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與中國政策（下）-張文木
説明：本報告是雲南省印度洋研究會所立項目“中國與印度洋研究”的成果，立項時間：2014年10月，全文刊發於《學術前沿》2014年10月上（總第59期）。作者張文木為雲南省印度洋研究會特聘專家。
印度洋自古以來就是大國爭奪的焦點。
一、世界海權體系用“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概括，中心就是印度洋
（一）“世界和平規劃的基礎必然是世界地理”
（二）地緣政治戰略要有鮮明的針對性和關節點
（三）印度洋是世界海權的中心
二、印度洋是古今大國政治家密切關注的地帶
（一）地緣政治的本質是資源政治
（二）印度洋成為大國爭奪焦點
（三）沒有制陸權的制海權是不完整的
三、印度洋是世界大國政治的匯合與轉折地
（一）歷史上所有全球性格局變動最先傳導到印度洋
（二）印度洋也是世界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折地
四、印度“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尼赫魯憂慮的是後一種結局
（一）地緣政治學説對尼赫魯的影響
（二）尼赫魯主政時的印度外交戰略
（三）尼赫魯的悲觀判斷被部分應驗
五、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國地緣政治：歷史和現實
（一）版圖由東向西逐次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國家的重要特點
（二）俄羅斯和英國在大陸均勢中分別扮演着不同角色：理論總結
（三）“均勢”理論對世界版圖的影響
（四）中國革命的勝利阻止了亞洲地緣政治歐洲化的進程
（五）印度是西方亞洲殖民政策的犧牲品
（六）印度洋將是拖垮美國的不歸死地
六、印度洋板塊與歐亞地緣政治板塊間有着強烈的擠壓式互動
（一）歐洲人還要重返印度洋和遠東
（二）張伯倫的政治遺產與丘吉爾的悔悟
（三）撒徹爾、默克爾要為歐洲扳回乾坤
（四）歐亞大陸的力量擠壓及其對印度洋的影響
（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七、中亞是世界霸權的墳墓，也是人民反霸鬥爭必勝的天堂
（一）帕米爾高原被入侵者視為“天獄”畏途
（二）平面與立體：認識地理距離的兩個維度
（三）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
（四）石油美元迫使美國對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賴
（五）美國的教訓及其啓示
八、北印度洋與中國安全有重大關聯
（一）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帶是中國西南安全的戰略屏障
（二）世界視野中的“絲綢之路”
（三）緬甸之於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
（四）東北亞對中國西南的聯動作用
（五）在中國印度洋戰略中，雲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橋頭堡”地位
九、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規律與中國印度洋政策新構想
（一）基於“資本主不平衡發展規律”的世界格局
（二）服務於“兩個一百年”目標的中國印度洋政策新構想
1．隨時間節點逐步推進的政策目標
2．“三點一面”的空間佈局與力量配置
（三）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
六、印度洋板塊與歐亞地緣政治板塊間有着強烈的擠壓式互動
（一）歐洲人還要重返印度洋和遠東
但是，目前印度還不會有這樣的擔憂，因為在它之前西方國家還有其他對手——比如中國和俄羅斯——要解決，如中俄倒下，隨後印度必將首當其衝。所以説印度有些人跟中國作對的政策不明智，中國如果倒了，哪有印度的好？這與三國中的孫吳為得荊州小利而獲滅國之災的道理一樣。看看當年英國對印度人民的鎮壓及統治，就會知道西方人屆時根本不會給印度喘息和反抗的餘地。英國人統治的時候給印度連起了一個大版圖，但英國人走時又把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給拆分出去。這真是用得着就統合，用不着時就拆分。但畢竟沒有全分，其原因是印度還在英聯邦裏面，英國人還要重返遠東。這在湯因比書裏有所體現。湯因比在其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中號召歐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歷史，推動歐洲“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終使歐洲得以“恢復原狀”：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傳統組織一再受到打擊，歐洲是否能恢復原狀，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要由今後50年到100年的歷史來解答。只有經過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改變早已確立的政治與經濟組織方式，形成全歐的社會組織，歐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兩個超級大國控制的世界中恢復主權。然而，千百年來的因循守舊、各國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與恐懼，都是壓在歐洲背上的負擔，阻礙了上述那種革新。從技術上講，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從社會與政治上説，或許不可能進行改革。歐洲人作為個人，作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這些因素同傳統的勢力、感情以及復舊情緒將會有一場艱苦的鬥爭，而這種鬥爭決不能擺脱在歐洲邊緣已站住了腳的超級大國的操縱和擺佈。看來俄美之間爭奪歐洲資源的鬥爭，不可能有助於歐洲改組的事業。[ [英]湯因比主編，鄭玉質、關儀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5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頁。]
大家再看看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的書，布萊爾在回憶錄《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將這個目的説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國，使它保留20世紀初、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斗篷的驕傲，同時，面對21世紀的到來，不會由於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覺失落和衰退。[ 《這是一封超長的信，收信人是我熱愛的國家》，http://www.infzm.com/content/54243。]
整個印度洋國家是一種拉美式的經濟體制，其特點就是工業發展不能獨立自主，這樣的民族沒有張力。只要是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必然要擴張並走帝國的道路——日本法西斯主義就是這樣起步的，因為它需要世界市場。中國發展起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這要感謝毛主席，毛主席沒有把中國帶向自然農業社會，更沒有帶入拉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為中國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發展模式和國民經濟體系。太平洋戰爭結束前的德黑蘭會議上，在討論打敗希特勒後如何處置德國的方案時，羅斯福與斯大林都認為：防止德國東山再起的關鍵是毀滅德國的重工業生產能力；只要沒有重工業生產，德國就永遠沒有發動戰爭的力量。羅斯福還説要把德國變成牧羊場[ 《羅斯福傳》的作者加拿大籍的康拉德•布萊克曾對美國的“旨在德國清除納粹餘孽的解放其工業化的激進計劃”的實質一語中的，他説：“實施這個計劃等於把7000萬德國人全都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頁。]。牧羊場國家就是隻提供原材料而無工業技術原創力的依附性國家，就是工業國家商品的傾銷地，因而，這樣的國家是沒有競爭能力的。《羅斯福傳》的作者康拉德•布萊克曾對美國的“旨在德國清除納粹餘孽的解除其工業化的激進計劃”的實質一語中的，他説：“實施這個計劃等於把7000萬德國人全都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頁。]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將蘇聯的經驗告訴蔣經國：“不要只醉心於貿易。假如蘇聯沒有工業，那麼德國就會打敗蘇聯。由於蘇聯有工業，戰爭期間才有可能每月生產3000架飛機、3000輛坦克、5000門大炮、40萬支步槍、20萬支自動步槍。”[ “斯大林同志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6年1月3日23時）”，參見[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英國被迫放棄在印度統治，離開南亞次大陸之前，已將印度轉變成了一個“牧羊場”國家。 美國本來是要消滅日本的重工業的[ “日本將被許維持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實物賠償之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為此目的，可準其獲得原料，以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被准許。”《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頁。]，後因冷戰的需要，美國再次放寬了對日本工業的限制。澳大利亞也是這樣一個養羊、跑袋鼠並由此沒有擴張和打仗需要的國家，所以澳大利亞就特別“和平”，當然也沒有保障和平的能力。加拿大也是這樣，沒有像樣的重工業，所以也比較和平。這樣的國家，傍着美國，美國也放心。圍繞在中國周邊許多亞洲國家都有這個特點，這是歐洲為了在亞洲的殖民需要製造出且保留下來的。如果當年英國人把印度發展成日本式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當然它不會這樣做，那麼今天我們西南一帶就不是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了。中南半島三分天下的形勢，也是法國人當年搞的“印度支那聯邦”的後果。正因為中國周邊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與中國形成——完全不同於歐洲對稱破碎——的不對稱破碎格局，亞洲近現代史才有不同於同期歐洲的和平穩定的發展形勢。
（二）張伯倫的政治遺產與丘吉爾的悔悟
説到這裏，我們真的不能忘記，也不應該忘記被罵得狗血噴頭的張伯倫先生及其政治遺產。希特勒崛起時，張伯倫意識到了再次世界大戰將使歐洲失去既有的世界霸權。張伯倫為此綏靖希特勒並對他説，咱們不能再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了以後蘇聯美國崛起，我們若再打，蘇聯人和美國人就會進入歐洲。希特勒當時年輕聽不進去，決定打；丘吉爾也年輕更聽不進去“老同志”的話，也決定打。戰爭的結果不出張伯倫所料：蘇聯和美國通過“第二戰場”完全插進歐洲。丘吉爾當時想從南歐開闢“第二戰場”，從意大利北上出兵，羅斯福和斯大林卻聯手逼迫丘吉爾同意從法國諾曼底出兵，把東歐讓給蘇聯紅軍來解放。當時誰都知道，大兵所至即勢力範圍所至。斯大林對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對當時還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的米洛凡•傑拉斯[ 米洛凡••傑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1932年參加南共，同年被捕坐牢。1935年被釋放。1937年被選為中央委員，1948年任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中央執行局書記，1953年初任南斯拉夫副總統，同年末任聯邦人民議會主席。1954年3月被開除出黨，1955年被判處18個月的監禁，監外執行，1956年10月29日因贊同匈牙利事件而被判處三年徒刑，1961年1月被釋放，三個月過後，因發表《同斯大林談話》一書獲罪而被關進監獄，1966年出獄。]説：“這次戰爭和以往戰爭不同，誰解放領土，誰就把自己的社會制度推行到他們軍隊所到之處。絕不可能不是這樣。”[ [南]米洛凡•傑拉斯著，趙洵、林英譯：《同斯大林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頁。]蘇聯出兵東歐意味着東歐將歸入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這樣一來，歐洲就又被壓成兩部分，即英法控制的“西歐”和蘇聯控制的“東歐”。歐洲被攔腰斬斷了。歐洲由此元氣大傷。
在認識美國人方面，當年的丘吉爾還是太年輕了。如果他早點讀到麥金德發表於1919年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中説的“美國最近已成為一個東方強國，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過俄國來影響歐洲的力量對比”[ [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9頁。]的預言，就不會輕信同為盎克魯-撒克遜民族並同具民主信念的美國人信誓旦旦的承諾。
1943年11月30日，德黑蘭三國首腦第三次會議前4個小時，丘吉爾與斯大林有一個單獨會晤。會晤從中午12點40分開始。丘吉爾先告訴斯大林：從母系方面講，他一半是美國人。接着他又“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説，他對美國人很有感情，不應當認為他想貶低美國人。他丘吉爾對美國人是完全忠實的。[ “斯大林與丘吉爾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30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頁。]可他哪裏知道早在德黑蘭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小時”[ [俄]奧·阿·勒熱舍夫斯基編，王仲宣、齊仲、高春興譯：《斯大林和丘吉爾（1941~1945）》，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40頁。]羅斯福揹着丘吉爾已主動向斯大林表達了被丘吉爾視為命根子的印度問題的解決意見。1943年11月30日的蘇聯檔案《斯大林與丘吉爾的會談記錄》有如下記載：
羅斯福認為，這個原則本身對其他殖民地同樣是適用的。在實施有關託管制的建議方面，丘吉爾不打算堅決地採取行動，因為他怕這個原則不得不適用於他的殖民地。
斯大林答，當然，丘吉爾將會不滿。
羅斯福稱，當赫爾在莫斯科時，他隨身帶了一份文件，那是羅斯福制定的關於建立國際殖民地事務委員會的文件。這個委員會應當對殖民地國家進行觀察，以對這些國家的狀況以及改善這種狀況的可能性進行研究。這個委員會的全部工作最好公佈於眾。
斯大林答，假如這樣做，就好了，就向這個委員會提出申訴、請求等。
羅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爾談印度問題，因為他羅斯福知道，丘吉爾對印度問題還沒有任何主意。丘吉爾認為，這個問題可留到戰爭結束以後解決。
斯大林説，印度是丘吉爾的一個病灶。
羅斯福同意這一點，但他認為，英國必須在印度採取某種行動。
羅斯福説，他希望同斯大林隨便談談印度問題。隨後他對斯大林提出一個讓今天美國“民主制度”的粉絲們怎麼也想不到的建議。
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
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羅斯福説，關於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斯大林説，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 引自“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28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頁。]
羅斯福説“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戰後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丘吉爾曾把印度稱為“英王皇冠上的那顆真正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 轉引自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Teen Murti House，1999， p.438.]；現在羅斯福要將這顆丘吉爾珍惜並正在為之誓死捍衞的“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獻給斯大林，而這對正在同一個戰壕作戰並準備過69歲生日的丘吉爾來説，是絕妙的戲弄和出賣。“老鄉見老鄉，背後打一槍”，現在同具盎格魯撒克遜血統族的羅斯福聯合斯拉夫人在丘吉爾這位天真的老鄉背後真的打了暗槍。多年後，丘吉爾在回憶錄中顯然對羅斯福和斯大林這次會談有所警覺，但對其內容卻一無所知，他説：
11月30日是一個忙碌而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是我69歲生日，幾乎一整天我都忙於我一直關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務。羅斯福總統與斯大林元帥保持私人接觸，並逗留在蘇俄大使館中。儘管總統與我關係密切，並且我們的重要問題交織在一起，但自從我們離開開羅以後，他一直避免單獨與我見面。[ 〔英〕温斯頓•丘吉爾著，魏羣、高虹譯：《丘吉爾文集——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6頁。]
就在前兩天，也就是在羅斯福與斯大林會談的時候，丘吉爾在德黑蘭英國公使館撒瘋。據哈里曼回憶：
他（丘吉爾）説他樂於服從命令；他有權擔任會議主席，因為他年齡最大，因為他的姓氏是C字打頭，因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國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他放棄了這些權利，但他要堅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須讓他在30日舉行晚宴，這一天是他的69歲生日……他説他要喝得酩酊大醉，準備在第二天開路。[ [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頁。]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蘭會議前夕，丘吉爾召集幕僚談到美國人時説：最近給他“留下了敵意的感覺。”[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頁。] 與此同時，羅斯福也召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明知英國主要軍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並且無力他顧的情況下，提出讓英國獨佔法國及盧森堡、比利時、巴登。而馬歇爾等則向羅斯福總統提議“美國人應該向歐洲進軍”。[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頁。]
11月28日，即德黑蘭會議召開當天早晨，斯大林與羅斯福會前交換戰後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聯合進駐法國北部。而羅斯福和斯大林都認為印度支那不應該在戰後歸還給法國，而應該在20～30年的時間內，讓它逐步獨立[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頁。]。據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的《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披露：羅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蘇共謀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可能性”[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頁]。當時擔任斯大林翻譯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一書中披露斯大林與羅斯福在德黑蘭第一次會晤時，在描繪了太平洋上的苦戰之後，羅斯福提到殖民地帝國問題，他對斯大林説：
“我在我們的戰友丘吉爾缺席時談這個問題，”總統強調説，“因為他不喜歡提到這個題目。美國和蘇聯不是殖民大國，我們更容易討論這些問題。我想殖民帝國在戰爭結束之後不會存在很長時間……”
羅斯福説，願意在將來仔細探討殖民地戰後的地位問題，但最好是在丘吉爾缺席的情況下做這件事，後者對印度沒有任何計劃。
斯大林顯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話題。他僅僅指出，戰後殖民地的問題可能會變得緊迫，並且表示同意，即蘇聯和美國，與那些擁有殖民地的國家相比，較容易討論這個問題。 而我則驚訝於羅斯福的一項動議，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與莫洛托夫談判時我所聽到的希特勒的建議一樣，即蘇聯與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國的殖民遺產。顯然，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體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羅斯福對第一次接觸感到滿意。但這並不能使他們改變自己的原則立場。[ 瓦列金·別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譯：《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頁。]
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拒絕單獨與丘吉爾會見，“理由是斯大林可能會覺得他們在一起協調行動和政策來對付他”；“使丘吉爾更加不安的是，羅斯福出於安全原因並不是住在本國的大使館而是住在蘇聯大使館，這樣似乎隨時都可以同斯大林進行私人接觸”。[ [英]伊恩·格雷著，張志明等譯：《斯大林——歷史人物》，新華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頁。]而對“蘇聯安排來照顧總統的服務人員和其他居住在這些房間裏的人，都是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的成員”的可能性，“羅斯福則不在乎。但是，羅斯福認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關係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羅斯福的談話被偷聽了，這可能更有助於與狐疑心過重的東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頁。]。
