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寶：就是這兩位開國中將的遺孀帶頭騰退了住房
開國中將遺孀主動騰退住房！
今年7月，習近平批准要求全軍離退休幹部騰退多佔住房。空軍原顧問鄺任農的遺孀牛秀珍和空軍原副司令員成鈞的遺孀周月茜帶頭騰退了住房。此事在空軍黨委、機關和部隊引起強烈反響。空軍主要領導作出重要批示，對兩位老人的高風亮節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讚譽。
“作為黨培養教育多年的老黨員，有了幹休所分配的房子，現在騰退原來的住房本來就是應該的。”牛秀珍老人寥寥數語，令人肅然起敬。
兩位開國中將為黨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戰功，為空軍的發展壯大和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生前對自己的親屬要求嚴格，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老紅軍本色。兩位老將軍的遺孀牛秀珍、周月茜自覺繼承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自己和子女生活、工作、住房等方面嚴格要求，不搞特殊化。
鄺任農（資料圖）
共和國開國中將鄺任農
1955年，鄺任農被授予中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2003年4月25日在北京逝世。
鄺任農，原名鄺有槐，字世林。1912年2月13日生於江西省長寧（後改尋鄔，今尋烏）縣留車區雁洋村一個佃農家庭。6歲入私塾讀書，1927年1月升入丘坊中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8年3月，鄺任農參加贛南尋鄔農民起義。曾任尋鄔短槍隊副隊長，縣遊擊第21縱隊排長、中隊長。1929年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第50團營黨代表，尋鄔縣赤衞總隊總隊長。
1930年11月，尋烏縣赤衞總隊編入紅軍第三十五軍，鄺任農任軍部經理處處長。1931年10月，紅三十五軍改編為紅一方面軍獨立第三師。次年7月，獨立第三師編入紅軍第二十一軍，鄺先農改任該軍供給部部長。隨後，調任紅三軍團第五師供給部部長。
鄺任農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和長征。
在長征途中，有兩件事一直銘記在鄺任農的心中。第一件事是三渡赤水時，鄺任農患了瘧疾，一會兒寒，一會兒熱，兩條腿像灌了鉛似的走不動，眼看就要掉隊。當時任紅三軍團政治委員的楊尚昆得知情況後，立即調來一個排，用擔架抬着他行軍。他病了6天,就在擔架上被抬了6天，趕了600多里崎嶇山路。
第二件事是部隊到了毛兒蓋以後，鄺任農調任紅三軍團供給部部長，當時正是過草地前夕，為了給部隊籌糧，他領着部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收效不大，有些部隊仍然缺糧嚴重。為了使部隊有糧吃，他偷偷將自己的一份乾糧也分給了部隊。這事讓紅四師政治部主任張愛萍知道了，張愛萍二話沒説，就從自己的乾糧袋中分出一些小麥，又讓師直屬隊每人拿出一把乾糧，為他籌足了上10斤乾糧。鄺任農揹着沉甸甸的乾糧袋，踏上了過草地的征程。9天后從草地出來，他乾糧袋裏的乾糧還剩下一大半，他捨不得吃，要留下給戰友們。回憶起這兩件事，鄺任農將軍曾對家鄉的同志説:“這種在戰爭年代培養的革命團結和革命情誼是多麼珍貴啊!”他希望青年人記住兩句話:“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勝利！”
1935年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鄺任農參加了直羅鎮、山城堡等戰鬥。
抗日戰爭初期，任八路軍第115師供給部部長。參加平型關戰鬥。1939年赴山東，先後任魯南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魯南軍區政治委員，第115師情報處處長。參與創建魯南抗日根據地，發展壯大抗日力量，組織鐵道游擊隊等抗日武裝頻繁活動於鐵路沿線，截獲日軍天津與南京、上海往來火車上的武器、油料、布匹等裝備物資，解決部隊軍需供給和武器補給，並保障魯南到延安交通線暢通。
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濟南小組中共代表，魯中軍區副司令員，濟南警備區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暨華東軍區後勤司令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參加了萊蕪、孟良崮、濟南、渡江等戰役。
