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全民讀經典，不可能也沒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劉小楓於10月28日至10月29日期間，作客湖南師範大學。本文為劉小楓教授三場系列演講的第一場，原標題《商業文明與教育問題》，觀察者網獨家首發。湖南師範大學《研究生在線》供稿，向宣柔 何韜 陳麗蛟 蔡爾妮 石芮旗 聽錄，梁玉振 統稿】

最近幾年我對我國的高等教育發表了一些看法，近十多年來我一直關注這些問題，並在高校文科改革方面做了一些新的課程實驗，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劉小楓於10月28日至10月29日期間，作客湖南師範大學

兩個問題

今天我要談的第一個問題是，教育學專業在研究教育問題的時候，應該從閲讀經典開始着手。教育學專業應該讀一些經典書目，不能只閲讀那些和教育學相關聯的學科性著作。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環，正如盧梭所説，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度裏面，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是一回事情。教育的地位相當重要，大的教育思想家會從政治制度角度論述教育問題，同樣，大政治思想家也多會涉及到教育。教育學名著不是因為某個教育家寫的才是名著，任何一個西方著名的大思想家都可以稱之為教育家，因為政治制度和教育是密切聯繫的，

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現在的教育到底在社會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它的品質是什麼？

商業化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和未來，而我們對於商業化與教育的關係並不是特別清楚，所以我想在此探討一下目前我們的教育處境。我準備從啓蒙運動開始來探討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是啓蒙運動的結果。今天，我將先從亞當·斯密的商業文明論及其與教育相關的論述，來談商業化和現代教育的關係問題。下一講，我主要以孟德斯鳩為例子來觀察我們現代教育所面臨的一些品質問題。

今明兩天講座的根本要點是教育與追求“德性”的關係問題。教育是要培養髮揚人的“德性”，可是現在面對的大問題是教育沒有培養人的“德性”，這與教育的基本目的相反。為什麼會這樣？我個人悲觀地認為：由於我們生活在商業文明化的時代，教育已經很難再追求“道德德性”。教育的敗壞可能是商業文明必須承受的一個結果。

何為現代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什麼是“現代文明”，這個詞彙我們用得非常頻繁，但我們未必瞭解得透徹。嚴格來講，現代文明應該叫做商業文明，以前叫做資本主義文明，這個説法會帶來一種階級鬥爭痕跡，帶有一種意識形態色彩，我們聽起來已經不順耳了。我想，商業文明這個詞應該帶有中性色彩，我們聽起來比較能夠接受。那什麼叫做商業文明呢？按亞當·斯密，很簡單一句話就是：追求個人致富和富裕生活以實現公眾的共同福祉的生活方式。我們今天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崇尚獲取財富的時代。我們目前關於社會倫理道德的焦慮，關於教育問題的焦慮，其實都來自這個商業文明問題。如果既要鼓勵追求個人致富和富裕生活，又要保持傳統的德性，恐怕太難。

亞當·斯密是西方著名的經濟學家，但他的教授頭銜並不是經濟學——嚴格地講那個時候沒有經濟學——他是倫理學教授。可是他寫的《國富論》卻成了十分重要的、能夠體現商業文明基本生活方式及其原則的經典性著作。在這個著作裏面，他專門談到了教育問題。從這裏可以發現，教育名著並不一定是教育家寫的。亞當·斯密談教育的時候，是把它放在一個他所理解的商業文明體制裏面來論證的。嚴格來講，商業文明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的中後期，首先在英國發展起來，最終形成一套完整體制，商業文明與民主政治等都是連為一體的。亞當·斯密之所以為商業文明做辯護，這是因為追求財富在傳統社會看來是不光彩的事情。

追求“財富”就是追求生活的基本需要之外的東西，商業文明出現前，人類的勞作主要是為了滿足人類生活的最基本需求，勞作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為了追求基本生活之外的利益。當一個文明社會變成了一個追求財富的社會，它會給我們什麼樣的改變呢？

