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荻：中國經濟有趨同“黃金時代”的可能嗎？
【本文為11月23日上午，作者在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演講稿修訂版，授權觀察者網發佈。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論充斥輿論界的時候，再看盧荻的研究判斷相當“另類”。盧荻認為，1990年代末期以來包括在2008-2013年期間，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其實呈現出一個良好局面：產出和生產率、消費和投資、就業和工資，同時快速增長，而且都是前所未有的快速；中國經濟大有趨同於1950-1970年代先進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模式”的可能；然而，2008年以來的各種政策調整，卻嚴重削弱了這種走向。不同觀點供讀者諸君思考甄別。】
近年來，中國經濟備受金融-債務風險的困擾，集中表現在房地產市道和金融狀況的陰晴變幻，以及相應國家政策的把握不定。為此，國內外主流輿論所塑造和要求的經濟決策導向，是調整，也就是以“可接受的經濟增長率”為前提，依靠緊縮和市場化改革儘量消除風險。
這種導向的基礎是“新常態”概念，對這個概念的解説多種多樣，其中最簡單明瞭的是，斷言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動力已經嚴重減弱，不可能維持過去三十多年的增長速度。
據此，“新常態”概念認為，1998-2002年那種“透過公共投資維持增長，透過增長擺脱債務危機”的策略，既不現實，也不合理。（儘管這是全球各國政府所向往而沒有條件做的，而中國更具備條件，2008年甚至2014年的經濟狀況，尤其是財政金融狀況遠比1998年良好，更有實施這種策略的空間）。不僅如此，着重調整而非刺激的決策導向，還有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特定信念，即相信可以透過獲取“（市場化）改革紅利”來強化增長動力，至少是以此支持“可接受的經濟增長率”。
然而，如此解説的“新常態”概念，本身有多少現實性？在此基礎上制定決策導向，對於消除金融-債務風險和維持長期經濟增長，又有多少合理性？
金融風險源於金融部門本身缺陷
建立在這種“新常態”解説之上的決策導向，其相關第一個論題是：中國經濟的金融-債務風險，根源不在於經濟金融化和投機化，而是生產性部門本身的增長動力衰減（成本上升、低效率、產能過剩，等等），最終表現為利潤率下降。
倡導這個論題的，首先是國內外絕大多數的機構和評論者，其理論基礎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概念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並沒有結構視野，只有資本自由流動追逐高利潤的觀念，因而視金融投機活動的膨脹為自然和合理現象；如果這種膨脹演變為泡沫、風險、危機，那只不過是因為政府決策，和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違背了市場原則。
與此同時，在馬克思主義者之中，同樣也有這個論題的倡導者，大致上是依靠格羅斯曼傳統的理論，即產業部門的衰退導致金融化，從而得出同樣悲觀的推論。
然而中國現實好像並不是這樣。以工業作為生產性部門的代表，自上世紀末以來的十多年間，利潤率其實是趨於上升的，即使是在2008-2013年期間，經濟增長速度嚴重放緩了，也並沒有呈現工業利潤率嚴重下降的趨勢（圖一）。
由此可以推斷，當前的金融泡沫和風險，是源於金融部門本身的缺陷，不是源於生產性部門的衰退，前者甚至還透過經濟金融化趨勢負面影響了後者，表現為擠壓生產性投資的趨勢。
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勞動生產率在快速提升
建立在上述“新常態”解説之上的決策導向，其相關第二個論題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衰減，其首要根源是“人口紅利”的漸趨消失，也即勞動力增長的放緩（所謂“劉易斯拐點”的降臨，或“超剝削”已經到了極限）。
這個論題同樣顯得不符現實。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而非勞動力增長，是三十多年來尤其是自新世紀以來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