羅斯福與斯大林這種“兄弟般的友誼”始於1943年11月28日德黑蘭會議前一小時兩人的私下會晤。[ 參閲“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28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3頁。]就在這一刻他們建立了針對英國的美蘇暗盟。此後，羅斯福與斯大林在談判桌上總是所向披靡。羅斯福曾向擔任勞工部長的老朋友柏金斯談過他在德黑蘭期間是如何與斯大林建立起這種準“哥們”友誼的。他説在會上他總是刻意與丘吉爾保持距離，以至“丘吉爾臉紅氣脹地皺眉蹙額；他越是這樣，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後，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來，我第一次見到陽光！我先忍住了，後來終於和斯大林笑成一團。這時，我開始稱呼他為‘約瑟夫’。他笑着走過來和我握手。從此我們的交情又深化為個人關係，我們可以像兄弟般交談”。[ 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頁。]在雅爾塔的5天會議中，羅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單獨和丘吉爾見面”。哈里曼認為“這是羅斯福的一種戰術，而非對首相的有意輕視”[ [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頁。]。而上面所表現出的哥們義氣，只不過是從德黑蘭會議以來兩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樁。
美國當時為什麼要參加歐洲的戰爭？1939年1月31日，羅斯福總統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全面傾吐了他對世界形勢及美國戰略的攻勢性的考慮。他告訴同僚：
在大西洋上，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它們持續、獨立地存在。目前，這些是什麼呢，請記住這些字眼，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國家的獨立意味着“獨立”，並不意味着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遭受某個其他國家的“統治”。
接着羅斯福計算了一下目前歐洲還二十幾個國家獨立國家，説“但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軍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驟再繼續下去，它們將不可能獨立。它們會失去獨立”。在這裏，羅斯福決不是在秀“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此類繞口令，如做通俗翻譯，其中的一大批國家持續“獨立”換成“分裂”，將其中的“統治”換為“統一”，就不難理解羅斯福講話的含義。一句話，美國要保證歐洲“一大批持續獨立地存在”，不能讓希特勒統一為一體。他説：
請不要説這是空想，不要説這只是白日之夢。六年前希特勒這個人上台控制德國政府時，德國已經崩潰，已經完全徹底地失敗。負債累累。分崩離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時你們中有誰會説六年後德國將會完全和絕對地統治歐洲？這就説明為什麼我們不能在這裏閒坐並説這是白日之夢。
羅斯福告訴美國壟斷資本家，只有這些國家“持續獨立”，美國資本家才能大發軍火財，才能聽美國的話。
如果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英國、法國和其他仍然保持獨立的國家決定起而戰鬥，那時你們就會碰到武器問題。
我們不能假定它們會打敗德國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這是一場成敗參半的賭局。這個情況太嚴重了，決不能忽視。這是一場50：50的賭局，這些國家可能會遭到失敗，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獲勝。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獲勝，主要原因是擁有空軍這個巨大優勢，它將把英國和法國趕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軍力量實際上會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被消滅。
法國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換內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説：“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
因此，最後在第三或第四次嘗試從法國國庫中撥出500萬美元購買我國的飛機時，他們的態度變得足夠認真了。我們説：“好極了！叫好有兩個非常簡單的理由。第一，目前我們的工廠閒置着。如果你們現在來定貨，這些貨物將在明年春天我們自己的定單開始到來之前大體完成。”這是一個理由，是國內的原因。第二，現在我們不告訴他們，但是我們瞭解這點：我們希望法國繼續作為獨立的國家存在。我們不希望法國不得不向這個、那個或其他事物屈服，因為法國屈服，英國屈服，歐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將不存在什麼獨立的國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説，盡我們所能——完全作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幫助法國和英國維護獨立，這是我們的利益所在。確實，目前它們的獨立受到了威脅。[ 講話內容摘自《美國總統羅斯福同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的會議記錄》（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頁。]
羅斯福的這篇交底式的演講引起在座要員的鼓掌。他們明白了“拯救我們的文明”的含意就是保證大西洋東岸的歐洲大陸的“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只要這批國家“持續獨立地存在”，歐洲就會持續保持其破碎性這一致命弱點，就不會對美國造成永久性的威脅。羅斯福出兵的結果是在希特勒快要統一歐洲的時候又把歐洲拍碎了，即再次回到“一大批國家持續獨立地存在”的狀態。
這時會有人問，即如此，那馬歇爾為什麼又要給歐洲那麼多錢幫助“歐洲復興”呢？這是因為他看到丘吉爾要利用歐洲戰後危機再次實現歐洲統一。這個時候馬歇爾搶在丘吉爾之前，撒了一大筆錢，相當於在羅斯福拍碎的歐洲骨傷而丘吉爾要使之重新整合之前撒下了一層雲南白藥，各國有了這筆錢，其統一的願望就被遠遠地推後，由此，歐洲的破碎性再次固化。
馬歇爾在美國歷史上是為美國利益謀劃的大戰略家，也是斯大林最看重的一個人。1945年4月15日，即羅斯福去世後的第三天，斯大林接見哈里曼及美國駐華大使帕特里克•J．赫爾利一行時，在談到蘇美在波蘭問題上關係惡化時，面對“怒不可遏”的哈里曼，斯大林“語調和緩”地説：“我願把自己的生命信託馬歇爾將軍，此事與他無涉，只關下級軍官。”[ [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32頁。]斯大林的意思是：你們這些“下級軍官”不明白，將東歐讓給蘇聯是馬歇爾勸説羅斯福為美國製定的大戰略；正是這個戰略，美國和蘇聯才能有今天這樣的戰後地位。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見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聽罷這位新上任的國務卿為美對華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領的申辯，在會見結束時，斯大林對貝爾納斯感嘆道：“馬歇爾是僅有的幾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中的一個。”[ 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編第2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9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美國學者中，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是為數不多的能夠準確地把握羅斯福、馬歇爾世界佈局要義的人。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斯皮克曼開始思考戰後和平體系的問題，他在當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學》一書中告誡美國政府利用蘇聯平衡歐亞大陸的特殊作用保持歐洲國家對等破碎對美國具有的“極端重要性”，他寫道：
歐洲的法國、德國和東歐之間的實力分佈，將繼續具有極端的重要性。歐洲是民族主義高度發達的地區，組成了許多國家。這種情況不會因締結和約而發生劇烈的變化。德國控制着大陸上最大的潛在實力，必須由法國和東歐的勢力同它保持均衡，但是不能讓這三個地區中的任何一個獲得全部地區的統治權。注意保持實力的適當分佈，將是英、美、蘇三大超級強國戰後的任務。[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96頁。]
與今天的布熱津斯基、基辛格愛到處跑，寫厚書的特點不同，馬歇爾這個人不愛出頭露面，難得見到馬歇爾留下的隻字片語，更無“自傳”。他長期默默的站在羅斯福後面幫助他規劃世界：分完歐洲再分亞洲，出賣且分裂中國的《雅爾塔秘密協定》[ 全稱《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是蘇美英三國就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條件的秘密協定。1945年2月4～11日，面臨希特勒 德國即將崩潰，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在望的關鍵時刻，美、蘇、英三國首腦F羅斯福、斯大林和丘吉爾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塔召開會議，就結束戰爭和安排戰後世界政治等重大問題達成一系列協議和諒解。2月11日，三國首腦就遠東問題簽訂了雅爾塔秘密協定。協定的主要內容是：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後兩個月或三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同盟國方面對日作戰，其條件為：①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②俄國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所喪失的權益須予恢復，即：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復；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蘇中合辦的公司共同經營，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東北的全部主權。③千島羣島須交予蘇聯。參閲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頁。]背後就有馬歇爾的影子，其目的無非是要使中國國內政治力量對等分治繼而國家分裂，而中國分裂則是亞洲歐洲化的先決條件。他逼蔣介石與國共以長城劃線，被蔣介石拒絕後又扶持李宗仁上台與共產黨沿長江劃線，並通過斯大林向毛澤東施壓,以使這一方案得以推行。毛澤東頂住了斯大林一次次的勸和“建議”[ 關於這幾次斯大林“勸和”建議，參見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728頁。）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説：“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線，使我們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當革命處在關鍵的時候，他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革命勝利後，他又不信任我們。他大吹自己，説什麼中國的勝利是在他的理論指導下取得的。一定要徹底打破對他的迷信。斯大林對中國所做的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寫篇文章，準備一萬年以後發表。” 參閲《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3頁。]，這樣才有今天的大中國。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聯手蘇聯合分世界的事實明朗後，丘吉爾才意識到 “薑還是老的辣”，當年張伯倫的擔憂不無道理。只有在失去歐洲後，丘吉爾才體會出當年張伯倫先生的良苦用心，同時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給歐洲帶來的災難。這時，已至72歲高齡的丘吉爾在哪裏跌倒就從那裏爬起，下定決心為英國皇室“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岳飛：《滿江紅》]。1946年3月，丘吉爾發表 “鐵幕演説”；9月，又在蘇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歐洲合眾國”[ 維克多·雨果（1802～1885年），法國文學家。1849年8月21日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屆國際和平大會上，雨果發表演説表示“總有一天人們會看到，兩個巨型組織，美利堅合眾國和歐洲合眾國，會越過大西洋握起手來”。轉引自惠一鳴著《歐洲聯盟發展史》（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頁。]的概念，決心將破碎的歐洲整合為美國那樣統一的國家聯合體。兩次世界大戰的惡果讓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知恥近乎勇”[《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有了一種為了歐洲的統一不惜自我犧牲的精神。
説到這裏，我們中國人要更加珍惜中國的統一及由此產生的在亞洲的主體地位。有些學者讚美歐洲小國分治，讓中國走歐洲的路，這實在是不懂歷史的表現。
（三）撒徹爾、默克爾要為歐洲扳回乾坤
前陣撒切爾夫人逝世，在英國反應平淡，但歐洲大陸人喜歡她，這是因為是她“放倒”了蘇聯。撒切爾1991年在美國休斯敦説，正當西方與蘇聯的鬥爭陷入困境的時候，因戈爾巴喬夫的上台而使形勢好轉。她透露：“情報説蘇聯領袖逝世後，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藉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即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派”——引者）關係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頁。]在講話結束時，撒切爾一語道破天機：“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 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頁。]歐洲人特別是英國人是天生的地緣政治學家，他們明白，打散蘇聯是歐洲統一的前提。羅斯福對美國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東歐交與蘇聯，並由此將大歐洲壓擠成小“西歐”了。這對歐洲大陸不利但對英國有利，撒切爾放倒蘇聯後，歐洲便有了統一的前提。正因此，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學》一書的結束時説，英國、美國和蘇聯“這三個國家可以為建立一個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礎”[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12頁。]。隨着歐洲大陸的統一進程加快，美英俄建立的這個阻止歐洲大陸整合的“安全制度”解體了，英國人有了被邊緣化的感受，這與1945年後中國統一進程加快使日本再次有了被邊緣化的感受一樣。這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僅是“兩個矢量的夾角越大合力越小”這一幾何力學規律的反映。
儘管英國人不喜歡，但撒切爾看到兩次世界大戰發生在歐洲的慘劇，堅持張伯倫的思想遺產，寧可犧牲英國人的民族利益也要歐洲統一。繼承和有力推進張伯倫、丘吉爾、撒切爾歐洲統一事業的人物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默克爾連任表明德國人乃至歐洲人認可她的貢獻。默克爾利用世界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大大推進了歐洲的統一。美國經濟危機時接收一些國家“購買”債券的錢，這其實對美國不利。好比一個人得了糖尿病，而你卻給送糖吃，他照吃且不鍛鍊，也不節食，這自然沒好。歐洲經濟危機時，默克爾拒絕其他國再來一次幫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她利用經濟危機一點點地回收歐洲小國比如塞浦路斯、希臘、西班牙等國的部分主權。2013年4月22日默克爾柏林表示：“如果歐元區真有誠意克服曠日持久的歐債危機並重新贏得市場投資者的信任和信心，各成員國就必須為在歐盟憲法框架內讓渡部分主權做好準備。”[ 《默克爾稱歐元區各國應為讓渡部分主權做準備》，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4/23/c_124616075.htm。]她藉助歐盟的名義利用財政的力量把各個小國的主權收上，由此將歐洲變成由幾大國——英國、德國、法國——主導的大聯邦國家。這是張伯倫的理念。當然這樣主導歐洲的中心不可能是英國，而是德國，正如主導亞洲的中心是中國而不是日本一樣。這樣的歐洲用拿破倫比喻中國的話説，就是歐洲“睡獅”也醒了。
（四）歐亞大陸的力量擠壓及其對印度洋的影響
印度洋的地緣政治板塊與歐洲和亞洲板塊相互間有着強烈的擠壓式互動。穆斯林能夠在這一地區興起，是因為羅馬帝國解體後造成歐洲破碎及由此造成的力量收縮。這還是一個幾何力學的道理: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不同的是，看哪一邊擠壓哪一邊。羅馬之後的歐洲各國矢量之間多是對稱且大角度的對沖，而亞洲主體板塊仍舊，中國周邊也有破碎地帶，但對中國不構成對稱型對沖。羅馬帝國解體後，中國進入隋唐大一統時代，之後的中國版圖變化多有“胖瘦”之分，少有歐式的對稱型裂變。我們有些同志常常説明、清朝版圖多大，其實，那只是胖了瘦了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中國沒有出現比如被攔腰斬斷或長出兩個“心臟”等器質性裂變。一箇中心曰“忠”，兩個中心曰“患”。歐洲中世紀是政教兩個中心，由此產生的患亂給歐洲帶來了幾乎是不盡的戰亂。由此看，2008年以來歐洲利用其內部經濟危機推進統一，如果統一實現的話，其張力就會很大，古羅馬時期就是這樣。羅馬衰落後，歐洲力量萎縮，這給穆斯林、繼而蒙古人崛起和擴張讓出了空間。近代工業革命後，歐洲張力又造成它的世界性擴張，此後穆斯林和蒙古勢力大幅萎縮。
歐亞大陸分區並存有歐洲、中亞和中國三種戰略力量，但歷史表明，在歐亞大陸的主要區位即北緯30°至60°之間可容納戰略力量只有2.5個，也就是説，在三種戰略力量之間，必然有一個生存空間要受到其他兩個的嚴重擠壓並因此出現破碎地帶。比如上古時代[ 上古史在歐洲一般是指最早國家出現到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這段歷史。]在歐亞大陸分區並存的是歐洲羅馬帝國、中亞諸帝國[ 中亞帝國，比如古代的波斯帝國（前550～前330）、亞歷山大帝國（公元前334～前323年，筆者認為，它本質上是歐洲人建立的中亞帝國，是希臘人對波斯帝國西擴的逆推和重演，這與後來的沙俄帝國是對蒙古人西擴的逆推和重演一樣）、安息（公元前249～226）、貴霜帝國（公元1世紀至5世紀）、阿拉伯帝國（公元7世紀至11世紀）和蒙古帝國（12～13世紀）等。]和中華帝國。此間歐洲羅馬帝國和中華秦漢帝國強大，中亞地區力量受到擠壓並分出安息、貴霜諸帝國。此時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為1：0.5：1。羅馬帝國解體後，歐洲陷入碎片化時代，這為阿拉伯帝國繼而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和大面積擴張騰出了空間。此時中華帝國保存完好並轉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續統一朝代。此時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就轉為0.5：1：1。進入工業革命後，歐洲又開始復興和強大，中亞伊斯蘭力量在歐洲、中國尤其俄羅斯的擠壓下日漸式微，此時的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又恢復到1：0.5：1。俄羅斯在北方崛起並向南強力插入中亞地區，取代了原來夾在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伊斯蘭力量。此後，原來歐洲、中亞伊斯蘭和中國的三種戰略力量並存的格局就為歐洲、俄羅斯、和中國（1：0.5：1）並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歷史經驗表明，在歐洲、俄羅斯、中國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單獨擴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蒙古帝國勉強接近這個水平）也必然是短命的；但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紀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紀上半葉歐洲的衰落及20世紀末的蘇聯解體——並由此造成的戰略力量的收縮，都會引發中亞戰略力量（目前主要是伊斯蘭力量）在歐亞結合部即中亞地區的崛起和擴張。
發生在印度洋北岸的上述板塊演變規律對包括印度在內的北印度洋沿岸國家有着不同的影響。一般説來，當歐洲和亞洲板塊整合程度較高即分別處在1的水平時，印度及印度洋北岸國家也會受到侵犯，但程度比較輕。比如古希臘羅馬時代，馬其頓亞歷山大、羅馬屋大維軍團全面佔領埃及和隨後的敍利亞戰爭，這些侵犯都沒有深入到印度次大陸內部。此間，印度出現了民族政權即孔雀王朝（約公元前324年～約前187年）及阿育王時代（阿育王 Asoka，公元前273～前236年）的繁榮 。
自公元前2世紀羅馬帝國衰落趨勢顯現後，中亞板塊整合力量開始提升。此間，大夏希臘人、塞人和安息人先後侵入印度，大月氏人最終在北印度建立了強大的貴霜帝國（鼎盛時期：公元105～250年）。歐洲進入中世紀後已完全衰落，其整合程度降低為0.5水平，與此相應，中亞整合水平上升至1。此間，阿拉伯人、蒙古人進入中亞並橫掃歐洲。印度遭受到伊斯蘭人和蒙古人的入侵和佔領[ 伊斯蘭對印度的真正征服開始於11世紀，是由中亞的突厥人進行的。伽色尼王朝的蘇丹馬茂德入侵印度12次以上，在北印度造成嚴重破壞。1526年，帖木兒的直系後代巴卑爾從中亞進入並佔領了德里，被尊為“印度斯坦的皇帝”，由巴卑爾建立的政權被稱為莫卧兒帝國，意為“蒙古人的帝國”，因為巴卑爾的血統由母系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1206年，為時三個多世紀的德里蘇丹國建立。1526年，帖木兒的直系後代巴卑爾從中亞進入並佔領了德里，建立了莫卧兒帝國（意為“蒙古人的帝國”），為時也是三個多世紀。
歐洲進入近代後，整合程度大幅提高，對中亞板塊再次形成擠壓，印度洋北岸國家嚴重碎化，印度更是經歷了英國一百多年的全面的殖民佔領，但這與中世紀的外族人佔領的時間比，還算是短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上古還是中古，大概是喜馬拉雅山系的屏護，東方中國板塊沒有出現歐洲式的大起大落，中國中原王朝和印度之間少有直接的互相侵犯，更多的只是直接的文化交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力量再次衰落，但中亞板塊並沒有大幅上升，是因為蘇聯和美國崛起並對中亞板塊形成的持續擠壓。蘇聯解體後，中亞伊斯蘭力量出現崛起勢頭，但很快又遭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自“9·11”事件後的持續打擊，中亞板塊受到西方越來越強的擠壓。2008年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並決定從中亞撤軍後，歐洲統一進程加快並迅速越過地中海向北非推進，這又使本已緩和的西方對印度洋的壓力加強。而巴沙爾政府軍在敍利亞內戰中的勝利，以及“伊拉克和大敍利亞伊斯蘭國”(ISIS)[ “伊拉克和大敍利亞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縮寫為ISIS)是一個基地組織下屬的極端組織，其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蘭國”。“al Shams”的意思是“大敍利亞”，即敍利亞、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ISIS組織的目標消除在一戰結束後，由温斯頓·丘吉爾所創建的現代中東的國家邊界，並在這一地區創立一個由基地組織運作的酋長國。也稱“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的迅速崛起，都是中東地區力量對自近新世紀以來西方對中亞板塊擠壓的強烈反彈。根據上述歐亞板塊互動規律，在俄羅斯、歐盟、中國三大力量都保持強勁上升之勢的今天，中亞板塊的這次反彈很難達到中世紀的水平。但這樣的形勢在印度“兩害相權”的比較中，卻是不幸——歐洲再次崛起並開始向印度洋挺進——中的大幸。