有些人會説，古代社會不也有追求超出基本生活之外利益的人嗎？的確，那時候有兩種人追求財富，一種是商人，他們在古代社會的地位是很低的；另一種是統治者，統治者和商人不一樣，君王追求利益和財富，除了自己的個人私慾外，還是為了統治的需要，君主想要治理國家，當然需要大量的經費，它與我們現代社會所謂的個人發家暴富是有區別的。有人天生喜歡進行物質交換，喜歡盈利的最大化，這種人在傳統社會里幾乎是沒有地位的，但是在商業文明到來後這種人成了榜樣，成了最主要的人類類型了，大家都想要成為這類人。當把這類人推崇為人類榜樣的時候，人類思想家便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把以前受人鄙視的人説成了不起的人，並在理論上花很多功夫。17世紀以來，大量的西方思想家都在做這個工作，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孟德斯鳩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代表。從他們的思想中，我們能看清楚現在所面臨的基本政治和社會狀況。

商業文明在西方出現已經有四百多年，但事實上我們中國進入商業文明才短短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所以我們需要用三十年的經驗來思考西方國家三百年來所面對的問題。

亞當·斯密認為，我們傳統的生活方式都不經濟。商業文明就是你要學會經濟地生活。經濟這個英文單詞來源於古希臘，最初的意思是“理家”，再後來變成了治理國家。但是這個含有治理國家之意的詞在近代又怎麼變成“經濟”這個詞的來源了呢？這説明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亞當·斯密認為，經濟的生活方式的提出意味着從前人們的生活方式不經濟。那麼什麼叫做經濟的生活方式呢？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裏面拿中國17世紀的帝國與歐洲進行比較。説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土地肥沃，耕作精細，人口最多，而且很勤勞，但是國民財富卻沒有積累。因此，他説中國人很富有與實際擁有財富是兩回事。經濟的生活方式其實是要追求財富。富有與財富是兩回事，富有但缺乏財富，他認為原因是勞動沒有和工資掛鈎。沒有建立一種工資制度，工酬太低，以至於勞動者難以養活家庭，下層人生活在貧困之中。所以他認為雖然中國的土地很多，耕作精細，可是其貧困程度卻超過歐洲最貧困的地方。這的確説到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由於中國的生活方式一直如此，國家長期處於靜止狀態。所以，這個帝國積累的財富，也許很早以前就達到了國家制度水平要求的程度。但是，就中國的土壤、氣候、地理位置而言，潛在的財富遠遠沒有發掘出來。如果我們把生活方式或制度變一下的話，亞當·斯密斷言，中華帝國積累的財富要多得多。這是他在18世紀做出的預言。

勞動分工與商業文明

那麼這種生活制度的關鍵是什麼呢？斯密説，必須推行勞動分工，同時建立起勞動工資制度。如今在我們看來，這是常識。亞當·斯密看到，17世紀中國與歐洲有很大差異。換句話説，中國本該是一個富有的帝國，但是與歐洲卻無法相比。因為亞當·斯密説歐洲已開始實行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勞動分工和工資制度。由於中國在生活方式、勞動方式上仍然因循守舊，所以在歐洲勞動得到的真實報酬比中國要高得多。所以商業制度的的確確使一個國家的財富一下子就增多。商業化的生活方式會給一個國家帶來極度的財富積累，因此比以前的生活方式要好的，至少比以前更富裕、更安適。

嚴格來講，中國開始試圖進入這樣一種商業文明生活方式是從洋務運動開始，雖然相應制度在當時還未形成。可是現在，我們的最近30年的的確確見證了亞當·斯密説的道理。我在城裏出生長大，當過知青，文革期間下過鄉，知道那時生活貧困。到了3—5月份，大部分人要餓肚子，農民沒有吃的，有的小孩子整夜哭沒有吃的。而今天，我回鄉下去看過，農民整天坐在屋檐下聊天，甚至打牌，卻有吃的，真讓我想不通。的的確確，商業化的生活方式在這30年使得我們的財富有了驚人的增長，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商業文明的確有很大的好處。

勞動分工與工資制度都是我們傳統生活方式中沒有的。明顯這兩點剛好與我們的教育有關。今天我們找工作就與之有關。而大學分科那麼細，就跟分工有關。分工越細，大學裏就會有劃分越細的專業。我們找工作時都會想找工資高的，工資制度與勞動分工是最基本的原理。

