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 香港“佔中”背後的精神角鬥
在西方主導着話語權、道義評判權和歷史解釋權的當今世界，我們對國際上的大多事務都難以及時洞悉其發生之緣由和目的。我們總是在過了很久才發現，原來某樁歷史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而當西方媒體對其大肆炒作時，更是有着用心深刻的目的和原因。
從香港非法“佔中”行動的發生，以及西方媒體對其報道趨勢和動向，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對中國正在進行的就是一場以意識形態為旗幟、以媒體為武器的輿論較量。説“較量”其實是用詞謹慎。其實質是一場思想戰爭。在今天，核大國之間已經沒有了通過武器進行征服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在美國和某些西方人士看來，要杜絕中國挑戰美國世界霸權的惟一方式，是通過打贏一場“心戰”，使中國自動失去挑戰美國的能力。儘管中國並沒有挑戰美國霸權的野心，但美國和西方歷來“以己度人”，就如“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一樣，美國和某些西方人士是必然要認定中國欲與之爭霸的；所以中國再表白，他們也絕不會相信。
這次香港發生的非法“佔中”事件，就是一場中美之間的精神角鬥。香港只是戰場而已。這一點，從西方媒體對這一事件的炒作方式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來。
從一開始，法國《解放報》就在頭版頭條位置用“香港之春”的大標題來為這場非法“佔中”行動定性。其副標題是“北京當局開始擔心由香港大學生掀起的這股民主大浪將會席捲整個中國……”，這顯然是在為“雨傘革命”定性並挑明其最終目標。
法國《解放報》就在頭版頭條位置用“香港之春”的大標題來為這場非法“佔中”行動定性
事實上，某些西方媒體在報道這場非法“佔中”行動上，確實是不遺餘力、全力以赴；其規模和方式早就超出正常新聞報道的範疇，更像是在進行着一場針對中國大陸的真正的“思想戰”。而《解放報》的上述頭版就這場思想戰的綱領。很多不太瞭解西方媒體運作方式的讀者會想當然地認為，西方媒體是自由的，所以不可能有一律的報道方針。確實，西方沒有“宣傳部”來下指令。但“自由的”西方媒體在涉及對外報道、特別是對中國的報道時，卻往往驚人地一致。西方業內人士其實心知肚明，他們的媒體總是有一些“媒體風向標”的存在。如美國《紐約時報》、法國《世界報》、《解放報》就是這種特殊的風向標。這些媒體報道的中國，往往會被其他媒體、特別是電視媒體所遵循。上述“香港之春”的標題就是一種“定調”。
在對這場非法“佔中”行動定完調之後，一切報道就“順理成章”：既然是“香港之春”，那麼報道的道德立場已經確定：非法“佔中”永遠有理而中國當局永遠無理。於是，一切都將圍繞着這一道德立場展開。而其最終目標也就是“使民主大浪席捲整個中國”。總結西方媒體到目前為止對非法“佔中”報道的規律，可以看出從整體上而言，確實是一面倒地將事件朝着上述方向引導。其中以下幾個領域極為吸引眼球：
一是突出“顏色革命”的所謂“天然合法性”來掩飾“佔中”運動的實際“非法”性。如法國某電視台在報道時故意用“香港人慾通過這場佔中行動重新找回他們的自由和民主”的説法，來暗示是“中共剝奪了香港人的民主與自由權力”，而完全無視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150年來從來就沒有選舉過行政長官的鐵的事實。
二是突出中國當局與香港學生之間的矛盾，將後者的運動形容推翻前者的前兆。在法國BFM電視台採訪時，播出了一名香港學生所説的這樣一句話：“北京想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香港，我們不答應。香港不是中國。”這是公然在挑釁“一國兩制”的“基本法”原則，試圖讓西方輿論認為，香港與中國不是一個國家，就像很多西方媒體從來將西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來報道的那樣。
三是將香港反對“佔中”的“沉默的大多數”套上“中共支持的黑社會”的大帽子，試圖掩蓋這場非法“佔中”行動的不得人心，蓄意地欺騙西方輿論。很多西方媒體在不得不提到香港民眾自發起來反對非法“佔中”行動時，都特意突出（但又不敢直言，因為沒有證據）“反佔中”羣眾中有“疑似黑社會”的面孔，或“説普通話的人”（暗示是大陸派來的）。
四是鼓勵和支持非法“佔中”進行到底，將香港這場運動説成是“民主與獨裁的決鬥”。在香港任教的法國人讓—彼埃爾·卡貝斯坦（Jean-Pierre Cabestan）公開聲稱，儘管法國與歐洲需要與中國合作做生意，但卻絕不能對這場意識形態鬥爭“袖手旁觀”。