根據定義，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等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減全社會從業員人數增長率。在整個改革年代即1978-2013年期間，勞動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率是8.30%，這是持續快速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在世界範圍上極為矚目。
其中，1978-1992年期間是6.72%，1993-2013年期間則是9.30%，加速趨勢明顯；在後一段期間中，2003-2013年是9.73%，仍是繼續加速；即使是在經濟增長放緩的2008-2013年期間，也達到8.62%，仍是略高於整個改革年代的平均增長率（表一）。
概念上，勞動生產率提升，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推動因素。首先是源於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生產率水平較高的工業和服務業轉移，然而已有的研究普遍認為，這個因素的作用雖然重要，卻仍然有限，應該不超過40%；況且這也並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有賴於促成經濟結構變動、工業化的更深層動力，表現為長期持續的生產性投資的增長。
另一個可能因素，是延長人均勞動時間和提高勞動強度（所謂“低人權競爭優勢”或“超剝削”），不過這個因素的作用應是更加有限，畢竟長期來看，人無法逾越生理限度。
所以，勞動生產率提升的主要因素，應該是技術進步，包括承載於機器設備更新的投資帶動的技術進步，以及相應的各種隨着經濟規模擴張而出現的動態效率（體制和組織效率、規模和範圍效益、學習效應，等等）。
而投資快速增長和投資率的節節上升，是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特色，無論是以固定資本形成與國內生產總值的佔比，還是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的佔比來衡量，都是這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增長和提升自1990年代末期之後顯著加速，即使是在2008-2013年的經濟增長放緩期間也不見減退（圖二）。
可以説，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資本深化的經濟增長路徑佔着主導地位，與改革年代前二十年的勞動密集的增長路徑大不相同。而與此同時，勞動生產率提升的加速，顯示出資本深化增長路徑的效率優勢。
資本深化增長路徑
迄今，資本深化的經濟增長，不僅促成了快速的勞動生產率提升，而且還促成了社會消費水平的快速提升，也就是經濟增長的成果轉化為生活水平的提升。
在整個改革年代即1978-2013年期間，社會消費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22%的高速度。對照1978-1992年和1993-2013年兩段期間，可以見到這個指標的顯著提高，從8.73%提升至9.56%；這種趨勢也見於從1993-2002年期間過渡至2003-2013年期間，分別是8.65%和10.39% 。顯然，相對於勞動密集增長路徑而言，資本深化增長路徑對於消費增長並非不利，反而是有利（表二）。
而且，資本深化增長路徑更加有利於創造就業。對照1978-1992年和1993-2013年兩段期間可見，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勞動者人數平均每年新增量，從1116萬人增加至1207萬人，這種加速在2003-2013年期間更是明顯（平均每年新增1449萬人）。相對應就是農業勞動者人數的加速減少，在1978-1992年期間是每年平均淨增加742萬人，在1993-2013年期間則是每年平均淨減少692萬人，其中2003-2013年期間更是每年平均淨減少1154萬人。
資本深化和勞動生產率提升，加上社會-政治氛圍的轉變，又進而促成勞動報酬的提升，扭轉了在1990年代末期之前的工資水平長期停滯不變的趨勢。這種變化，見於城鎮職工的平均實際工資增長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對照，在此之前是前者滯後於後者，在此之後則是相反（圖三）。