蘇聯解體後，歐洲統一進度加快，2008年美國已被伊拉克戰爭拖得精疲力竭，而當年歐洲統一則大幅推進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宣佈“獨立”，這使歐洲統一進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幹最後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歐盟“只爭朝夕”，決定正式啓動1995年薩科齊提出的“巴塞羅那進程：地中海聯盟”計劃。我們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歐洲地圖和現在的歐洲地圖作以對比，可以發現其迅速一體化的趨勢。現在歐洲板塊不僅走向一體化，而且歐洲正在跨越地中海並向非洲進行更有力地輻射，歐洲的軍事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利用北約的名義第一次插入利比亞。法國在打進利比亞的時候還在科特迪瓦同時行動，隨後又利用當地危機完成了在馬裏的軍事佈局。這樣法國就實現了從利比亞到幾內亞灣一線的陸軍控制，這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國在非洲的傳統勢力範圍和殖民區域的某種恢復。為什麼法國要控制這一線呢，因為幾內亞灣不僅有豐富的石油[ 幾內亞灣是非洲最大的海灣，沿岸10多個國家及臨近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儲量超過800億bbl，約佔世界總儲量的10%。2001年全球新探明的80億bbl原油中有70億bbl出自幾內亞灣地區。同中東的波斯灣一樣，幾內亞灣正因石油而升温，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地區。幾內亞灣資源潛力巨大。]，礦產資源也非常豐富，像黃金、金剛石的儲量和產量都佔世界前列第一位。法國真是悶聲發了大財，它借利比亞戰爭神不知鬼不覺地控制了西非洲的主要資源。有了這些海外資源，其國內再逢經濟危機就可從海外獲得額外補償，並由此保證國內政治穩定。這説明歐洲在接近完成其統一時，也啓動了非洲新殖民化進程，其勢力範圍正在向凡爾賽時期迴歸。
（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那麼，歐洲用的是什麼方式實現其初步統一的呢？用挑撥美國和蘇聯的矛盾，以羅斯福之道還治美國之身。1946年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説”則意在慫恿美國與蘇聯攤牌。此後，歷史進入約半個世紀的東西方冷戰時代。英國唆使美國人跟蘇聯長期衝突：打了朝鮮戰爭，又打越南戰爭，美國被拖得傷了元氣。尼克松看明白了歐洲的意圖，他轉身跟毛澤東握手。這下歐洲人着急了，讓湯因比到中國來，湯因比隨後就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搞了個“展望21世紀”的對話，説了大家要注意，中國將來要起來了，中國不得了啊，中國起來以後的力量就要佈置到夏威夷了[ 參閲張文木：《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國戰後外交政策》，載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3期。收入張文木專著《國家戰略能力與大國博弈》，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9頁。]。
羅斯福、艾森豪威爾特別是尼克松之後，美國人領導人連同國內學者因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贏得世界霸權已變得輕浮和容易激動。湯因比之後，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又拋出“文明衝突”論，隨後美國人（實際是華爾街）就推出了一個好激動的小布什，即喬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小布什這人只要見誰甩紅布，他就向誰衝。他上台那年本是要衝着中國來了，引發南海撞機事件，我們當時沒有着惹他。後來本拉登着惹他，小布什就到印度洋去了。小布什衝到阿富汗給了中國10至20年的戰略機遇期。
現在想想，很多事情不要看當時那個熱鬧，今天再評價當時中國的外交應對措施，就會感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智慧：我們這幾年的海軍大發展及中國在東海形勢改善都和這十幾年外交政策有關。試想當年如果我們激化了與小布什美國的矛盾並導致小布什過來而不是到印度洋的話，那今天的形勢就難説了。如果我們與美國做了玉石俱焚式的死鬥，那歐洲就必然會過來。歐洲並沒有放棄恢復凡爾賽利益的念想和努力，它打算用100年的時間將其影響擴張到印度洋和太平洋，香港他們並沒有真放棄。所以，在這方面中國——當然還有印度——不要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
七、中亞是世界霸權的墳墓，也是人民反霸鬥爭必勝的天堂
（一）帕米爾高原被入侵者視為“天獄”畏途
印度洋北岸的“帕米爾”高原在塔吉克語中就是“世界屋脊”的意思，海拔4000米～7700米。該高原是地球上兩條巨大山帶 （阿爾卑斯－喜馬拉雅山帶和帕米爾－楚科奇山帶）的山結，也是亞洲大陸南部和中部地區主要山脈的彙集處，包括喜馬拉雅山脈、喀喇崑崙山脈、崑崙山脈、天山山脈、興都庫什山脈五大山脈，它羣山起伏，連綿逶迤，雪峯羣立，聳入雲天，號稱亞洲大陸的屋脊。這樣的地形使世界霸權擴張勢力在此倍受挫折，更讓遠道而來的歐洲人和雄居北面的俄國人屢戰屢敗並因此視為“天獄”[ 南鄭縣位於陝西省漢中地區南部。曹操多次告誡下屬：“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十四·劉放傳》引《資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頁。]畏途。
歷史表明，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在帝國擴張實踐方面相當有經驗的英國人對此頗有經驗，英國學者的研究當然就更值得重視。英國政治地理學者P．奧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提出的“距離的摩損”理論，可為“世界霸權的墳墓”説提供了比較有説服力的解釋：
假若一個帝國或是一個霸權勢力的國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麼當有擴張邊界的領土野心之時，同樣的實力必定擴散得更為稀疏，從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損失。若在一片遼闊的平原上勻稱地擴展力量，那麼隨着每一次帝國半徑範圍的擴張，其實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樣的軍力在越變越大的圓周內擴散，其密度和強度會相應地削減。從另一角度來看，假若各地單位面積的控制花費相等，隨着一個帝國的圓周的擴大，整個控制費用將隨着半徑的平方而增加。為了維持對各地一定的控制規模，當帝國的範圍增大，它的軍事機構建制必須呈指數狀態增加。不管有沒有摩擦效應，隨着野心或償付義務的極度擴大，將會造成軍事力量的分散。同樣的作用也將會對宣傳、顛覆或是經濟援助造成影響。[ [英]P．奧沙利文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13頁。]
（二）平面與立體：認識地理距離的兩個維度
國家為獲利而擴張，也為過度擴張並由此透支財力而衰亡。造成這種規律性現象的原因是擴張規模如此之大已至需要更多的財力來鞏固已有的擴張利益。如果將這近乎物理力學伸展規律的分析結合前述歷史經驗，我們就會發現，印度洋不僅僅是古今帝國追逐的目標，同時也是帝國擴張力量由“一鼓作氣、再而衰”轉入“三而竭”地帶。
如果考慮到地理障礙的因素，現實中的帕米爾高原的區間距離就不能簡單地用思維中的平面距離來衡量。奧沙利文説：
相關的距離應該反映陸地和海洋的地勢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對移動造成的不同運動磨損。克服距離的耗費並不是一個常量，即便是在同一傳播媒介裏也是這樣。當旅程延長而運輸的邊際費用下降的時候，量度點位之間距離的問題便產生了。相應的端點是國家最近的邊境線還是主要城市或軍事結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誠然，國家與強大的陸權勢力相對位置的變動，決定於測定距離上所選擇的終點和米制單位。靠近蘇聯港口符拉迪斯托克[ 符拉迪沃斯託克，位於亞歐大陸東面，阿穆爾半島最南端。]的地方，並不靠近莫斯科。河內[ 河內，越南首府。]離蘇聯邊境最近的地方有2 000英里，但是筆直地穿越喜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線距離超過5 000英里，美國港口聖地亞哥與河內之間跨越9 000英里海路，但是由於海上運輸的費用是陸路託運的1/10。因此就水陸運輸成本的意義而言，美國比蘇聯更接近越南。[ [英]P．奧沙利文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93頁。]
川藏公路與南亞地形。
正如住房面積不應僅以平方而應以立方標準計算才更為科學的道理一樣，地理兩點之間的距離也應分為平面和立體兩類，前者屬於（無限接近）無障礙距離，後者屬於（相對）有障礙距離。只有介入“立體距離”概念的計算更準確地反映其中的地緣政治關係。翻山越嶺、由低而高的路程與一馬平川或居高臨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如中國雲南從緯度看，其位置只相當於從雷州半島到閩、贛、湘、黔一帶的地理緯度，但由於地勢北高南低，南北之間高差懸殊達6663.6米，這大大提升了雲南與較之東部各省的立體距離。如此就不難理解從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國比蘇聯更接近越南”的結論。從這個視角看，位於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帶，就會發現，其間任意兩點並不遙遠的平面距離，由於4 000～7 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體距離陡增，這是歷史所有的外來征服者——即使橫卧於帕米爾北側的俄羅斯人——在此屢屢敗北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立體距離和平面距離，利用“權重理論”是可以換算的。權重換算的基本公式表明：“當每公里水準測量的精度相同時，水準路線觀測高差的權與路線長度成反比。”[ 引自《維基百科·權重》，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3%E9%87%8D。]同理，世界上沒有絕對水平的地理條件，立體或平面距離也都是相對的，比如在同等的立體距離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個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釋在自然動力為基礎的中國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離中，位居上勢的北方政治集團總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馬遷感覺到這個規律並將它概括得更為簡單，他説：“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 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頁。]還有在沙漠中的行程與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氣象和生存條件的相同距離，也不是一個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歐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因此，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説：
不管用什麼辦法，想把地球表面變為平面，結果都會擴大或縮小距離、方向、形狀和麪積的真實關係。數理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想出一些調和的辦法使這些絕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誤差和歪曲縮小到最小限度。[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9頁。]
比較而言，海洋——如果不計洶湧的海浪的話——可算是最接近距離的“水平”條件，而帕米爾高原則可視為“立體距離”的絕對樣板。麥金德形象地説：“心臟地帶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 [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譯者引言》，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5頁。]中亞——也就是麥金德所説的“心臟地帶”——既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 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頁。]。根據上述關於距離研究的新推進，現在可以補上一句，中亞是世界霸權的墳墓，也是人民反霸權鬥爭必勝的天堂。
有人會説，現代科學技術比如航母、飛機、導彈、信息等技術的出現會縮短國家間的距離。但要知道，我們所説的距離並不是用於孤立的個人即馬克思所批評的“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那種“天馬行空”式的空間移動，而是指移動着的人類社會羣體及其所需的相應生活物資在不同空間的挪動，其運動規模與移動着的社會羣體的大小相適應：一小隊旅遊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與遠征軍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規模是不同的。比如19世紀的英國已有機械動力艦船和威力巨大的機械槍和炮火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蘇聯和美國已有航母、飛機、導彈，美國還有世界一流的信息獲取和傳播技術，即使如此，它們在中亞帕米爾的侵略戰爭往往是在贏得初次戰役後便很快為這裏的地理條件所消耗並最終輸掉了整個戰爭。這是因為有着“世界屋脊”之稱的中亞帕米爾高原有着幾乎無限大“立體距離”，而克服這樣的“立體距離”需要的是幾乎無限大的物質資源支持。麥金德説：“動物的人的第一個政治特質是飢餓。”[ [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28頁。]歷史上多有不遠萬里來到帕米爾的登高探險者，但沒有遠道而來的長期佔領者。這不是因為遠道而來的人沒有武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大部隊解決不了如馬克思所説的“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係”。馬克思批評一些空想理論家時説：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係。
我們遇到的是一些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所以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 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頁。]
馬克思在寫兩段文字時，曾在“個人存在”後面刪去了“這些個人使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並不是在於他們有思想，而是在於他們開始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在手稿“必須能夠生活”邊加寫批註：“黑格爾。地質學、水文學等等的條件。人體。需要，勞動。”這些説明，人與自然界的關係不是想象出來的，而是“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人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物質資料，同時也離不開物質資料。所謂技術改變距離的觀點有相當的想象成分，但若將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爾地區，他才會發現自己的問題所在。這就是他將人與自然的聯繫歸結於脱離物質制約的個體人的感覺而不歸於人的“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係”。 這正如我們不能因科技幫助少數人登上珠峯就得出幾百萬人也可以佔領珠峯的結論。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人類社會羣體的地理空間的大規模移動，並不取決於“沒有任何前提的”個人的運動能力，而是決定於社會運動所需要的相應的物質資料能夠移動的規模。兵馬已到，糧草不繼，這是佔據軍事技術優勢的入侵者敗在中亞的關鍵原因。
這時還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即用地緣政治的觀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點太落後了，説現代技術已超越地緣政治。這種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確。
阿富汗是這個觀點的經典案例。在這裏最先進的技術和最落後的部落進行了幾個世紀的較量，每一次總是技術落後卻擁有地緣政治優勢的一方取得勝利。19世紀初的英國可謂是工業最先進的國家，英國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後一次是議和外，其他兩次作戰都是英方損兵折將且無功而返[ 1838年，英國以阿富汗拒絕和英締結反對波斯和沙俄的同盟為藉口，入侵阿富汗。次年國王多斯特•穆罕默德（1793-1863）棄都北逃。8月英軍攻陷喀布爾，立舒加（1816-1845）為王，此後，阿富汗人展開游擊戰爭，迫使英國於1841年12月簽訂撤軍條約；次年英軍復克喀布爾，再遭重創後徹底退出阿富汗。1878年11月英國以阿富汗拒絕接受其保護而投靠俄國為藉口，二次出兵阿富汗，迫使阿富汗於次年5月與之簽訂《甘達馬克條約》，9月阿富汗人民起義並開展游擊戰爭，迫使英軍於1881年退出阿富汗。1919年阿富汗國王阿馬努拉即位後，致信英印總督，要求廢除英國的外交控制權，英國拒絕並於同年5月出兵阿富汗，阿人民奮起反抗。8月雙方締結和約，英國承認阿富汗獨立。1979年12月蘇聯因不滿阿富汗阿明政權，出兵阿富汗並佔領喀布爾。在阿富汗人民的激烈反抗下，1986年7月，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被迫宣佈從阿分批撤軍。]。20世紀的冷戰時期，蘇聯依靠其強大的常規作戰力量和地緣優勢，在阿富汗進行了為時六年的持久戰，結果還是被迫分批撤軍並由此引發蘇聯的解體。2001年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對阿富汗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施實軍事打擊戰爭，打了十多年，用盡了先進武器，結果西方聯軍還是碰得焦頭爛額。蘇聯當時在國防科技方面領先於世界，而且阿富汗就在它的跟前，硬是打不下來。如果説蘇聯科技不如美國，那美國入侵結果還是一樣。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這一點，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學》，他在書中用了相當的篇幅專門論及飛機出現對地緣政治的影響，他寫道：
許多論現代軍事戰略的作家都説：大部分後方勤務的問題可以由運輸機來解決。他們建議拿能運載許多噸貨物的大型飛機來代替輪船與火車。大戰的經歷和零星發表的數字説明了，儘管僅僅是部分地説明了，現今作戰部隊所需物資量的龐大。這説明飛機雖然能夠協助和補充行動較慢的運輸工具，但不能代替這些運輸工具。對一個地區施加空軍力量，不僅要飛機飛到那裏，而且還要保持它們的作戰能力。那就是説，要有一條供應充足的中間基地線、大量的特種汽油、炸彈、軍火、零件、備用的機器、修理隊、地面部隊和防空隊。就空軍由空中運輸自己必需品來講，現在沒有一個國家的空軍是能自給的。德國人在這方面大概比其他國家較為先進，但他們在歐洲的作戰地區是一個完整的地塊，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個空軍基地，同時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鐵路網和公路網互相連接。美國無須它的空中勢力在自己的大陸的周邊起作用，而是要它越過海洋和北極的荒漠。對美國來説，飛機在運輸物資方面不能起顯著的作用。[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86～87頁。]
儘管制空權日見重要，但實際情況仍是如此，因為除了運送最特殊的項目外，在運輸一切物資方面佔壓倒性優勢的仍然是在大洋中的船隻。[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47頁。]
其他地緣政治學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國地理政治學者P．奧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獨到的研究，他寫道：
自16世紀歐洲人開始征服全球以來，距離的屏障在不斷地削弱，並帶來文化上的匯合，把我們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類共同體中來。空間的分隔效力已經縮小，甚至有人説，隨着電子通訊和飛機的使用，地理距離在世界政治中已經失去了重要影響。當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還是有距離影響的，它把人們的存在和活動分開。即使在國家事務中，儘管穿梭外交的狂熱努力，但不論其作用的好壞，距離仍然有影響。的確是這樣，就減少那些可以被認為是專橫國家的貿易和社會往來而言，與政治野心保持隔離興許是天上的賜福。當然從軍事上來講，距離仍然是最好的防禦。[ [英]P．奧沙利文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1頁。]
肯尼思·艾瓦特·博爾丁教授[ 肯尼思·艾瓦特·博爾丁（1910～1993年），1910年出生於英格蘭，畢業於牛津大學，1948年成為美國公民。1949年至1967年，執教於密歇根大學。1967年，執教於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直至退休。]1962年出版《衝突與防禦：一般理論》（Conflict and Defence: A General Theory， Harper & Bros.1962）一書，他在其中提出“力量遞度損失”理論，認為：
在運輸力量和交通通訊上，距離的摩擦損耗侵蝕了實力的強度。由於海軍，無線電、空軍、火箭和衞星的發展，已經減小這種梯度，以至於有些人忽略了距離因素對實力平衡的影響。但是為了美國在中東行動而建立快速部隊的努力，説明距離仍然是需要花費代價的。福克蘭羣島戰爭中，在7 000英里長的供給線上暴露出的種種困難説明，在軍事力量與距離因素之間的成敗之機是相互參半的。[ 轉引自[英]P．奧沙利文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頁。]
（三）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
在地理差異的基礎上，人心向背歷史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因素。如果擴張的利益與當地人民利益不一致，那就會更加增大擴張者因距離拉長而出現的阻力。博爾丁教授分析説：