勞動分工最早是傳統的自然分工。例如，織田、織布、做鞋等。亞當·斯密所説的勞動分工不是這個意思，與古代的制度原理不同。古代的主要依據自然習俗，是自然的分工，由此形成父子相傳的行業性傳統。自然分工與專業性分工是很不一樣的。亞當·斯密認為商業化分工是專業化分工，它主要為了追求效率。比如製衣，以前一個做衣服的人會設計、剪裁、縫紉……各種工作都能幹，但現在為了盈利，商家把它們分開。這樣分後發現，衣服產量大增。因此可以説，分工是一個純屬商業化的考慮。通過分工達到一種專業化的勞動方式，可以更多地創造財富。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專業化分工方式的最基本的經濟原理。由此，專業化分工是商業文明一個最基本的生活模式。大學的專業化分科是不可避免的。

專業化分工後怎麼給社會帶來財富呢？道理很簡單，專業化分工後，交換成倍增加，更加頻繁。勞動者要獲得生活必需品時必須靠其它東西換取。從前製鞋的人與造衣服的人相互交換產品就可以了，製鞋進一步專業分工後，取皮革、製鞋幫的人，他自己要穿一雙鞋的話，他都不可能跟別人進行交換，因為另一個人是作鞋墊的，另一個人是作鞋帶的，都沒有辦法通過物物交換來拿的。他必須要靠一個貨幣，來週轉。每個人工作拿到了貨幣，然後購買所需的東西。《國富論》第一卷有11章，在論分工後開始論工資，論分工的有3章，論工資的佔7章。可見，分工和工資是獲取財富的起點。如今我們都能體會到，專業與工資的關係扣得多麼緊。

“商業社會”完全改變了人類對財富的看法：從前，所謂財富指的是實實在在的金銀財寶（顯然不能當飯吃、當衣穿），現在呢，所謂財富指一個人通過工作得來的工薪，而所有工作的人拿到的都是工薪。個人有了工資除供給衣食住行就是積蓄，但積蓄也是為了消費。於是，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積蓄都等於是在消費，因此，每個人的工薪實際上在全國流通，個人因工資而獲得財富，整個社會也因個人工薪的流通、滾動而增加財富。因此，勞作與工薪掛鈎，是商業社會的關鍵性基礎：從前，勞作不拿工薪，自給自足或物物交換，現在，不拿工薪，即便勞作，也不能活。

進入商業文明後，追求財富成了一種無止境的想象。亞當·斯密從各方面論述了分工和工資對於傳統勞動的改變。比如説，重複一種動作，使熟練程度增加，能夠節約時間。專業技術化，使一個人某一方面的潛能得到更大的發展。但專業技術化必然導致一個大問題，就是人們會被培養出職業性病症。專業技術化摧殘了人的生活品質。商業化生活方式的好處就是財富多、生活必需品多，壞處就是人的生活品質會變差變壞。即便如此，人們還是會去追求擴大財富。這是每一個人面臨的基本悖論。

接下來説一個歷史問題：為什麼偏偏在歐洲會發展出商業化生活方式呢？

這方面有很多種研究很多種解答，斯密的解釋非常典範。由於羅馬帝國的衰落，君主國的興起，歐洲對農業的依賴開始減少，商貿活動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勞動分工的要求，經年累月地使分工日益細化。工場主指導勞動時，更加追求效益，勞動者在工作時也力求掌握更大的熟練程度、技巧和判斷力——比如，農民本來什麼都幹，後來分成插秧專業、打穀專業，或者如今的裝修各行的專業化，這會使得製造者的生產率成倍增長。

我們都知道，商業文明最基本的特點就是農業社會結構蜕變，農業社會轉向商業社會。工業化和商業化在同等意義上是聯繫在一起的。所以，亞當斯不僅解釋了人類財富的增長的原則和機制，而且他還把歐洲出現的商業機制上升為一種文明樣本。亞當·斯密論説英格蘭運氣不錯，很早就發現了商業化生活方式。但是，歷史上偶然地出現了商業化生活方式是一回事？把這種生活方式説成是一種值得追求的文明生活方式甚至説成最好、最偉大的文明理想，則是另一回事。我們現在就是要奔着這個理想去，但是我們需要明白它的很多弊端，我們的最大麻煩也在於此。

英國這個商業文明我們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説明。我們都知道《魯賓遜漂流記》，這個作者其實是一個非常聞名的商業思想家，他還寫過很多的政論，經濟計劃論，他在這本書的解釋比亞當斯要早大半個世紀，他指出商人就是君王，我們的政治制度以及憲法都是為了商人能夠更好的賺錢。

