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文革”亂相中的利益理性

【日前，觀察者網先後刊載了韓少功所著《“文革”疑症及其前置條件》、及《“文革學”的三大泡沫》及《“文革”後的逆襲與重續》等稿件，在讀者中引發一定反響。本文延續了韓少功先生對文革的思考，原載於《參閲文稿》，作者授權刊發。】

文獻是史學家們手裏最重要的工具，可提升研究的可信度和準確性。不過“文革”中的很多白紙黑字卻不可當真，需要知人論世的小心甄別。文獻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構成其龐大底部的具體情境卻隱匿莫見，通常是更深遠也是更重要的真實。特別是在“文革”的政治高壓之下，多數國人深通偽裝術，擅長丟卒保車、指桑罵槐、聲東擊西、陽奉陰為、先予後取、棉裏藏針一類中國功夫，即便口吐真言，也可能是三句裏藏半句，需要後人小心地提取，辨出哪些是難言之隱，哪些是言不由衷。

“利用反面教材”的最高指示，是當時很多青年接觸異端思潮的保護傘，於是英國唱片，俄國畫冊，法國或美國的小説……曾一度成為他們爭相打開的文化窗口。為了確保行事的合法性，讓告密者説不上什麼，他們往住會在作品封皮上批一個“大毒草供批判”——你能把這些文字當真？

韓少功

劉少奇、鄧小平倒台後，不少人借力用力。要求回城的知青也好，要求轉正的臨時工也好，連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一些知識分子，都拍着胸口聲稱自己深深受害於“十七年黑線”，一心靠正義而偉大的“文革”來伸冤平反。我所在學校的一批教師就組成過這樣的“黑鬼戰團”，到處貼標語和散傳單，一再憤怒地上訪請願——你能把他們的趨時言語當真？

……

要求一些外國人看清這個謎局，當然是苛求。其實不少國人對此也一頭霧水。“文革”最火爆之際，1966到1968年間，幾乎全體國民都佩戴毛主席像章，都高舉毛主席畫像，都懷揣毛主席的紅皮語錄本，都振臂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似是清一色毛派，鐵板一塊的紅色御林軍。但毛澤東説話很多，方方面面都説過，於是最容易成為一個兼容性極強的符號，兼容各方利益訴求，兼容普天下的隱秘心機。民眾沒有反對他的自由，但有解釋他的自由，有斷章取義、牽強附會、強詞奪理、為我所用的可能，絲毫不妨礙大家各行其是。毛澤東思想的多義化，使看似統一的奉旨造反，實際上成了五花八門的假詔執法。這個“毛派”與那個“毛派”唇槍舌劍，這一夥“毛派”與那一夥“毛派”拳腳相加，這一時期的“毛派”與那一時期的“毛派”南轅北轍……多義化淪為一地雞毛。誰要是靠這些口水沫子當文獻專家，當然是為難自己。由此判斷哪些人瘋了，其實是自己先一步瘋了。

這就像後人觀察歐洲16世紀到18世紀的基督教分裂。在1879年非宗教思潮在法國浮出水面之前，基督教獨大，教會內部各派無不尊奉基督，無不高揚上帝之旗，所有反基督教思潮仍以基督徒的面目出現，並不直接地逆宗叛教。他們眾口一詞的“奉主護教”，類似前面所説的中國人“奉旨造反”，大家都會在胸前劃十字，都會拿聖經説事，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上帝。有的是利用A上帝做科研，有的是利用B上帝倡神學，有的是利用C上帝鬧民主，有的是利用D上帝謀保皇，有的是利用E上帝發動戰爭，有的是利用F上帝勸和促談……對這一個“同名不同姓”的上帝團隊大驚小怪，是否自己已有些奇怪？

撥開歷史長河上一些泡沫，任何一個社會都是大活人的社會——意識形態口號有時是真容，有時是假面——在需要假面的時候。

這裏不妨清理一下“文革”中“造”與“保”的一團亂麻。約定一下：這裏的“造”通常是指英文裏的Rebellion和Radical Factions，“保”，即Conservative Factions，則是指保守、正統、衞道的一方，一般情況下與權力當局有較多聯繫。

前造後保或前保後造

前面提到過“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衞兵司令部”。他們是元老級造反派，最早喊出“不相信工作組，不相信市委，不相信省委”的口號，令地方黨政主官們相當惱火，其中一些學子險被他們派出的工作組打成反革命。不過這是1966年夏天的故事。半年之後，學子們受到中央肯定，受到奉命支左的軍隊青睞，一躍而為主流派，與軍區首長走得很近，便成了秩序黨，眼看就有坐交椅、進班子、掌大權的機會，嘴裏難免多了一些中規中矩的文件腔，於是被“反軍派”斥之為“保軍派”的既得利益集團。雙方足足爭鬥了將近一年。前面提到的那場武鬥，就是一些工人對那些“眼鏡鬼”和“狗秀才”訴諸武力的一幕。