在本國最強大，它離國內基地的距離拉得愈遠愈弱。力量越是擴張，則強度越是減少。除了克服距離損耗的磨擦效應之外，在控制越來越遼闊領土的能量耗費以及對遠離本土的遙遠地方缺乏親熟性（familiarity），可以嚴重地影響擴張者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志。[ [英]P．奧沙利文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頁。]
事實上，當技術和人比較時，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當人與自然比較時，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術、人民和自然地理環境三位一體地優化結合形成的戰鬥力，才是不可戰勝的。辛棄疾説的“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系乎民心”[ [南宋]辛棄疾：《美芹十論·觀釁第三》，《中國兵書集成》（第7冊），遼寧書社、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頁。]，孟子説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卷四·公孫丑下》]，都是這個意思。人只能是環境中的人，一方土地養一方人，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於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於人及其所處的地理環境。
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人民戰爭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條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戰鬥力。而技術的作用多在於戰爭初期的戰役層面，這就是“點火”即挑起戰爭的手段更為方便了，但滅火得靠人，還要看能否控制火勢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還需東風，火勢蔓延的方向是由風向而非技術決定的。風向即民心，挑起戰爭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會引火燒身。保家衞國會激發出無窮的力量，這叫人民戰爭。美國人喜歡技術決定論，即認為技術決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國大兵卻被佔據地緣政治優勢的阿富汗部落武裝打跑了，這是發生在我們眼前的而非只寫在歷史書中的事，眼見的事實説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結束地緣政治。
還會有人説，科技可以解決資源短缺問題，如果世界發展到把糧食、資源等通過科技手段實現無限增長時，世界就不需要打仗了，和平與發展歷史條件就可以無限持續下去。
這也不可能，因為這個假設只有邏輯而沒有經驗支持；也就是説，它符合邏輯，但不符合歷史經驗，不是邏輯和歷史的相統一判斷。比如，人類五千多年間發展了很多技術，但還是沒有解決糧食大幅遑論無限增長問題，不同的只是名稱的改變。戰國時期糧食畝產可達到幾百斤[ 戰國李悝説：“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漢書·食貨志》，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漢書·食貨志上》（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頁。）陳文華先生説：這五口之家如果按照《周禮·小司徒》的標準，只能分到“下地”，因此，這則這應該是當時最低水平，根據吳慧先生《中國曆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1985年版，第4頁）的計算，這“畝一石半”合今一市畝205．8市斤；由此結論：“西周每個勞動力可耕18．63市畝地，則最後可以生產3 834市斤糧食（粟）。”（杜青林、孫政才主編，陳文華著：《中國農業通史·夏商西周春秋卷》，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161頁。）]，雖然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目前最高可達到畝產1 000公斤[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超級稻畝產首破1000公斤》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CERNET，
http://www.edu.cn/cheng_guo_zhan_shi_1085/20140930/t20140930_1181919.shtml。]，即使如此，這樣的產量也很難普及。糧食是從土地裏長出來的，而土地不可能用高科技大規模催生，多少耕地大體能生產出多少糧食，這是農民都能算出的賬。所以我們的認識還是要向勞動人民學習，回到傳統的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路線上來。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實踐中產生的[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載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頁。]。所以要相信這些最基本的東西，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唯物主義。衣食住行，這都是最基本的東西。出門的時候老太太知道有多少乾糧走多少路，她會告訴你要多帶點乾糧。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後，俄國各地流傳着一則笑話，説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聖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 “由於我們在1904年整個一年和1905年戰場上遭到節節慘敗，所以德拉戈米夫將軍就編了一則挖苦的笑話，後來在俄國各地傳開了。他説：我們總想用聖像去打日本人，他們卻用炮彈和炸彈來揍我們；我們用聖像來對付他們，他們用子彈對付我們。”參見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頁。]。結果是子彈打倒了聖像。馬克思説：“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頁。]，在國際問題研究中我們還是要從最基本的事實出發，而地理條件從而地緣政治就是國際問題研究者必須面對且不能任意改變的基本事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説：“要衡量一國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須根據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同位置相比較，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資源是決定一國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41頁。]
一般説來，當一個民族處在被壓迫的時候，其外交政策還是有節制的，這時的國家崛起只需要克服困難就可以了；當它崛起後轉向世界性擴張並因此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它就必須和世界人民作戰，這時的國家外交就身不由已地失去節制，即使以自毀的方式與帕米爾這樣無人敢碰的“山神”相撞也在所不惜。
古代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年～前323年）似乎是歷史上唯一自覺止步於印度的帝王。他從希臘開始東征，越過達達尼爾海峽後於公元前334年在馬爾馬拉海岸的格拉尼庫河附近打敗波斯後，一路征戰南下敍利亞，巴勒斯坦，直到埃及。隨後他率軍北上返回亞洲，向波斯腹地進發，公元前331年9月，在底格里斯河東岸的高加米拉再次擊敗波斯，隨後進入波斯首都蘇撒和巴比倫。公元前330年繼續東進攻佔波斯舊都波斯波得斯。隨後便北上埃克巴達那，然後再到海卡頓比勒、來到裏海邊。後繼續東進蘇西亞，折南特拉後北上至今阿富汗喀布爾，穿過開伯爾山口於327年來到印度。越過印度河後受到當地部族的激烈抵抗。值得注意的是，與18世紀的英國人不同，此時的亞歷山大不是繼續深入遑論佔領印度，而是“自我封閉三日，然後決定班師。大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但結論很明顯，即他不是世界之主。”[ [法]魯保羅著，耿昇譯：《西域的歷史與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頁。]公元前325年，亞歷山大折東返回巴比倫。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病逝，此後他的帝國隨即分裂為馬斯頓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亞歷山大畢竟曾師從於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臨終前終於明白了自己“不是世界之主”並因此找到了馬其頓帝國的有限邊界。麥金德畢竟是一介書生，他為英國政府提出他的地緣政治理論，首次以全球戰略觀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揭示出中亞是大國建立世界霸權的關鍵地帶，但它卻沒有為英國政府指出哪裏是英帝國的有限邊界，相反他卻將他的國家驅趕到一個無法征服的“心臟”地帶。似乎是歷史的諷刺，儘管麥金德的理論使後來的世界圍繞中東熱鬧了至今，而他的祖國——英國卻在來到印度洋、其海權事業達到頂峯後，其帝國事業開始出現衰落的跡象。這種“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宋]蘇軾：《水調歌頭·丙辰中秋》，載沙靈娜譯註：《宋詞三百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頁。]的雙重感受合二為一地落在麥金德身上：就在麥金德對英國海洋實踐做出如此經典的理論總結且因此譽滿全球的時候，上帝卻讓他看到了帝國的黃昏。1947年3月6日麥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獨立。印度是英帝國全球霸權的支撐點，印度獨立敲響了英帝國的黃昏暮鼓。
實踐説明，麥金德的天才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理論邏輯上是通的，但實踐邏輯上是走不通的。在玻璃窗裏的學者，不流汗、不打仗、不流血、不死亡，這樣的研究結果往往脱離實際並對國家造成大不幸。
那麼麥金德的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理論與實踐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錯呢？因為戰線拉的太長。鞏固長距離的戰果要比從它本身獲利要支出的多。在帝國擴張方面實踐方面也相當有經給的美國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視，《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寫道：
財富永遠是加強軍事力量的基礎，而獲利並保護財富又往往需要軍事力量。然而，如果一個國家把過多的資源用於軍事目的而不用於創造財富，那麼，從長遠看，就很可能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佔大片領土或發動耗資巨大的戰爭——那麼它就會冒這樣的危險：為此耗費的巨資可能超過對外擴張所帶來的潛在利益。16世紀西歐進步以來，大國體系中各領先國家——即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帝國和當今的美國等——的勃興而後又衰落的歷史説明，從長遠看，生產能力獲取收入的能力同軍事力量兩者之間有很重要的相互關係。[ 保羅•肯尼迪著，蔣葆英譯：《大國的興衰》，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從邏輯上推，麥氏的理論符合幾何力學的原理。但圖上的邏輯與能力邏輯或説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並不總是一致。如上所説，中亞是世界上區間平面距離與立體距離極不成比例的地區，一段不太遠的平面距離卻包含着極為巨大和極難克服的立體距離。戰爭本質上是拼裝備的，在國力不及之處開展軍事活動將對國家會造成很大的負擔。
恩格斯説：“任何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 馬克思，恩格斯：《論波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88頁。]英國曾是一個受歐洲大陸封建國家壓迫和欺辱的邊緣島國，它也因此成為最有希望的島國。歐洲中世紀在大陸無法傳播的許多先進思想在英國落根並使之成為歐洲反封建教會勢力的大本營。1640年英國發生了開闢世界近代史里程碑的資產階級革命，帶動了法國等歐洲資產階級運動的發展，加速了歐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紀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巨大的生產力的出現改變了英國人的生存狀態，市場和利潤成了社會活動的中心，國家成了為資本開闢市場的機器，由此，向世界擴張，不斷開闢新市場，就成了保持國家穩定的基本手段。這使得世界的不穩定就成了英國穩定的前提。英國在世界擴張中推行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讓英國從世界得到豐厚的利潤，同時也使英國為此與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調和，以至戰爭成了促進英國工業發展的基本手段。當時有評論説英國“把大大超過其税務收入的錢用於戰爭，這樣一來它就把具有決定性優勢的艦隻和兵力投入同法國及其同盟國的戰爭，而沒有這種優勢，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諸東流”[ 轉引自[美]保羅•肯尼迪（Paol Kennedy）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96～97頁。]。戰爭使英國擴張為帝國，到19世紀末，一般英國人都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即“英國分明是命中註定要統治其他國家的人民，英國是‘日不落帝國’”[ 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8～9頁。]；“帝國的感情是每一個英國人生而有之的。這是我們的世襲財產的一部分，和我們同生共死”[ 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8頁。]。19世紀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與此同時，英國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強了，“它越來越依賴世界的貢賦來維持生存”[ 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68頁。]。高額利潤需要高成本的戰爭。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看出這一點，1868年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認為英國的殖民政策的“代價太大”[ 轉引自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60頁。]。
中國有個字非常好，就是幸福的“福”，它給人的喻意就是拜一口田。為什麼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裏的糧食能消化，不至於把你撐着。人餓死的不多，撐死的不少。現在好多病都是撐出來的，與自己的消化能力相適應的飲食才是有福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極力擴張，在戰役上基本沒有輸多少，而戰略上卻日益接近失敗，因為消化不了那麼多戰果。他們不懂“有福之人善退財”的道理，結果大量的戰果背面都是越燒越旺的被佔領國家人民對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的怒火。日本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日本人已沒有哲學了。1895年和1905年日本打敗中國和俄國之前，還是比較節制，知道不可過分，因在適當的時候及時止戰才贏得了對華對俄的戰爭。當時日本人是借錢打仗，在獲利最大化時及時停戰。1905年對俄作戰時日本方面在戰爭開始前考慮較多的是如何結束戰爭。那個時候日本軍人知道下坡比上坡難，因為這些人都是在幕府內戰中打出來的軍人，有經驗，所以説話有譜。打贏中國和俄國後，日本的陸軍大學很多人都對戰略不感興趣了，一付捨我其誰、敢作敢為的“少帥”作派。學戰役容易出成果，而政治則需要的時間和等待。由此發展下去，政治家在日本日益失勢，槍桿子失去政治節制的結果就是國家無法消化日本軍人抱回來的大堆戰果。1931年日本軍費佔國民總產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戰線也開展拉長，其軍費已佔國民總產值14%，到1941年增至18%；1942年日本對美宣戰，戰線已遠超出日本國力的極限，其軍費已佔國民總產值34.6%，至1943年達46.7%；到戰爭結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的戰線已拉到印度洋並進入緬甸，與此相應，其軍費與國民總產值的比例也迅速衝至98.5%[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重要資料統計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頁。]，也就是説日本國民總產值已近全部投入戰爭，由此日本全面失敗已不可避免。但這時的日本還是一味蠻幹，最後只有在原子彈爆炸後才徹底認輸。與此相反，1943年是中國在戰役上失敗得較多的時候，可我們的國際地位卻進入開羅會議的四大國之中，儘管在其中比較勉強，但是中國畢竟是參加了開羅會議，成了後來的四大戰勝國之一。還沒有戰勝就進入了戰勝國行列，這其中贏輸，全在哲學境界的高下。
進入21世紀的美國也在進入印度洋的路上由盛而衰的。
2011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卸任之前到新加坡參加會議時説，美國不想遏制中國的發展，並提醒中國不要學習蘇聯[ 《蓋茨聲稱美不會遏制中國發展 警告中國“別學蘇聯”》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33488.html。]。當時很多報紙、媒體都將這則新聞解讀為蓋茨意在警告中國不要搞軍事競賽，不要發展軍備。這——與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人對尼赫魯“有聲有色”曾作出誤讀的經歷相似——都沒有抓住要害。
（四）石油美元迫使美國對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賴
美國是在蘇聯解體後開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帝國。布熱津斯基説：
美國對手的垮台使美國處於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國。可是，美國在全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聯想起早期帝國，儘管那些帝國規模較小，只是地區性的。[ [美]茲比格紐· 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有過多少往事，彷彿就在昨天。”[ 歌曲《好人一生平安》歌詞。]布氏寫下這句話時是1997年，三年後便發生了“9·11事件”，隨後美國便揮師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美國便決定從阿富汗、伊拉克撤軍，美國也由此迅速衰落。這一幕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也發生在布熱津斯基面前，美國在新世紀起步時豪情幹雲，在結束時瞬間就成了一場鬧劇。
美國這幾年的國防部長似乎都有些身不由己，上任後都要打仗。這是因為今天的美國已出現美利堅民族利益與華爾街利益的分裂。美國這幾年因拉的戰線太長，以至今天已經打不動了。真正要為美利堅民族做事，就要收縮戰線，但美國現在沒有自己的實體工業，底特律老工業基地也垮了，美國也沒有國有銀行，只有華爾街控制的私有銀行，這樣美國就成了一個華爾街金融財團獨控的國家。華爾街是身處美國的國際人，他們並不反映美利堅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華爾金融的基礎不是美國的產品，而是中東石油。而要抓住石油，那就得逼着美國人民去到中東打仗。但華爾街要石油不是為了它的使用價值而是它的價值。它要保證石油必須用美元交換，獲勝後是華爾街美國而不是華盛頓美國發財，華爾街按戰時表現再發點“補貼”給白宮。蓋茨這些人上任前都雄心勃勃要為美國做事，上任後就發現不是那回事。但是他們又不能不聽華爾街的，所以每個任上的總統或防長都得衝進印度洋到海灣地區去打仗。但當他們卸任以後大部分都有良心發現，比如蓋茨、鮑威爾、奧爾布賴特等。蓋茨説中國別學蘇聯，意思是別學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本來這個世界是美蘇共同劃分的，美蘇本是周瑜打黃蓋的關係，不能當真。結果勃列日涅夫當真了，打得美國沒有退路了，以至美國全民動員起來一致反蘇。艾森豪威爾時期美國與蘇聯已恢復了雅爾塔框架下的合作。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美蘇在聯合國聯手把英法趕出了地中海；當時也有波匈事件，但美國只是喊話而不介入，就是因為美國承認那裏是蘇聯的勢力範圍。1962年，赫魯曉夫跑到古巴搞導彈基地，破壞了雅爾塔體系確定的美國的勢力範圍，結果惹得美國輿論不滿，古巴導彈危機後，美國就大規模介入越南戰爭。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兩人沒有斯大林的有限哲學的智慧，他們有執行和貫徹上級命令的能力，但這類幹部往往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朝鮮戰爭的時候，赫魯曉夫就想對朝鮮出兵，被斯大林教育了一番[ 此事參見張岱雲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535頁。]，斯大林覺得蘇聯已無力在戰後繼續在朝鮮半島擴大戰爭。
現在我們再回來重讀蓋茨説的那句話，其意思是讓我們汲取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莽撞的教訓，外交上不要重複他們的錯誤。這話顯然善意的。
可這句話被我們有的一些媒體解讀為中國不要發展裝備，這客觀上是會使我們自廢武功、向西方妥協。這是不可以的。我們在西太平洋是要有我們基本的安全底限。毛澤東曾説：“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歷史教訓。”[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頁。]所以第一島鏈[ 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亞洲的危機——對美國政策的檢討》的講話，針對太平洋地區軍事安全形勢，提出美國的亞洲政策。艾奇遜提出一條將朝鮮半島排除在外的“從琉球羣島延伸至菲律賓”的防禦線。他説：“日本的防務必須得到維持，而且能夠得到維持。這條防線從阿留申羣島經日本到琉球羣島。我們在琉球羣島擁有重要的防禦地位，我們將繼續保持下去。為了琉球羣島上的居民的利益，我們將在適當的時機，要求在聯合國的授權下託管這些島嶼。但是，它們是太平洋防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須守住，而且能夠守住。防線從琉球延伸至菲律賓羣島。”“亞洲的危機——對美國政策的檢討”（國務卿艾奇遜的講話，1950年3月1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捲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88頁。]必須突破並堅決守住。中國東西兩面安全要有個平衡，東海的“安全帶”還沒繫好又往西跑，這是跑不遠的。安全帶的係扣在哪裏呢？就在釣魚島，除了主權的因素外，這裏既是中國暢通太平洋的關鍵出口，更是“台獨”分子與日本右翼勢力的“接榫”地帶，釣魚島迴歸中國可以斷絕了“台獨”分子對日本右翼支持的念想。因此，在沒有繫好東海“安全帶”的係扣之前，空論西進是危險的。