亞當·斯密鼓吹商業文明的好，他説人的生活方式經歷了四個階段。斯密的分工論不僅解釋了人類財富的增長原理和機制，還上升為一種文明論——按斯密的看法，人類生活方式經歷了四個階段：狩獵、畜牧、農耕和商業，每個階段固然都有特定的生活風俗和秩序規則，但每一種生活方式都可以用勞動分工的方式來衡量。人類生活方式的“四階段論”並非斯密的發明，而是啓蒙思想的結果。重要的是，這種“四階段論”也是一種人類進步論：從狩獵到商業方式，人類的文明程度在上升。每個階段都必然會有特定的生活秩序和規則，商業化的生活方式是最為可靠最為進步，最終原理就是要推進商品經濟。我們今天要好好思考一個常識，唯有在商業化社會中人類才達到了真正的文明。文明這個詞在啓蒙運動時期才開始流行開來，其含義是商業化文明。隨着商業生活方式的出現，自然會形成新的政治制度安排。論述商業化國家要履行哪些職能的時候，亞當·斯密就談到了，國家就應該收縮自己的管制權，為商業活動提供更多更好的資源和配置，因此商業文明必須是一個自由的、管制很少的社會。當然，有些必須是國家來管理的，比如説公共防禦，第二，還要有公共的司法，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大學裏面最牛的最熱門的學科就是經濟學和法學。

公共教育是為了生產商業社會需要的人

在《國富論》最後一卷（卷五“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第一章中，斯密用了五十多頁篇幅談作為公共事業的教育，佔這一章三分之一的篇幅（整章約120頁）。換言之，斯密在論及國家的作用時，談得最多的是教育。談到公共教育時，他所抓住的要害是工資，首先從教師的工資説起。教師工資的來源當時主要來自行政當局的收入或社會團體的捐贈。這樣一種工資的來源沒有和教師的效益掛鈎，教學本身就不是一種經濟性質的行為。但斯密關注的主要問題，是教育對個人和社會的實用目的是什麼。他主張，教育要的就是實用目的。看看如今中國的大學，這十多年以來追求實現的就是實用。當然，西方的大學早就這樣了，所謂人文主義教育理想，在最近二十年也已經幾乎完全衰敗。

第二個，教學本身是一種商業性的模式。比如關於教育的強制性，理由必須是為了讓孩子獲得這個年齡時代必須取得的實用知識教育，否則就沒有強制干涉的必要。

第三，教育的內在規矩跟傳統教育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斯密對當時的教育十分不滿。他以含蓄的筆法説：教師有權威，學生總對教師保持虔敬態度，似乎前提是，教師有完全的智慧和德性，而學生則是大愚。在斯密看來，其實並非如此。

第四，他強調教育要有強制性，那麼強制性是什麼含義呢？在適當的經濟環境下一個孩子在它應該受教育的情況下，必須強制他去受教育。我們所説的義務教育的概念，源於亞當·斯密的這個説法。為什麼他説，適當年齡還自己要被強制去受教育呢？我們現在所説的普及義務教育，意義究竟是什麼？古代教育是少數人讀書。古代教育並不具有強制性，你要不要去讀書沒有人強制你，古代的教育分為兩種，一種是讀了書以後去做官。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不念書的，那麼這些人就沒有受過教育，沒有文明、修養嗎？當然不是，這些人都受過教育，宗法教育。所以傳統教育有兩種：培育統治教育和宗法教育。通過家族、家庭、父母傳授給你基本的人生道理。職業教育和品性教育是分開的。讀書後成為統治者，或你特別喜歡讀書，讀書後去做學問，也沒什麼關係。總之，讀書沒有一個實用性的目的。古代兩種讀書的目的，或教育的目的，在現代商業社會里，又給學校什麼樣的影響呢。宗法性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到哪裏去了？宗法教育恰恰是我們商業文明要取消的。因此，商業文明必然與傳統倫理、道德會發生衝突。

