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安倍病句學”與日本政壇行為藝術
接下來，本文將首先向讀者展示一種典型的病句形式——對同一個連接副詞的反覆使用——所帶來的閲讀上的不適感：
2013年，安倍首相終於成功地廢掉了日本銀行白姓總裁，換上了願意與首相官邸配合的黑姓總裁，開始推行富於濃厚的首相個人色彩的貨幣財政政策，載明瞭2%的通脹目標，並開始了雙倍速印刷日圓之路；
然而，當時就有分析者懷疑這種追隨美國QE的貨幣政策是否真的符合日本的實際，因為日本的經濟問題既不是美國金融危機之後面臨的市場資金流動問題，日本也不能像美國那樣利用美元地位來向外轉移損失；
然而，在“安倍經濟學”的刺激下，日本經濟的確在宏觀上表現出了一股不錯的景氣氣象，股市上升，出口有顯著增長，大城市的消費——尤其是奢侈品消費——出現了一個值得媒體報道的小高潮，作為工薪階層收入的一個重要部分，大企業職工的年終獎金取得喜人增長；
然而，在“安倍經濟學”被部分輿論作為專治各種不服的居家必備良藥進行推介的時候，“蠢貨經濟學”（兩個概念的日語“アベノミクス”和“アホノミクス”只相差一個字）一詞也悄然興起，並榮登2013年的社會流行語之列；
然而，儘管有一些分析機構和日本國內草根輿論的聯手唱衰，已經成功統合了執政黨和官僚力量、主導了政治決策的安倍首相仍然成功落實了消費税上漲政策——從此窮留學生們最愛的105元物品就隨風而去了——並憑藉消費税上漲前國民的一波突擊消費，2014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數據極其喜人；
然而，在羣眾儲存完過冬的食物後，消費税的上漲又為第二季度GDP年化季率實現5年來最大跌幅的7.1%立下了汗馬功勞，日元貶值儘管刺激了出口，卻增加了進口成本，貿易赤字的擴大就在常理之內，不過最近美歐俄激突帶來的政治性油價下降也許一定程度上能緩和日本的困難；
然而，這“一時的挫折”並沒有特別動搖金融市場和投資者的信心，這裏面一方面或許是因為大家對這上上下下的感受已有充分的心理預期，另一方面也因為短期的經濟波動更多是受偶然因素影響，樂觀的分析者傾向於認為還需要多花幾年來觀察安倍經濟學的時效，畢竟同樣以領導人為名的“里根經濟學”的積極效果美國人也等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而，根據10月18日和19日共同社的電話調查，安倍的支持率已從上任時的高於70%降到48.1%，比9月下降6.8個百分點，同時有84.8%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切身感受到經濟景氣的恢復；
然而，目前應該沒有人會相信下跌的民眾支持率會對安倍首相的行動自由造成什麼影響，內閣明星成員連連爆出醜聞也不會，首相曾表示想要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召開後再退役，雖然應該是開玩笑的，但卻又真實得令人不由得打個寒戰。
安倍經濟學導致一連串的轉折
這一連串的轉折，既是“安倍經濟學”效果起起落落的時間順序，更是“兩個日本”之間不斷擴大的鴻溝，主導其中一個“日本”的，是已經順利掌控議程設置和政治決策過程的“首相官邸”，以及無祖國的資本；而組成另一個“日本”的，則是“84.8%”這個數字所象徵的沒有切身感覺到景氣恢復，已經承受了8%消費税正在反對將消費税進一步提升到10%的人羣。前者着眼“未來”，高呼如果不進行實質的“結構性改革”，“安倍經濟學”就不過是行為藝術；後者還想要維持“過去”，即日本令世人豔羨的全民“中產”的榮光。
在全球化盛會達沃斯論壇上，安倍宣稱自己已打破了“某些改革永遠不可能進行”的觀念，並對未來的世界做出如下關於“大刀闊斧的深層次改革”的承諾：從現在起到2020年東京奧運會舉辦時，完全開放本國電力市場，實現徹底的全球化自由競爭；取消已存在40多年的稻米生產調控系統，向私人部門全面開放稻米生產活動；調整公司税法，將公司税下降2.4個百分點；改革勞動力市場，淘汰“老的產業”，從中解放勞動力；推動女性就業，到2020年時促成30%的領導崗位由女性擔任。首相表示，“人們現在更有活力，更樂觀，日本正迎來新的黎明，而不是黃昏”。