新中國成立後，鄺任農在民航的崗位上一干就是十多年，由一個外行，逐漸熟悉了民航業務，為中國民航事業的起步、發展、騰飛作出了突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鄺任農任華東軍區後勤部部長兼政治委員，中國民用航空總局局長，交通部副部長兼民航總局局長。曾率中國民航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11個國家民航局（公司）代表會議，討論國際航線飛行、通訊、機場和調度指揮等問題。組織領導民航系統實行總指揮調度室、地區管理處指揮調度室，區域指揮調度室，使民航飛行指揮調度工作規範化、制度化、程序化。
1960年2月26日至3月5日，民航局第二屆黨代會在北京召開，民航局黨委書記鄺任農作關於1956年—1960年黨委工作報告
1962年6月，鄺任農任人民解放軍空軍副司令員兼中國民用航空總局局長，參與組織領導開闢以周邊國家為主的東南亞、西亞、非洲等10條國際航線。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民航工作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的情況，主持民航總局最大限度地保持民航系統穩定和安全飛行，並於1969年提出把民航劃歸人民解放軍建制的建議，從組織上加強對中國民航的領導。
1975年至1983年，鄺任農任空軍顧問（正大軍區職待遇）。
鄺任農是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共八大、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
2010年4月上半月刊的《黨史文苑》曾刊登《以艱苦樸素著稱的鄺任農將軍》一文。文章稱，鄺任農“長期擔任軍隊的後勤保障工作，掌管着大量物資，卻從未沾過一分錢便宜；身為中將，享受部長級待遇，卻沒什麼像樣的衣服，一件大衣補了七八個補丁還在穿；凡外出視察，均嚴格按中央的接待規定辦，連卧室中擺放的香煙也要求撤掉；到醫院看病包中藥的紙，還要撿起來寫字，捨不得丟掉……”
共和國開國中將成鈞
1955年，成鈞被授予中將軍銜，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革命戰爭年代曾9次負傷。1988年8月6日在北京逝世。
成鈞，原名成本鑫，曾用名成本興。1911年6月19日生於湖北省石首縣成家咀一個農民家庭。9歲入私塾讀書。10歲給地主家放牛。1927年參加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鬥爭，同年秋參加石首起義。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成鈞（資料圖）
成鈞曾任紅3軍第7師排長、連長。先後參加陳家河、龍王集、文家墩、老新口、新溝咀、浩子口等戰鬥。1934年5月隨部隊西渡烏江，進入貴州黔東地區，曾任黔東獨立師第1團副團長，紅2軍團營長。參加湘鄂川黔蘇區反“圍剿”作戰。
到了1935年夏天，他已是紅二軍團第六師十八團團長。紅十八團是紅二軍團的“拳頭”部隊，團政委是餘秋裏。
1935年12月，賀龍指揮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成鈞和餘秋裏率領的紅十八團，一路上與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死打苦拼，左衝右突。
到達陝北後參加山城堡戰役。1937年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學習。1938年起，先後擔任新四軍第4支隊第8團營長、第5支隊挺進團團長等職。率部挺進皖中，活動在無為、廬江、桐城、舒城地區，配合正面戰場作戰，創建抗日根據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參加了半塔集保衞戰。1941年初任新四軍第2師第5旅旅長，並先後兼任淮南軍區路東、路西軍分區司令員。參加鞏固和發展淮南、淮北抗日根據地的鬥爭。在津浦路西地區採取“南防北攻”方針，對頑軍防禦自衞，對日偽軍開展進攻。曾指揮部隊在佔雞崗戰鬥中，創一次殲桂頑4個加強營的戰例。
解放戰爭時期，先後擔任新四軍第7師師長、華東野戰軍第7縱隊司令員、第三野戰軍第25軍軍長等職，率部參加萊蕪、孟良崮、南（麻）臨（朐）、膠河、兗州、淮海、渡江、上海等戰役。
空軍和防空軍合併後空軍領導：副司令成鈞中將（左起）、副司令徐深吉中將、劉亞樓上將、副司令曹裏懷中將、副司令譚家述中將、政委吳法憲中將、副政委王輝球中將、副司令劉震上將、副司令常乾坤中將