可是，我們不得不問一個問題，民主政治是不是有道德的政治制度？下一講，我們探討孟德斯鳩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孟德斯鳩認為民主政治是道德的，可是，民主政治與商業文明聯繫在一起，而商業文明排斥一切傳統道德，從而，民主政治必須另立道德。亞當·斯密認為，他們當時的英格蘭有私立小學、中學，但這些學校並沒有提供對國家、個人財富增長有益的教育。教育必須符合這兩個目的。我們目前的義務教育就是旨在滿足這兩個目的。亞當·斯密説國家有責任讓每一個人在進入工作前的這個階段裏培育使他今後有掙錢的能力，進入一個分工體系的某個專業裏面勞動。這就是國家要承擔的義務，這就是義務教育的含義。這與以前義務教育強制學生學一些道德品質有所區別。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從小學講到大學，對其表示徹底的不滿，尤其是大學，大學沒有讓青年學到應該讓他們學到的東西，在大學找不到學習這些科學的適當手段，總之大學的教育對社會是沒有用處的。當時大學主要教授希臘語、拉丁語、文學及古代經典。大學都是為了培養教士而設置的。教士服務於宗教。像中國傳統一樣，培養人讀書出來當儒生，當官。

商業生活方式帶來一系列新類型的人。而且這些人是主體，因此它要求教育跟着變化。現在我們一方面要求大學擴招，一方面又要求大學要回到傳統的精神，顯然自相矛盾。有人説岳麓書院是最古老的大學，馬上有人吐槽，説什麼500年前的大學，那個時候哪有大學啊，現在的大學能和嶽麓書院比嗎。當然不能比，不是其古老程度不能比，而是品質不能比。嚴格來講，現在的大學都是商業文明要求的普及教育，普及教育就是職業化。既然如此，我們接受普及教育的目的就是實用化。我們的課程設置，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甚至包括重複的學習，都是為了實現職業化。這是應該的，這是受教育者的基本權利，不然學生出去後，就沒有掙大錢的能力。那麼，學生如果只是獲得一些技能，他的道德品質誰來承擔教育呢？這是現在大學面臨的一個基本的麻煩。我個人的看法是，這個問題嚴格來講，要從啓蒙運動、民主政治到商業文明這三者之間的關係講起，從另一個層面上説，這應該是明天我要講的問題，一個國家，他的原則、道德底線是靠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以及如何給人教育？孟德斯鳩也會談到有關教育的問題，你不單是要獲得工作、掙錢的本領，你也要學會做人的基本規則。當商業文明出現，把宗法教育傳統打掉後，靠什麼東西維繫人的最基本的精神品質呢？亞當·斯密看到了這些問題，但他很簡單地把它們排開了，他的理由就是，這些問題學校根本不需要管，人的品德、操守問題全是教會來管。教會承擔人的道德教育的責任、使命。這是有道理的，學校裏不能灌輸各種道德，只能灌輸一種觀念，就是自由、民主、平等的觀念。不斷訓練，從幼兒園就開始訓練你選擇的自由。

回到文明傳統是不可能的事情

亞當·斯密關注實用的學科。在課程設置上，他認為要多設置工科類專業。隨着工業文明的發展，工科的專業必然就發展起來了，社會科學研究跟着就進來了。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明白，我們現在大學的狀況，是我們整個國民生活、國家的財富積累所需要的制度。因此我們如果要回到文明傳統，即便有意義，也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如果説我們現在提倡全民讀經典，大學學習經典，幾乎不可能，而且沒有意義。因為並不是很多人都對這個東西感興趣。強迫人去讀經典，沒有意義。最重要的是，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現在的商業文明制度框架和生活品質之中，傳統的德性教育已失去它的立足之地。

針對大學教育，亞當·斯密認為少年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有一段閒暇時間，這段時間應該好好消費，反過來説，大學應該教給他們做到精於世故所需的知識。國家承擔教育的意義就是教給他們實用的技術知識。

大學應該開設什麼專業呢？斯密的回答是：相信市場。市場需要什麼樣的專業，你就開設什麼樣的專業。如今，事實就是這樣。有人説，新聞能夠學到什麼東西呢，以前沒有新聞專業時，記者都是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來的，他們當記者當得好的不得了。現在新聞系學什麼呢，新聞學有經典嗎，沒有嘛，但有實用技術啊。可見，亞當·斯密的原理好清楚。亞當·斯密説即便政府不注意，社會狀況也必然會把大多數人安排到一個地方。那就是使得他們朝“錢”看，朝財富去看。