世界大國為什麼都要爭奪印度洋，這是因為他們的擴張使其經濟發展與印度洋有某種依賴關係。英美要控制世界，因為他們的經濟是世界性的體系，誰佔有了世界貿易和世界資源，誰就會擁有世界財富流向的主導權。而佔領世界市場和資源，從地緣政治上看，就必須控制印度洋。英國和美國略為不同的只是，英國基本上打的是市場，英國佔領印度是因為英國需要印度為其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
與今天的美國不同，當年英國依靠的是民族工業的產品。英國人起家的時候對民族工業要求特別嚴，在英國紡織品未立足之際，對出口的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國公民重判以斷手或絞刑，但當拉丁美洲門户被暴力打開後，英國則向這些國家傾銷其低質紡織品[ [烏拉圭]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著，王玫著：《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所以英國本土的工業原創能力特別發達，發達的生產力要求更多的產品銷售市場及其利潤迴流。由此英國與印度形成了依存關係，同時印度洋也成了透支英國財政並由此拉倒英國的“百慕大”：支出大於收入，英國就這樣給生生地耗倒了。現在的美國表現就更差了。今天的美國是金融資本控制的國家，石油美元使其對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賴。因為支撐美國金融的基礎在中東石油。這樣，與以工業產品為基礎的英國相比，美國的國力尤顯不足。這就是擁有同等擴張規模的美國比英國控制印度洋能力相對更弱，退出的時間更早、速度更快的原因。
（五）美國的教訓及其啓示
美國輿論把凱南炒作成一個大戰略家。現在我們國內某些學者也是認為昨天的凱南和今天的布爾津斯基都是大戰略家。事實上，他們只是華爾街的大戰略家，不是美國的戰略家。大家看一下布爾津斯基設計的方案，將烏克蘭列為支點軸心國家，將整個中東列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但美國沒有這樣的國力，沒有這樣的國力，為什麼還要這麼設計呢？這隻能解釋為對華爾街有利。大家可以看看電影《北京人在紐約》，面對王啓明和大衞，經銷商安東尼是唯利是圖，誰給我利潤多我跟誰做生意，至於説是不是美國人我不管。華爾街就是只認錢不認人。這麼折騰，如果美元垮了怎麼辦？垮了以後再去歐洲搞歐元，將來在歐洲坐大；歐元跨了怎麼辦？美國長胖後再回美國來吃美元。但是有一點，就是這些地區不能有國有銀行和本土工業。國家有“腎”即國企就能造血，再有自己的“血庫”，這就是銀行，這樣國家就能強大。華爾街到哪也不能接受這些。
從小生長在猶太人家庭的馬克思最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認為不將法蘭西銀行收為國有是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的著作《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為什麼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對法蘭西銀行所表示的那種不敢觸犯的敬畏心情。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這會迫使整個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同公社議和。[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頁。]
國家不將銀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將一事無成。資產階級國家是這樣，社會主義國家更是這樣。在這方面，當代國際金融資本與各民族國家爭奪金融權的熱情絕不亞於中世紀教皇與世俗政權爭奪教權。
最近美國汽車城底特律的破產發生在奧巴馬提出“再工業化”的當口，這是因為華爾街不喜歡這些民族的企業。就是美國不能有民族之“腎”，有腎就能自己造“血”，這直接威脅到華爾街“血庫”的利益。在尼克松之前，美元靠黃金結算，這時美元靠勞動產品支撐。尼克松上任以後與華爾街有個交換，就是將美元放在石油上，要求國際石油貿易以美元結算。這樣華爾街的錢就可以大量地在增值中迴流，只要印鈔票就行了，美國只給世界提供各式債券。尼克松是用戰略收縮挽救了美利堅民族，同時又把黃金美元換成了石油美元挽救了華爾街，一舉兩得。即使這樣，華爾街財團還不滿意，最後還利用“水門事件”讓尼克松下台。最近美元為什麼衰落，它跟石油脱鈎了，控制不了石油了。美國為什麼打薩達姆，薩達姆要用歐元買石油。拿歐元買石油的話，就動了美元的根本了，這對華爾街美國壓力太大了。從這個角度來説，中國將來還是要發展本國實體生產，不然就會重複今天美國衰落的路。
美元建立在石油之上是美元國際化的基礎，現在也有人建議人民幣國際化，若真如此，我們就得將手伸向全世界，全世界每個國家的大小事都和你有了關係，中國沒有解決世界問題的力量，因而需要有亞歷山大不做“世界之主”的智慧。美國自從將美元的支撐點拉到印度洋北岸的海灣後，它就與戰爭有了孿生關係：戰爭拉動軍火，還控制中東石油，這一舉兩得的結果使華爾街軍工集團和金融集團都高興。為什麼今天美國的禁槍法案屢試屢敗，因為軍工集團不願意。美國現在打不動了，但華爾街還要它打，如果不打的話，華爾街就來“財政懸崖”，不給白宮發工資。“斯諾登事件”説明美國人已對國家沒有感情了。電視中常有美國軍人拿槍掃射同胞，斯諾登還是國安系統的人，他也不願意幹了。為什麼？美國人對國家沒有榮譽感了。法國大革命時，人民佔領巴士底獄、佔領市政府，現在美國的中產階級有忿恨情緒不到華盛頓的白宮發泄，而是去“佔領華爾街”。這説明美國政府已被華爾街控制，其本身已沒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華爾街給美國帶來的危害太大了，這直接導致了美國的衰落。這個衰落將會持續下去，因為華爾街不會向美利堅民族讓步，而美國對外戰爭又步步受挫，支出已遠遠大於收入。為了華爾街，今後美國白宮的目標將是中國，如果其反華行動持續受挫，那就還得重返印度洋、去海灣抓中東石油。
2014年8月1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應該致力於在全球範圍以盧布來出售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氣，他表示，使用美元作為能源貿易中單一的定價貨幣正在傷害俄羅斯的經濟。普京是在當天訪問克里米亞地區時做出該表態的。他説：“我們應該謹慎從事。我們目前正在説服一些國家，使用自己的貨幣來開展貿易。” [ 《普京呼籲終結石油美元 稱其傷害俄羅斯經濟》，http://finance.huanqiu.com/view/2014-08/5107097.html。]可以預計還會有更多的國家放棄石油美元。如此，華爾街更將雪上加霜，其反撲也會更加窮兇極惡。
八、北印度洋與中國安全有重大關聯
（一）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帶是中國西南安全的戰略屏障
那麼，印度洋北岸和中國有什麼關聯呢？如果特別注意一下立體地圖上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這條山帶，就會看到這條山帶對中國西南安全是一條巨大戰略屏障。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連接一線且難以逾越山帶；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勢，它幾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帶。古代的希臘人、羅馬人，近代法國人（拿破崙）英國人和現代史上的蘇聯人和美國人都沒有徵服這道山帶，再先進的科技在這都不靈。這個屏障給中亞地區和中國帶來了極大地緣政治優勢，也給中國大西南帶來優質且低成本的安全環境。由於這個屏障的存在，當年亞歷山大打到印度就停了下來；蒙古人算是猛一些，1259年蒙哥大汗親自率領四萬軍隊越過這道屏障進入中國四川，但最終還是困死在重慶釣魚城下[ 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進攻鄂州、察塔兒進攻兩淮及兀良哈台進攻雲南，自己則領兵往四川。1259年2月，蒙哥大汗親自率領4萬軍隊到釣魚城下，蒙哥派降人前去招降，宋知合州王堅嚴辭拒絕並殺了使者，蒙哥開始進攻釣魚城，然而釣魚城主將王堅與副將張珏的頑強抗擊下，大將汪德臣戰死，蒙哥更被城上火炮擊傷，後逝於温泉寺，蒙古軍因此撤退。直至1279年，在守將王立帶領下釣魚城軍民投降，正式結束釣魚城之戰36年抵抗歷史。]；1914年，佔領印度的英國人曾打到拉薩了，最終還是抗不住地高天寒而南撤。
但凡事都得兩面看，保護中國的屏障同樣也是限制中國的屏障。連通中國西域與中亞繼而西方的絲綢之路被今人賦予了過多畫意，其實這條路開發最初的開通是為了中原政權的安全需要。漢朝為了聯合西域部族合擊匈奴，而不主要是為了商業的目的，張騫才冒死率人進西才開發出這條道路。同樣的道理，我們今天的絲綢之路建設同樣也不會只是一個牧歌的進程。當前我們有些研究提議以修建整合亞洲大陸的鐵路的方式推進中國西進的“新絲綢之路帶”，這想法非常好但很浪漫。但回想一下當年俄國人在中國境內修的那條中東鐵路，開始説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後來竟由此演化為兩國的宿怨，這種怨氣一直影響到20世紀50年代；相反幾乎是同期開工的在俄國境內修建的橫貫東西的那條近萬公里西伯利亞大鐵路[ 西伯利亞大鐵路（Trans-Siberian Railway）是橫貫俄羅斯東西的鐵路幹線。東起自莫斯科，經梁贊、薩馬拉、車里雅賓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赤塔、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到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總長9，33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鐵路。從1891年起，這條鐵路從東西兩端同時開工，於1916年全線通車。]卻迄今一路暢通。設身處地，今後我們在其他國家境內修的路，我們難道就不會再碰到同樣的尷尬嗎？沒有歷史經驗支持的建議，提出來還是要謹慎些。目前我們在一些東南亞國家修的鐵路已碰到我們曾經歷過的相似問題。你修的鐵路從人家領地上過而你又不能控制，這是説不通的；而控制就要有矛盾，大些的還難免是衝突。前陣有朋友到烏克蘭置地產，説是雙贏的事亞，大有前景，很有一副海外莊園主的範。烏克蘭危機尤其是克里米亞歸併俄羅斯後，人再回來情況就變了，這時地還在，法律不一樣了，得重辦手續。要知道，重辦手續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以前我們知道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今後我們也要知道生意尤其是國家間的大單生意也是政治的繼續。可見，通心要先於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處，路不可過於深入，重資產投資還得做相應收縮。
（二）世界視野中的“絲綢之路”
連接中國與中亞的絲綢之路關係中國西陲安全，而在向當地人民學習中加強與中亞國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國西陲安全風險的政策基線。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首次提出了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時明確提出，中國致力於加強同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願同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係，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都説明中國與中亞國家交往遠不只是一種物流的過程，更多的應是交心的過程。通關貴在通人，通人貴在通心。如無這些，僅有武帝的武功而沒有武帝的文治，絲綢之路不會有後來的延續。習近平主席“一路一帶”構想所包含的哲學思想已經不能僅從經濟發展的思路來理解，而應當從“環球同此涼熱”即世界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共產黨人的大情懷來理解。
絲綢之路也是東西方相互影響之路。現在北約東擴已經合併了東歐的部分，地中海南岸也為歐洲控制，那下一步怎麼辦？依據歷史經驗，就是打通敍利亞。敍利亞是歐洲人進入麥金德所説的控制世界的“心臟地帶”的門户。拿下敍利亞，也就打通了經伊朗高原[ 伊朗高原（英文：Iranian plateau，又稱Persian plateau）是亞洲西南部的高原地帶，亦是古代文化的發源地，伊朗高原由小亞細亞和高加索開始，一直向東延伸，包括現今阿富汗的絕大部分和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進入中亞並經此即可由帕米爾高原[“帕米爾”是塔吉克語“世界屋脊”的意思，高原海拔4000米～7700米，擁有許多高峯。該高原是地球上兩條巨大山帶 （阿爾卑斯－喜馬拉雅山帶和帕米爾－楚科奇山帶）的山結，也是亞洲大陸南部和中部地區主要山脈的彙集處，包括喜馬拉雅山脈、喀喇崑崙山脈、崑崙山脈、天山山脈、興都庫什山脈五大山脈，它羣山起伏，連綿逶迤，雪峯羣立，聳入雲天，號稱亞洲大陸地區的屋脊。帕米爾高原的最高峯為興都庫什山（Hindu Kush）的主峯蒂裏奇米爾峯（Tirich Mir）海拔（7690米）。]進入中國新疆。當年亞歷山大大帝、羅馬軍團、十字軍和蒙古人的東進和西出，這裏都是必經要路。法國學者魯保羅認為：“那些不想經北部繞過裏海的行人，則必須穿越伊朗這一富饒、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區，這一切都使這條道路變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時會使這條道路封閉，那麼它也必然會重新開放。”[ [法]魯保羅著，耿昇譯：《西域的歷史與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頁。]
從敍利亞沿伊朗高原東進中國的那條路在歷史上是傳統的絲綢之路之一。這條屏障的最西端是敍利亞，這裏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在歷史上也是歐亞兩大陸對沖的第一道關口，也可以説它是歐亞大陸力量變局的第一個旋轉門。羅馬人東擴，蒙古人西進，都是到了這個地方受到抵抗並因此固定了東西方的政治格局。當年張騫派副手到安息帝國訪問，因為他們的鬥爭關乎漢朝的安全，安息國王派了2萬多兵騎迎接[ 公元前129年，位於小亞細亞的拍加馬王國 起義，羅馬鎮壓後將其劃入羅馬行省。公元前124年，塞人與安息（帕提亞）衝突，安息王敗死。安息向西敗西徐亞人，西北敗亞美尼亞人，與羅馬締訂和約；同年中國張騫副使至安息，安息王以兩萬騎迎中國使者。]，因為他們也需要中國的支持。當時的安息位於今天的伊朗高原，其西端就是今天的敍利亞，位於今天歐洲東擴的前線。今天的北約東擴就是昨天羅馬東擴的重演，在敍利亞激烈抵抗前，今天歐洲的妥協也是昨天羅馬在此妥協的再版。可見，敍利亞至伊朗一線的地區安全與中國的西陲安全息息相關。1904年，哈·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書中説：
這裏是早期文明地帶中最脆弱的地點，因為蘇伊士地峽把制海權分成東西兩部分，而從中亞延伸到波斯灣的波斯干旱荒原，使遊牧勢力總有機會打到那一片把東面的印度、中國與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開來的大洋邊緣。每當巴比倫、敍利亞和埃及綠洲的守備薄弱的時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開闊的伊朗高原和小亞細亞作為前進的據點，從那裏穿過旁遮普而進入印度，經過敍利亞而攻入埃及，越過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的斷橋而進入匈牙利，維也納地當歐洲內地的入口處，抗阻着從兩方面——直接穿過俄羅斯草原與繞道黑海、裏海以南而來的遊牧民族的襲擊。[ [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3頁。]
十五年後，哈·麥金德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以更為簡煉的語言再次重申這樣的觀點説：
誰佔有大馬士革，誰就有旁門通向另一條路——在兩洋之間沿幼發拉底河谷而下之路。這同一個區域，既是歷史的發祥地，又是現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點，不可能完全是一種巧合。[ [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85頁。]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國家，但對中國西域安全權重排序上卻不是最重要的國家。常有媒體看着平面地圖説印度對中國有大威脅。如果看看歷史，再看看立體地形圖，就會知道印度沒有大規模北上強攻的能力，當然中方也沒有大規模南下並實行控制性佔領的能力。這還得歸因於喜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歷數古代史，印度人什麼時候打到過西藏、佔領過拉薩？沒有，都是北方遊牧民族從西面順印度河南下進入印度。當然這也不能説印度人沒有北上的想法，也不是説中原人沒有南下念想，只是説在這一地區雙方實在沒有實現這種想法的地理條件。1962年底，我軍橫掃盤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軍後為什麼馬上退回來呢，地形不行。喜歡讀《三國演義》的毛澤東[ 1962年1月12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由顧問鈴木茂三郎率領的訪華代表團時説：“遵義會議時，凱豐説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頁。）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在接見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率領的代表團，在被問到在打仗之前是否看過軍事著作時，毛澤東回答説：“一本也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孫子兵法》沒有看過。打過仗以後，那是到了西北之後，為了總結經驗，看了一些中國的、外國的軍事書。書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創造自己的經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頁。）]自然會注意曹操佔領漢中後又不得不放棄漢中退回秦嶺的原因：藏南孤懸且直抵於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難，且後援難以為繼。如陷南地，無以迴旋，極為被動。由南而北，則是攻難守易。毛澤東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這種特點，對入侵者發起凌厲的攻勢，勢如破竹，速啓速合，沒有留給印軍佔其地利以逸待勞的時間。
上文説敍利亞是歐亞格局的轉換門，現在再加一句，敍利亞也是歐亞力量交鋒的晴雨表。從中國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較之於印度，敍利亞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線的國家對於中國西域安全有着更大的地緣政治關聯。
（三）緬甸之於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
在印度洋北岸的東面，對中國安全有重大關聯的是緬甸。緬甸位於亞洲東南部、中南半島西部，其北部和東北部同中國西藏自治區和雲南省接界，東部與老撾和泰國毗鄰，仰光瀕臨伊洛瓦底江。緬甸西部與印度、孟加拉國接壤。緬甸南臨安達曼海，西南瀕孟加拉灣。緬甸從南到北長約2 090公里，東西最寬處約925公里。地勢北高南低。北、西、東為山脈環繞。北部為高山區，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開山脈，東部為撣邦高原。靠近中國邊境的開卡博峯海拔5 881米，為緬甸最高峯。
伊洛瓦底江是亞洲中南半島的大河之一，也是緬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東部高原間為伊洛瓦底江沖積平原，地勢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東西兩支，東源恩梅開江（Nmai Hka，中國境內稱獨龍江），發源於中國境內察隅縣伯舒拉山南麓，西源邁立開江發源於緬甸北部山區。獨龍江東南流經雲南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西境，然後折轉西南，進入緬甸，過賈岡南流，稱恩梅開江。兩江在密支那城以北匯合後始稱伊洛瓦底江，南流後注入印度洋安達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長2 714千米，流域面積43萬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東面並與其北南平行的還有薩爾温江（又名丹倫江），為緬甸最長河流。該江源於中國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稱為那曲。離開源頭後進入雲南境內改稱怒江，入緬段稱薩爾温江，或丹倫江。入緬後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兩支入安達曼海的莫塔馬灣，並在河口處兩支流間形成比盧島。不含中國境內，河長1 660公里，流域面積20.5萬平方公里。
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緬甸之於印度，其通往中國的道路要平緩通順許多，縱貫緬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義相當於貫穿中國東西的長江和貫穿中歐和東歐的多瑙河[ 多瑙河在歐洲僅次於伏爾加河，是歐洲第二長河。它發源於德國南部，自西向東流，流經奧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羅地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摩爾多瓦，烏克蘭，最後注入黑海。馬克思説：“只要看一眼歐洲地圖，就會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的河口，正是這條發源於歐洲心臟的河，可以説是天然形成的一條通往亞洲的大道。正對面，在黑海東岸，自庫班河以南，高加索山脈從黑海東南伸向裏海，綿延約700英里，把歐亞洲分開。”“誰掌握多瑙河口，誰就掌握了多瑙河，控制了通往亞洲的大道，同時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國、匈牙利、土耳其的貿易，首先是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的貿易。如果他還掌握了高加索，黑海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而要關閉黑海的門户，只要把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拿過來就行了。佔領了高加索山脈就可以直接控制特拉佩宗特，並通過在裏海的統治地位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帶。” 馬克思：“帕麥斯頓勳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頁。]——更給緬甸交通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從中國雲南昆明經保山至瑞麗出境，順瑞麗江可達緬甸的伊洛瓦底江並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別是在近代以來東海被困之後，緬甸就成了中國大西南與國際聯繫的重要通道。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看到這一點，他在《亞洲的問題》一文中説：“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 [美]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頁。]