新中國成立後，成鈞曾任福建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第10兵團副司令員、華東軍區防空部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人民解放軍防空部隊副司令員兼華北軍區及首都防空部隊司令員等。從此與人民解放軍防空部隊建設和保衞祖國領空任務結下不解之緣。
1953年4月參加抗美援朝，成鈞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副司令員，兼任安東防空區司令員。參與組織志願軍空軍作戰，指揮防空部隊確保東北地區重要燃料、工業、經濟目標的安全。
1987年成鈞中將和夫人周月茜在北京301醫院留影
1957年起，成鈞任人民解放軍空軍副司令員，負責防空作戰、專機保障、核試驗和日常戰備等工作，參與籌建地空導彈部隊。在國土防空作戰中，成鈞曾指揮部隊多次擊落敵U－2高空偵察機。
1962年2月23日，台灣的“U-2”飛機，沿桃園機場以北的海面，經福建馬祖上空，進入中國大陸，沿南昌、九江、武漢、鄭州，一直向北延伸：空軍指揮所作戰室內，指揮部隊對“大”打擊，但沒有成功-這是“U-2”飛機第一次出現在大陸上空。成鈞對此記憶猶新：“U-2”飛機進大陸是刺探中國核計劃，而我們的武器是“看得見的打不響，打得響的夠不着，夠得着的挪不動”，根本沒有辦法對付“U-2”飛機。因此，“U-2”飛機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驕橫得很!
當天晚上，分管防空作戰的成鈞喝下兩杯悶酒，嚼了幾粒花生米，吃了幾口米飯，便坐到沙發上想心事，弄得妻子周月茜都不敢靠近；成鈞回憶起毛澤東要造原子彈的活；那時還在朝鮮戰場上，美國總統杜魯門口出狂盲：“使用原子彈的問題一直在考慮之中。”就這麼一句話，整個朝鮮前線部隊在中央軍委的指揮下，進入了打坑道、深挖洞的高潮之中。毛澤東説：“我們不伹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還要有原子彈。”現在，中國要造原子彈了，“U-2”飛機又來搞偵察破壞活動。打“U-2”飛機有什麼好辦法呢?突然，一個天才的想法出現了：“導彈游擊戰”。
此前，中國的防空曾有過一段安全期。1958年10月7日12時許，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王英欽駕“RB-57D”飛機在北京東面偵察時，被解放軍的地空導彈部隊擊落。自此，國民黨空軍對中國大陸的高空偵察間斷了長達三年零三個月；直到國民黨空軍擁有“U-2”飛機後，才又恢復了對大陸腹地縱深的偵察，但從不窺視北京。防衞首都的幾個導彈營，空擁鋭利武器而無用武之地。
“導彈游擊戰”得到賀龍的批准。1962年6月27日，地空導彈第二營撤出北京。1962年9月9日，地空導彈二營在南昌第一次打下了“U-2”飛機。
“導彈游擊戰”的戰果頗豐，保證了原子彈的研究得以順利進行。1964年10月，原子彈研製成功。毛澤東説：“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於是，在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大西北的羅布泊靶場爆響，響聲震撼了全世界。
原子彈一響，“U-2”飛機又來了。“U-2”飛機要到大西北偵察核基地。這是預料之中的事。成鈞説：“他們要破壞我們搞原子彈，必然要加緊對我核基地偵察。我們要嚴陣以待，決不能讓他們得逞！”
還是採取“導彈游擊戰”，打下了幾架“U-2”飛機。1965年1月10日，成鈞還到擊落“U-2”飛機的現場，聽取了彙報。這一下子，“U-2”飛機老實多了，不敢輕舉妄動了。
“U－2”飛機不敢輕舉妄動，還有一個原因：外國(美、英、蘇)的科學家預測，中國的原子彈只不過是個核裝置，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原子彈，要由核裝置到提供作戰使用，起碼還要5至10年時間。顯然，外國的科學家給他們的政府傳遞了一條錯誤的信息，同時也低估了中國科學家的能力，低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能力。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成鈞已接受了新的任務，負責訓練空軍飛行員攜原子彈空爆。
1965年5月14日，成鈞坐鎮指揮了中國第一顆空爆原子彈的試爆，十分成功，原子彈爆炸時距靶心只有40米。從此，中國人民手中擁有了自衞的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