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殷弘：面對美國，中國最好的戰略是什麼？

【對北京方面來説，最重要的對外關係，莫過於與美國和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如果理不順周邊關係，中國便無法處理好中美關係。APEC上雲集了中美和亞太地區重要國家的領導人與高官，是周邊外交和中美外交的重要舞台。】

中國的外交政策籠罩着一層不確定性。對北京方面來説，最重要的對外關係，莫過於與美國和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然而，海事競爭和糾紛使中美關係和周邊關係都遭遇了困難。展望未來，中國將在近海和西太平洋與美國和周邊國家產生戰略競爭和對抗。北京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在陸地上，而在海洋裏。

審視中美關係的重要特徵，必須記住以下基本事實：隨着全球化的加深和地緣政治角力的迴歸，中美關係將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千頭萬緒、層次複雜、動態多變、意義重大——畢竟，一洋相隔的中美兩國，一個是經濟茁壯成長的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另一個是最強大、最有影響力的發達國家。

就目前情況來看，中國和美國既不是敵手，也不是普通的夥伴。中美關係瞬息萬變，其中既有競爭和對抗的元素，也有協調與配合的成分。雙方都需要了解，一旦對方感覺遭到怠慢、或由於誤解與偏見造成重大政策、關鍵利益、實際能力或基本方向被對方誤讀，雙邊關係將落入潛在陷阱並受到傷害。任何一方試圖使用嚴厲手段，通過脅迫制服對方；或魯莽地過度反應，在政治上都是失算的，在戰略上都是愚蠢的。

鑑於這種情況，面對美國，中國最好的戰略是什麼？在我看來，北京必須堅決而穩妥地行動，向華盛頓施加壓力，使其接受中國的戰略權利；最終使兩個卓越的世界大國迎來一段相互適應、和平共處的時期。在某些情況下，有必要採取堅決的行動；在另一些情況下，應該保持謹慎。正如毛主席曾提醒我們，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目前中國領導層雙管齊下，一方面“只爭朝夕”，積極採取行動；另一方面明白“欲速則不達”，謹慎地避開陷阱。

中美關係與中國周邊關係密不可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如果理不順周邊關係，中國便無法處理好中美關係。針對中美關係間不利因素的調查顯示，中國的區域鄰國是中美產生摩擦或困擾的根源所在。北京和華盛頓的利益着眼點不同，在北京看來，華盛頓的行為，煽動、利用或加劇了這些結構性摩擦和競爭。因此，要達到我前面提到的那種長期性戰略適應，不管是辯理還是交利，中國都必須在亞太地區爭取更多的朋友和戰略合作伙伴，或至少鼓勵這些國家做到公正，不倒向某一方。與此同時，面對敵對鄰國或華盛頓的附庸，北京還必須採用“中和”手段化解威脅。

去年10月中央周邊外交工作會議召開後，中國政府在周邊外交的重點工作中更有創意、更加務實，也更有成效了。然而，由於周邊外交工作目標多樣，國際環境日益複雜，中國與日本和菲律賓的對峙僵持不但沒有緩解，反而更加嚴重。已擱置冷卻數月的中越海事爭議，出現惡化的轉折。繼北京宣佈在中國東海劃定防空識別區（ADIZ）以來，華盛頓就中國南海問題發佈激烈言辭，做出挑釁行為，使情況更加複雜。

這還不是全部。中國和朝鮮的關係有着重要的地緣政治和戰略意義，然而它正處於歷史最低點。當莫迪在總理競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後，北京和新德里之間相互競爭或彼此協作的可能性都增加了。華盛頓和東京都下足力氣爭取印度新政府，欲使其成為遏制中國崛起的合作伙伴。印度總理莫迪似乎將計就計，使地緣政治利害關係更加突出，國際形勢更加複雜。

所以，最重要的是：中國正與鄰國和美國進行着高風險的博弈。雖然堅持方向是很重要的，但我們也需要有新的思維。

首先，中國應坦誠地重新評估其外交政策的優先級別。儘管中國的外交利益現已遍及全球，但不可大而無當，片面追求遍地開花；而應有的放矢、重點突破，專注於真正重要的外交關係。

在此，應謹記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它對中國重新調整美國和周邊政策不無教益：

“面對各種事實和情況，將最緊迫和重要的因素從沒那麼緊迫和重要的因素中區別出來，是很重要的……要確定我們為了戰爭需要動員多少資源，首先要審視敵我雙方的政治目標。我們必須對敵人的實力、敵方政府及人民的秉性和能力有全面的評估，並對我方進行同樣的評估。最後，我們必須瞭解其他國家的政治傾向，瞭解即將到來的戰爭將對它們造成何等影響。全方位、多層面地進行評估，是一個巨大的任務。”

換句話説，中國要達成宏偉的目標，關鍵要運籌帷幄、拿捏適度。

(本文於10月30日發表在香港“中美聚焦網”，觀察者網楊晗軼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