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跳出西方框架，講述中國自己的故事

【本文部分內容11月6日發表於《社會科學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全文發表。】

成功的經濟實踐和經濟奇蹟之後，中國迫切需要從政治制度層面進行解讀，迫切需要理論創新。這不僅僅是為了總結成功的經驗，更重要的是既要對內建立最穩定和持久的合法性，也要對外抵禦西方的意識形態挑戰。

為回應時代的召喚，海內外學者多有積極的探索。這其中尤以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所長、蜚聲海內外的知名學者張維為先生最具代表性。

擔任過世紀偉人鄧小平英文翻譯的張維為先生走遍全球一百多個國家，並曾長期在西方生活，眼界和視野堪稱當世難有出其右者。最終其觀察、思考和心得濃縮成中國三部曲：《中國震撼》、《中國觸動》、《中國超越》。以我個人的體會，三部曲最寶貴之處在於確實做到了兩個“跳出”：不僅跳出中國共產黨傳統的話語體系，更要跳出西方的話語體系以及兩個維度：理論的自我創新、對西方批判解讀的創新。

《中國超越》  張維為 / 著

一、理論創新的兩個“跳出”

中國官方的話語體系集中在“三統一”、“四制度”和“五不搞”。三統一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四制度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羣眾自治制度。五不搞是：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這個話語體系或者某種程度缺乏現實操作性，比如三統一如何統一，或者與現實不符。比如不搞私有化，但事實上上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革、抓大放小就是私有化。中國雖然不是聯邦制，但由於一國兩制，香港和澳門享受的權力都遠大於聯邦制國家，是事實上的聯邦制。更重要的是，私有化和聯邦制不應算作政治制度的內容。聯邦制不過是國家的一種結構形式，私有化更主要的是一種經濟手段。

中國目前這套理論體系，最主要的問題在於人民代表大會的表述上。雖然從憲法上講，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但實際上各級黨委常委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核心。

所以，以我的觀察，中國現在的話語體系不僅無法説服黨內，也無法説服黨外，國內無法自圓其説，國外也同樣無法被認可。

西方的話語體系很簡單，就是民主和專制兩分法，而且已經被道德化、意識形態化和工具化。由於西方壟斷了民主的話語權（定義權和解釋權），中國只能而且必須跳出這個話語體系。

另外，西方的話語體系也無法解釋中國的政治現象。中國領導人雖然不是西方那樣一人一票普選產生的，但也不是世襲的，也不是強人指定的，更重要的是還存在制度性的、定期的權力退出機制。這也不符合西方所謂專制國家的定義。西方這套話語體系在解讀現實的荒謬之處在於，竟然把中國和朝鮮歸於同一種制度。一個無法解釋全球政治發展和中國政治現實的話語體系，怎麼不被否定呢？

在張維為先生的三部曲中，我們看不到西方“民主與專制”的兩分法，也沒有官方的話語論述，而是實現了對兩者的超越。

二、理論創新的兩個維度

理論創新的兩個維度：一是理論的自我創新，二是對西方批判解讀的創新。即不僅要把自己的故事講好，還要能有效地挑戰競爭對手。

1、理論的自我創新

張維為先生一向認為“對複雜的制度安排作簡練的概括不失為話語建設的一個好方法”。為此，他提出“一國四方”作為解釋“中國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一國”，即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偉大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重疊。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藴，不會跟着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會沿着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徵，可以被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這些特徵大致規範了中國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獨特性和路徑依賴，意味着治理這樣的大國需要考慮諸多的複雜因素，需要一個比較強勢、有為的政權機構，它要能夠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要能夠應對人口和疆土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比較有為、比較包容的政權聯繫在一起。

“四方”指的是中國在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黨制度方面，是“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是一個代表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整體利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雖然名字叫“黨”，但和西方的“黨”的內涵根本不同。西方的政黨理論認為，一個社會由不同的利益集團組成，各個利益集團都應該有自己的代表，這就是多黨制的起源，各個政黨都代表了部分選民的利益。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共產黨是“整體利益黨”，而西方政黨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

在民主制度方面，是“協商民主”，包括決策領域內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西方國家，民主幾乎被鎖定在政治領域內，鎖定在國家定期舉行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在中國，協商民主不僅是政治層面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經濟和社會層面的制度安排。中國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意味着中國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裏，一個決定哪怕是10％的人反對，那也是1.3億人反對，所以總體上中國不宜採用簡單票決制中51％對49％、贏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過廣泛協商，達成人民內部的最大共識。

在組織制度方面，是“選賢任能”。“事業成敗，關鍵在人”的思想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源遠流長。“治國之道，務在舉賢”“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表達的都是這個思想。如今，中國從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的制度。大體來説，幹部晉升必須經過初步考查、徵求意見、民調、評估、投票、公示等程序。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挑戰了“民主或專制”這種陳舊的二分法。從中國的視角看，一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應該由其實質內容來判斷，這種實質內容就是能否實行良政善治、能否擁有勤政能幹的領導人、能否使多數民眾感到滿意。

