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寫政論非得裝成一個文青嗎？

最高冷的政論，其實很多經不起考驗。政論是對當前政治問題，特別是重大的國家、地區和國內政治事務提出判斷的評論。這其中的關鍵詞就在於“當前”，必須依據當前所知、而在事後完全可能被證明是謊言的所謂事實來發表觀點。要命的是，無論是專家型作者，還是資深的評論員，又或者是文青派的解讀者，為了把文章寫得很有深度，遠超出租車司機和巷尾街頭攤販的見識，就要大談歷史，指出事實是歷史演化的結果……事實錯了，連同歷史也被糟蹋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最高冷的歷史學家，通常會在作品中引用包括報紙政論的觀點，用以説明偏見和誤判是如此充斥於歷史。

本書是作者為歐美主流媒體撰寫的政治評論的合集。

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書，是英國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聖安東尼學院以賽亞·伯林教授研究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蒂莫西·加頓艾什的作品，彙集了他21世紀頭十年為《衞報》、《泰晤士報》、《紐約書評》等英美主流媒體撰寫的政治評論，話題涉及東歐的“橙色革命”、英國與歐洲及歐盟關係、伊斯蘭主義的興起、美國反恐等重要的國際政治題材。

蒂莫西·加頓艾什這個人很不簡單，他不是關在學院、報社辦公室寫稿，而是經常往來全球各地，跟哈維爾、瓦文薩等東歐國家的前政要發展成老友關係，他的這些文章在發表後，在歐美世界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本書引進到我國出版，也為我國讀者瞭解蒂莫西·加頓艾什這樣一個帶有大英帝國保守主義遺老習氣的歷史學家、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加工他所瞭解的新聞事實，並反過來對正在發生的事件施加影響的過程。

蒂莫西·加頓艾什預見到了什麼？

《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寫作》這本書依照所收入的文章主題，劃分為七章。我們可以從書的第二章（討論英國與歐洲關係、歐盟運行的潛在矛盾）、第三章（討論歐洲的新移民、種族和宗教融合以及恐怖主義問題）讀到作為歐洲問題研究專家的蒂莫西·加頓艾什，在沒有意識形態影響其作出判斷的精準性前提下，會展現出過人的遠見能力。

寫於2001年的《英國屬於歐洲嗎？》一文指出，英國無法融入歐洲，關鍵的問題是，一方面，英國這個國家的歷史是經過刻意塑造而成的，建立了一部以例外主義、孤立主義、優越論為核心的民族國家歷史，因而存在本能的孤立性；另一方面，歐洲化是個含混概念。而在《歐洲實力有道德基礎嗎？》、《完美的歐盟成員國》兩篇文章中，他更是不加掩飾的抨擊了歐盟的運行標準（接納新成員國家的標準），諷刺的指出美洲國家加拿大是最符合歐盟標準的樣本。《為什麼英國在歐洲》一文更為乾脆的指出英國曆史教科書胡編亂造的英國史故事，正是英國人疑歐情結的來源。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歐洲各國人口中，那些來自非洲、中東國家的新移民佔總人口比重就已經超過了一個所謂的安全界限。蒂莫西·加頓艾什指出，在美國傳媒的影響下，歐洲與其新移民之間陷入了一種過度簡單化的主題，即前者將後者視為懶惰、極端、不接受現代價值觀和教育的異類，而後者的社羣進一步放大歐洲社會的享樂主義和萎靡文化帶給青年人的危害。他預言，反恐戰爭以及族羣排斥，只能起到讓新移民中的許多人走向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的反作用，“製造”出越來越多的恐怖分子。而今，他的預言應驗，ISIS許多成員來源於歐洲國家，是那些原先非洲、中東國家新移民的二代、三代，正是因為歐洲國家許多地方針對新移民無處不在的排斥才使得其走上了危險道路。

寫政論非得裝成一個文青嗎？

政論不是新聞報道，也不是歷史評述，當然可以容許更多的主觀性。但蒂莫西·加頓艾什在評論東歐國家一個接一個滑向“顏色革命”時的主觀性，已經到了讓人看不下去的地步。

先來看米洛舍維奇倒台一事。科索沃戰爭後，南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作出了一個錯誤的判斷，在2000年9月24日提前進行總統大選。米洛舍維奇家族毫無疑問是腐敗的政治家族，之前的選舉也多次充斥着舞弊。但米氏可以長期掌控南聯盟權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科索沃問題上與北約對抗，樹立起了強硬的民族主義者形象。一個腐敗政客反覆當選，這非常具有諷刺性，但同樣的事情也曾長期出現在意大利……

