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如玉 | 邪惡是沒有理由的，這和善良很像

兩個十歲的兒童虐殺一個剛會走路的孩子，這算不算邪惡？在特里·伊格爾頓看來有原因的行為並非邪惡，而邪惡則是沒有理由的，這一點上同“善良”的意義相似。本文選自**《論邪惡：恐怖行為憂思錄》，特里·伊格爾頓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十五年前，兩個十歲的男孩在英國北部虐殺了一個剛剛學會走路的孩子，這一行徑引起了社會公眾的普遍驚駭。但是，為何大眾會覺得這樁謀殺案件的兇手格外令人震驚，這就不甚明朗了。兒童，畢竟還只是一種半社會化的生物，他們做出一些野蠻的事情倒也不足為奇。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與成年人相比，他們的超我以及道德感顯然要弱得多。但如果這樣説的話，令人奇怪的是，為何與之類似的可怕罪行並不經常發生呢？很可能，兒童始終在相互屠殺。人們不過對其秘而不宣而已。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想想威廉·戈爾丁（Willam Golding）的作品，他的小説《蠅王》就很能説明問題。在其中，一羣荒島上不受管事的學童互相屠殺，直至弱小者被完全淘汰為止。

兒童看起來就像是我們當中的一羣異類，這一點，就足以讓我們相信所有關於其邪惡品性的診斷。兒童並不工作，因此他們的真正用途並不清晰。他們之間並不存在性關係，當然，他們也可能對此秘而不宣。他們身上的那種奇怪的東西，讓他們在有些地方上和我們很相像，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又與我們截然不同。因而，不難想象的是，他們很可能圖謀着聯合在一起推翻我們。就像約翰·温德漢姆（John Wyndham）的小説《米德維奇的布穀鳥》（The Midwich Cuckoos）裏面所描繪的那樣。由於兒童並非社會遊戲中的完整角色，因此他們很可能被看作是無辜的；但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們也可能被看作是小小的撒旦。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對他們後代的看法，就是這樣搖擺在天使和惡魔之間。

處理這樁謀殺幼童案件的一個警官説，當他第一眼看到其中一個兒童罪犯的時候，就覺得這個孩子是邪惡的。他的這番説辭無疑給“邪惡”塞上了一個惡名。這種對犯罪兒童進行文學性醜化的觀點，無疑會讓那些心腸軟的自由主義者們陣腳大亂。此外，這對那些希望通過社會條件分析，弄清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做的人，更是當頭一棒。當然，這樣的診斷太過無力、站不住腳。因為照此看來，把一種行為稱為邪惡，就意味着，這種行為無法為人所理解。邪惡是不可理解的。邪惡僅僅就是一種自身內在的東西，就像一個滿載旅客的火車其實就是一條巨大的蟒蛇。它缺乏一個具體的語境來讓我們理解邪惡的真正含義。

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最偉大的敵手，臭名昭著的莫里亞蒂教授（Professor Moriarty），幾乎就是在這麼一個空白的語境下出現的。但其實，“莫里亞蒂”明顯就是一個愛爾蘭名字。柯南·道爾（Conan Doyle）在進行寫作的時候，英國社會充滿了對愛爾蘭芬尼共和主義革命的焦慮。可能芬尼共和主義讓道爾想起了自己那個被關在瘋人院裏，酗酒、殘暴的愛爾蘭父親。如此看來，給一個純粹的邪惡形象安上“莫里亞蒂”之名，似乎也就不像初看時候那麼令人難以理解了。即便如此，邪惡仍舊常常被認為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無由所自。一位英國新教主教在1991年寫道，被撒旦所支配的一些明顯的標誌包括：不恰當的笑聲、不可理解的知識、假笑、蘇格蘭血統、當煤礦工的親戚、穿黑色衣服和坐黑色汽車的習慣性選擇……這些東西從表面上看，根本毫無道理可言。但是，在他眼中，這些就代表了邪惡。可以説，一個東西越是沒意義，也就越是邪惡。由此可見，除了自身之外，邪惡與任何事物都毫無關聯，它甚至也沒有任何原因可言。

實際上，邪惡這個詞，確實意味着“沒有原因”。如果説上文中的兒童殺人犯是因為無聊、糟糕的家庭教育或者父母的忽視而犯下罪行的話，那麼（正是那個警察所擔心的），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環境所迫；這就可能得出一個結論，他們不必像那個警官所希望的那樣，受到如此嚴厲的懲罰。那麼，這是不是就是暗示説，我們不能隨意懲罰一種事出有因的行為。以此觀點看來，原因就變成了某種強迫性的壓制。如果我們的行為事出有因，那麼，我們就不必為此承擔責任。那麼，這是不是説，如果你當面責備羞辱我，我就可以用燭台去敲你的腦殼，而不用承擔責任？無論如何，在此邏輯看來，有原因的行為並非邪惡，而邪惡則是沒有理由的，或者説自己就是自己的理由。在這個意義上，它和“善良”在許多方面很相似。因為，除了邪惡之外，只有上帝才是自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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