五是運用一些“細節用語”，來歪曲歷史和事實，誤導西方輿論，試圖讓西方輿論相信，“正義”是在非法“佔中”行動一邊。比如聲稱“學生們的飲水和用餐都是市民自願捐獻的”（暗示非法“佔中”行動得到多數民眾支持）、突出學生“自己管理衞生清掃”，以強調學生的理性來反襯官方的“野蠻”……而對不利於非法“佔中”行動的信息則有意忽略，如隻字不提有關學生領袖和幕後組織者得到美國某些機構的支持和資助的事實、同時對有關民意調查證明“反佔中”人數比例高達70%以上的信息則視而不見……等等。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香港非法“佔中”行動這場輿論戰中，我們在西方陣營面前潰不成軍……今天，全世界輿論中的主流，是同情非法“佔中”行動的。
假如非法“佔中”者得逞……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指出，西方是如何運用“逆推”“黑天鵝效應”來研究如何才能使中國在2023年前後崩潰。
假如我們也來根據“黑天鵝效應”原理進行逆推，則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場非法“佔中”行動最終目的就是一個：將香港獨立出去的“顏色革命”；並通過香港的“顏色革命”，進而擾動中國大陸政局。
我們先做出假定推斷：香港非法“佔中”行動得逞，2017年特首普選方式改變，出現一名反華候選人。那麼我們可以斷言，不管這位候選人最終得票是多少，只要他沒能贏得選舉，必定出現一場新的“顏色革命”，其籍口必然是“選舉作弊”，其口號必然是“公正重選”。屆時將再次出現以“重選”為目標的非法“佔中”行動。顯然，當今天港府無法解決目前的這場打着“要真普選”的非法“佔中”行動的話，很難想象屆時會有能力解決一場新的“要重選”的非法“佔中”行動。其結果只有一再重選，直到反華候選人當選特首為止。一旦這一幕出現，將會大大鼓勵境內外的“民主勢力”。中國境內的“顏色革命”將無疑會隨之爆發。後果可以想象。
如果出現這一幕，那麼上次我的文章中所描述的發生在2023年的中國事件，就有可能不幸預言成真。
那麼我們也來“逆推”一下“黑天鵝效應”，來看一看非法“佔中”行動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會成功，我們也就能反其道而行之。首先，非法“佔中”行動必須堅持到底，直到達到改變普選方式、使反華人士能夠成為特首候選人為止。堅持非法“佔中”，正是目前“雨傘革命”的組織的首要目標。
其次，非法“佔中”行動必須不斷升級。特別是口號升級，因為只有不斷升級，要價不斷提高，才能杜絕任何和平、理性解決的可能性，才能走向下一個目標：引發暴力。
第三，必須引發暴力（最好有傷亡），然後將暴力的罪名嫁禍於港府——北京。以此進一步激發輿論反華，特別是爭取港內外對“受害者（即學生）的同情和支持。眾所周知，在這場非法“佔中”行動中，不僅參與者絕大多是年輕的大學生，甚至包括很多更為年輕的中學生（好操縱、易衝動、更具暴力傾向），更有甚者，現場還出現了很多兒童。其目的太過明顯：就是要挑動香港警方犯錯誤，誤傷哪怕一名兒童；屆時就必然會出現“警方對兒童施暴”的誇大宣染，以爭取香港和西方輿論的進一步同情和支持。眾所周知，全球輿論歷來都對“向兒童使用暴力”是最為深痛惡絕的。香港警方能夠迄今為止未掉進圈套，實在證明了其剋制、温和到了何種地步。但反過來，警方的剋制也為非法“佔中”的行動者和組織者以最大的自由活動空間，從而使非法“佔中”行動得以一再發酵。
第四，非法“佔中”行動將必然是“説一套、做一套”，口號上妥協而行動上激化，以達到步步升級的目的。如果港府當局被非法“佔中”組織者的口號所迷惑的話，就必然會步步被動，直到跌入對方預設的陷阱之中。如果我們深入觀察的話，就可以發現，每次非法“佔中”行動在關鍵點的時候，都會出現一些“意外”的細節；實質上這才是非法“佔中”組織者真正的“殺手鐧”，這樣才能使矛盾步步激化、步步升級。如9月26日真正使非法“佔中”行動朝着衝突方向轉化的，就是一個非常“小”的細節：在相對平靜的集會快結束時，非法“佔中”行動組織者黃之鋒突然用“擴音器”高喊“重奪公民廣場”，並率先翻過圍欄和警戒線，挑釁警方；在場顯然是預先佈置好的兩百名激進學生立即隨之跟進，從而使這場本來平和的示威立即升級為雙方的激烈衝突。在10月中旬學生與港府達成對話協議、非法“佔中”行動進入低潮時，學生組織者突然以“莫須有”的藉口中止與港府的對話，使雙方衝突重新泛起。在所有“顏色革命”中，這是屢見不鮮的招數。
第五、非法“佔中”行動必須有外界秘密資金支持。任何公眾行動都必須有充足的資金保障。香港這次的非法“佔中”行動顯然已經得到了大量的外部資金的支持，而且資金已經到位，否則單憑學生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維持如此之久的。
第六、非法“佔中”行動必須得到儘可能多的香港民眾的支持。