與之相反的是：當地元老級的保守派“紅色政權保衞軍”，與北京的紅衞兵“聯動”1組織相似，與上海的“紅總部”相似，其骨幹多為官員子女，一心保衞地方黨政機構，從官方獲取過摩托、經費、辦公樓等優厚資助，穿上父輩的軍帽、軍鞋、軍大衣引人矚目，對黑色羣體的抄家、遊鬥、羣毆最為狂熱，構成了“文革”中最早一波暴力。不過這也只是1966年夏天的故事。半年之後，隨着他們的父母以“走資派”的罪名紛紛下台，整個組織迅速瓦解，不少成員悲憤滿腔，對毛澤東心懷怨恨。這些人在日後的歲月裏或是組織地下團伙，或是轉而參加其它造反派，以至1976年“四·五”天安門民主運動中，不少活躍的身影就來自這一羣體。

時隔半年而已，誰是“造”？誰是“保”？

是不是不容易看明白？

內造外保或內保外造

“新北大公社”是北京大學聶元梓麾下一大羣眾組織，在全國遍設聯絡站，通常支持各地造反派，與很多黨、政、軍首長結怨。它與“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一道，曾被很多人視為全國“文革”的第二中央。但熟悉內情的人知道，聶元梓在校內完全是另一付面孔。她本身就是來自延安的黨內高幹，兩任丈夫也都是高幹。因得到過毛澤東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中高度讚譽，她從運動一開始就在學校登基掌權，一統北大天下，人稱“老佛爺”和“太上皇”。當校內“井岡山兵團”造反，她不但祭起血統論大旗，在宣傳材料宣稱自己一方是“根正苗紅”，“天生的無產階級左派”，指責對立派出身於“地富反壞右”或“反動知識分子家庭”，是一些必須橫加掃蕩的舊時代餘孽。保守派的邏輯和言詞，在她那裏幾乎應有盡有。

與之相反的是：國防科技大學所在地原屬解放軍341部隊，一個軍事工科大學，與我所在的中學僅一牆之隔。該校領導級別高，與省軍區首長同吃軍糧，但交往不多，甚至頗有嫌隙與磨擦，具體情況外人莫知。軍隊院校的“文革”啓動後，這個學校裏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委員會”，簡稱“大聯委”，在大牆內大造校領導的反，一走出校門卻支持省軍區，以院領導之敵為天生之友，奉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這一主流邏輯。他們把軍械庫裏的武器都給了“保軍（區）派”，派出人員給“保軍（區）派”充當軍事顧問，被地方造反派切齒痛恨。一旦中央表態否定軍區的“錯誤路線”，他們也就糊里糊塗蔫了，同其它保守派組織一樣雲散煙消。

一牆之隔而已，誰是“造”，誰是“保”？

是不是也不容易看明白？

上造下保或上保下造

我在農村遇到過一位中學校長。他出身貧農，沒什麼歷史問題，只因自己讀過高中，在當地算是學歷最高，所以招風惹事，在運動初期被當作“小鄧拓”2、“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教育黑線的代理人”，飽受羣眾批鬥，差一點鬧得家破人亡。他對造反派的痛恨也由此而來，以至多年後還拒絕與有些同事來往，遇到什麼紅白喜事，若那樣的傢伙在，他一定拂袖而去。有意思的是，此人有一個哥，在省城官居處長，卻是省委機關造反派組織“永向東戰鬥兵團”骨幹，批鬥省委書記一類十分活躍，曾被入選什麼“奪權”的談判代表。

我的疑惑在於，一家倆兄弟，為何一個區區高中生被別人造反，揣着大學畢業文憑的倒在造別人的反？為何小小校長成了“走資派”，倒是處級官爺混在草民羣眾中，倒成了“造反派”？更有意思的是，倆哥們湊到一起，該敬酒時相互敬酒，並無勢不兩立之態，説到對方處境時更是打抱不平，感同身受，同仇敵愾。他們或“造”或“保”的意識形態似乎蕩然無存。

看來，利益都是相對的利益。富人眼中的一百元簡直不是錢，拿到窮人堆裏卻可能是巨資。“利益感”依不同情況微縮或放大。權力也是這樣，因置於不同的空間而造成感覺多變，遇權力大户時會相對失重，遇權力小户時會相對增重，傳導出不同的心理信號。

若拿社會學的尺子量一量，無論看薪資，還是看權勢，還是看實際生活狀況，當哥的似乎更應該被運動衝擊，當弟的更應該樂見政治洗牌。不妨設想：如果那位弟調入省委機關，他的學歷不足為奇，級別只夠墊底，在三六九等中叨陪末座，上面那些長官數不勝數。別説運動不會顧及於他，依屁股指揮腦袋的常理，他還極有可能參與興風作浪。換一下位置，如果那位哥下調縣域，成了縣委書記或縣長，是民眾視野中最扎眼的大人物，別説他沒資格造反，據出頭椽子先爛的常理，他最可能被亂民們揪到台上去掛黑牌。

由此可知：

位於社會上層的造反派，不一定不是潛在的保守派；

位於社會下層的保守派，不一定不是潛在的造反派。

他們的際遇決定態度，位置決定觀念，有時只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比如一紙人事調令，就改變了他們的政治生涯。

“文革”就是這樣萬象紛呈和千變萬化。與駱思典、安德佳等同行相似，美國學者瓦爾德（Andrew G. Walder）也回到利益視角，在《北京紅衞兵運動》一書中指出，“文革”中的各種政治態度通常受制於當事人的社會利益，包括“與權力結構中的關係”，“更好生活水準與前景預期”，“那些旨在掩蓋自我利益的毛式修辭下隱形的羣體利益”等3。相對於很多人把“文革”看成瘋子的胡鬧，一大堆電腦中的亂碼，這些學者辨識利益動機，梳理行為邏輯，表現出更多的細心，已有很大的改進。正常人——或説“利益理性人”的面目輪廓開始在這種敍事下浮現，一出殭屍劇重現人的體温和脈跳，還有真切可辨的面容。

