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如果托洛茨基知道歷史的劇透

列寧同時代的領導人，少有回憶錄存留於世——他們中大多數人根本沒有活到寫回憶錄的年紀，譬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甚至包括列寧本人。於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接管了聯共早期歷史的註釋權。眾所周知，《簡明教程》由斯大林親自審定並撰寫部分章節，視之為斯大林的個人傳記毫不為過。也正因為如此，托洛茨基的回憶錄才顯得彌足珍貴。

1929年，流亡土耳其的托洛茨基，在馬爾馬拉海中一個叫普林吉坡的小島上撰寫了《托洛茨基自傳：我的生平》。那一年，托洛茨基50歲，對於一位政治人物而言，遠未到寫回憶錄的年紀。那一年離托洛茨基被刺身亡還有11年。所以，後世讀者在閲讀這本回憶錄時便有了一種基於時間的比照，以及由此產生的優越感。猶如一位手握正確答案的監考老師，站在托洛茨基的身後，審視這位考生在歷史深處如何作答。

通過《我的生平》，人們可以知曉：在1929年，哪些事，已被他預見；哪些事，是他粗忽的漏算；哪些事，還處於他認知的盲區。如果讀者對主人公抱有一份同情，也許要發問：假如托洛茨基知道此後11年的人生際遇，1929年會怎樣編寫自己的劇本？

《先知三部曲》作者多伊徹（他的《先知三部曲》被公認是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權威著作）認為，托洛茨基是一個“超越時代的人”，同時又是一個“古典悲劇中的人”。

此言不虛，先知的無奈大抵如此，長於通曉天道，卻拙於揣度個人前程。對於托洛茨基來説，他命運悲劇的高潮就是他在權力巔峯被絆倒的那一刻。確切地説，是從1922年5月列寧卧病至1924年1月列寧逝世。這20個月，恰是托洛茨基與斯大林角逐列寧繼承權的“王位空缺期”。托洛茨基因何從與列寧齊名的十月革命領導人、紅軍締造者，淪為“鄉巴佬式的犬儒主義者”斯大林的手下敗將？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裏用了近四個章節來解釋自己的失勢，他祭出的是“君子-小人”兩分法。對此，人們並不陌生，劉項之爭正是這個路數。但必須指出的是，用“君子-小人”兩分法來解釋無比嚴酷的黨內鬥爭，顯得太簡單，也太天真了。

誠然，托洛茨基可憑藉的是列寧的信任。可檢視雙方力量對比，卻不難發現，與托洛茨基作對的是多麼龐大的陣營。這個陣營，遠非《我的生平》所指稱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駕馬車”所能囊括。不誇張地説，在托洛茨基試圖拋出列寧“政治遺囑”時，他在俄共最高領導層中早已成孤家寡人。他的反對派裏，甚而包括當年像孩子般依戀他的布哈林。對此，托洛茨基採取的是見而藐之的態度，他將自己的敵對者統統歸結於一個詞——不肖徒輩。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而後，是被解除所有職務，開除出黨，流放阿拉木圖，直至被驅逐出國。

客觀而言，托洛茨基決不是醉心於“悲劇崇高感”的幼稚之人。在被驅離權力核心後，他也曾與“敵人的朋友”季諾維也夫結盟。但一切為時已晚，此時所有人皆成斯大林權力遊戲裏的道具。季諾維也夫在聯手托洛茨基逼宮未果後，又再次向斯大林投降。由此看來，托洛茨基稱之為“不肖徒輩”，倒頗為貼切。

值得玩味的是，在反托洛茨基運動中，斯大林的幫手們，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奧爾忠尼啓則等，大都死在了“斯大林政權最兇惡的敵人”托洛茨基前頭。上述事實，《我的生平》沒有提及。因為托洛茨基撰寫《我的生平》時，這些人物的結局尚未上演。當然，作者本人的結局也未上演。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的這本《我的生平》，在原俄文譯本之後附錄了由國際共運史專家周尚文教授編寫的《托洛茨基的流亡生涯》。因着這篇文章，托洛茨基的人生拼圖得以完整，幾多不堪的人生際遇也因此呈現。不斷革命論的炮製者，以不斷流亡來踐行自己的美學：在寄居土耳其四年後，托洛茨基再度被迫踏上流亡之旅，在短暫停留法國和挪威後，最終落腳大西洋彼岸的墨西哥。在墨西哥，托洛茨基迎來了自己的結局，先他而去的是他四個子女——均為非正常死亡。

後世讀者洞悉了過去之人的命運，卻不能予以提醒。而過去之人，譬如托洛茨基，註定無法規避屬於他的風險與不幸，或許這就是所謂的歷史邏輯吧。思之品之，悲憫怎不油然而生？

《托洛茨基自傳：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

1980年華東師大版

1996年國際文化出版公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