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戈爾巴喬夫為什麼能葬送蘇聯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通過電視直播向全世界宣佈，蘇聯就此終結，這個曾經的超級大國的核威懾裝備和國際地位移交給俄羅斯。蘇聯解體無疑是這一年，乃至20世紀90年代、整個20世紀的大事件，戈爾巴爾夫本人也因此載入史冊，要比他的前任契爾年科、安德羅波夫，甚至勃列日涅夫更為有名。

戈爾巴喬夫在前蘇聯國內和國際上獲得了截然相悖的評價。在國外，戈氏被包裝成紅色帝國的終結者形象，主動擁抱了市場經濟、法治和民主自由，可以籍此獲得演講和著作收入。與戈氏同一時代的老布什、科爾、撒切爾夫人對其都有很高評價，毫不吝嗇的將之稱作為世紀偉人。

而在前蘇聯國內，被稱為改革派、自由派的很多人鄙視戈氏對權力的迷戀，對特權享受的安之若素，戈氏在任前期對葉利欽的粗暴打壓，更顯示出深入骨髓的官僚腐朽習氣。更關鍵的是，戈氏操作的改革，實際上嚴重破壞了市場化改革的聲譽和民意基礎。而那些曾行動起來或者在口頭上反對戈氏的人則指出，戈氏自始至終都沒有主觀意願去終結蘇聯，在國際政治、國家改革和民族關係等重大問題上的空前幼稚，才喪失這個超級大國的存續前提。蘇聯在戈氏手上終結，帶給俄羅斯等十五個新獨立國家的是持續的混亂。

愛爾蘭記者、蘇聯解體及之前戈氏執政六年的見證者康納·奧克萊利所著的《蘇聯的最後一天》，以1991年12月25日這一天為框架，敍述當天不同時段戈氏、葉利欽等主角的行動，再現蘇聯解體這一歷史性事件的現場過程。書作者也在各章以更大篇幅回顧了戈氏這個失敗的改革者、幼稚的執政者，是如何在六年的時間裏，以獨斷專行、不負責任和心理脆弱的低劣表現，葬送了一個老大帝國。

羞辱“西伯利亞醉鬼”，以及反羞辱

戈氏上台之初，蘇聯國內及國際上對之都給予厚望。不同於他之前的幾任蘇聯主要領導人，戈氏更為年輕，看上去頗為和善，沒有傳統蘇聯官僚的暮氣，喜歡把改革問題掛在嘴邊。這個發誓要通過改革，來重新為蘇聯注入生機活力的演説家，選用了一名給他夫人獻過花的地區官僚到莫斯科任職，擔任建設部部長，並承諾要支持後者整肅建築領域的腐敗，後者就是葉利欽。葉利欽很快又提升為首都莫斯科的第一書記。

葉利欽在莫斯科展開了一輪猛烈的、不符合俄國官場傳統和蘇聯政治傳統的反腐運動，行事風格頗似幾十年前在上海折戟的建豐同志。奧克萊利在書中記述道，葉利欽曾經開除過一名在自家房子裏鋪滿了獸皮的黨委書記，告訴對方，“你只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人，不是一個王子”。戈氏的同僚對葉利欽的反腐整風感到極其不適應，很快戈氏也暗中收回了自己的支持，對此，葉利欽選擇了在公開會議上叫板戈氏。戈氏不能容忍的是，葉利欽抨擊他本人也迷戀特權和奢華生活。

戈氏採用了一連串手段來羞辱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西伯利亞醉鬼”，這些手段將在1990-1991年，以及蘇聯解體後，被原封不動的還到戈氏身上。《蘇聯的最後一天》書中就頗為細緻的描述了葉利欽團隊是如何在這一天處心積慮的羞辱戈氏，比如在戈氏剛剛完成電視講話後，就撤掉其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所有辦公物品扔在過道上，在此之前甚至還騷擾了戈氏的家人。戈爾巴喬夫對此感到憤懣不平，但他自己在1987年，乾的其實更為過火——不僅先是在全體會議上召集所有與會官僚排隊發言對葉利欽進行羞辱，而且在其後的莫斯科黨委會全體會議上，讓事前被注射了大量鎮痛劑的葉利欽像一個木偶傀儡那樣，長時間被自己的前下屬圍攻。