明代中期，中國東海尚未出現危機，此前西南方向對於中原諸王朝而言，只是穩邊安民的問題，這可從明王朝在西南設立的一系列管理機構的命名看出，如“車裏軍民宣慰使司”“緬甸軍民宣慰使司”“老撾軍民宣慰使司”等[ [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雲南七》，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5206～5238頁。]。但到明末，東海倭患蜂起，特別是清兵入關後，西南便成了各類反清力量的聚嘯之地，緬甸之於中國的地緣政治的戰略意義也隨之上升，漸成為中國大西南諸力量獲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海的制海權淪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遷至重慶。由此，緬甸通道對於中國的戰略意義陡然增升。美國地緣政治的重要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説：“日本的擴張勢力差不多完全把我們同俄國和中國的交通截斷了。從俄國和印度到中國的陸路，運輸量有限，沒有能夠使中國得到接近必需的軍需。要想最後擊敗日本，大部分有賴於有效地改善這種情況。”[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95頁。]1937年，在中國東部被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於10月始徵調雲南民工20萬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成了連接昆明至瑞麗的中國境內段公路，進入緬甸後又繼續修建了經過緬北的公路，兩段合稱“史迪威公路”[史迪威公路是1944年中國軍隊在滇西和緬北大反攻勝利後修通的自印度東北部雷多終至中國雲南昆明的公路，在槍林彈雨中為中國抗日戰場運送了5萬多噸急需物資，被稱為“抗日生命線”。它從印度東北部邊境小鎮雷多出發至緬甸密支那後分成南北兩線，南線經緬甸八莫、南坎至中國畹町；北線經過緬甸甘拜地，通過中國猴橋口岸、經騰衝至龍陵，兩線最終都與滇緬公路相接。]，中國由此從境外獲得大量戰略物資，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1959年6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片面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9月9日，蘇聯塔斯社就中印邊境爭端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尼赫魯政府，反對中國。9月15日，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後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説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 肖月、朱立羣主編：《簡明國際關係史（1945～2002）》，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頁。]，與此同時，蘇聯政府開始鼓吹蘇美兩國共治世界的“戴維營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對越南發動“特種戰爭”，1962年4月至5月，蘇聯駐中國新疆領事館慫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衝突，造成當地居民大量外逃。
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開始考慮“要準備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合夥整我們”[ 毛澤東：《戰爭準備要放在兩個可能上》（1965年10月1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頁。]及“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 毛澤東：《要很好地分析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1962年10月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頁。]的問題。當時中央軍委提出“北頂南放”[ 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軍委確定，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在北方一些地區要立足於頂住敵人，在南方一些地區則誘敵深入，把敵人放進來打。這一思想後來被概括為“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則判斷“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 毛澤東：《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1964年9月1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頁。]。
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後方”建設。集中投資於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與此同時，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説：“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當羅瑞卿講到總參謀部擔心密雲、官廳這些水庫的泄洪量太小時，毛澤東將北京的安全與四川聯繫起來，説：“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繫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第二天（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蔘加的會上進一步強調：“昨天在主席那個地方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主席着重地講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擺在第一，第一是講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 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彙報時説：“國民黨為什麼修長江—都勻—貴陽那一條線，而不修川漢那一條線？是什麼道理？川漢鐵路[ 川漢鐵路是清朝末年計劃建設的一條鐵路線，最初計劃從成都起，經內江、重慶、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奉節、秭歸、宜昌、至漢口，全長3 000公里。此條線最終未能全部建成，只建成了西段的成渝鐵路。 ]，滿清未修，就鬧風潮，選的是北線。為什麼要修川漢線，要找歷史資料做比較，都要研究一下，做個比較。”隨後毛澤東向在坐的同志提問並回答説：“《三國志》講黃權隨劉備東征，劉備打了敗仗，黃權被隔斷於江北，沒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謠，説劉備殺了他的家屬。曹丕要給開追悼會，他説不要開，劉備不會殺他的家屬。後來證實果然沒有殺。是沒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建設工作彙報時的講話》（1964年11月2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277頁。]這説明，毛澤東這時考慮的也是大西南的國際通道和國內從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問題。顯然，緬甸在其中的戰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覷。
毛澤東三線建設方案的提出來自對大西南地緣政治特點的深刻認識，除了來自他自身豐富的歷史知識外，還與他1935年隨中央紅軍經黔、滇、蜀北上陝甘的親身經歷有關。在雲貴與蔣軍周旋期間，因北上渡江困難，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據地的設想[ 1935年2月7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我軍改為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的方針給各軍團的指示》，指出：“根據目前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2月16日，黨中央與軍委發出《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示：“由於川滇軍閥集中全力利用長江天險在長江佈防，攔阻我們，更由於黨與中革軍委不願因為地區問題犧牲我們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決計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創立根據地。”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90頁。]，毛澤東也一定有了萬一北上不成如何經營黔滇川蘇區並與南面國家處理關係，以及如何從西南打通國際通道的通盤考慮，這種考慮又被黔貴川地區在隨後的抗日戰爭時期所發揮出的聯接國際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驗證。基於這些經歷，在20世紀60年代美蘇南北夾擊中國的時刻，毛澤東才會有“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即再次遷至大西南的判斷並做出“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繫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的重大決策，這與隋煬帝曾率大軍北驅突厥、南下平陳的經歷使他認識到大運河對中國統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出於同一個道理。1962年毛澤東西南開戰，顯然是為了奪取西南方向的主動權。
除了伊朗之外，西南的緬甸出口大大提升了緬甸之於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緬甸之於中國的戰略作用得到了充分顯示。當時若沒有緬甸，中國的抗戰就會更加艱難。鑑於這樣的經驗，中國政府一直重視西南方向的國際通道建設。2011年國家建成渝新歐國際大通道，有了這條通道，中國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進入中亞的出口，如能再進一步開發與伊朗、緬甸相接的傳統通道，這樣，中國大西南這盤棋就下得活了，對於毛澤東提出的“黃權之問”，在50年後就可以有讓毛澤東滿意的答卷。
在中國安全問題上，最令人擔憂的是東西共振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西南往往擔當着絕地翻盤的特殊的戰略作用。
（四）東北亞對中國西南的聯動作用
我們研究歷史會發現，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屏護及中國在幾乎陡直的喜馬拉雅山地中所處的居高臨下的地勢——較少地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來自東北亞。比如清兵入關、日本從東北入侵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拿下東北、揮師過江後國民黨在大西南的縱深佈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及其相關通道的戰略需求陡升；而60年代初的中印關係的緊張和衝突以及中國六七十年代的“三線建設”，又不能不是美國對新中國東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鎖繼而介入對越南內戰[ 1961年，越南戰爭爆發，美國與韓國、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組成聯軍，介入這場戰爭。]以及中蘇“珍寶島衝突”後的聯動結果。
對東北亞問題有較早直覺的是隋朝皇帝楊廣。隋煬帝楊廣在中國歷史上是對中華民族有大貢獻的人物，在他即位之前中國經歷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和戰亂，與秦始皇及其業績出現的歷史背景相仿。有了這樣幾乎持續了三個半世紀（公元220～581年）的動盪經歷，他們那一代人對國家統一就有了強烈的共識。楊廣在位期間為中國統一和安全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修了貫通北南的大運河，想一舉貫通中國大江南北——這件事算是做成了。如果沒有這條大運河，明朝不可能把國都定在北京。第二，他意識到未來中國邊陲的安全威脅將來自東北亞。於是他三次出兵朝鮮，想一舉而定萬世太平——這件事卻辦砸了。
這招致後世文人的非議，他們諷刺隋煬帝好大喜功。但事情可沒有那麼簡單，後來歷代的顛覆性的力量——比如導致大明、大清以至民國的覆亡的衝擊力量不都出於東北或東北亞嗎？唐太宗曾也認為煬帝好大喜功，可他執政後也同樣認識到東北亞的危險性，並於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兵東征高麗。1949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説：“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頁。]明乎此，再重温毛澤東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意義就深刻了。毛澤東説的不僅是李自成政權甫立即腐的教訓，更是説他沒有守住山海關的教訓。面對吳三桂的變節，李自成並沒有做認真準備，僅帶了五萬兵過去了[ 1644年4月9日，“李自成決定親自出徵，4月13日黎明，李自成與劉宗敏、李過率兵五萬，從北京出發，隨行的有明朝太子及二王。”樊樹志著：《崇禎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頁]，不及半月便全線崩潰，退出北京，次年（1645年）即被殺於湖北通城九宮山。明朝及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失敗及後來日本又從東北入侵中國的歷史教訓説明，東北亞對中國安全有着生死攸關的意義。東北破，北京就得遷都，隨之而來的後果不是政權易手就是國家分裂。若此，大西南就成了中國抵抗力量絕地反攻的唯一地方。東北一帶一馬平川，勢逼中原，且距離北京太近。1644年李自成剛入北京，清兵就過來了；1949年年底我們剛踏入北平，1950年下旬美國就來了。可以設想，當時李自成如不死，他接下來的目的地最有可能就是大西南的滇緬一帶。還可以設想，如果當時認為美國來了僅僅是為了朝鮮，與我們無關，那李自成的悲劇很快就會來到眼前。故此，毛澤東説：“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反過來想，如果沒有朝鮮戰場的勝利，同期西南剿匪及後來的西藏解放的難度將會大幅提高。
從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國的顛覆國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着這條線越推越大的。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説：“琉台不守，三韓[ “三韓”是指公元前2世紀末至公元后4世紀左右存在於朝鮮半島南部三個部落聯盟即馬韓，辰韓和弁韓，後亦指朝鮮半島。]為墟。”[ 《名人名家抗戰詩詞選（1932年5月～1945年9月），《黨的文獻》2005年，第5期。]筆者理解這是説琉球、台灣和朝鮮半島的齒唇依存的關係；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後竊取中國台灣、1910年全面佔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並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沖擊。只有朝鮮半島穩住了，我們的大東北方可無憂，反之，東北亞的任何動盪都會很快傳導到北京中樞，北京動則全局動，全局動則西南重。所以毛澤東當時特別看重明成祖把國都立在北京的經驗，説他“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 1951年4月他在遊十三陵時讚揚説，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這裏，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見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頁。]，這是因為他特別重視“關外問題”：關外問題即全國問題，全國問題很快便會轉化為西南問題。明乎此，我們理解了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説“我們絕不學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強調“三線建設”舉措、乃至1962年對印自衞反擊戰之間的戰略關聯。用毛澤東的話説就是：“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
毛澤東早就看到“關外問題”對華北平原在中國地緣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視。1945年日本失敗前夕，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5月1日，毛澤東在關於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確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頁。]1950年，美國出兵東北亞，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出兵協助金日成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抗美援朝的勝利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於“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毛澤東與唐太宗、隋煬帝一樣都注意到東北亞政局對中原政治的影響，比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澤東沒有把邊界鎖定在山海關而是鎖在朝鮮半島的“三八線”。這是“唐宗宋祖”們的文治武功，“稍遜風騷”的地方。
從這個視角觀察，中國東北通道乃至朝鮮與西南通道乃至緬甸，對於中國全局穩定具有緊密的戰略聯動的意義。
（五）在中國印度洋戰略中，雲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橋頭堡”地位
需要説明的是，我們所説的“大西南”，一般説來應包括四川省、雲南省、貴州省、西藏自治區。顧祖禹雲：
雲南古為荒服，自漢以來，乍臣乍叛。蓋疆域遼闊，部落環伺，崇山巨川，足以為保據之資。故時恬則牛馴蟻聚，有事則狼跳虎噉，勢固然也。西南一隅，反覆最多。麓川抗戾於前，緬甸恣睢於後。蠶食鄰封，志欲漸廣。尾大之禍，議者早見其端矣。説者曰：雲南山川形勢，東以曲靖為關，以沾益為蔽。南以元江為關，以車裏[ 車裏，土司名。一作徹裏、撤裏或車釐。元世祖至元末置軍民總管府，明改為軍民宣慰使司。治所在今雲南景洪。轄境大部分相當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為蔽。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北以鶴慶為關，以麗江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撾、交趾諸蠻，以元江、臨江為鎖鑰。西南緬甸諸蠻，以騰越、永昌、順寧為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為扼塞。識此三要，足以籌雲南矣。雖然，雲南者，南臨交廣，晉太康初，陶璜為交州牧，言寧州諸蠻接據上流，水陸並通是也；北時川蜀，諸葛武侯欲專意中原，慮羣蠻乘其後，乃先南討。蒙氏據有雲南，屢為唐劍南之禍是也。《元史》言：雲南之地，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而遠；南至臨安之麗滄江，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裏而近。[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雲南一》，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057頁。]
顧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學者，一部《讀史方域紀要》集中國地緣政治之大成並奠定了作者在中國古代地緣政治領域的巨擘地位。但顧先生的著作有極大的侷限性，這就是他更多地是從穩邊安民和國內治理的角度考慮包括雲南在內的中國國內各區域的地緣政治作用。這在經濟已捲入世界經濟體系及中國已在這個體系中獲得巨大發展的今天，顯然不適應了。今天我們應當從中國與印度洋的關係角度思考中國大西南尤其是雲南的戰略地位。
雲南東接廣西、貴州，北接四川，西北與西藏接壤。省內南北相距8個緯度，地勢北高南低，南北之間高差懸殊達6 663.6米。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個國家接壤。在中國大西南諸省中，雲南是與緬甸交界最長省份，滇緬邊界由北至南約1 997公里，連貫雲南西陲，與緬甸的兩條南接印度洋安達曼海的水上運輸大動脈伊洛瓦底江和薩爾温江不僅接源而且幾乎全程同向南行。這樣的地緣政治位勢對中國走向印度洋極重戰略價值。
若再進一步結合前述顧祖禹的分析，雲南在大西南的地緣政治作用可總結如下：
1．如就國內治理而言，在大西南地緣政治中，四川是全局的重心，重慶是大西南進入中原的橋頭堡。正因此，抗日戰爭中國民政府首選重慶為全國抗戰的政治中樞。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解放中原並跨越長江後即兵向四川。8月20日，毛澤東覆電劉伯承、鄧小平等電報：“同意你們十九日關於向川、黔進軍的基本命令。”[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554頁。]10月19日，毛澤東覆電林彪等就明確告之：
西南重心是四川。[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頁。]
顧祖禹也有同樣見解，他説：
雲南古蠻瘴之鄉，去中原最遠。有事天下者，勢不能先及於此。然而云南之於天下，非無與於利害之數者也。其地曠遠，可耕可牧，魚鹽之饒，甲於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玀、獠、爨、僰[ 玀（luó）、獠（liáo）、爨 （cuàn）、僰（bó），可能指當地部落的名稱。]之人，率之以爭衡天下，無不可為也。然累世而不一見者，何哉？或曰：“雲南東出思、黔已數十驛，山川間阻，倉卒不能以自達故也。”吾以為雲南所以可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東南，而在蜀之西北。[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雲南一》，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026頁。]
1972年，晚年毛澤東再次強調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説：“四川是祖國的戰略大後方，是三線建設的重點。”[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頁。]
2．如果我們由北調頭轉南、放眼印度洋，從對外開放和世界治理的視角審視中國大西南的地緣政治作用，就會產生新的認識，這就是：
西南的重心是雲南。
