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前言

民主的原意當然是指人民當家作主。但説起民主的實現形式，現在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在多黨之間進行的自由的競爭性選舉。如果説直到二十世紀初對民主的實現形式還存在不同看法的話，自從熊彼特1942年發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以後，這種對民主實現形式的理解就幾乎變成了唯一的理解。一方面，一個國家，哪怕剛舉辦了一次多黨之間進行的自由的競爭性選舉，即便其它方面沒有任何實質變化，就會有人歡呼它走上了民主的道路，比如最近的緬甸。另一方面，哪怕一個國家內部政治資源的分佈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只要沒有出現多黨之間進行的自由的競爭性選舉，就會有人斷言，這個國家從未進行過政治改革，比如中國。久而久之，當提到民主時，人們馬上想到的是多黨之間進行的自由的競爭性選舉。民主的含義因而就從人民當家作主變成了多黨之間進行的自由的競爭性選舉。歷史在這個問題上似乎已經終結了：民主變成選主。任何人只要質疑選主的民主潛質，就可能會被扣上要麼“反民主”的帽子、要麼“民主原教旨主義”的帽子。

然而，在其原產地，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選主體制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危機。即使像弗朗西斯·福山、托馬斯·弗裏德曼這樣的堅定辯護者也不時顯得憂心忡忡，抱怨連連。更嚴肅的思考者則開始試圖跳出選主的框框，重新審視一些在他人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如民主的含義到底是什麼？選主到底是不是一種適當的、實現民主的方式？實現民主還有哪些更有效、更可行的方式？

這裏發表的十二篇譯文是從大量文獻中篩選出來的，它們未必是反思選主體制文獻中最有代表性的論文，但都發表於過去十年以內，且都是由學識淵博的著名學者撰寫。作者們對真民主的關切遠遠超過那些披掛上陣的“民主十字軍”鬥士。在烏煙瘴氣的西方主流意識形態遮蔽下，它們是一股若隱若現的清流。但願它們的發表可以啓迪國內學子的思考，為中國民主的發展另闢蹊徑。

選主到底是不是一種適當的、實現民主的方式？

第一篇論文的作者喬賽亞•奧伯是斯坦福大學政治學與古典學教授。在題為“‘民主’的原初含義：做事能力，而非多數決”的文章中，他藉助其豐富的希臘語知識，梳理了希臘政體類型詞彙的兩類詞根組，即kratos與arche，並指出它們指向不同的權力概念。經過細緻巧妙的分析，他得出結論：民主的原初涵義是指公眾確保在公共領域出現美夢成真的好事情的集體能力，而“多數決”恰恰是希臘那些民主的批判者刻意用來表達對民主蔑視的簡稱。

第二篇論文的作者約翰•麥考米克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他於2011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馬基雅維利式民主》一書挑戰了對馬基雅維利學説的種種傳統誤解，力證馬基雅維利式的民主是一種超越了選主、更值得效仿的民主，它包含如今已被人遺忘的三種抑富督官的制度安排：即，混合了抽籤與選舉的官員任命程序，排除富人任職資格的官職或議院，以及在起訴和上訴中召集全體公民參加的政治審判。[ John P. McCormick,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而當代選主體制的最早推崇者恰恰是馬基雅維利的論敵、反民主的圭恰迪尼（Guicciardini）。這篇2006年發表在《美國政治學評論》上的文章可以看作是《馬基雅維利式民主》的縮寫。

第三篇論文的作者克里斯托弗•霍布森任教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他在“革命、代表與現代民主制的根基”一文中承認，十八世紀以前，“代表”與“民主”處於水火不相容的兩極。在用“代議”對“民主”進行轉基因改造以前，“西方政治思想的經典在拒絕民主方面幾乎是完全一致的。霍布斯、洛克、盧梭和啓蒙運動者都不曾直接、正面地談論過民主”。按照霍布森在這篇論文中的分析，最早將“代表”納入對民主的構想之中的，是法國大革命的兩位核心人物：托馬斯•潘恩和馬克西米倫•羅伯斯庇爾。另一位著名的民主理論家約翰·鄧恩對這種嫁接的看法是，“現代代議制民主幾乎把民主理念改造得面目全非”，並因此對代議制民主的崛起持強烈的保留態度。而霍布森則認為，“代表一直是民主制的關鍵盟友，因為它從根本上改善了民主制的現實可能性”。