對待葉利欽，戈氏犯了兩大錯誤，一是仍然容許其留在黨內，擔任一定職務，二是過火的批判圍攻走漏了消息，讓前者在莫斯科乃至更大範圍內建立起不可動搖的親民形象。在葉利欽忙着通過一次又一次羣眾活動來進一步提升形象的同時，戈氏則因為對里根提出的戰略緩和的信服，忙着與各個大國緩和關係，進行減少乃至凍結核武器的戰略談判，結束阿富汗戰事並撤出駐阿蘇軍，以及開放輿論。戈氏還自認為自己的民主改革相當成功，自行提名為蘇聯總統，這是蘇聯的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

戈氏為何眾叛親離？

通讀《蘇聯的最後一天》，讀者可以發現戈氏不要説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掌舵者，就算是一個只有普通規模的企業、社會組織的領導人，也很難稱得上合格。他善於應對輿論及應對突發問題，但也正因此沒有任何基本的政治擔當，執政時間越長，就把蘇共內部各個派別以及蘇共之外的社會利益集團都得罪得乾乾淨淨。沒有人再對他抱有幻想，沒有人信賴他是一個合格的改革者。

奧克萊利寫出了戈氏在蘇聯解體之前很長時間，就已經眾叛親離的事實。葉利欽的政治活動信息，戈氏往往是最後一個知情者，他自己身邊的幕僚、智囊都沒有意願及時向他報告信息。原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美軍中將威廉·奧多姆1998年出版的《蘇聯軍隊的瓦解》一書也曾指出，戈爾巴喬夫1988年12月單方面宣佈裁軍50萬人，卻不考慮對50萬軍人及其家屬的安置問題，讓大量軍人和軍屬被遣散後流離失所。這顯然就是此後若干個重要事件的關口上，蘇聯軍隊沒有任何一次站在服務、響應戈氏一邊的重要原因，也足以證明戈氏是如何習慣於逃避責任。

戈氏的麻煩還來源於他的妻子。蘇聯歷任領導人中，掌權時期的斯大林是個鰥夫，後來幾任也不突出自己的夫人，但戈氏的夫人非常高調，不僅刻意模仿當時美國的第一夫人南希·里根，頻繁出沒於蘇聯國內及歐美國家的慈善、政治、文藝、時尚場合，熱衷物質享受，而且熱衷參與政治。戈氏本人曾談到，他每天下班後與妻子散步時就要談到自己的工作，妻子賴莎會為他出謀劃策，這當然會激起蘇聯國內官僚階層和平民的憤怒，也會讓國外公眾感到不可理喻。而賴莎在款待來訪的南希·里根時的女王做派，比如對克格勃警衞和蘇聯高官頤指氣使，更讓她的社交形象慘不堪言。

當俄羅斯獲准選舉而不是由蘇共任命其最高行政長官時，葉利欽的競選搶盡了戈氏推出的官僚的風頭，前者更是以壓倒性優勢當選，蘇聯解體的命運在這一刻其實就已經註定。蘇聯的其他加盟共和國也紛紛舉行了自己的選舉，波羅的海三國率先脱離蘇聯，而其他暫時還沒有公開脱離的加盟共和國也表現出空前的離心傾向，戈氏和蘇共中央對此毫無辦法。八一九政變的發生更是讓戈氏個人的政治權威徹底瓦解。

《蘇聯的最後一天》書中用了較多筆墨來描述戈氏在任職的最後幾個月（八一九政變之後）特別是最後一天，如何徒勞的爭取一個有名無實的大國總統的尊嚴的行動。這些無謂的行動，與對應章節所回顧的他在蘇聯民族關係等問題上的拙劣處置，對照起來，既證明了戈氏的志大才疏，更凸顯了他的心理脆弱。這個失意政客在失去了挑戰葉利欽的資格和權力後，既希望獲得由後者提供的經濟支持，還在不斷展現出“長舌婦”的風範，去一次次挑釁本就沒有多少耐性的“西伯利亞醉鬼”的耐性，可以説節操是很差的，逼格是很低的。

《蘇聯的最後一天》，（愛爾蘭）康納·奧克萊利著，沈力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