與此同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公佈、以及各種抽樣調查的結果，城鎮職工之外的第二和第三產業勞動者的實際工資水平，在近年來同樣出現大幅度攀升的趨勢。
綜上所述，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包括在2008-2013年期間，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其實呈現出一個良好局面：產出和生產率、消費和投資、就業和工資，同時快速增長，而且都是前所未有的快速。這種局面與“新常態”的判斷可説是大相徑庭。
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模式”啓示
生產率和工資、投資和消費同時快速增長，這是1950-1970年代先進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的關鍵是一系列結構-體制條件促進了生產性投資的增長。
理論上，這個模式的結構動態可以分解為兩方面。在生產領域，它要求資本-勞動比率和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同方向和按比例增長）；在分配領域，它要求勞動生產率和工資率同步增長。
這兩項條件結合起來意味着，產出中的勞動份額和資本份額大致穩定，從而又意味着消費和產出的同步增長；最終結果就是保障了穩定的利潤率，而這正是持續的投資和產出增長的基礎，至少，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動力應該是遵從這種邏輯。
如果上述兩項條件無法滿足，那將會出現什麼局面？在分配領域，工資增長快於生產率增長勢必導致利潤壓擠，相反的情況則勢必導致消費不足或過度積累。這兩者都將導致投資下降，其結果就是經濟增長放緩。
在生產領域，生產率提升是資本-勞動比率提升的必要條件，這除了要求儘量提高勞動強度之外，還要求儘量獲得技術進步和各種動態效率。除此之外，另一個體制上的必要條件，是必須排除資本逃避生產性投資的可能性，也就是必須嚴格防止經濟的金融化和投機化。
上述的結構動態因而也就有其相應的體制要求。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有“大企業”，這又進而需要有“大勞工”作為對消力量，以保證工資增長不致嚴重滯後於生產率增長，從而消費增長不致嚴重滯後於產出增長。在勞工力量相對薄弱的情況下，就需要作為福利國家的“大政府”登場；在技術進步投資成本過高的情況下，同樣需要“大政府”以各種方式（軍工綜合體、國有企業，等等）提供激勵。
這個結構-體制紐帶的存在，還不一定就能保證長期的持續經濟增長，和接近完全就業狀態，歸根究底，即使投資和消費增長得以保證，紐帶的合理性仍是取決於生產率持續提升的潛在力量。
理論上，這種潛在力量至少受到兩種條件的制約：一是上述的投資增長和消費增長的平衡，另一是技術-組織條件（所謂“技術”範式概念）。歷史上，“黃金時代模式”確實有過度投資、消費不足的傾向，在產品創新速度不足以抵消這種傾向的情況下，對外投資就成為重要出路。而技術-組織潛力的衰減，則是與體制的僵化相關聯，尤其是“大企業、大政府、大勞工”體制的官僚化削弱了生產率提升的潛力。
無論如何，“黃金時代”是引入注目的長期持續經濟增長和接近完全就業的歷史階段，儘管這或許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特例。過渡到新自由主義時代，上述這些條件都不復存在，經濟增長模式轉移到依賴一系列與全球化相關的結構-體制條件，簡言之就是金融化、新自由主義化。
中國走向“黃金時代模式”？
在中國，促進投資增長的關鍵體制因素，無疑是國家在經濟決策中的主導地位。中國的國家財政傾向於推動基礎設施投資，前沿技術或戰略性技術的研發也往往有賴於國家的推動和激勵，佔據金融部門的主導地位的國家銀行，迄今也是支持生產性投資增長的關鍵因素。最重要者，在前面所概括的中國經濟變革的結構動態中，國有企業佔有特殊位置。
經過了多年的改革尤其是1990年代的“抓大放小”改制運動，今日仍在的國有企業絕大多數是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他們與相對而言規模較小、較為集中在勞動密集行業的非國有企業，形成了一個分工格局。