第四篇論文的作者對霍布森的樂觀態度卻不願苟同，其作者不是別人，正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榮休教授、政治理論家漢娜•費尼切爾•皮特金。皮特金於1967年出版的《代表的概念》一書今天依然被看作該領域最富盛名的經典。[ Hanna Fenichel 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不過她坦承，四十多年前自己曾想當然地在代表與民主之間劃上等號，或者至少是在民主與代議制政府之間劃上等號。然而她現在認識到，這個假定即使不能説完全錯誤的話，也存在嚴重誤導，因為代議制政府已經演化為寡頭制的一個新形式，普通人民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今天還有那麼多人把兩者的關係視為不證自明的公理，説明這種誤導根深蒂固。為此，皮特金顯得有點悲觀，其文章以一個意味深長的問答結尾：“民主可以獲得拯救嗎？我老了；看你們的了”。

第五篇論文的作者拉尼•吉尼爾認為民主是可以獲得拯救的，其途徑簡而言之就是超越選主。吉尼爾現在是哈佛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而早在1970-80年代她已開始從事民權律師工作，後來擔任過美國司法部民權司的律師，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法律辯護基金投票權項目的主管。在很長的時間裏，她曾把選舉、投票視為實現民主的首要方式，認為參與政治過程的機會首先意味着選舉滿意的候選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幾十年的奮鬥經歷卻打破了她對選主的迷信。現在，她認識到，“選主理念是一個糟糕的民主觀，這尤其是因為它將政治代表與其選民分離開來，將選民彼此分離開來。英國上議院議員常説，選舉不是萬靈藥。儘管他們這樣説有其自我辯護的緣由，但這個主張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陌生權貴的統治，不論是選舉的、任命的還是靠爵位得來的，都是對民主的挑戰”。那麼如何才能拯救民主呢？她在文中列舉了選舉前後公民直接參與的四個古今例證，頗具啓發性。

第六篇論文的作者謝爾登•沃林年已九旬，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榮休教授。他在六位作者中最年長的，一大批美國著名的政治理論家都是他的門生，包括第四篇文章的作者皮特金。他也認為民主是可以拯救的，但在憲政、在政府形式上做花拳繡腿的文章，是徒勞的、靠不住的緣木求魚。甚至只會適得其反。憲政之所以靠不住，是因為憲法的作用與其説是為了保護民主，不如説是為民主設定界限，其設定的界限一定與社會中佔支配地位的權力羣體合拍，並使之正當化。偏重政府形式之所以是緣木求魚，是因為民主一旦開始專門化、例行化和行政化，我們就會看到領導開始出現；等級制開始形成；各色人等的專家環繞在決策中心；命令、程序和先例取代更自生自發的政治。因此，制度化只不過是民主衰減的標誌。在作者看來，民主的關鍵是千千萬萬普通公民把民主理念內化於心，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敢於發揮自己的首創精神。用作者的話説，民主“復興的可能性取決於一個簡單的事實：普通個體有能力在任何時刻創造共同性的新文化模式。個體齊心協力建造低收入住房、工廠工人所有制、更好的學校、更好的醫保服務、更安全的飲用水、污水排放控制以及關係日常生活的上千其他共同關切，這就是在經歷一個民主時刻，就是在為發現、關懷和照料共同關注的共同性做貢獻”。很多人初讀這段話，也許會感到它令人費解。但如果把這篇文章細讀幾遍，並結合其它幾篇文章一起思考，定能體會到箇中奧妙。