他們的不夠之處，是比量尺度還過於單一，缺少相對的、動態的、多樣的視角，因此處理更復雜現象時也許舉步維艱。比如“出身好”與“出身不好”，不失為一種重要的區別依據，但如前所述，半年以前與半年以後的故事不一樣，一牆之內與一牆之外的故事不一樣，身處社會上層或社會下層的故事不一樣……在不同的博弈棋局裏，定數之外有不同變量，如果以“出身”解釋一切仍是冒險。

任何一個“文革”的過來人，都不難在自己的記憶裏，打撈出對於這種解釋公式的幾件反證。當然，這只是説亂中有序，複雜中有簡單，模糊中有清晰——恰恰是這種“亂”證明了政治選位不過是因地制宜和相機行事，暗中卻伏有人們內在統一的邏輯：利益，特別是政治權益。之所以呈現為“亂”，是因為任何利益都非抽象之物，在實際生活中總是受制於不同利益關聯圈的結構。身處一個人口大國的十年，大格局是各種小格局的串結，大利益是各種小利益的疊加。前/後、內/外、上/下就是幾個可能交錯的基本關聯圈；親友、師生、鄰居等人脈關係，知識、思想、興趣等精神聯繫，作為非物態的“軟利益”在場，也可能形成更多關聯圈，以至一個本該參加保守派的哥們，純粹是愛打球，舍不下一羣球友，反而附和了造反派。這種情況也不能排除。

幾個圓相切，一個圓心可能同時是另一條圓弧的切點，一條半徑可能同時是另一個圓的直徑。因此在彼此交錯的N個利益關聯圈裏，利益理性人很難是單面人，總是依據不同的逐利策略，呈現出N個面孔。《芙蓉鎮》一類電影囿於那些天使/撒旦、文明/野蠻、進步/反動的傳統二元模式，描述一種單色的、恆定的、絕對的“造”或“保”，乃至“善”或“惡”，無助於人們看清多面和多變的真實。

揣上這種人生路線圖闖入現實，沒幾個不碰得鼻青臉腫的。

這件事下面還要説。

利益區位與博弈規則

楊小凱取得美國博士學位，生活在太平洋那一邊，日後一直強調自己以前是“造反派”，不是“紅衞兵”，在意Rebellion與Red Guard在英文中的意味差異——這一點可證西方“文革學”的偏好與強勢。

中國的語境當然不一樣。因官方對“文革”的全面否定，因一些傷痕文藝作品的反覆渲染，“造反派”與“紅衞兵”同樣惡名昭昭，幾乎毫無區別，都是“極左派”的別稱。

誰都願意給自己一個小羔羊形象，只會説別人是造反派。造反派麼，就是那個抽象的垃圾桶，模模糊糊的魍魎幻影，一些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紙上概念。在這種情況下，“前造後保”的只説後，“前保後造”的只説前，“內造外保”的只説外，“內保外造”的只説內，“上保下造”和“上造下保”的分別只説上和下……有些人説到激動處，悲屈得兩眼發紅，一肚子苦水沒處倒，甚至把自己的後知後覺偷偷前移，好像自己當年已是一個候補的遇羅克，一個漏網的張志新4，大義凜然，錚錚鐵骨，差一點被齷齪鼠輩割了喉管。

落到實處時大家都成了好人。換句話説，那些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書中概念從遠景變成近景，都有了可愛的微笑和動人的淚水。

這倒不一定全是謊言。十年間誰沒有一兩樁苦情，誰沒有幾分日後控訴的資格？1955至1957年間，文藝界大管家周揚操盤過很多大案，其中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案几經周折，最終形成沉重打擊，開除兩人的黨籍並撤職查辦。但丁、陳也不像省油的燈。早在1950年的《文藝報》上，陳企霞就發表過長文指控王林的長篇小説《腹地》“否定黨的領導”，致該書在書店全部下架，開創建國後文禁第一例5——比周揚出手打擊俞平伯、馮雪峯、丁、陳集團等還要早。那麼周揚呢，就像很多人知道的，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後，他在“文革”中也成了整肅對象，鋃鐺入獄，被劉伯羽等人口誅筆伐。同樣，劉伯羽等人後來也成了整肅對象，被更左的一幫人落井下石……在這一過程中，誰是左派？誰又不是右派？誰是施害者？誰又不是受害者？

陰陽兩面，雌雄同體，這一現象給“文革學”增加了難度，也一再成為新時期的思考空白。白樺編劇的《太陽和人》照例是大忠大奸比拼，深切同情那些無私無畏又先知先覺的知識精英，其批判“文革”勇氣可貴，圖標化劇情倒很像此前的革命樣板戲，只能讓人急。對比陳徒手後來在《人有病天知否》6一書中披露的大量檔案材料，那種白樺應該相當熟悉的文化界普遍實情，那種“人人都有當髒手的可能”（陳徒手語），哪一種敍事更忠直，更有利於深入反思，其實不難判斷。但我無法表達不滿。因個別台詞越軌，這部電影於1981年遭官方禁映。我豈能對一個受傷者展開拳擊，同一個缺席者辯論？因為一開始就政治化，這次禁映使正常的批評禁聲，有關“文革”的深入討論再度難產。一種棒殺和捧殺的前堵後截，讓很多人滯留在yes或no的低水平思考線。像我這樣的過來人可以從此感覺良好，免除有關“髒手”的自我追問。