安倍首相揭示了一個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就是甩掉“包袱”，簡單説就是戰後形成的再分配機制，包括組織化的企業、對農業的保護措施，以及家庭結構，這樣新產業可以大步前行，政府財政也可以輕鬆愉快。可是至少二戰之後，在地球人的道德倫理中，經濟發展需要伴隨經濟民主，否則發展就沒有意義。從經濟民主的角度出發，再分配儘管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但本質上卻獨立於純粹的經濟增長追求，是為了維護公平公正的價值。增長與分配並重，是地球人從兩次世界大戰中吸取到的血的教訓。
例如，日本政府最初在推行中小企業政策時，一個明確的出發點就是要照顧在工業發展中居於明顯劣勢的中小企業的從業者。這個從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框架看有可能“拖累”經濟發展的決定，後來卻構成了日本“技術立國”的堅實基礎。廣泛分散於全國的中小企業主能夠敏鋭地把握市場的變化，又在不斷地生產實踐中孕育出技術革新，從而使得日本順利地趕上了戰後的製造業轉移和技術革新。
中小企業體系的經濟成功逐漸使人們淡忘了它原本是為公平分配而生，當經濟增長點轉移到信息產業、（據説是下一波革命核心的）生物產業這一類高度依賴理論和資金的領域時，“中小企業”就和享受退休金的老年人一樣，成為了阻礙“活力”的原罪，而退休金本該是對其“像螞蟻一樣工作”的年輕時代的對等回報。“安倍經濟學”起初的良好設想——我們先假設這個設想不是騙人的——是增加企業的利潤，進而穩定就業和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但至於不同類型企業之間會產生什麼樣的收入鴻溝，以及企業的利潤會不會真的被用於提升工薪收入這個目的，似乎就沒有什麼好的保障機制了。
有一種還算是比較有認同度的説法，即解釋為什麼西歐國家的經濟民主程度高於美國，答曰美國沒有封建制的歷史，政治精英（領主）也就沒有照顧領民的傳統。而日本之所以能快速順利地實現近代化，又正是基於與西歐近似的封建制度，而又因為從未經歷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這種封建領主與領民的共同體就轉變為民主制下的議員與選民的關係。議員不持有鮮明的普遍性的意識形態，而是服務於所屬地方的特殊利益，扮演着向上傳達需求和向下輸送利益的角色；行業組織也表現出類似的作用。這一從現代倫理上看來似乎頗為腐朽的結構，卻又是“公平的繁榮”的保證。也可能是這種隱含在基因裏的鄉土情感般的連帶心理，使得日本非常自然地接受了戰後左翼的經濟民主思想。
現在安倍的政策被認為是一種“美國化”，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原教旨、決策上的強人政治，加上對外政策的高度意識形態化，這樣真的好嗎？事實上，回顧英美的“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強力人物推動的結構性改革的後果，都難説是光明的。英國且不須説了，“里根經濟學”我們今天可以説是為個人計算機經濟的飛躍做好了結構準備，但是，畢竟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是永恆的哲（tai）學（gang）命題，萬一沒有個人計算機技術的突破呢？再説了，“99%”思想的出現和《21世紀資本論》的暢銷又是怎麼回事？
然而，我們旁觀者可以喝完茶認真思考這些麻煩的問題，但是留給安倍首相裝酷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因為2015年的春季地方選舉已經悄悄地鄰近，可內閣和執政黨的支持率還是在安詳地下降中。儘管目前的在野黨看起來一個能打的都沒有，而執政黨內部的鬥爭看起來也已偃旗息鼓，可是這些都不妨礙首相作為政客的敏鋭直覺與反應力。一直誠心配合首相的通脹與貶值政策的央行行長立刻被賣了一次，10月上旬，央行16年以來首次暫停決議，因國會緊急傳喚黑田東彥行長解釋日本貶值問題。在行長強調貶值對日本經濟的積極作用的同時，安倍首相在其他場合毅然表示，日元貶值有利有弊，其導致的進口成本上漲損害了家庭和小公司的利益。結合再次提高消費税計劃的延後，分析人士認為，這顯示了首相至少是暫時摒棄了其經濟政策，在考慮選舉結束之前將政策重點從提高經濟效率和企業利潤轉向收入再分配。
也是蠻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