提起第七篇論文的作者，年過七旬的丹麥古典語言學家莫恩斯•赫爾曼•漢森，這位同時在丹麥皇家科學文學院、英國國家學術院、德國考古研究院擔任院士的學者在古希臘民主領域可謂無人不知。漢森在研究古希臘城邦方面進行過一系列基礎性、開創性的工作。例如，一般人談到雅典，能想得起的城邦不過是雅典、斯巴達而已，而漢森參與主編的《古代與古典時期希臘城邦的詳細目錄》一書長達一千四百多頁，確認了1035個希臘城邦。[ Mogens Herman Hansen and Thomas Heine Nielsen, eds., 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這裏的關鍵不是城邦數量的多少。當人們的注意力放在雅典、斯巴達少數著名城邦上時，其對希臘社會的瞭解就會不可避免地被索福克勒斯(Sophokles)、柏拉圖(Plato)、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訴説所束縛。而這部著作告訴人們，古希臘世界並不侷限於希臘半島，而是蜿蜒分佈在從西班牙到高加索，從克里米亞到利比亞的廣袤天地之間，大大拓寬了人們的視野。鑑於其卓越的學術成就，在漢森於2010年從哥本哈根大學榮休時，英國國家學術院邀請他擔任其極負盛譽的年度講座主講人，這裏選入的就是漢森當時的講稿。

立法、行政與司法三權分立理論是現代代議制民主的基礎，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法國貴族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然而，漢森告訴我們，在被孟德斯鳩奉為三權分立典範的英國，其憲制當時與現代都不符合三權分立的原則。而孟德斯鳩之所以鼓吹三權分立，並不是因為他喜歡民主體制。直到十九世紀初，“代表”概念被嫁接到“民主”上以後，三權分立理論才變為代議民主的基石。不過，從那時以來，美國憲政中形形色色的制衡安排已使三權分立大打折扣；而在歐洲，這一學説先是被議會（三權融合）體系摧毀，二戰後又被新出現的憲法法院所破壞。儘管歐美很多民主憲制都仍然宣稱三權分立是其基本原則，但在漢森看來，這只不過是張空頭支票。他的結論因此是，三權分立是一種過時的理論；它已千瘡百孔，拿它來理解歐美代議民主，無異於盲人瞎馬，必須拋棄。那麼，在二十一世紀，什麼理論才能幫助人們更清晰地理解當代代議民主呢？漢森的答案是歷史比三權分立理論長得多的混合憲制理論。在這位淵博的老者看來，所有的現代代議民主制度（包括他的祖國丹麥）都不是純粹的民主，而是某種包含者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製成分的混合憲制，而其中君主制的成分比以前更為突出了。既然都是混合制，它們自我標榜“民主”就是自欺欺人；它們拿着“不民主”的大棒四處亂砸，就形同潑皮。其實，不僅現代代議民主制度是混合憲制，幾乎所有現代政治制度都是混合憲制，只不過有些制度的民主成分比其它制度多一些而已。撕下“民主”、“不民主”的標籤，把各個制度由裏朝外翻開來看，這樣的世界圖景註定大不一樣。

