唯一的支持者,而之前已經提到,俄羅斯方面對能“扛槍打仗”的共產黨是抱有警惕和戒心的,而且俄羅斯政府也不滿俄共通過支持頓共做大自身的企圖。因此,為了獲得寶貴的國際支持特別是俄羅斯方面的支持,就要把共產黨排除在外。
其次,從內部原因來看,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的支持者成分複雜,有共產黨人,有不滿基輔當局統治的烏克蘭人,還有俄羅斯利益的代言人等,其內部並非鐵板一塊,鬥爭在所難免,而後兩者則明顯處於上風地位(看一下頓涅茨克的“國旗”便知),在“反共”的國際大環境沒有改變的情況下,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內部的“反共”力量必然會利用對其有利的態勢擠壓頓共的活動空間。這一消息暴露出了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內部尖鋭的矛盾鬥爭。
在頓共成立之時制定的選舉策略就是支持現任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總理”扎哈爾琴科。據頓共領導人李維諾夫稱,扎哈爾琴科“具有成熟的左翼思想和策略”,是可以依靠的對象,但目前存在的問題是,隨着頓共被排除出最高蘇維埃選舉之外,其支持扎哈爾琴科的“價值”也隨之降低,扎哈爾琴科是否重視頓共的支持並最終滿足頓共的政治主張和要求就成了嚴重的問題,而且,扎哈爾琴科在博取頓共支持上位後有沒有可能因為更大的利益調轉槍口,成為“頓涅茨克的蔣介石”也未可知,畢竟歷史上民族資產階級利用共產黨為其做嫁衣,隨後“兔死狗烹”的事例比比皆是,種種歷史的經驗教訓應該引起頓共足夠的重視和警惕。

10月27日,“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總理扎哈爾琴科同來頓涅茨克訪問的蘇聯著名歌唱家、俄羅斯國家杜馬統俄黨議員約瑟夫·科布松同台獻藝,誰能保證他不會像後者那樣最終棄共產黨而去?
而無論頓共採取什麼樣的選舉策略,被排除出第一次最高蘇維埃選舉是基本確定、一時難有轉機的事情了。因此,擺在頓涅茨克共產黨面前的自身定位問題就突出出來。面對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內部出現的矛盾,頓共如何繼續走下去就成了問題:是通過各種活動,向選舉委員會施壓,爭取到參與此次蘇維埃選舉的權利;是積極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擴大政治影響,積極籌備下一次可能到來的蘇維埃選舉(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的命運尚不可知);還是蓄積力量,擴充黨員隊伍,謀求掌握部分武裝力量形成紅色割據,還是其它別的道路。這些都是未知數,我們不能代替頓共作出什麼樣的選擇,但頓共已經邁出了非同尋常的第一步,既然2000多名黨員在戰火當中已經歷史性地選擇了抗爭,那麼他們更應該為自己未來所選擇的道路負起歷史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