並不是説“文革”過來人都手髒。就一般民眾而言，大多數人逍遙、觀潮、混日子、隨大流，該吃吃，該喝喝，該生孩子生孩子，探頭探腦打醬油，小便宜或小得意還在一分一釐地攢，並無什麼大惡。即便很多人被政策圈定在攻擊靶區，比如不幸身陷倒黴的文藝界或教育界，也不一定統統捲入鉸肉機。他們當不當“髒手”，有無免遭政治高壓的可能，包括最終受不受迫害，受多大程度的迫害，受何種類型的迫害，又往往因人、因地、因時而異。

如果我們抵近觀察，便不難發現政治運動如同市場經濟，有盈面與虧面的區別，增長點與衰退點的區別。當事人的風險指數，通常取決於他在特定利益關聯圈裏的相對位置，取決於不同的運動形式和壓力來源，其命運軌跡各不相同。

官方主導時的“後位淘汰”

把“文革”十年看成一個樣，出自很多研究者的粗心。

實際上，十年間的權力大多由官方掌控，包括一頭一尾。“頭”是指1966年8月以前，“尾”是指1968年9月最後一個省級“革委會”建立後，黨團組織和政府威權重新復位。各地的情況略有差異，但民眾最為活躍時期，“踢開黨委鬧革命”的一段，包括大規模的奪權和武鬥，一般只限於1966年8月至1968年春，近兩年光景。後來的“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雖給一些造反派提供了復甦機會，但均已漸行漸弱，未攪起多大風浪。

官方主導還是民眾主導，這一差別對於研究者無關痛癢，於當事人卻特別重要。因為前一運動方式是自上而下，由黨委、工作隊、革委會、軍管會等充當主角，官員們層層部署和閉門密商，氣氛森嚴而神秘。倒黴的肯定是黑色羣體，一些“死老鼠”必須一打再打，因為這些人位置墊底，肯定不服氣，肯定想變天，最可能留戀舊社會。其次是一些新黑類：如犯上作亂的出頭鳥，早入另冊的失意官員——通常被列為“內奸”“叛徒”“假黨員”的污點人物。據1966 年北京一次紅衞兵抄家成果展覽披露：北京市抄家11.4萬多户，上海市抄家8.4萬户，天津市抄家1.2萬户，就是這些人受到的第一波衝擊。另有資料顯示：北京紅衞兵打死1772 人，其中佘山大教堂的馬神父、原國民政府駐法國肖姓參事等被活活打死。上海市“四類分子死亡數為毆打致死總人數的45.5%；受傷比率為24.8%；被剃頭比率為26.3%，在各人員分類中均列高位。”7

具體到各地、各業、各級，這些受難者又往往有一個相對位置的壓力差序。這話的意思是，攻擊者總是在矮子中找高個，比如一個單位裏的黑色人物太多，那麼家庭歷史有大把柄者，即黑中的“較黑”“深黑”“最黑”肯定首先挨刀。我所在的中學就是這樣。我父親所在的機關也是這樣。1968至1974年間全國大抓“5·16”分子也是從後位者着力——這一場據説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運動，打的多是造反派骨幹，特別是家庭涉黑者。當局需要集中力量和分化敵人，因此未在羣眾組織裏混過一官半職的，也無出身問題的小魚小蝦，可能暫避一時風頭。但運動不能沒有政績，不斷推進的運動得有不斷的政績，淘汰是一輪輪的收緊和加劇。隨着某些後位目標消失，候補者的中彈概率則必定增加。這幾乎是掐指一算就能明瞭的流水線進度。

一個人只要不是太笨，通常都可以從空氣中嗅出危險，即看出自己是不是身處“後位”或潛在的“後位”。

這裏的“後位”並不限指一二，也可能略超此數。

民眾主導時的“前位淘汰”

民眾鬧起來時便完全是另外一套法則。

他們的運動方式是自下而上，雖然也會掃蕩一下黑色羣體，算是祭旗壯威，正名出師，彰顯造反派的“政治正確”，不沾包，講安全，但那常常是一些戰術假動作，真正的目標一定鎖定了當權派，即權力結構中的“前位”及潛在的“前位”。在這時，當官的是否廉潔不重要，是否能幹也不重要，是否勤跑基層與和藹親民也不重要，是否愛喝酒、會書法、有戰功、懂俄語更不重要……雞蛋裏挑骨頭，任何人的缺點集中起來都很像“官僚主義”和“走資派”。與其説他們因個人品質而中槍，不如説民眾手裏有了槍，他們就必須是靶；民眾手裏有了錘子，他們就必須是釘子——他們被一種結構效應推到了可悲位置，當官就是原罪，在位掌權就是民眾天敵。集體主義發展方案下所壓制的某些個人利慾，也總是宣泄成對眼前幾張官員面孔的憤憤不滿，構成了“官民矛盾”的一部分。我的一位老街坊，家裏還喂着豬，小孩上學還穿開襠褲，窮得幾乎家徒四壁，只因受命主管一個國營理髮店，也嚇得神色不寧東藏西躲。“我是走資派麼……”他路遇我時的一句苦澀解釋，曾讓我大吃一驚，也啼笑皆非。