第八篇論文是一本論文集的結論部分，那本書的標題是《選舉型威權主義：不自由競爭的動力學》。[ Andreas Schedler, 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6).]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選舉與威權主義對立的，不自由是不可能有競爭的。然而，這種非此即彼的簡單思維方式難以用來理解令人眼花繚亂的複雜現實。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世界經歷了亨廷頓所謂“第三波民主浪潮”。但是大潮退卻之後，沙灘上留下了一大堆人們無以名之的東西。它們有選舉、有競爭，但不管怎麼看，它們好像都不能完全歸入屬於“好東西”之類的民主陣營。於是，西方學者發明出一大批帶形容詞的民主，如“選舉民主”、“威權民主”、“新世襲民主”、“軍人主導的民主”、“原生民主”、“偽民主”、“虛擬民主”、“非自由民主”、“受限民主”、“受控民主”、“有限民主”、“寡頭民主”、“精英民主”、“精英多元民主”、“低質民主”、“半民主”，等等，不一而足。在這篇文章中，布朗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斯奈德呼籲人們超越僅僅透過民主稜鏡研究政治學的舊範式。他認為，與其將很多處於自由民主制與成熟威權主義之間“灰色地帶”的國家稱之為不充分的民主制，假設它們最終將邁向徹底民主制的康莊大道，不如直截了當地將這些國家劃為威權主義政體。換句話説，斯奈德建議，不再把這類政治體制視為帶修飾詞的民主制，而是相反，把他們視為帶修飾詞的威權主義，或選舉型威權體制。他相信，“這一標籤變化，意味着一種超越轉型範式的重要範式轉變”。

斯奈德正確地指出，分析任何政治制度，除了看有沒有競爭性選舉以外，至少還應問四個問題：誰統治？統治者如何統治？統治者為什麼統治？統治者在多大程度上統治？他以緬甸、阿爾及利亞、海地、菲律賓、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安哥拉等國為例展示為什麼對這四個方面進行考察是必要的，而僅僅看有沒有競爭性選舉只會導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推論。在文章的結尾，斯奈德提到胡安•林茨於1975年還曾提出過有關政體分類的另外三個維度：多元主義的程度、動員的程度、意識形態的程度，並認為這三個維度對理解現在依然適用。這讓人不由不懷疑：分析政治制度是否還有許多其它不應被忽略的維度，例如馬克思主義強調的經濟基礎、生產關係、階級結構等等。由此看來，那麼多人談到政治制度時，似乎只有競爭性選舉是唯一重要的標尺，真可謂一葉障目。

斯奈德的問題在於，儘管明知現實世界非常複雜，他腦海深處卻還是自覺不自覺地把所有的政體劃為兩類：民主政體與不民主政體（或威權政體），而兩者之間已沒有清晰可辨的界定標準：如果不是競爭性選舉，究竟是什麼？斯奈德看不上“帶修飾詞的民主制”，但他所謂“帶修飾詞的威權主義”又何嘗不是概念大雜燴呢？過去二十多年裏，此類概念紛沓至來，如“官僚威權體制”、“封閉威權體制”、“霸權威權體制”、“競爭性威權體制”、“民粹威權體制”、“選舉威權體制”、“霸權選舉威權體制”、“持久威權體制”、“包容性威權體制”、“開放式威權體制”、“半威權體制”等等，令人應接不暇。但它們更像是意識形態的詛咒，而不是學術分析的工具。斯奈德真正需要放棄的不僅僅是競爭性選舉這麼一把尺子，而是在政治學界法力無邊的政體思維。[ 有關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的討論，見王紹光編：《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

斯奈德認為，分析政治制度時，僅僅看有沒有競爭性選舉是遠遠不夠的；第九篇論文的作者博•羅斯坦認為，探尋政治正當性根源時，僅僅着眼於選舉民主也是遠遠不夠的。任教於哥德堡大學的羅斯坦大概是瑞典當代最富盛名的政治學家，在國際政治學界極為活躍，除了瑞典文外，還用英文發表了大量的論著與論文，被引證高達七千多次，在政治學領域沒有多少人可以望其項背。他在這篇文章中敢於斷言，“選舉民主對於正當性的建構沒有必然的關聯”，是需要勇氣與底氣的。其底氣來自於對政治制度的多年研究，尤其是對政府質量的研究。從2004年到2009年，他獲得了來自瑞典研究理事會、瑞典銀行三百週年基金會、以及科納特和愛麗絲•瓦倫堡基金會三筆鉅額撥款，資助他建立“政府質量研究所”，展開長期跨國比較研究。在過去七、八年間，這個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已出版四部專著，幾十篇論文。2011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羅斯坦的專著《政府質量：國際視野中的腐敗、社會信任與不平等》；[ Bo Rothstein,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Social Trust, and In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這裏選入的文章就是書中的一章。在書中，羅斯坦解釋説，為什麼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對“政府質量”（或“良治”、“國家能力”）感興趣，原因很簡單：世界上有一大批國家，那裏建立了代議民主，其選舉是“自由、公正”的，但對最廣大人民的最基本經濟社會福祉毫無改善。他的研究所收集的歷年跨國數據清晰地證明了這一點。這些數據導致羅斯坦得出兩條結論：一、政府質量與選舉民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二、如果排序的話，前者比後者更重要。在這篇文章中，羅斯坦對一個流行的觀念提出了挑戰：選舉民主的確立是建構政治正當性的關鍵。他從理論與實證兩方面論證：正當性的建構、維繫和破壞不是發生在政治體系的輸入端，而是在輸出端，即政府治理的質量。