在亞當·斯密看來，初級教育、實用教育對民眾的理解力有大的提高，而且會增強工作能力，社會改進也會得到很大發展。舉個例子，中國前20年一下子財富發展了，是靠製造業。現在製造業在中國的成本上升，工資開始提高，很多廠子朝越南、印度、非洲方向轉移。但現在出現了一個問題，商人們發現，中國的製造業工人雖然都是農村來的，卻比越南、印度、非洲工人的工作能力要強，紀律性要強，技能也要強。很簡單，那就是我們中國的基礎教育做得好。我們強制性的義務教育，普及小學教育直到鄉村裏。所以再怎麼沒讀書，都還是上過初小的，這種人他能夠出來打工，他的能力的的確確就比那些國家強得多，所以中國的勞工好用啊。

亞當·斯密所説的實用性的教育就是語文、算數，所以我們會明白為什麼小學基礎是語文、算數，它能為你幹活奠定基礎，和你的德性沒什麼關係。亞當·斯密説的教育是大眾教育，而不是傳統的少數人的教育，以閒暇為品質的教育。古代的教育、傳統的教育，是以閒暇為基礎的，讀書是閒暇，讀完書還是閒暇。現在讀書不是閒暇，讀完書更不是閒暇，是不是？但是我們心裏面不要抱怨，如果你認命，你就進入時髦專業，如果不認命，就不追求那些時髦的專業。

亞當·斯密如何面對“德性”問題

亞當·斯密在教育方面不僅涉及了一整套品質、制度、內容、運作的機制以及商業文明模式，還對人的道德觀念進行了解釋。這是他對教育最重要的、也是最成問題的貢獻。因為他對人的道德觀念的解釋就是對人性的重新解釋，這就是他著名的《道德情操論》。

《道德情操論》是一部與《國富論》配套的大書。可是我們後來在思想研究上更多地是看中他的《國富論》，而不是《道德情操論》。但是他的《道德情操論》在思想史上，嚴格來講，意義更重大，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學著作。它要論證的東西：自私自利如何是一種好的道德品質。這個完完全全顛覆了傳統。

亞當·斯密對兩種文明生活方式的差異的解釋，首先就在於傳統制度的人性強調有一個層次的區分。人的靈魂有層次的區分。莊子裏面，人的靈魂分了好多等級，希臘人也是分了很多等級，柏拉圖作品中，靈魂分九品。我們中國也是三教九流，也是分成九品。亞當·斯密以商業化生活方式為尺度，抹去了人的靈魂層次的區分。在教育的時候，必然引出一個結果，對所有人的靈魂教育都是一樣的。因此就沒有一個傳統上的“因材施教”，或者説對不同的人施行不同的教育。這一點其實也沒有辦法，我在亞當·斯密這學到的是，他告訴我傳統教育是教育少數人的，教育少數人當然要區分靈魂，少數人是優秀的人裏選出來才去讀書的，現在不一樣了，是大眾教育，普及教育，因此要取消少數人與多數人的精神品質和天性上的差異。他考慮的根本就不是像古人那樣——如何為這個社會培出品德高尚又能幹的政治人才。他要培養的是掙錢的或者説能夠在這個分工很細密的商業化社會里面創造財富的能幹人才。這種人當然是越多越好，管你是不是那種人，我先把你朝那個方面去培養再説。因此教育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我們不能夠責備亞當·斯密沒有考慮到培養賢人階層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培養出一個道德品質上的好人，這不是亞當·斯密所考慮的問題。

亞當·斯密這個理論的結果導致我們可以説在大學教育裏面以及我們整個政治共同體裏面必然出現的一個現實狀況就是，我們的社會秩序、大學裏面的競爭品質和校園裏面的一些風氣不可能有一個精神上的層次的區分和高低。所有的都給你抹平，不管你是學哲學的還是學文學的，學完後都是去掙錢，都是去拿工資而已，所有的都是一樣，工作而已。因此精神秩序沒有了。以前，精神秩序的高低、貴賤有一個區分，有些東西就是賤的。但現在精神秩序沒有了，這就是商業化會帶來的必然結果。所以説，我們現在面對的這個商業化文明的社會沒有精神原則，一點不奇怪。