以上1、2兩點認識可以從毛澤東“三線”交通佈局中看出。為了對付美蘇“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後方”建設。集中投資於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説：“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當羅瑞卿講到總參謀部擔心密雲、官廳這些水庫的泄洪量太小時，毛澤東將北京的安全與四川聯繫起來，説：“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繫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第二天（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蔘加的會上進一步強調：“昨天在主席那個地方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主席着重地講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擺在第一，第一是講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 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彙報時用提問的形式表達了他對四川戰略位勢的地緣政治考慮。他説：
國民黨為什麼修長江—都勻—貴陽那一條線，而不修川漢那一條線？是什麼道理？川漢鐵路[ 川漢鐵路是清朝末年計劃建設的一條鐵路線，最初計劃從成都起，經內江、重慶、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奉節、秭歸、宜昌、至漢口，全長3 000公里。此條線最終未能全部建成，只建成了西段的成渝鐵路。 ]，滿清未修，就鬧風潮，選的是北線。為什麼要修川漢線，要找歷史資料做比較，都要研究一下，做個比較。
《三國志》講黃權隨劉備東征，劉備打了敗仗，黃權被隔斷於江北，沒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謠，説劉備殺了他的家屬。曹丕要給開追悼會，他説不要開，劉備不會殺他的家屬。後來證實果然沒有殺。是沒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萬人口，四十萬平方公里幅員。為什麼劉備能在這裏立國？蔣介石退也退到重慶，為什麼？總有個道理嘛！[ 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建設工作彙報時的講話》（1964年11月2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277頁。]
毛澤東在此提出的三個問題，其實是同一個即如何認識中國四川繼而認識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問題。前兩個問題涉及歷史上西南地區的戰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問題。清末外患四起，川漢鐵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從西南方向考慮——如果聯想“安史之亂”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國聯軍入侵時慈禧逃避西安的經驗——戰略後方的建設問題。鑑於四川盆地的封閉特點，川漢鐵路方案還是消極防禦，它只是為了解決蘇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 [宋]蘇洵著：《權書》，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頁。]的問題，但沒有打通四川的國際聯繫，而沒有國際援助，四川的大本營地位最終難以持久。1936年抗日戰爭即將全面爆發的前夕，國民黨決定修建可連接印度洋、有利於退至大西南後獲得國際援助的湘黔鐵路[ 湘黔鐵路是連接湖南和貴州的重要幹線鐵路。早在1936年國民政府就與德國簽訂修建湘黔鐵路的借款協定，並進行初測，後因抗戰爆發被迫中止。新中國成立後，於1958 年至1960年曾兩次復建又兩度停工，1970年9月再次復工，1972年10月建成通車，前後歷時37年。該路的建成增加了西南地區通往東部沿海地區的通道，縮短了雲、貴、川三省到中南、華南、華東地區部分省市的距離。]。毛澤東的“黃權之問”實際是對四川盆地易進不易出的交通難題的側面回答，因為黃權知道劉備對漢中道路險難程度十分了解，體諒他的難處，不會懷疑他的忠誠。毛澤東的深意是如果沒有“三線”建設，一旦外敵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黃權這樣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別姬”的。由毛澤東提到黃權的例子還可以延伸到整個劉備西蜀政權成敗的原因，都可歸結為交通不暢從而進易出難的困境。這一點可以説是1935年在長征路上毛澤東反對張國燾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計劃，認為“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的認識在新中國國防建設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對美蘇南北兩面同時出現的壓力，毛澤東對三線建設有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感。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説：“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着覺。”“攀枝花鐵路最好兩頭修。”[ 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360頁。]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説：“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頁。]1965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工作彙報時説：“三線建設問題，是我講遲了，早講幾年就好了，現在後悔無及。”[ 毛澤東：《在杭州聽取計劃工作彙報時的講話》（1965年6月1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頁。]
在這裏，我們看到毛澤東應對美蘇“中間突破”的國防佈局，這就是：大西南是“三線“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問題是交通問題，四川的關鍵是聯接樊枝花的交通線，而通往雲南昆明的成昆線的被列於優先地位。
3．鑑於前述緬甸之於中國所具有的無可替代的聯通印度洋的特殊的戰略通道作用，雲南的這種特有的地緣位勢使雲南成為中國經過緬甸進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門户。在中國印度洋戰略中，雲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橋頭堡”地位。
九、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規律與中國印度洋政策新構想
（一）基於“資本主不平衡發展規律”的世界格局
綜上分析，自英國工業革命迄今，表面上看印度洋的緊張形勢是世界經濟發展帶動的，但本質上卻是建立在國際壟斷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上的帝國主義制度造成的。特別在美帝國時代，如果不靠直接佔領世界資源而僅靠一般市場交易的方式，其所獲利潤已不能滿足金融資本的要求。佔領資源豐富的地區，就得全球爭霸；全球爭霸，首先就得控制印度洋，爭奪印度洋的地緣政治資源。英國、蘇聯、特別是美國，都是這樣。
列寧説：“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 列寧：《論歐洲聯邦》，《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頁。]這個論斷至今仍閃耀着真理的光芒。在這個爭霸的過程中，帝國主義是不平衡發展的。我們看到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規律”的作用下發生變化。一方面歐洲在統一中崛起，其軍事力量通過所謂“茉莉花革命”繼而利比亞戰爭伸向中東和非洲，法國軍事力量已通過利比亞戰爭、馬裏政變和科特迪瓦選舉危機向擁有豐富礦產資源的幾內亞灣大輻推進，其近代勢力範圍正在恢復[ 法國是馬裏的原宗主國。1960年11月3日，兩國關係正常化。雙方保持着傳統的特殊關係，法是馬第一大貿易伙伴和援助國。目前，法國在馬僑民約5000人，馬裏在法僑民約10萬人。2011年初，有英法軍事幹涉的利比亞內戰爆發。5月，馬裏外長馬伊加訪法。10月，法國負責國際合作和歐洲事務的部長德蘭古赴馬出席“法國-馬裏日”活動，杜爾總統與其會見。2012年1月馬北方爆發武裝叛亂後，法合作部長德蘭古、外長朱佩於2月先後赴馬，同杜爾總統商討如何解決北方危機。“3.22”政變後，法強烈譴責政變，呼籲政變軍人儘快交權，恢復憲法秩序。6月，馬過渡政府總理迪亞拉訪法。2013年1月起，法軍應馬過渡政府要求協助馬政府軍打擊北方叛亂武裝、收復北方被佔領土。2月，法國總統奧朗德訪馬。法國外交部發展事務部長級代表康芬訪馬，宣佈恢復與馬裏的合作。同月，馬過渡政府總理西索科訪法。
科特迪瓦與法國於1961年5月18日建交。兩國長期保持特殊關係，簽有外交、軍事、經濟、文化、技術等合作協定。2002年科特迪瓦爆發內戰後，法向科派出“獨角獸”部隊監督停火，並推動科主要政治派別於2003年1月在巴黎市郊馬爾庫西達成和平協議。2004年11月，科政府軍誤炸駐科法軍兵營，法方隨即採取報復行動，炸燬所有科軍用飛機。科國內爆發反法浪潮。2010年12月科發生選後危機後，法國率先承認瓦塔拉為當選總統，並推動歐盟對巴博方面採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2011年4月，法國在開展利比亞戰爭的同時，其駐軍也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1975號決議採取行動，摧毀了前總統巴博陣營的重武器，並協助瓦塔拉方面抓捕巴博。5月，薩科齊總統出席瓦塔拉總統就職典禮。同月，瓦塔拉總統應薩科齊邀請赴法出席八國集團峯會有關活動。6月，法國防部長隆蓋訪科。7月，法國總理菲永訪科。11月，法國內政部長蓋昂訪科。2012年1月，瓦塔拉總統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2012年7月，科議長索羅訪法。2012年7月，瓦塔拉總統赴法國出席科法雙邊免債協議簽署儀式。12月，瓦塔拉總統赴法出席科特迪瓦國家發展計劃協商小組融資會議。2013年1月，法國外長法比尤斯赴科出席西共體阿比讓特別首腦會議。法是科最大援助國、投資國和貿易伙伴，在科投資佔科外資的60%。]。利比亞戰爭後，歐盟——與當年羅馬帝國擴張的步伐一致——立即來到敍利亞，要從敍利亞打開通往東方的大門，這個大門一旦向西敞開，那接下來的結果就是“馬其頓”式的東進，並對俄國、伊朗遑論中國形成現實威脅。伊朗高原國家一旦失陷，俄國通往印度洋線路、中國正在開發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就會被掐斷，中國西域安全警戒級別就會大幅提升。今天的北約進逼敍利亞就是當年古羅馬東進並因此與安息帝國[ 安息帝國，亦稱帕提亞帝國，是亞洲西部的伊朗高原地區古典時期的奴隸制王國。建於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被波斯薩珊王朝代替。全盛時期的安息帝國疆域北達小亞細亞東南的幼發拉底河，東抵阿姆河。安息帝國坐落在地中海的羅馬帝國與中國漢朝之間的貿易路線絲綢之路上，使帝國成為了商貿中心被認為是當時亞歐四大強國之一，與漢朝、羅馬、貴霜帝國並列。]（今是伊朗等）發生的戰爭的重演。從這個視角看，唇亡齒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爾高原一帶抵抗西方的鬥爭對於中國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
但同時也要看到，敍利亞在歷史上往往是歐亞兩大陸雙方力量極限的相交節點。比如古代的亞歷山大、羅馬、十字軍，蒙古人、近代拿破崙法國、英國，甚至還有今天的美國等，都是在此停步不前的。由此可知，今天敍利亞人民抵抗西方干涉並獲得勝利與昨天的安息王朝抵抗羅馬的侵略並獲得勝利一樣，都是必然的；同樣的道理，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外交投入的效果也一定是積極的。
在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下，歐洲人開始向中亞進軍，與此同步，美國開始戰略東移。這個政策是否可以持續下去，這要看美國自身內部矛盾及其與歐洲的矛盾的發展。
美國國內現在面臨的最大矛盾是美利堅民族的矛盾和華爾街的矛盾，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僅從收縮的意義上看，美利堅民族是願意戰略東移的，如果能東移至夏威夷，這對美利堅民族最有利，這樣它可以休養生息。但是華爾街不會讓它這樣，華爾街要讓美國白宮到太平洋向中國發起進攻，在歐洲凡爾賽體系已接近恢復的時候，再在太平洋地區恢復華盛頓體系，讓世界再次回到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控制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新凡爾賽體系正在歐洲出現，而遠東的華盛頓體系還在未定之天，中俄美三家共治的雅爾塔體制仍是遠東和平保障的基礎。與以往不同的是，現在美國力量在下降並有意綏靖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而中華體系正在形成併成為維護雅爾塔和平體系的重要力量。美國對這樣一種“新常態”可能在遠東出現心有不甘，奧巴馬説不能讓中國人跟他們西方人生活在一個水平，説這樣世界資源撐不住[ 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接受澳大利亞電視台採訪時已説得很明白：“如果10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地球資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並不想限制中國的發展，但中國在發展的時候要承擔起國際上的責任。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薛牧青：《奧巴馬言論在華人世界掀軒然大波》， http://www.qnck.net.cn/content/2010-05/15/content_3232167.htm。
視頻鏈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RW6nY_LZw/。]。這種只許美國“州官放火”，不許中國“百姓點燈”的邏輯，中國人當然不會同意。
好在中國人頂住了。自20世紀末以來，西方軟硬兼施，試圖打斷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如果中國能持續頂住以美國為首西方的壓力，美國的出路就是，要麼持續向東收縮——這樣華爾街不會答應，要麼繼續再重返印度洋，去海灣打仗。奧巴馬拒絕打擊敍利亞這件事説明華爾街要西進與美利堅民族要東移的矛盾。對華爾街來説，東移是可以的，但必須拿回利潤，為此就要將中國打倒，從中國再釋放出一筆浮財；如不行，那你還得西進去拿石油，還是得打，不打的話，美元就失去支撐物，這樣奧巴馬總統就得下台，換一個更猛和更短視的人去打。那美國如果垮了怎麼辦？這也不要緊，屆時華爾街可以拋棄美國再到其他地方吸金。是亞洲還是歐洲，反正是頂不住美國打擊的一方。資本歷來只與強者交誼，與弱者交惡。與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打敗希特勒後羅斯福便與斯大林結盟的道理一樣，未來的西方只與打不敗的中國和平共處。為此，中國要有一個全面的應對戰略和切實政策。
（二）服務於“兩個一百年”目標的中國印度洋政策新構想
1．隨時間節點逐步推進的政策目標
制定這樣一個戰略，最忌諱的是大而無當，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沒有時空節點。在一次討論東海中日關係的會上，面對中日雙方存在於東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學者要求我們站在未來千年的角度看中日關係和釣魚島問題。這顯然不是在談戰略而是談宗教。我們講的“大戰略”是在特定時空間的主要矛盾，其應對方法上講其綜合性和聯繫性。沒有時空則無矛盾，國家間還不曾有過脱離特定時空的矛盾。
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講話，見《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中國在不遠的將來亦將步入世界大國的行列。步入世界大國行列的國家，就不能不關注印度洋並制定出相符本國國情並體現本國特點的印度洋政策。如果以“兩個一百年”為節點，以2049年為限，這個政策可分近期、中期和遠期三步。近期目標配合第一個一百年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任務，中期目標配合國家在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後向第二個百年目標即“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過渡，遠期目標則服務於黨的第二個一百年任務的實現。時間節止點為2049年。
先談近期政策。
如前述中國西南與東北存在的安全聯動規律所呈現的那樣，中國在印度洋的利益與東海的利益也存在聯動關係。正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控制了東海才會有30年代末開始的滇緬大通道的建設；而60年代初的中印關係的緊張，又不能不是美國對新中國東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鎖繼而介入越南內戰的聯動結果。鑑於這樣的規律和經驗，我們的印度洋近期政策當從東海政策開始。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讓人轉告尼赫魯：
總的説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後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台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鬥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切國家。儘管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參加了旨在對付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我們還是不把這三個國家當作主要敵人對待，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裏。[ 毛澤東：“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頁。]
東海對中國的未來非常重要，我們近代的失敗就是因為失去近海制海權。利比亞卡扎菲曾有強大陸軍，但沒有至少是近海的防衞能力，以至西方國家從海上隨意分割利比亞並由此摧毀了卡扎菲政權。中國也是如此，失去近海，敵人就會順長江進入中國。近代英國、美國、俄國都試圖利用中國內亂將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展到中國長江南北兩岸，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也曾看好中國長江並從帝國主義的視角把話説得很露骨：
對中國以及其他擁有海岸線的國家來説，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資交換國家通過對外接觸獲得更新，從而保持、促進它們的勃勃生機。長江對於上述情形頗具意義，因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將大海與其流域的心臟地帶連接起來。中國由於擁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國家能夠由海洋抵達中國。[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頁。]
海上強國需要在中國海岸擁有地盤，並開闢它與世界的自由交通，它們可以直言不諱地聲明長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們進入中國內陸的必經之路和在當地發揮影響的中心。[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頁。]
長江流域在政治和商業上都極為重要，為此需要多強調幾句。長江深入中國內地，而且很大的輪船從海上可直接沿長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也依靠和長江與外界便捷來往。地理上，長江介於中國南北之間，從而對商品的分配和戰爭的進行都頗具影響。所以，一旦在長江流域建立起了勢力，就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並且能自由、穩定地通過長江溝通海洋；而在長江地區的商業優勢又會加強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這些合在一起，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可觀的政治權威。出於這些原因，外部海上國家應積極、有效地對長江流域施加影響，而中國由此得到的益處也會被更廣泛地、均衡地擴散到全國。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穫。[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頁。]
由於將一個特定地區涵蓋在自己影響之內的最好辦法是首先找到一箇中心而不是四面出擊，我們在遠東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長江流域。[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頁。]
中國歷史證明，長江是滾動中國政治的橫軸之一；一旦失去長江，從某種意議上説就失去了統一的中國。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達成以長江為界瓜分中國路權範圍的協議，[ 雙方約定：“一、英國約定不在中國長城以北，為自己或為英籍臣民或其他人士爭求任何鐵路讓與權，並且不阻撓——直接的或間接的——為俄國政府所支持的對這一地區鐵路讓與權的要求。二、俄國方面約定不在揚子江流域為自己或為俄籍臣民或其他人士爭求任何鐵路讓與權，並且不阻撓——直接的或間接的——為英國政府所支持的對這一地區鐵路讓與權的要求。”全文參見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頁。]1900年辛丑條約之後中國被分裂為數塊，而1926年9月北伐軍攻克武昌，則是後來中國接近統一的關鍵。1937年後，中國再次被日本分裂為多個政治單元。1937年中國漢口陷落後，日本近衞首相在11月3日的廣播演説中宣稱：“有一句名言説：‘誰能控制中國主要地區，便能擁有中國。’……日本已經掌握控制中國的鑰匙。”[ 轉引自美國國務院編，張瑋英等譯：《美國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頁。]近衞的話實際是上述馬漢關於中國長江的分析的轉述。武漢的失陷為汪偽政權在南京的出現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國再次出現政治分裂的格局。抗戰勝利後，中國形成南北劃江而治的格局，正當毛澤東準備一鼓作氣打過長江之際，1949年1月9日斯大林打電報給毛澤東建議與國民黨繼續和談，稱“如果中國共產黨直接拒絕與南京和談，則向世人宣佈它主張繼續進行內戰”。[ 參見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頁。]與此同時，美國也與斯大林南北呼應試圖促成中國南北分治的局面。1949年12月1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給馬歇爾的報告中稱，蘇聯“調停的基礎是國民黨控制長江以南地區，共產黨控制長江以北地區，而美國則承認俄國在滿洲的特權”。[ 轉引自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8頁。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毛澤東拒絕斯大林勸説中共不要南下過江的同時，蔣介石也斷然拒絕了美國“不要攻擊黃河以北的中共，也不要向西追逐中共”的建議。參閲1963年2月4日肯尼迪與美駐台“大使”柯克的“會談備忘錄”，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捲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頁。]鑑於這樣的歷史經驗，毛澤東告誡我們：“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歷史教訓”[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頁。]；對此可以提供反證的是，近代以來，能對中國造成顛覆性入侵的外族勢力多是來自東部而絕少來自西部；至於西南，則更沒有成功的案例。鑑於這樣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我們今天的東海政策必須着眼於突破西方為封鎖我們的“第一島鏈”。