由此看出，身處哪一個行政級別並不重要。“寧為雞頭不為鳳尾”俗語此時應顛倒過來看。只要是“頭”，不論其利益關聯圈是一個理髮店，還是一個國家大部委，都不能不承受民妒、民怨、民亂的高壓聚集，不可能輕鬆過關。每一篇檢討書會被認為是“不老實的”“不深刻的”“花言巧語的”，當事人寫一千遍也白搭，自抽耳光也抽不來多少同情。如果此時有相對安全的官員，那一定是各種大“尾”小“尾”，其官階哪怕很高，只要不處在主官位置，便自有他人遮風擋雨。他們只需暗暗注意動靜，最怕的是排在前位的一個個倒下，自己這塊肉輪上砧板。

這種情景看上去很像權力領域裏的“吃大户”，有一個就近取材、急事先辦的套路，一個先大後小、先高後低、先肥後瘦的流程。由此不難理解，1966至1967年間，特別是在城市裏，幾乎每一個工廠、學校、機關、商店、醫院、劇團、幼兒園的一把手都沒好日子過，一律灰頭土臉。市級造反組織必然劍指市領導，省級造反組織必然劍指省領導……這一鐵律幾無例外，故全國性造反組織的危險不難想象，只能被中央一再下令禁止死堵嚴防。頃刻之間，全國29個省級黨委的第一書記中有23個被打倒，中央和國家機構中60%-70%的“前位”面孔在公眾視野中消失8。留下來的，多是因中南海直接干預才倖免於難，如湖南的華國鋒——後來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不過，“炮轟”“火燒”“油炸”華國鋒的大字報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仍然多見，可見民眾不是沒有淘汰意願，只是淘汰一時受阻，暫嚥下一口悶氣。

毛澤東、中央文革、軍隊等也算是“官方”吧？他們所號召、支持、指導、聯絡的民眾是否涉嫌一種假“民眾”？其造反是否更像兩個官方系統之間的代理人衝突，甚至是某些洋左派揣度中“以黨反黨”不斷革命的一大發明？不過，考慮到各地民眾羣體屢屢偏離、脱離、背離毛澤東的“官方”及其“戰略部署”，鬧出了不計其數的緊張和周折，民眾的真實面目和自主要求卻也不難辨認。

嚴重“背離”之一：他們根本不以“革命路線”和“反動路線”的標準來選擇攻擊目標——這肯定大出毛澤東意料之外。由此造成幾乎所有黨政主官對“文革”總體性的不滿，也肯定讓毛澤東十分棘手。他後來承認“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是兩大失誤9，卻從未説及原因，也從未往深處想。

真實的原因是，他的革命議程與民眾的權力要求一開始就出現了錯位，不過是兩條線有部分交集。這一點可能多年後才能被人們看明白。

知識分子面臨的雙向淘汰

知識分子最慘，通常是兩頭招風，兩頭受擠兑。特別是他們的中高層，大多學歷高，知識多，名聲大，範兒酷，其薪資定級和闊綽程度可能高過長官，在民眾眼裏算得上“前位”或潛在的“前位”。但他們的履歷和家庭背景又多不好看，比如老爹曾為地主，自己在歐美留過學，參加過三青團或國民黨什麼的，還個性強，心氣傲，腦子活，藏也藏不住，裝也裝不像，在很多官員眼裏怎麼看也是“後位”或潛在的“後位”，最像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卧底。

因此，無論官方發力，還是民眾發力，他們差不多都是在劫難逃。外婆不疼，舅舅不愛，官員不親，民眾不近，他們是官員、民眾、知識精英這三角關係中最脆弱的一極，總是烤雙面焦。

據説只有名醫在“文革”中受衝擊最少，原因也許是大家都得惜命，不敢拿自己的冠心病或直腸癌去賭政治。但對於很多教授、作家、主編、明星藝人而言，雙向淘汰則無異於全線撲殺，幾乎是一回事。只要高音喇叭裏的聲調開始雄壯和激昂，他們必定心驚肉跳，朝不保夕，包括不少千辛萬苦回到祖國的報國之士，一不小心便被淘汰到“牛棚”這種土監房，不免心中五味雜陳，衷腸誰與訴。與他們一同落難的有“走資派”，也有“造反派”，但那些人或有解脱之日，身負雙重原罪的精英們卻如永久難民、運動釘子户、到處通用的拳擊沙袋，對世事變幻幾無期待。作家葉蔚林曾向我描述過絕望。有意思的是，他的故事之一，是下放農村勞動後仍被大家揩油，今天張三借錢，明天李四借錢，把他當成提款機，提了多是有去無回。他怕得罪官員也怕惹惱農民，從不敢去索要——不過這種憶苦也可讀解成炫富，甚至有美化社會主義之嫌。想一想，誰讓他成了提款機？誰讓他的收入高到官員不服和民眾嫉恨的程度？有關事實是，除了丟掉公職的，大部分知識分子的高薪在“文革”期間受到政策保護。不過，也許正是這一條為他們招來了更多陰暗心理的壓力，升高了人際關係的敏感度。一旦撞上來自上方或下方搜索目標的眼光，不會是好事，更像是壞事。