在經濟制度方面，是“混合經濟”。它力求通過市場經濟來優化資源配置，通過社會主義來保證宏觀穩定和社會公平正義。它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混合；是計劃與市場的混合；是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混合；是“市場經濟學”與“人本經濟學”的混合。這種制度安排是對西方模式，特別是美國模式的超越。

正是這些制度安排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證。

作為深受張維為先生影響的晚輩，自己也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嘗試，供大家參考：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而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走向僵化。

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最高權力傳承的典範則是“禪讓制”。到當代，人才全國性選拔的適用範圍已擴展到最高領導層。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侷限。即：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年齡限制、定期的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定期的更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鑑。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託代理風險、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全國選拔和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的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不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還能避免大眾貪慾，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這個嘗試也試圖做到“兩個跳出”和打破西方制度的道德高地，把它放到和世界各種制度平等的地位進行比較。

這裏多談一下合法性。合法性是西方政治學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從人類的歷史上看，一共有如下幾種合法性：第一生出來的，即血緣，今天的中東海灣國家以及朝鮮都屬於此類。第二打出來的。過去的蘇聯和中國都是如此。第三選出來的。歐美西方國家屬於此類。第四是幹出來的。如朴正熙時代的韓國、蔣經國時代的台灣以及今天的中國。

西方一直鼓吹選舉民主提供了最穩定和最持久的合法性，但事實上合法性並不取決於合法性本身，而是民眾對一種合法性的認可。埃及和泰國，由於百姓並不認可選舉民主這種合法性，所以埃及首位多黨競爭下普選產生的總統穆爾西上任僅一年就被民眾和軍方聯手推翻，而不是用選票。泰國則總是用政變和民變解決政治紛爭，甚至出現泰國民主黨公開反對選舉的奇異現象。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根源在於制度結構層面的變革易，但政治傳統和政治心理卻很難改變。就中國而言，我們傳統上認可的是績效合法性，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將之強化，成為社會無法挑戰的共識。

另外，中國的常委制無需迴避。就是歐盟也採用類似的制度。歐盟的行政機構是歐盟委員會（歐盟各成員國各選派一名委員組成），立法機構是歐洲議會（下院，選舉產生）和歐盟理事會（上院，由各國的部長組成）。立法機構也被稱為歐盟主要的決策機構。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還有一個事實上的最高決策機構，而且這個決策機構還不列入歐盟的機構序列中。這就是由歐盟各成員國首腦或元首組成的歐洲理事會。和中國更為類似的是行政機構歐盟委員會的主席、立法機構歐洲議會的議長、歐盟理事會的主席也都是歐洲委員會的成員。

2、對西方批判的創新

《中國三部曲》不僅理論創新上有極大的突破，其對西方全新的解析和精準的批判同樣振聾發聵。張維為先生把西方制度的弊病歸納為“五個缺乏”：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選賢任能”的機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綜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謀遠慮”的規劃。這五個弊端就形成了西方版的“空談誤國”，面對經濟危機如此嚴重的挑戰，卻缺乏有效的應對能力。

張維為先生深刻之處並不僅僅是道出西方的弊病，而是對它的根源進行了剖析，即西方制度的“三大基因缺陷”。今天西方民主制度運作中存在三個預設：（1）人是理性的；（2）權利是絕對的；（3）程序是萬能的。所謂“人是理性的”，是人可以通過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選擇，投下自己莊嚴的一票。迄今為止的社會經驗和實踐都證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極端非理性的。隨着新媒體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為強化了。不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從而獲得更多的選票和利益。

“絕對權利”的預設帶來的問題也很多，特別是個人權利的過度膨脹和個人責任的嚴重退化。此外，各種絕對權利之間的矛盾無法解決。這麼多的權利都是絕對的，不容妥協的，不能讓度的。這樣一來，權利之間互相排斥，小至家庭大至社會的凝聚力都大幅衰退。今天的美國社會就充斥着各種權利互相打架的嚴重問題：同性戀者的權利與反同性戀者的權利、支持墮胎者的權利與反對墮胎者的權利、信教者的權利與不信教者的權利、隱私權捍衞者與知情權捍衞者的權利都互不相讓，互相沖突。“絕對權利”登峯造極帶來的危機是美國今天最大的社會危機之一。

至於“程序是萬能的”這種預設，這首先導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遊戲化：西方民主演變成了以“遊戲民主”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確，誰上台都無所謂。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上，這種“遊戲民主”看來將越來越玩不轉。比方説，美國的“立法失控”的問題：各種利益集團的遊説，使他們所代表的各種既得利益得到照顧，這導致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似乎越來越長。美國税法的長度，“已經從2001年的140萬個單詞增加到現在的380萬個單詞”。但如果美國想要改變這種現狀，就需要修憲，而修憲就首先要通過一些程序，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換言之，改革方案由於程序原因而無法得到“民主的批准”。

張維為先生的《中國三部曲》之所以洛陽紙貴，就在於以自己的創新和突破迅速和準確的回應了歷史。當然，中國和西方的政治實踐仍然持續，還遠不到“中國歷史終結論”的發展階段。但是，擁有巨大文化和歷史資源而且已經跳出各種束縛的中國，在重新走向富強的同時，也將再一次為人類開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