馬漢説：“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薄弱點，在戰術上往往也就是突破點。如果我們以台灣為中線，從廣義上將中國整個東部和南部海面分為大東海（黃海和東海）和大南海兩大海域的話，鑑於只有日本在釣魚島列島乃至台灣問題上日益挑明其挑戰雅爾塔法權體系的立場，那麼，台灣北面的渤海和黃海則就成了中國在東海安全鏈條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強——的環節。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擊敗北洋水師後劫走台灣的。今後台灣的結局最終還要在這片海域一錘定音。
釣魚島問題在歷史中本質是台灣問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在地緣政治上是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接榫點，也是“台獨”勢力信心的支撐點。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灣，就是1872年吞併琉球后的邏輯結果。今天日本在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進而在春曉油田與中國的爭奪，本質上是為了逼近中國台灣。今天，中國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碼的原則，那日本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台灣，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與甲午海戰及其以後歷史的重演。
釣魚島問題在現實中本質也是台灣問題。新世紀以來，中國東海和南海出了那麼多問題難以解決，究其原因是台灣問題的牽制。如果中國完成了台海統一，台灣島和海南島之間就會對中國東南經濟黃金地帶形成一個寬闊的拱衞海區，這樣南海問題的解決也就相對容易得多。台灣問題就是中國海洋安全戰略中的瓶頸因素，是中國海洋方向面對的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日釣魚島之爭的本質，抓住了中國海洋安全戰略的核心。
如果將中國大陸沿岸和西北太平洋銜接“三海”即黃海、東海、南海看做一個連續的整體，我們可以將遼東半島比作人的肩膀，黃海猶如連接上臂，南海則相當於下臂，海南島相當於手掌；而台灣則是聯動上下臂的肘關節：中國黃海失，則台灣不保；台灣失，南海則不能持續發力。由此，台灣就成了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有效發揮的關鍵環節，而從釣魚島突破解決台海統一問題，應是我們東海政策的重中之重。與此相應，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印度洋政策的重點將是在配合中國西部開發，聯誼穩邊，最多也只能是1962年那樣的威懾性防禦。
再看中期和遠期政策。
從2021年始，中國開始向第二個百年目標即“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渡。過渡時期的特點是中國東海安全威脅基本解除、諸島權益得到有效保護、台海兩岸在“一箇中國”框架中主權融合水平大幅提高或接近實現統一，中國應當在東亞友好國家中有一個“分發喜糖”即分享台海統一後產生的紅利的時期，除極少數國家外，爭取有東亞大多數國家對台海迴歸一家的認可。與此同時，中國要進一步加大西部開發的深度和廣度，將東部經濟成果及過剩生產力向西部轉移。至2040年前後，在西部大體形成與中國東部相互緊密銜接的新的和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力增長的黃金地帶，並由此進一步向印度洋實行經濟和政治的持續輻射——這是中國印度洋政策可選擇的遠期目標。
2．“三點一面”的空間佈局與力量配置
輻射是需要預先佈局的。這時，中國即將完成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基本任務並步入世界大國的行列，與此同時，中國在印度洋需要有一個通盤佈局。根據前述中國東西安全聯動規律作用下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整體安全和發展的需要，也汲取歷史上帝國主義國家為控制印度洋而在此觸礁翻船的教訓，此間中國的印度洋政策應以印度洋北岸為重點，其總體戰略佈局可用“三點一面”來涵蓋。
“三點”，即以印度為中點，其東西兩側以緬甸和伊朗高原國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為戰略支點，向“一面”即印度洋首先是印度洋北岸成扇面輻射。緬甸和巴基斯坦是中國進入印度洋的東西門户和重要通道；夾在兩通道中間的印度，並非是由於它對中國安全有多大的威脅而是由於它深入印度洋中線的版圖對印度洋及其沿岸國家的影響。這三點對中國安全的關係是：東西兩點即緬甸和伊朗高原國家對中國具有直接和現實的生存安全的關聯，而印度則有長遠的發展安全的關係；由此三點推廣出印度洋扇面。
為什麼要這麼設計呢？主要是中國不同於遠離印度洋的西方海權國家。遠道而來的西方海權國家在印度洋只能靠佔領島嶼而存在，目前我們能讀到的海權理論提供的都是這樣的視角。但中國並不是這樣的遠在千里的國家，而是臨近印度洋的亞洲最大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有的是時間不用任何領土擴張而用與沿岸國家合作的方式將其經濟政治影響力推進到印度洋。因此，中國的印度洋政策就應當一反西方海權國家的視角，採用符合中國地緣政治特點的視角。在上述前兩階段即近期和中期的政策特點可以用“深挖洞”來概括的話，那下一步即遠期的政策特點則可用“不稱霸”來概括。
這樣是不是印度在其中的地位降低了？不是這樣，與以前不同的只是位於印度兩翼的伊朗高原國家和緬甸的地位提高了。
這是由中國地緣政治特點決定的選擇。英美國家是從印度南方的洋麪看待印度，在這裏，西方海上力量無依無靠，沒有印度，它們在印度洋上就無以長期立足。因此，對西方人而言，印度與印度洋就是同一回事。中國則不同，中國已在印度洋北岸有自己的大板塊主權領土。這樣我們考慮的更多的就是中國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整體安全和發展，而印度對於中國西陲安全的影響——如前面分析的那樣——遠不如緬甸和伊朗來得直接。故此，我們與伊朗和緬甸的關係應予以特別的重視，而不能將“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裏”。
但是，印度畢竟是印度洋上的重要國家，鑑於其人口、土地面積及所在印度洋中心位置，又鑑於中國在喜馬拉雅山南麓所居的優越位勢和印度與中國幾千年幾乎是無戰爭的交往經驗，印度之於中國更多還是其在印度洋的政治影響而較少是攻勢性的安全威脅。與中國相似，印度也面臨兩線即南北兩線的安全壓力，其中北方並不是現實的壓力，近代以來印度多從南方失國，因而南方安全是印度國防的重中之重。為此，中國應在北方給印度以穩定，支持它在印度洋發展，以此換得印度——與俄羅斯的印度洋政策相似——在東海對中國（至少以穩定的邊境）予以支持。退一萬步來説，即使中印再次發生邊界衝突，那中國還應在此地——與曹操佔領漢中後因其“直為天獄”[ 曹操多次告誡下屬：“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十四·劉放傳》引《資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頁。]的地理形勢而不得不退守秦嶺一線的經驗一樣——採取防禦性的政策。新世紀的中印關係還是要回到毛澤東的思考中，這就是：
1．“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
2．而印度“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
3．中國和印度“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裏”[ 毛澤東：“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三點一面”是一個攻勢性的戰略嗎？不是，它是一個守勢戰略。原因有二：一是因為在2021年之前，印度洋不會是中國安全的主要方向，而在2049年之前，它也最多是中國關注的方向，這在目前日本軍國主義已有死灰復燃跡象的歷史條件下更是這樣。二是，即使是在2049年以後的相當一段時期裏，鑑於歷史上英美國家在這裏屢戰屢敗並因此由盛而衰的教訓，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力量，即使有也沒有必要在印度洋展開攻勢性的活動。
當然，這一切判斷成立的前提是基於目前世界大格局和由此造成的中國周邊安全大形勢不變，如果世界政治出現格局性的突變，我們的政策當然也要做相應的調整。比如20世紀50年代初，中蘇戰略同盟關係牢固，中國外交重點在東海；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國迅速開展“三線建設”，大西南及相關方向的外交的戰略地位驟升；70年代，中美關係改善，東海及與之聯動的西南形勢緩合，其間的外交政策也有相應調整。可以預料，至2049年前，國際形勢還會有不少變化，中國外交及相關的印度洋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變，也會有相應調整，但如果沒有格局的突變，上述對印度洋所作的政策評估及構想，應該説大體是合適的。
但不管怎麼變化，在上述若干階段，持續加強中國大西南尤其是其中雲南的戰略性投資和建設，且不説這對於適應中國崛起後對印度洋資源需求增大的形勢，即使是對於應付國際格局出現突發性逆轉形勢也是絕對必要的。1964年，在中美關係緊張的情況下，中蘇關係又嚴重惡化，這時毛澤東日益感覺到大西南建設緊迫性。6月8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説：“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着覺。”“攀枝花鐵路最好兩頭修。”[ 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360頁。]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説：“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頁。]1965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工作彙報時説：“三線建設問題，是我講遲了，早講幾年就好了，現在後悔無及。”[ 毛澤東：《在杭州聽取計劃工作彙報時的講話》（1965年6月16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頁。]現在中國的形勢有向20世紀50年代螺旋式迴歸的趨勢。但同時我們也要及時做好應對未來歷史再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迴歸的可能，不要再讓“後悔無及”的事發生。中國凡事——何況還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偉大目標這樣的大事——為了爭取最好的結果，就必須先做最壞的準備。
（三）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
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遇上較好的歷史契機。目前的美國——這裏指的主要是華爾街的而不主要是美利堅民族美國——再兇惡也是在收縮，況且它內部正在出現嚴重分裂：華爾街與美利堅民族分裂，在後者中，富人與窮人分裂。這樣的對手的最大軟肋就是沒時間、拖不起，急於滅此朝食。我們可用曹劌論戰的方法來應對，使其從一鼓作氣、再而衰到三而竭。總體上説，“一鼓作氣”階段美國已過去，現在正處在“再而衰”的階段，只要我們戰役目標不要太大，戰線拉得不要太遠，突破並堅守第一島鏈不僅可以實現，而且我們的對手對此也無可奈何。目前的時間並不在華爾街美國手中，只要堅守，我們就能使其“鈍兵挫鋭、攻城而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孫子兵法·作戰篇》。]。知彼先要知已，中國的軟肋在遠海，使中國進入遠海作戰的方法就是用“怒而撓之，卑而驕之”[ 《孫子兵法·計篇》。]的策略，暗推國內一些貌似硬漢的“雖遠必殊”輿論，將中國戰役目標拉長放大，由此使我們失去依託大陸的優勢而初戰受挫，重蹈甲午覆轍。
我們上述目標選擇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也就是説是在充分尊重美國的雅爾塔利益前提下作出的選擇。與中國一樣，美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亞太和平做出重大貢獻的國家，因此我們應充分尊重美國的雅爾塔利益——它反映的是美利堅的民族利益，而不承認美國的冷戰利益（比如製造事實上的“兩個中國”、含糊中國在釣魚島的主權權益等）——它反映的是華爾街財團的利益。中國擁有雅爾塔法權體制賦予我們在台灣、釣魚島等一系列島嶼上的主權權利，但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因美國的干涉並沒有實際享有這種權利。中國實現台海統一、收復釣魚島等要求並不衝擊雅爾塔法權體系及其中的美國利益，於情於理於法都説得過去，中國屬於正義的一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們儘管 “得道”，但也要盡力爭取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多助”。
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是必要的。
甲午海戰之後，日本最大的戰略敗筆就是佔領台灣，因為這意味着日本的國防線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極限盡頭。佔領台灣，意味日本還要控制以台灣為圓心的半徑範圍：它東至北馬里亞納羣島，西至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南至菲律賓等南海國家。佔領中國，當時日本已有些力不從心，但佔領北马里亞納和菲律賓後，日本就要與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權國家英國繼而美國作戰。也就是説，如果不能同時打敗中國和英國及後來的美國（當然北面還有俄國），日本就絕搞不定台灣；而要想同時打敗中國和美國，對日本來説則必敗無疑。日本就是這樣被塞壬的歌聲即甲午戰爭的勝利誘入一個無解的戰略悖論之中，而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慘敗，就是由這個悖論導出的必然結局。從這個意義上説，1945年日本慘敗的種因預埋於1895年的日本甲午勝利。同樣的道理，如果中國未來將自己的力量擴張至印度洋，不管所佔島嶼大小，由其劃出的半徑上都是最有海戰經驗的西方新老海權大國，若真及此，以往鑑來，結局不難逆料。明乎此，就理解了毛澤東在1962年對印邊界自衞反擊戰採用的大開張快收合，看似強攻，實則堅守策略的深意。因為在此真正的失敗並不是退回來，而是回不來。當時若在此地被印度拖住，其後果不堪設想：它要長期耗掉我們的資源並因此使我們不能專注於當時美國和蔣介石集國蠢蠢欲動的東部方向。毛澤東所説的“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 毛澤東：“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印度洋是隻有世界超級大國才有能力建立其有效制海權的區域，這話反説也就是進入這個區域的國家首先碰到的就不是一般級別的對手，而是世界性的大國海權大國。這是因為海權控制的並不僅僅是一串島鏈，而是沿這串島鏈拉出的圓周半徑，島鏈線越長，需要鞏固這些戰果的作戰半徑面就越大。如果你不能控制圓周半徑內的對手，那你最終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戰果，相反還要為這些戰果拖死和“噎”死。一般説來，能夠延伸或本身就在印度洋的制海權，必須有覆蓋南北緯30度區域的作戰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國才會有這樣的能力，不然，其前途二者必居其一：要麼臣服，要麼滅亡。尼赫魯看透了這一點，用它的話説就是“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 關於北極解凍將產生的地緣政治影響的分析，可參閲張文木：《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捲上），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頁。]
古希臘神話傳説中有一個叫“塞壬（Siren）”的海妖，經常飛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聲使得過往的水手傾聽失神，導致航船觸礁沉沒。英國就是在塞壬歌聲招喚下進入印度洋並由此觸礁，蘇聯和美國也是在“塞壬”的歌聲引導下，或折戟於進軍印度洋的路上或於觸礁於印度洋北岸。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講話，見《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圍繞“兩個一百年”這樣的宏偉藍圖，中國人民正在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目標挺進。在這個進程中，如果我們忘記毛澤東和鄧小平同志在國際關係中“不稱霸”和“不做超級大國”的教導，也為“塞壬”歌聲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國、昨天的蘇聯和今天的美國就是前車之鑑。
制定外交政策要符合中國國情。與美英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受四面牽制。與任意一邊過度拉伸會導致平行四邊形的穩定性受到破壞的道理一樣，中國在四邊任意方向的過度擴張都會受到另一方向的強烈壓力和中國在同一方向的相應收縮。比如鴉片戰爭前，中國在南海沒有多大的壓力，此時中國尚可與俄羅斯抗衡並迫使俄國人簽訂《尼布楚條約》（1689年），將中國北境從法律上確立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英國人來到南海並開啓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北境就不得不向南大幅收縮。這説明，對中國最有利的周邊政策應是符合基本安全需要，根據國力增長在某一方向適度推進而又不失國重的政策。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説：“你們應該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將來要像伊朗、印度那樣。”莫洛托夫後來對此評價説：
這是個毫無遠見的人，對蘇聯的政策缺乏透徹的瞭解，卻要把我們拉去冒險。如果我們在南方陷了進去，他的處境就會輕鬆得多，一旦英國要和我們作戰，我們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這一點，那就太天真幼稚了。[ 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頁。]
莫洛托夫這段論述中的思考與前述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拒絕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派兵支援希臘起義的建議的考慮[ 斯大林告訴他們蘇聯沒有可與英美匹敵的海軍，況且“希臘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國家重要的運輸線上。美國直接插手這個地區——美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大國。”因此斯大林要求他們“應該把希臘起義的事收起來。”[南]米洛凡••傑拉斯著，趙洵、林英譯：《同斯大林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頁。值得説明的是在傑拉斯給南共中央的關於這次談話的正式報告中沒有這部分內容。詳見“吉拉斯關於蘇、保、南代表會談給南共中央的報告”（1948年2月10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242頁。]同出於“鞭長莫及”的道理，以史為鑑，我們應從這些老政治家處理世界問題的方法中汲取思想，並對中國周邊尤其是印度洋的政策安排有一個持重的考慮。
與臨終前才悟出自己“不是世界之主”[ [法]魯保羅著，耿昇譯：《西域的歷史與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頁。]並採取東西方融合政策的亞歷山大[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後，亞歷山大意識到馬其頓和希臘只佔其中很小部分，帝國中心不得不放在東方，帝國的統治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東方人管理。因此，亞歷山大採取東西融合的政策。他以身作則，要求隨他來的希臘人、馬斯頓人和東方人通婚。參見週一良、吳於廑：《世界通史·古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1～242頁。 ]不同，我們東方人的辯證思維與生俱來。1935年10月，毛澤東在長征快到陝北的路上構想到未來的世界，《念奴嬌·崑崙》一詞中説：
而今我謂崑崙：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為這首詞批註説：“崑崙，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別的解釋，不合實際。”[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頁。]
有限性既是保持國力持續增長的秘密，也是中國長期不倒的智慧所在。目前的世界已從蘇美兩分進入歐美兩分天下的格局，如果我們能在歐洲“凡爾賽體系”和美國“華盛頓體系”中再擠出一箇中華體系，形成三分天下的形勢，那中國在2021年實現的“小康”成果就會有了保障，到2049年實現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有了比較可靠的外交前提。
世界性大國或接近步入世界性大國行列的國家必須有與其世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印度洋政策，同樣的道理，這樣的政策的成熟程度也反映了該國世界治理能力從而世界觀的成熟程度。在這方面我們“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鑑。”[ 習近平《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 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014/c1001-25826596.html。]
國家發展道路並非只有要麼衰落要麼崛起即擴張的黑白兩道，在這中間一定會有崛起不擴張的道路。古今霸權國家來到印度洋便進入衰落期的教訓告訴我們：在印度洋地區爭強好勝的結果是不好的。斯大林曾説“天下什麼力量都可以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 轉引自梁之彥、曾景忠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頁。]，正因此，獨吞世界從而獨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實際，對中國而言更是非常危險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世界只能在分享繁榮中和諧前進：歐洲當為歐洲人民的歐洲，美國當為美國人民的美國，“東國”自然也是亞洲人民的。中國未來應當為自己也為亞洲要爭到“一截還東國”的前途。中國堅守這樣的政策就會幫助印度洋國家減輕“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的緊張感，我們也不會在印度洋不恰當地透支我們的國力並由此保持中國國內政治經濟在21世紀下半葉的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