鄧拓、老舍、嚴鳳英、楊朔、儲安平、傅雷、翦伯贊、上官雲珠、範長江……是這個羣體中的最不幸者，可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每一名字都飽含淚痕與血漬。其他人即便能一直享受高薪和幹籍，對“文革”也多有切膚之痛。一般來説，“文革”前他們那些優待房是再也回不去了，就算發還給他們，他們也不敢住了。“文革”中他們那些被抄走的存款、字畫、古董，即便在“落實政策”時予以退還，他們也餘悸難消，多用於交黨費或捐災區了。他們後來覺得“全盤否定”論最合心意，其理由很簡單：既然十年中的各種老面孔和新面孔，對於他們來説都不是好面孔，那麼分出不同階段有何意義？分出這一羣和那一夥又有何意義？官也好，民也好，大多沒什麼教養，張嘴就可能有錯別字，出手就可能動粗見血，不懂微積分也不知商籟體，辦起案來更不知隱私權和辯護權為何物。18世紀的愛爾蘭學者伯克（Edmund Burke）對法國大革命的厭惡，在他們聽來一定很對心思：“一名理髮師，或一名蠟燭製造者，其職業不可能成為任何人眼中的榮譽，更遑論其它一堆更為次等的職業了。這些人不應受到國家的迫害，但如果這些人被允許進行統治——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國家反而會受到了這些人的迫害。”10不是麼，那些個老土疙瘩，一些掌了權和沒掌權的理髮師，竭誠奉獻才學超羣的一個教授怎麼能忍受這些人的唾沫星子？

有些人後來説什麼“人民的文革”（楊小凱、鄭義、朱學勤等），所謂底層的自由狂歡，與他們的記憶根本無法接軌，在他們看來很像小屌絲們的胡謅。也許就是出於這一層隔膜，《幹校六記》的作者楊絳文筆清雅，才學豐饒，廣受學界敬重，但她在書中斥幾位下鄉知青為“狼崽子”，對他們的飢寒之狀幸災樂禍11，曾讓很多年輕人吃驚——他們也是受難者，至少比作者受難更多，比如不像她那樣一直保留高薪。他們不明白，同是受難者的感受為何並不能相互對齊。

人們的思想都依託感覺根系，不是語詞的隨意漫遊。中國很多知識精英日後對紅色革命的總體性牴觸，不無情緒的右傾化，應當説事出有因。2011年，即便在西方經濟遭遇重挫之時，據全球知名民調公司Globe Scan的數據，中國人對資本主義的支持率仍高達67%，幾乎是全球最熱切的嚮往，連續五年超過美國，更超過英國的55%，法國的31%，土耳其的27%12，成為對西方世界最大的一個獎牌。撇開市場經濟發展順利的原因不説，活躍在這一數據幕後的，當然還有中國諸多媒體、院校、學術機構，有知識分子引領的所謂民間清議，以及某種歷史記憶的湧動。

從這一點看，“左”經常成為“右”的母胎，“文革”對知識分子羣體的雙向傷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清議主流的回擺力度13。

或許，很多人一旦覺得自己活明白了，對20世紀前期的革命亢奮，對莽夫粗婦的登堂入室，一開始就不會熱心和放心到哪裏去。

對利益與人性的中道把握

以上簡約勾勒，不可能詳盡給出“文革”中的風險警示，更不是給未來可能的權力社會提供居民安全指南——這種客服工作該由MBA之類去做。説及這些的目的，無非是要澄清“文革學”的一片渾水，濾去某些宮廷化、道德化、訴苦化的敍事泡沫，儘可能還原國人一個政治權益分佈和流動的簡圖，一個眉目稍顯清晰的生活原態——哪怕是還原第一步。

不難看出，在這樣的日常生活裏，巨大的歷史之手還是利益理性，即大多數國人自覺或不自覺的利慾攻防。

革命意識形態固然反映和重申了舊的利益關係（比如貧/富）；但一個全能而單質的權力體制下，新的利益形態和利益關係（比如官員/民眾/知識分子等組成的多邊形）溢出了既有解釋框架，常處於無名狀態。前者是過去時的，後者是現在時的。當兩種利益關係一明一暗地相互纏繞，一舊一新地發生交集，當“文革”發生在這種纏繞和交集之中，諸多亂象其實不是亂，只是陌生；不是怪，只是未知。只有把利益奉為聖物（如某些右翼），或把利益貶為罪孽（如某些左翼），才會不約而同地説遍天下利益卻單單撇下“文革”，將其視作瘋狂或神奇的例外。他們在這一大塊現實前詞彙短缺，談論“利潤”“階級”“所有制”之餘，尚不知自己還應説些什麼，還能説些什麼。

一種分辨率更高的理性透鏡有待出現。革命者從“打土豪分田地”開始，其實是最不該忘記利益的。喜兒、大春、吳瓊花、小常寶……這些現身於革命劇目的苦命人其實都是利益打拼者，因打拼無望才轉投革命。在通俗版的馬克思主義那裏，階級決定論就是利益決定論，階級鬥爭就是“爭奪粗鄙物質利益的鬥爭”（本雅明語）。作為宏觀層面的一種概率性描述，這一説法在很多情況下並無大錯。不論超凡脱俗的崇高精神是如何厥功甚偉，創造過何等炫目的人間奇境，唯物論者也沒理由忽略利益，忽略自己勝利之途的出發點。這個話題應大大方方來談，像一個會計師或企業家那樣來談。