歐美民眾一定不會允許美國外交和情報部門直接給意大利反對黨撥款、給青年學生提供經費和裝備、用送上國際法庭受審來威脅意大利領導人的左膀右臂（俘獲變節者）。如果意大利的選戰出現大量針對現任領導人的侮辱性宣傳，甚至現任領導人的競選海報一經貼出，就有辱罵海報蓋了上去，這已經超出了競選規則。那為什麼同樣的事情出現在南聯盟，就變得合情合理了呢?如果説一個腐敗的米洛舍維奇政府，有礙於南聯盟人民福祉的體現，所以應該通過任何有效的干預方式來結束其統治，那麼在米氏倒台後，這個國家的腐敗依舊，那些在推翻米氏中變節而逃過追究的人繼續佔據高位，繼續腐敗，為什麼又沒有國際力量為人民主持正義了呢？蒂莫西·加頓艾什的長文《米洛舍維奇的奇怪倒台》斷言，米氏倒台意味着，“一體化和自由歐洲”已經掃平了所有外部障礙——14年後來看他的預言，諷刺意味就太過明顯了。

文青派解讀政治，那已經不叫做主觀性太過明顯，而是不加掩飾的用華麗麗的詞彙來表達失當的愛憎。蒂莫西·加頓艾什筆下的烏克蘭橙色革命，是所有烏克蘭人起來反對俄羅斯操縱下的傀儡亞努科維奇當選，如果這是真的，10年後的今天怎麼會出現這個國家俄語地區和烏克蘭語地區的分裂？蒂莫西·加頓艾什對季莫申科和尤先科的聖化描寫，以及宣導橙色革命純屬文明人的非暴力革命，都與事實相違。

奧威爾為什麼不能既是個作家，又是告密者？

喬治·奧威爾的告密名單在冷戰後被披露。這個知名作家的作品在擴散到全球過程中，獲得了美英情報機關、美國新聞署、英國文化協會、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以及洛克菲勒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的鼎力支持，英國駐外使館出面直接資助奧威爾著作的其他語種翻譯和出版，甚至出現了美英情報機關根據所在國特點在翻譯中對作品情節作出調整的怪誕現象，比如將拿破崙寫成了英國人。

當然，以上這些主要是情報機關的主動所為，作家本人很可能無法決定或改變什麼。但奧威爾本人與英國情報部門合作，開出“可能有”共產主義嫌疑的英國作家和批評家名單一事，很難讓人相信，作品出版資助跟告密毫無關係。“可能有”就是“莫須有”，也就是沒有證據，只根據奧威爾本人的觀感，英國情報部門再根據他的主觀判定來監控那些作家和批評家，後者們莫名其妙就陷入了職稱評定、論文和專著發表、申領科研資助等環節上的障礙。

蒂莫西·加頓艾什是怎樣評價奧威爾名單的呢？在他的筆下，奧威爾只是記錄了一份私人名單，而且純屬出於個人義憤，是他的同居女友、供職於英國情報部門的西莉亞把名單拿到單位去了。在這番儘可能撇清奧威爾個人責任的場景假象的描述後——請注意，蒂莫西·加頓艾什是根據個人的猜測，“還原”奧威爾遞交名單的場景——然後接着編造奧威爾的動機初衷，即避免共產主義嫌疑的人佔據高位，把英國帶到溝裏去。政論能寫成這個樣子，想想也是醉了。

蒂莫西·加頓艾什還試圖證明奧威爾名單沒有遞交到情報部門的高層，沒有發揮實際影響，還以名單中其中一人確實是蘇聯特工為例來反證奧威爾開列並上交名單行為的正確性。這些論證對照英國政府解密的檔案以及其他歷史學家的研究，顯得是那樣的牽強無稽。蒂莫西·加頓艾什，一個典型的英國文青，始終拒絕接受一個（偉大）作家，在民主國度變成告密者的事實，如果事實存在，他會説事實是錯的。這樣的文青臆斷，我們並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