提問環節：

問題一：請問一下劉老師您對這個商業文明有沒有什麼評價呢？

答：我的評價其實在我講的裏面已經有了，應該可以聽得出來，一開始就已經提到了，商業文明是我們人類沒有辦法避免的一個文明形態，所以我的評價就是我們要認清它的利弊。至於選擇的話，我現在只能是跟大家從課堂裏面來講，這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在商業文明的進程程中，個人怎樣來選擇自己的生活，這對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考驗。我相信每一個大學生，不管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都要面對這個事實，這個問題。從國家的制度層面，必須考慮的問題就是，一個國家是不是一個道德的國家，這是明天需要講孟德斯鳩才能夠具體的問題。因此，我對商業文明的評價就是，它讓我們過得很舒服，但是同時也讓我們過得很累。

問題二：老師我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社會已經墮落到不行的地步了嗎？到時候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形式的文明來改變這個商業化的社會帶來的弊端呢？

我不知道。就我所知，還沒有一種可以代替商業文明的。現在我們對商業文明有很多批評，包括所謂社會墮落得不行等等。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關鍵還是沒有把商業文明的一些原理弄清楚，對商業文明的認識還不是太夠。比如説我們會説到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秩序，好像比中國文明道德，其實未必。我只是想説，跟人的財富的的確確有關係，因為西方人的生活財富擁有水平、生活的舒適和簡易輕鬆程度要遠遠高於我們中國的。嚴格來講，我們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還是比較艱難的。美國的總統前不久就已經説得很明白了嘛，世界的資源、財富的分配不可能允許那麼多的國家進入一流生活狀態。中國這麼多人口進了小康之後，意味着美國、西方這些國家生活水平要往下拉。他們就得面對這個問題。這實際上是商業文明裏國際之間的政治鬥爭問題。我舉這個例子只是想説明商業文明引出了太多的問題，而背後的確就是因為道德秩序、精神秩序已經沒有了。要重建秩序，實在是太難。不過我個人相信，我們中國是一個有高度道德性文明傳統的國家，我們有自己的文明道德傳統，因此，我們在進入西方開創的商業文明制度和體系時，應該會做出貢獻。如何打造出一種有德性的商業文明，這就要看我們中國人的努力了。

問題三：你剛才這個商業文明源自於西方，而中國是農業文明。為什麼農業文明孕育下的我們儒家文明，也就是我們農業文明有自己的儒學品性，而在這個現代化的浪潮中，我們怎麼將一個源於西方的商業文明和中國這個儒學品性跟教育結合起來呢？

答：農業文明的傳統現在移轉到了商業文明，儒家該怎麼辦？其實這個問題西方也有，西方一開始也不是商業文明。我們知道古羅馬崇拜的是農民德性，古羅馬的一些倫理跟我們中國人在這個程度上還是一樣的。因此，商業文明是對所有古老文明的挑戰，不僅僅是對於中國。所有古老文明都會面臨如何面對商業化文明的問題。至於我們中國傳統如何面對商業文明、如何改造它使它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和意義，這需要我們好幾代人去摸索和探究，而且要在政治制度上去踐行。這不是一兩天的事情，我希望我們能夠碰到一些優秀的政治家。我個人認為，讀書人教書匠沒什麼能力，最重要的是政治人，我所期盼的是有擔當有抱負有德性的政治家，他們能夠在主導建設這個國家時看到德性精神的重要性。同時，因為他有權力，他應該使得這個國家能夠在商業文明的發展中能夠有德性。

問題四：自由派對毛澤東的這個評價非常的消極，但是您對毛澤東的評價是非常高，請您解釋一下。

下次我專門來講毛澤東。我在這裏不是不能講或不敢講，我是軍史和黨史的業餘愛好者，我跟你講毛澤東問題，講一個星期都可以。你讓我在這裏三兩句話怎麼講，給敵人抓住把柄？何必給別人抓住把柄呢，到處都是錄音機。