第十篇論文有兩位作者，拉塞爾•多爾頓是著述頗豐的資深政治學家，已出版了二十多部專著以及150多篇學術論文；斯蒂芬•韋爾登是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曾在加州大學歐文分校跟隨多爾頓讀博士學位，其論文題目是《政黨及其成員》。政黨也是多爾頓長期關注的話題，他於2000年編輯出版的《沒有黨徒的政黨：發達工業民主國家的政治變遷》[ Russell J. Dalton and Martin P. Wattenberg, eds.,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和2002年出版的《公民政治：發達工業民主國家的公共輿論與政黨》[ Russell J. Dalton, Citizen Politics: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Fif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8).]正是他被人引證最多的兩部著作。這篇論文討論了西方當代代議民主中存在的一個悖論：一方面，代議民主離開了政黨就難以運作；另一方面，代議民主制度下的老百姓對政黨信任度很低，在歐洲晴雨表調查評估的13類機構中，政黨的信任度最低，遠遠落後於工會和大公司。人們為什麼不信任政黨呢？因為儘管政黨在爭取選票和支持時可以信口許諾、天花亂墜，但最終人們看到的是，政黨根本不把老百姓的關切放在心上。對政黨的信任度持續走低顯然會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數據分析證明，對政黨的不信任降低了投票率，導致了政黨體系碎片化，為新出現的反體制政黨提供了社會根基，並使得更多的人對政府、對代議民主制度採取犬儒主義態度。文章的結論有點模糊，只是説，這個趨勢正在改變代議民主的性質。但它會如何改變，作者們語焉不詳，似乎他們自己也還沒看清楚。

與前面十篇論文不同，第十一篇論文是一羣著名教授的集體報告。這裏用“著名”形容這羣作者恐怕分量還不夠，他們中好幾位是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曾擔任過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曾榮獲政治學界的“諾貝爾獎”—約翰·斯凱特獎（The Johan Skytte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 第四篇論文作者漢娜•費尼切爾•皮特金也於2003年獲此殊榮。] 其中年齡最大的已年過八旬。2002年秋，美國政治學會理事會決定任命一個特別工作小組，其課題是“不平等與美國民主”，這15名教授就是小組成員。兩年後，這份報告出爐，標題是“不平等加劇時代的美國民主”。報告的結論很簡單，只有一句令人震撼的話：在實現自己的民主理想方面，美國已裹足不前，在一些領域甚至走了回頭路。這個結論依據的是大量文獻與數據。隨着經濟不平等日益加劇，對很多美國人而言，憲法允諾的平等權利越來越像鏡中花、水中月。只有一小部分美國人可以充分行使其公民權利，他們的聲音很大，政府不得不聽；而大多數美國人沒有功夫發聲、不會發聲、發了聲也沒人聽。這種巨大的反差是對民主的無情嘲諷。2008年，正當美國總統選戰如火如荼時，一位特別小組成員，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拉里·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出版了《不平等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中文版見拉里•巴特爾斯（方卿譯），《不平等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據報道，奧巴馬當時還忙裏抽閒讀了這本書。這本書用更詳實的數據證明，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導致政治參與的不平等，政治參與的不平等導致政治代表的不平等，政治代表的不平等導致政治影響的不平等，政治影響的不平等最終導致政策回應度的不平等。書中有幾張圖看得讓人觸目驚心：不管是哪一屆美國國會、不管是來自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議員們在制定政策時都更傾向回應社會上層、中層，而不是下層。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為什麼會在2011年5月發表一篇題為：《1%有、1%治、1%享》文章，[ Joseph E. Stiglitz, “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 才能理解為什麼美國隨後出現了“99%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讀過這本書的奧巴馬能夠像他許諾的那樣“改變”美國嗎？