儘管利益並非一切，儘管人性、慾望、利益的形態總是多樣化，儘管新的利益在一個權力社會里主要表現為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要看清楚並非易事，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廣義的“無利不起早”仍是行為邏輯的核心，是社會各方應力發動的隱秘磁極，是新謎面的謎底，與舊謎底並無太大的不同。説到底，這仍是一個世俗的尋常故事，不過是資本主義乃至封建主義的故事披上了一件新馬甲，如此而已。

失去這一基本點，失去這一涉嫌庸俗甚至不無銅臭的視角，差不多是原版馬克思甚至亞當·斯密的視角，歷史分析就變得無從着手，也必然誤訛紛起。

可惜，在很多人那裏，“利益”一詞讓人羞於啓齒——不少“文革”參與者尤其如此。他們曾戴上道德假面，指點江山，縱論天下，理想與信念熊熊燃燒，但他們日後將如何看待這一切？某個夜深人靜之時，他們是否迎面對撞過記憶中自己的某些隱秘閃念？如果他們有足夠的坦誠，也許不難發現事情的另一面：愚忠是表；利己是裏；失態是表，庸常是裏；被意識形態玩的是少數，玩意識形態的才是多數。其中最內在的意識形態説到底還是一個俗：回家的自由，説話的底氣，鄰居的臉色，家中的早餐，牀墊是否舒適，兒女是否受人欺辱，娶來的老婆是否漂亮……只要稍加翻譯，這些幾乎都是經濟學的尋常內容。

指出這種君子的高仿運動，並不是視利慾為超級香餑餑，也不是説自利與極端自利沒有差別。全世界永遠都有“好人”這類褒義詞，在任何地方也不會有人罵出“你怎麼好得這樣無恥”一類瘋話，足以證明好壞是有分別的，好人還是有的，大好人還是有的。不論何時，道德還是人心所向，理想與信念還是社會公益的長效保障，一種永遠燦爛的精神傳薪。同樣，這也不是否認道德進步的可能。就個人而言，既然有好人變壞，當然也會有壞人變好。最初喝不了酒的人，喝多了可上癮。以前聽不慣京劇的人，聽多了可入迷。習慣可成自然，剋制可變本能。眾多高仿品牌的君子，其仿製工藝積累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修煉出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孔子語），其心智出現質的變化，達到直心即道場的境界。事實上，確有不少人在紅色中國實現過道德昇華，血管中奔流過可貴的熱情。他們日後唱紅歌興致勃勃，並不一定意味着全面留戀“文革”，不過是一種惚兮恍兮的精神懷鄉，對自己高仿經歷深情回望。即便懷疑當時的自己有幾分假，但半假清高也比全面惡俗值得珍惜；即便懷疑當時的人際關係有幾分偽，但半偽温暖也比徹底冷漠讓人舒心。花紅和月圓的短暫並不損其美好，崇高及仿崇高哪怕只是一時半刻，也往往是記憶中最柔軟的一角。一個什麼生意都做過的不法商人，當年響噹噹的熱血青年，一到歌廳包廂就命令所有的陪酒小姐大唱紅歌——這就是我身邊的故事，曾被我寫入《暗示》一書。

他的歌喉與他的一肚子壞水完全可以分頭管理。

然而，無論有多少人修成正果，人類就大多數而言，就大多數人的大多數時段而言，其道德進化是否可能，或説進化的上限有沒有，有的話究竟在哪裏，仍面臨巨大爭議。這是必須重提的一大哲學難題。馬克思主義學者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與自由主義學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同為國際思想界大腕。他們在不少政治議題上形同楚漢，在“道德進化論”這方面倒結成血盟，共同描繪了一個美好前景。前者的根據是“焚燒女巫”的消失和“男女同酬”的實現14。後者的根據則是戰亡人數減少，尤其是考慮到同期人口總量，其比例在歷史上表現出明顯的一路走低15。他們説的都是事實。他們所欣慰的社會改良並非不值一提。但他們考慮到現代文明之下隱性的酷刑和戰爭了嗎？迫於債務和失業的自殺在“焚燒女巫”消失後是否更多？貧富差距在“男女同酬”大體實現後是否更大？來自污染、犯罪、毒品、精神病、過勞死、交通事故、食品造假、金融危機、人肉炸彈的謀殺，與前現代的屠殺相比是否依舊防不勝防，乃至遠超巡航導彈“精確打擊”所攢下的人道紅利？……如果他們離開歷史的局部截屏，放眼更廣泛、更長遠、更新異的人間悲劇，有什麼理由相信無痛的創傷就不是創傷，曲線的謀殺就不是謀殺，那些間接的、軟性的、遠程反應的、延時反應的、甚至禮貌與合法的罪惡就成了道德成就？他們有什麼理由相信人類自有了交誼舞和博士帽，普遍人性從此優雅兮兮，正在從1G向2G、3G、4G……不斷優化？

