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海：不吃中國食品，日本人還指望吃啥？

新近拜讀了日本著名財經公知橘玲的網文“中國食材或許比日本國產食材更為安全的理由”，着實讓筆者“SHOCK”了一下。萬萬沒想到，日本還會有公知給咱們中國的食品唱讚歌。説實在的，在日本生活數年，雖然在飲食上面已經逐漸習慣了日本式的生鮮魚獲，可是畢竟時間一長還是需要用真正的中國風味一解“思鄉之情”。鑑於日本滿地鋪開的中華料理店並不地道，採購食材自力更生便成為了不二選擇。

中國食材在日本素來缺乏響亮的名聲，能吸引日本消費者的也僅在於它的廉價。眾所周知，由中國出口日本的食品都是嚴格按照日本農林水產省的苛刻要求，按照日本的農技農法栽培生產的。即便如此，只要掛上“中國產”的標牌，無論多好的產品還是會立時變得“低人一等”，成為“廉價低質”的東西。

不吃中國食品，日本人還指望吃啥？

即便是在擁有日本最大中華街的橫濱，想要獲取純正的中國食材也並非易事。除了幾家中華物產店品種較為齊全之外，在一般的食品超市中，連必需的中國醬油和米醋都難以湊齊。而在專門的食品超市中，過去常見的廉價冷藏蔬菜和冷凍食品（以餃子、包子和春捲等點心類為主），也日益罕見了。

2008年的“天洋毒餃子”事件發生後，日本社會對中國進口食品更是疑慮重重。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引起社會輿論一片譁然。上個月大阪府的大米批發商社“AEON RICE”涉嫌使用中國大米冒充日本大米的事件又引起了日本舉國騷動。每每看到這種報道的時候，心裏難免會為中國食品有些不平。

無論在哪個國家，食品安全都是具有高關注度的社會問題。人們對“吃得放心”和“吃得安全”有迫切的要求，這本無可厚非。日本人當然也不例外。古有言之，“民以食為天”。無論古今中外，“吃”的問題從來就是全人類所關注的問題。據説，人類的祖先非洲的南方古猿從樹上走向地面，智人從非洲走向全世界的直接動力都是為了搜尋食物。不過，自人類祖先在全世界繁衍生息的數百萬年來，地球上的絕大多數人類對食物的要求僅限於果腹而已。

食品安全問題實則源自於工業革命之後現代城市的興起。工業革命將數十百萬的農村人口引入到了城市。巨大的食品供給需求在催生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近代食品工業企業的同時，也第一次產生了諸如“有毒物質”、“食品添加劑”、“細菌超標”等現代食品安全問題。根據德裔英國化學家弗雷德裏克·阿昆（Friedrich Accum）在1820年寫成的《鍋中有死亡》（There is death in the pot）一書披露，當時在一般市場出售的麪包中普遍都混有明礬作為增白劑，而在廉價的茶葉、咖啡和香辛料中則大多混有鉛這樣的有毒物質。到了1850年代，食品中添加的重金屬等有毒添加物質已經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後果，由此引發的以慢性胃炎為表徵的食物中毒在倫敦市民中蔓延了開來。反過來，也促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食品安全法規的出台。

作為後發工業化國家的日本，食品安全問題的出現較之歐美國家要晚。早期的食品安全問題，主要是工業污水對農業和漁業水源的污染。現在已知最早的食品安全案例是1910年發生在富山縣神流川流域的“痛痛病”。當時，在這一區域的居民中大量出現了原因不明的“骨疼病”。症狀嚴重的患者骨質變得非常脆弱，略微受一點力便會造成骨折（往往是一蓋被子就腿斷骨折）。在日後被視為日本現代四大公害事件之一的痛痛病”，其真相在很長一段事件內卻不為人知。“痛痛病”的元兇是三井金屬神岡工業開採銅礦時隨意排放的富含鉛、鎘等重金屬的工業廢水。這些未經處理的廢水污染了整個神流川流域的地表水源和淺層地下水源。該流域的居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食用被重金屬污染的水源澆灌的有毒大米和蔬菜，導致了“痛痛病”的大面積蔓延。儘管日本政府很早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直到1971年日本最高法院裁定三井的法律責任之前，沒有任何一屆日本政府認真地解決過這個問題。

日本的食品安全問題得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談起。戰敗之後，由於糧食供應的極度緊張，日本長年實施了糧食配給制度（名義上持續到1982年）。可是，在戰後的頭幾年中，配給糧出現的各種質量問題層出不窮。其中，尤以1951年發生的產自緬甸的配給米中三分之一發生黴變的“黃變米事件”的負面影響最大。迫於民意日本政府在1950年代初推出了以規範和約束食品生產廠商為目的的《日本農林規格》、即JAS法規。法規出台之後，只有符合其規定的生鮮與加工食品才被允許進入日本國內市場。