問題五：在商業文明的衝擊下，我們現在的中小學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教學內容呢

我們説德性，要想是什麼樣的德性。我們現在看商業文明中的教育問題時，一定要和傳統教育制度進行對比才能夠清楚。過去沒有讀過書的就沒有德性嗎？當然有。我們的父母，你們的外公爺爺，他們很多人沒有讀過書，但他們有沒有德性？當然有的。這些德性哪裏來的？靠我們的宗法的傳統。宗法傳統起到了教育的作用。商業文明必定要打掉宗法文化，因為宗法文化是束縛人的。從此，傳統的德性教育就沒有了。你説要如何使現在的學校有德性，顯然只能通過國家在設計中小學的教科書時放一些德性教育在裏面去。但是，考慮如何放的時候就會受到一些制度上的制約。比如説，在國外，或者甚至是我們的台灣或香港，小學教材是怎樣定的？我們現在是國家定的，他們不是，教材有很多，學校自己選。因此，德性教育就成了自由選擇的事情，有些會有德性教育，有些可能根本就很少。這樣一來，德性教育就難以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如何實行德性教育是個大麻煩，因為我們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是，要求教育完全自由化，國家不能干預。總之，商業文明帶來的德性教育是個極大的困難，就個人而言只有靠機遇，比如説你上中學或上小學是不是遇到一個好的老師，運氣好遇到好的，遇到不好就慘了。

問題六：自從出現啓蒙運動的商業文明之後，自由成為一個時髦的字眼，似乎自由了就意味着文明瞭，可是文明和自由之間真的是必然的關係嗎，這是不是自由就是文明瞭嗎，是不是中間忽略了一個詞叫做規則？

自由與規則還不能構成一個對立關係，但是你這個問題很好，説明你也在想這個問題，我建議我們共同來想一想這個問題。我只提一個很簡單的建議，什麼叫做自由？我們明天可以來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明天要講的孟德斯鳩就被稱為第一個把自由原則放在政治制度裏的思想家。

問題七：商業文明它作為一個內部引發事件，什麼力量能使他商業文明發生分配——它的下一個階段是什麼？

我先前説過，商業化生活方式是一回事，把這種生活方式變成文明的理想是另一回事。商業化生活方式在歐洲的出現，亞當斯密説的很清楚，是偶然，和它的地緣政治狀況有關係。做買賣在古代很早就有，各個古老的文明傳統生活中都會有，但它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生活方式。我們現在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成入一種買賣式的生活方式，包括教育本身也已經是買賣式的了。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商業文明成了對人類文明制度品質的巨大挑戰。把商業化生活方式吹捧為最佳文明理想，是啓蒙思想的結果。法國最重要的啓蒙思想家都是在法國從農業文明轉向商業文明的時刻裏誕生的。因此，商業文明被説成一個文明發展的目標，這是思想史上的啓蒙話語。至於商業文明走向什麼地方，商業文明是否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頂點，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商業文明，這些顯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如今世界上商業文明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最怕的就是經濟危機。我九三年到香港工作，剛好九七年就遇到香港的金融危機，很多年輕人跳樓，可見，商業文明的生活方式極其脆弱。

進入商業文明以後，最大的難題就是，我們的確享受了生活的舒適，但無法擺脱更多的生活品質敗壞的問題。我們現在用手機舒服，有了手機年輕人談情説愛也方便多了。天氣寒冷我們有暖氣，天氣熱了，我們有空調。商業文明和技術文明聯繫在一起，商業技術給人帶來很多舒適的好處，人有追求舒適的天性，讓你擺脱不了誘惑。反過來，你要追求商業文明的舒適，你就要承受商業文明帶來的生活品質敗壞。你不要這些弊端，你也連就不要那些好處。比如，你要高工資高強度的工作還是低工資的清閒舒適？悠哉閒哉的日子過起來舒服，你就不要講高工資。你可以到鄉下去過得很舒服，你願不願意去？你不願意去嘛。

劉鐵芳教授總結：

小楓老師確實是讓我們重新思考當下的生活，思考我們這個教育基礎性的問題，甚至讓思考我們既有的教育的理念。我們總是期待這種教育的道德，或者説道德的教育，或者説一種理想化的教育。但是小楓老師讓我們直面一個事實，商業文明的教育其實它就是不道德的。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有自己的選擇，你是選擇高工資的生活，還是鄉村農村的生活，我們的國家也可以選擇，我們的中華文明也可以選擇。我想，這是一個更嚴峻的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相信今天晚上大家應該已經非常充實了。

（本文未經劉小楓本人審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