較之於他們的樂觀與自信，章太炎的一份冷靜彌足珍貴。在《俱分進化論》一文中，他認為技術與道德並非同步升級，文明不可能消除惡，倒是“昔日之善惡為小，今日之善惡為大。”“若以道德論，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縱令地球統一，弭兵不用，其以智謀攻取者，必尤甚於疇昔。何者？殺人以刃，固不如殺人以術。”“使至於悲憤失望而死者，其數又多於戰。”16這一些説法不僅富含作者的佛學和儒學資源，也不難讓人聯想到一些自然現象，比如基因分子結構的自我複製——其對稱結構總是恆常，無法靠外力輕易改變。“天不變道亦不變”（漢代董仲舒語），只要人類的羣體性與個體性並存，只要這個最大的“天（自然）”未變，善與惡的纏繞就不會終止。當惡逼出了善，善便是正義之劍；當善慣出了惡，惡便是利樂之腐。這一互相誘發和互相修復的無限過程，受制於人的生物學結構，在機器人接管地球前當不斷出演。

一個人若想保持政治遠見，其最大難點無非是掐準人性的基本面，洞察利益要求的不同變形，既能激發人們的趨上能量，又能承認、包容、善用、管控其趨下能量（比如逐利性的“還俗”）。兩手都能硬——行“中道”者不會僅僅押注在一頭。

如果我們明白這一困境，或説這一常態，便不難給領袖神化和人民神化退燒，給“文革”減少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説，企圖以“不斷革命”的方式徹底改造人性，創造“紅彤彤的世界”，盡掃官僚主義、特權意識、野心家、貪污什麼的於一役，正是“道德進化論”常見的奢求與冒進；以為財產私有制取消後萬惡盡除，民眾的逐利邏輯廢止，任何貪慾和傾軋都不足為慮，公平正義僅靠宣傳、教育、辯論等手段便足以永久保質，則表現出“道德進化論”的輕忽與天真。

前者使“文革”的目標虛高，後者使“文革”的舉措失誤。在這個意義上，一如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曾使啓蒙派措手不及矇頭轉向，“文革”不過是再一次對現代人盲目的道德樂觀當頭棒喝。

人類不是上帝，人類只能做人類可能做的事。

不能做上帝的事，是不是就該做魔鬼的事？既然民眾的一次次“還俗”難以避免，那麼是否一開始就該大張旗鼓地蠅營狗苟？不少人確實有過這樣的閃念。不過這種心機不便擺上學術枱面，於是“文革”結束多年後，儘管不少後現代才子忙不迭地絕望和虛無，被“解構”“祛魅”什麼的鬧得心神不寧，生不如死；然而在他們的書齋之外，就知識界主流而言，人類的自我神化衝動仍未終止。一種“道德進化論”的知識幻影仍活躍在市場神話、自由神話、底層神話、選舉神話等思潮中，為各種意識形態提供共同的荷爾蒙與興奮劑，提供進步主義歷史觀的高配型號，提供一種完美社會的前景。虛無一旦走出書齋就可能成為輕信，一旦走向公眾就可能成為輕諾，很多現代哲學大師就是這樣喜歡換上童裝出門。這是鼓勵積極的人生態度嗎？也許是。對花咕嘟一般的少年不應該大聲説出事情的嚴峻和兇險嗎？也許不應該。但健康和成熟的社會改革，從來都以正視現實為前提，是克服重力的奮力騰躍，不是夢中脱離重力的高高飄浮。

一個成年人不論在書齋內外，都應明白這一點。

註釋：

1聯動的前身是首都紅衞兵糾察隊西城分隊（西糾）、東城分隊（東糾）、海淀分隊（海糾）、宣武分隊（宣糾），其骨幹多為官員子弟。隨着運動矛頭指向他們的父母，他們於1966年宣佈聯合組成“首都中學紅衞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反對“迫害革命老前輩”，反對毛澤東以及中央文革小組。

2鄧拓，雜文家，曾任《人民日報》主編和社長，與吳晗、廖沫沙一道被誣為“三家村”反黨集團，是“文革”中文字獄的第一個犧牲品，於1966年5月18日逝世。

3“…group interests were submerged in a Maoist rhetoric that masked self- interested aims.”引自Fractured Rebellion—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by Andrew G. Wald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4張志新，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因公開反對“文革”極左路線，於1975年4月4日被處死刑，年僅45歲。據報道：為了防止她在刑場喊反革命口號，行刑前先割斷了她的喉管。

5見於繼增《建國後第一部遭禁的長篇小説》文，載《文史精華》雜誌2012年第6期。

6見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7見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1994年。

8見唐納德·W·克萊因（Donald·W·Clein）等編撰《第九屆中央委員會》，載The China Quarterly no. 45，1971。

9引自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10引自伯克《法國大革命感想錄》，載《埃德蒙·伯克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

11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12轉引自2011年4月13日《國際財經時報》。

13“右”也可以成為“左”的推力，如1950年後西方主導對中國全面經濟封鎖，增加了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難度，隨後出現的反共迫害浪潮（如印尼、越南、韓國、台灣等地），也勢必從反面加劇中國的冷戰敵意和政治嚴酷性。

14見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

15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by Steven Pinker，Viking Adult;，2011。台灣學者錢永祥撰文於《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40期對此有過評介。

16引自《俱分進化論》，載1906年9月《民報》第7期，後編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