圖為戰後初期吃代用食品的日本人

儘管有了JAS法規的約束，日本的食品安全問題依然沒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不僅如此，在上世紀5、60年代，日本接連發生了數起後果和影響均十分惡劣的食品中毒事件。在1955年的“森永毒牛奶事件”中，森永乳業生產的含砷“毒牛奶”奪走了131名消費者的生命（中毒12159人）。1956年熊本縣的“水俁病”事件，由CHISSO化工廠排放的污水所造成的當地近海魚類的污染，造成了157人死亡、968人中毒的慘禍。1965年，新澙縣昭和電廠排放的含汞污水引發的淡水魚污染，1968年的“含鎘食用油事件”均造成了數十人死亡，成百上千人中毒的後果。

除了這些有毒食品的惡性事件之外，當時類似用鯨肉或馬肉冒充牛肉的假冒食品更是屢見不鮮。1968年，日本出台《消費者基本保護法》，70年代後，日本各地開始紛紛設立消費者生活中心。至此，日本的食品安全問題略有改善，但惡性食品安全問題依然時有發生。

日本政府內部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優先考慮食品生產企業的行政理念。以上述的JAS法規為例，在2000年前，農林水產省對於違規的食品生產和加工企業一直採取“行政指導整改”和“不公開批評”的基本方針。也就是説，為了保證企業的利益，農林水產省不向社會公開違規企業的信息。在這種“護犢子”心態的左右下，JAS法規在出台後幾十年間基本無效。

直到近年，農林水產省的官僚們依然沒有改變這種心態，例如，前農林水產相太田誠一就曾經發表過“日本國內的食品其實沒什麼問題的啦，只不過消費者們大驚小怪，我只好管得再徹底些”。日本政府遲至2003年方才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建立直屬內閣的食品安全委員會（與之相對，我國在1996年既已制定相關的法律），同時確立了向社會公開違規違法食品企業信息的制度。

今天，根據修訂後的JAS法規，在日本的超市和生鮮食品市場中出售的生鮮和加工食品都會明確標註“農藥殘留”、“原產地”和“添加成分”等等的產品信息。就普通日本國民的消費心理而言，除了部分農民特別青睞本鄉本土的食品之外，大部分的日本國民一般都認同“日本國產”和“大牌食品廠商”的食品讓人“吃得放心”的理念。但是，從上述案例可知，日本的“國產食品”乃至“大牌食品廠商”的“案底”並不令人滿意。但日本的媒體、食品企業和農民心照不宣，把矛頭指向進口食品，尤其是日本進口量最大的中國食品。在這股運動中，一個叫“農民運動全國聯合會”（簡稱“農民連”）的組織的活動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農民連”成立於1988年，其主要成員是日本全國各地的農業協會和農產品零售業者協會。最初成立的契機是在上世紀90年反對向美國開放日本大米市場的社運活動。但從2002年開始，這個組織開始將攻擊的矛頭直指中國農產品。其慣用的套路是，代表消費者向農林水產省檢舉中國農產品的各種超標和違規行為。為了獲得所謂的物證，這個組織還成立了自己的“農民食品分析中心”，對需要檢舉的中國農產品進行各種化驗和分析。

“農民連”在選定目標進行檢測之後，一方面將分析的結果公諸媒體，另一方面則會請求農林水產省對中國農產品的“農藥殘留”、“食品添加劑”和“轉基因農作物”等指標提出更高的要求。至於其目的是否真正是為了日本國民的食品安全，筆者借用“農民連”領軍人物石黑昌孝的話來加以説明，他在《食品安全的最前線》一書中，絲毫不加以掩飾地寫道：“對於這個食品自給率41%的國家來説，我一次次進行這樣枯燥的檢驗的目的，就是要減少違規進口的食品”。就這樣，為了保證日本農民的利益，中國的進口食品便成為可以被無情攻擊的替罪羊。在“農民連”這樣代表農民既得利益的團體和反華意識日漸濃厚的媒體的運作下，如今的日本社會對進口中國食品的目光恐怕只會越變越嚴厲。

近年來中國食品出現問題的幾率已經降到了美國進口食品的四分之一，可當媒體煽動羣情激奮的時候，又有幾個日本人會冷靜地考慮一下，中國食品的進口難道真得可以被停止麼？像日本這樣老齡化超過20%、農村老齡化更甚於此的超老齡化社會當真還能實現食品的完全自給麼？ 況且，安倍政府實現消費税增税至10%的政策很快就要出台，面對日益沉重的税賦和一天天癟下的荷包。筆者不知道，不吃物美價廉的中國食品，日本普羅大眾們還指望着能吃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