文集的最後一篇是三位在美國一流大學任教的歐洲人的對話錄。發問者是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法國人海倫•蘭德摩爾，受訪者是在紐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法國人伯納德•曼寧、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意大利人納迪亞•烏賓第。三位都是研究民主理論的學者，兩位受訪者都是研究代表、代議問題的重量級人物。在對話中，兩位受訪者追溯了代議制的起源，即中世紀教會；換句話説，代議最初與民主毫不相干。對於當代代議民主的性質，兩位受訪者似乎都贊成第七篇論文作者漢森的説法：它混合了民主與非民主的成分，是一種混合憲制。更重要的是，代議制之所以在設立之初就滲入非民主因素，目的就是為了抑制民主因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兩位受訪者認為，如果看到代議民主中的不民主現象就斷言出現了“代議制危機”，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這是代議民主與生俱來的胎記。在訪談的後半部，發問者提到，近年來，有些人（如在2007年法國總統大選中，作為社會黨候選人的塞格林•羅雅爾）倡導用新方式來確保議會更具代表性，如用隨機抽籤的方式而不是選舉的方式來挑選人民代表。烏賓第的回答讓人失望，有點言不及義。曼寧曾在其《代議制政府的原則》一書中以大篇幅討論十九世紀以前的抽籤，[ 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8.] 他對制度創新持更開放的態度。

需要指出的是，蘭德摩爾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可謂是問者有心。她2008年在哈佛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題為《民主的理由：政治、集體智慧與多數統治》(Democratic Reason: Politics,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the Rule of the Many)，其主要目的是為民主提供一個認識論基礎。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幾個腦瓜比一個腦瓜好”(many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與中國體現民間智慧的成語“人多智廣”、“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如出一轍。蘭德摩爾博士論文力圖論證，這就是民主的認識論基礎。拿到博士學位以來，蘭德摩爾十分高產，寫出了一大批極具新意的論文，其中不少論文從認識論角度為用抽籤方式挑選人民代表提供了正面論辯。有意思的是，蘭德摩爾這方面的思考受到一位在芝加哥洛約拉大學財務系任教的華裔教授的影響。從那位教授兩篇論文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是什麼吸引了蘭德摩爾：一篇是“異質主體的問題解決”；[ Lu Hong and Scott E. Page, “Problem Solving by Heterogeneous Ag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97, No. 1(2001), pp. 123–163.]另一篇是“不同類型問題解決者組合可以超越強能力問題解決者組合”。[ Lu Hong and Scott E. Page, “Groups of Diverse Problem Solvers Can Outperform Groups of High-Ability Problem Solv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1, No. 46 (2004), pp. 16385–16389.] 這兩篇論文證明，解決問題時，重要的是參與者的多樣性、異質性，而不是參與者的能力。這就從根本上消解了對抽籤的疑慮，因為不少人對抽籤有保留的理由是，抽出來的人不如選出來的人聰明。

這本譯文集的重點是對選主的批判反思，抽籤則是超越選主的一條途徑，這將是我們的下一部譯文選集的主題。

（本文系作者為《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一書所作的前言，該書由王紹光主編，歐樹軍翻譯，王紹光校對，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