第七、必須引誘港府犯錯誤，特別是要挑動中央與港府之間的分歧。單靠學生這點單薄的力量，是無法達到非法“佔中”、改變普選方式的目的的。只有在港府和中央之間打出一道裂縫，使港府轉向支持學生，非法“佔中”行動才能達到目的。
中國大陸無法獨善其身
我們在應對這場“輿論戰爭”時，根據對“黑天鵝效應”的逆推，我們得知非法“佔中”行動欲得逞的六大要素。那麼我們在應對時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首先要清晰地讓非法“佔中”行動的組織者和幕後策劃者知悉，中央絕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做出任何讓步，就像法國數百萬反同性戀結婚的民眾上街進行了長達半年多的示威，也無法改變法國國民議會投票通過允許同性戀結婚的法律一樣。
其次，防止衝突升級的惟一途徑，就是在細節問題同樣堅持原則立場，不輕易做出任何讓步。任何談判都會導致某種程度上的妥協。但這一妥協必須是在不會造成對方提高要價的藉口的前提下才能做出。
第三，要對非法“佔中”行動可能出現的任何意外、特別是暴力衝突前景，做出充分預案，以防萬一。
第四，要在對非法“佔中”行動的媒體報道中佔據主動，要主動提出話題，主動引導報道方向，主動引導輿論導向。應該指出的是，這一點，香港警方表現出色。當示威隊伍中出現兒童時，香港警方及時譴責示威者將兒童劫為“人質”；香港警方還主動出擊，向輿論擺明“非法佔中”才是暴力衝突的根源。
第五當然非常明確，必須徹底切斷非法“佔中”行動的境外資金來源。這一點説來容易，但做起來卻難度甚大，必須綜合多個部門（警方、金融、財會……）的專業力量，才有可能做到。
第六，要密切關注香港民眾的動態。民眾對運動的支持是會變化的。目前當非法“佔中”行動損害了市民的利益時，他們反對；但一旦情況發生變化，民眾也會隨之而變……
第七當然就是要竭盡全力保持港府與中央的一致，這是不言而喻的。
在做好這六點的前提下，最為重要的則是如何在輿論上對非法“佔中”行動戰而勝之。非法“佔中”行動有一個阿爾喀斯之踵：“非法”。必須反覆強調“佔中”的非法性質，才能贏得輿論的支持。細心的讀者一定注意到，本文在提到“佔中”時，一定加上“非法”兩字。我們不應該因為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就忽略或省略它。相反，我們應該時時刻刻強調它，只有在人人都明白並理解了“佔中”是非法行動，而任何非法行動都是對民主的破壞時，對非法“佔中”行動的鬥爭才能獲得勝機。
但非法“佔中”行動卻在輿論上正在贏得香港年輕一代的支持。因為他們相信了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念。經歷過殖民時代的香港中、老年一代大多不信任西方，但年輕一代卻沒有這種切身的體驗。他們既沒有經歷過六七慘案，也不知道港人一直到七十年代時在自己的領土上卻一直是二等甚至是三等公民（英國人甚至印度人都比港人“高一等”）……在這種背景下，這場“輿論戰爭”的艱鉅性和長期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個人認為，輿論戰實質上是一場“洗腦”和“反洗腦”的鬥爭。非法“佔中”行動的洗腦方式是“真民主是港人的權利”，你去與之爭論“提名權”、“特首愛不愛國”等等是徒然的，因為沒有港人（甚至包括反佔中人士）會反對爭取“真民主”。循着這個思路，我們就會步步敗退。“反洗腦”的關鍵在於“非法”！“任何非法行動都無法導向真民主”，才是這場戰爭的勝負手。當多數港人認識到“任何非法行動都無法導向真民主”時，這場輿論戰我們才能勝券在握。
輿論導向是一門深刻的藝術，我無法一一列述。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場以香港為戰場的“輿論戰爭”實際上已經進入中國大陸。一些以“中立”、“温和”面目而著稱的中文外國媒體已經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成為中國的“輿論風向標”。有多少中國媒體主管是讀着外媒中文網來決定自己的報道主題和方向的？要知道這些網站的影響力有多大，有需要研究一下這些網站的觀點（甚至包括一些用語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媒體即可窺一斑。
當然，我並不反對中國媒體人閲讀這些網站，但我希望的只是中國媒體人在閲讀這些網站時多一個心眼、多一點自己的（批判性）思考而已。法國大哲學家薩特在“拒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時，這一“官方”包括東方、也同樣包括西方在內。我們難道不應在接受任何信息時，都抱着“懷疑一切”的態度去過濾嗎？如果我們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離一場新的“（輿論）甲午戰爭”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