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能找到紅色的“新士紳”嗎？

最近“鄉賢”逐漸成為輿論熱詞，其中緣由大概是回應城鎮化背景下誰來治村的問題。傳統中國的鄉村治理倚重士紳，新中國成立後逐漸有了“毛式幹部”。那麼現在呢？我的朋友張世勇著有一本描繪徽州地方社會“積極分子”積極參與鄉村治理的書，書名就叫《積極分子治村》，給人啓發。

徽州或許仍是最具鄉土中國特質的地方。《積極分子治村》所展現的龍峯村，也許會讓人對徽州村落的衰敗不甚唏噓，比如，曾經氣勢磅礴的宗祠已不見蹤影，慕前塘臭不可聞，百年古樹死了，但是，龍峯村人對村落衰敗所表現出的內心掙扎，尤其是那些積極分子們守護村落的文化自覺，更讓人感嘆不已，我想，這又何嘗不是村落有活力的表現呢？龍峯村呈現出的積極分子治村現狀，未嘗不是通往新士紳社會之路罷。

傳統中國的地方治理呈現出雙軌政治的形態，地方自治與國家治理並行不悖，兩者的連接點是士紳，因此，鄉土中國的治理通常被理解為士紳社會。典型的士紳具有濃重的家國情懷，他們“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國”，他們掌握着教化權力，既要代表國家教化民眾，維護地方秩序，又要為民請命，保護民眾利益。隨着近代國家建設的推行，雙軌政治逐漸轉變成單軌，士紳們普遍遭遇了身份焦慮，他們面對積極行政的國家無所適從，於是，劣紳們大量產出，因為雙軌政治的時勢轉變對於他們而言是一個攫取村政的難得機會。某種意義上，村落的衰敗表面上是現代性侵入（往往伴隨着國家建設過程）的結果，實質上卻是士紳蜕化的機制。

但凡研究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人都有一點疑惑，即同是國家政權建設，與晚清和民國相比，為何新中國要成功得多？其中的奧妙肯定不僅僅在於那些人心向背之類的宏大敍事，還在於對士紳社會傳統的延續。表面上看，新中國是封建制度的最積極的埋葬者，龍峯村的祠堂即是在建國之後摧毀的，但實際上，新中國並沒有從根本上改造基層社會結構。不錯，宗族在徽州是衰落了，但是，新中國卻提供了一個新的禮治秩序，人們或許不能再講長老統治，但卻還需要講集體主義，也難怪有些研究者乾脆把新中國對鄉村社會的改造稱作“新傳統主義”。一個合格的“毛式幹部”，不僅要代表國家利益，也要保護集體利益，因此，放棄私利是必然的，大公無私的“毛式幹部”與土豪劣紳構成的贏利型經紀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這個意義上，新中國培育的國家代理人，具有極強的道德要求，符合禮治秩序的基本原理，因此，“毛式幹部”何嘗不是新型士紳？

徽州長者

“毛式幹部”與傳統士紳不一樣的是，他們並不來源於世家大族，而主要來源於貧下中農，很多地區為了顯示對封建關係的決裂，甚至有意在小房小族裏面選擇村幹部。這一策略是一把雙刃劍，它雖然有利於打掉那些土豪劣紳的殘餘，尤其有利於保護村落邊緣人羣的利益，但是，它也容易逼迫村幹部緊跟國家權力，即便傷及集體利益。一個大公無私的村幹部，如果無法平衡國家與集體的利益，也不可能是一個新型士紳。龍峯村的村民對毛時代評價比較負面，主要原因是造反派起家的村幹部不僅顛覆了長幼秩序，且將代表集體利益的宗祠摧毀了，很顯然，造反派們也許是新政權的合格的代理人（假如他們在道德上並不自私自利的話），但卻絕不是“毛式幹部”，因為他們並沒有庇護村民，沒有絲毫“新傳統主義”的影子。

無論是傳統士紳還是“毛式幹部”，只有在意識形態較為穩固的時代才能大量存在，大多數時候，對於大多數地方精英而言，明哲保身或許才是其正常行為。後毛時代的龍峯村，儘管沒有了富於造反精神的村幹部，卻迎來了村政的“守夜人”和“撞鐘者”，對於傳統秩序已經破敗不堪的龍峯村而言，這無異於宣告村落衰敗已不可逆。很顯然，儘管全能主義已經退潮，但宗族衰敗之後的龍峯村已是徹徹底底的原子化的村莊，它很難再孕育出傳統士紳，而村幹部在失去國家政權的強力支持以後，也難以施行有效的公共治理，“毛式幹部”更是徹底地退出了歷史舞台，於是，集體財產不斷變賣、公共池塘無法治理、鄉村道路破敗不堪，龍峯村幾乎走上了村落瓦解的邊緣。

不過，徽州村落向來都具有開放性，某種程度上，歷史上徽州村落的內聚力並不主要得益於封閉的農耕經濟，而是得益於開放的市場經濟，也因此，徽州的士紳社會一開始就塗有多元色彩。徽州村落的內聚與開放的雙重性，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藴，使其仍具村莊價值生產能力，能夠抵禦村落原子化的侵蝕。客觀上，“守夜人”是村幹部的主要角色，但在村莊輿論中，並不意味着這一形態是合理的，龍峯村瀰漫着要求改變的意識形態。

歸根到底，還是需要一致行動能力。作為徽州村落開放的遺產，退休人員成了村莊集體行動的關鍵。與新中國出於社會改造的目的而選擇的積極分子不同，退休人員作為村治的積極分子純粹是村莊社會結構的產物，因此，其負面效果極少，是村落自洽性的表現。退休人員有新士紳的精神特質，他們的家庭普遍美滿，因而有超越一己之私關心國家和村落的需求；退休人員還具有新士紳的能力，他們有足夠的學識，普遍擔任過或大或小的領導工作；更重要的是，退休人員還有執行士紳功能的條件，他們是村落中的有閒階級。出於對國家建設的承認，龍峯村積極分子一開始只是積極地寫信上訪，要求地方政府介入村政，迫使村幹部負起村治之責。當發現效果不佳後，龍峯村的一些積極分子開始聯合起來組成了純公益組織，開始踐行修路鋪橋等公益事業。

組織起來的龍峯村的積極分子，其集體行動能力讓人驚歎，他們剛好契合了村民自治精神。1999年，龍峯村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村民自治選舉，龍峯村“公益事業委員會”依靠其成員的社會資本，以及積累起來的民意基礎，成功地獲取了村政主導權。在雙軌政治被徹底改造的今天，有組織的競選讓地方政府稍感不適，因此，會出現基層黨委和政府任命的村支書和村民選舉的村主任的權力之爭，事實上，絕大部分地區仍然保留了單軌政治的痕跡，村支書主導着村政，但龍峯村及其所在的徽州地區卻很不一樣，是村主任主導村政，這也許是在迴歸雙軌政治。

徽州村落是有條件重新架構雙軌政治的，因為，徽州村落有一批不同於傳統士紳，也不同於“毛式幹部”式的積極分子，他們所構築的村落社會，是一個新士紳社會。這個以退休人員為支撐的新士紳羣體，既繼承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國”傳統士紳精神，又接受了新中國社會改造的遺產，即地方精英並不完全來源於上層階級和強宗大族，而是來源於公益事業的積極分子。尤為重要的是，一旦積極分子並不建立在經濟基礎上，它就有可能避免富人治村帶來的士紳蜕化的可能，新士紳社會是可以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