從而，國有企業的效率特性與資本深化增長路徑較為一致，以工業部門為例，國有企業相對於非國有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自改革年代開始就一直節節下降直到1998年的谷底，然後強勁回升，以至於從2006年起這個指標一直就超過了之前的最高水平（圖四）。
工業部門之外的情況也大致如是，在進入世界前五百強的近百家中國企業中，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這種情況顯然有悖於與“新常態”相關的第三個論題，即所謂國有企業效率低下拖累了整體生產性部門。
促進生產性投資增長之外，自世紀之交以來，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決策也逐漸呈現出建設福利國家的跡象。在2003-2013年期間，一個以財政支出為基礎、覆蓋全國人口的基本醫療保健制度得以重建。為城鎮低收入階層提供可企及的住房保障，這是現階段最重要的社會福利，雖然仍是處於起步階段，畢竟也是列入了政府的議事日程（包括棚户區改造等）。
在勞動就業領域，決策導向逐漸從放任過渡到干預，強調經濟增長路徑不能是建立在廉價勞動力的基礎上，而必須是有利於勞動報酬提高的就業增長。最低工資立法、保護勞動權益、實施就業合同法、確立集體談判制度、以及全社會從業人員的工會會員普及率大幅度攀升，等等，正是這種導向轉變的反映。
其中，工會會員普及率即全國總工會會員佔全部第二和第三產業從業員的比率，從1981年的49%一直下降至2000年的谷底29%，此後就強勁回升，至2013年達53%（圖五）。儘管，全國總工會在保護工人權益尤其是集體性的社會-政治權益上迄今不是很得力，畢竟這種趨勢是進步的表現，是在抵擋資本以至於很多地方政府的壓力下獲得的。
綜上所述，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經濟的結構動態和體制安排，確實呈現出走向“黃金時代模式”的趨勢。其中，資本深化的增長路徑是這種結構動態的集中表現，與之相對應的是以國有企業迅猛發展為表徵的“大企業”的崛起，而國家決策也是向這種動態和崛起傾斜，這具有“大政府”特性，惟有“大勞工”的特性相對薄弱，不過也頗有長足發展。
調整政策與“黃金時代模式**”背道而馳**
如果説，中國經濟變革的基本走向，本來是大有可能趨同於“黃金時代模式”；那麼，自2008年以來的實際發展，卻是嚴重削弱了這種走向。削弱，不僅是抵制1998-2002年那種成功策略，反而是促成經濟的金融化和投機化，以至於形成泡沫和系統風險、從而政府決策轉向聚焦於壓縮和調整。
金融化、投機化的集中表現是房地產泡沫，聯繫到近年來固定資本形成率的提升速度放緩，這就意味着，房地產泡沫在相當程度上對生產性投資形成了擠出效應，導致經濟增長的放緩。
這個判斷可以從“全社會融資規模”存量構成的演變得到佐證。在2003-2008年期間，融資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大致平穩，然後就突然暴升，從2008年年底的近100%升至2013年年底的207%。與信用大膨脹相對應的，是資金逃避生產性投資，反而流向投機領域。膨脹主要是見於銀行信貸之外的融資，相對而言，這些非銀行融資所面對的監管制約，遠沒有銀行貸款嚴厲，何況銀行本身也有種種違規貸款行為（圖六）。
融資規模膨脹、資金流向泡沫經濟，如此長時間持續，這就不僅是市場主體的行為問題，而且還應該有政府決策導向偏差的因素。決策導向偏差，即使不是刻意為之，至少也是因為所謂“格林斯潘對策” (Greenspan Put)的困境。
這個困境意味着，在房地產綁架了銀行以至整體經濟的情況下，為了不致讓泡沫擠破，落實消化債務風險的措施就只能時松時緊，而這又形成道德敗壞效應，使得消化風險遙遙無期。而生產性投資就在這個拉鋸過程中備受損害。
如果，消化債務風險的措施以及相應的政策拉鋸，還是建立在“新常態”概念之上，那相應的調整就更將在根本上削弱中國經濟變革走向“黃金時代模式”的可能性。
將投機泡沫歸咎於生產部門的發展潛力衰減，以所謂獲取“改革紅利”的名目讓政策導向偏於壓縮生產性投資（“產能過剩”論）、削減工資增長（“成本過高”論）、處置國有企業（“國企低效率”論）、抵制國家實施發展戰略（“扭曲市場”論），等等，這些都是與走向“黃金時代模式”背道而馳。
Joseph Stiglitz曾經指出，“格林斯潘對策”的實質，是利潤私人化、成本社會化，也就是以犧牲廣大社會民眾的利益來維護金融投機者的利益，這是新自由主義年代的常態。
歷史上“黃金時代模式”的基礎，卻主要是社會-政治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導向；只是民主主義基本上被排除在經濟領域之外，不僅不能系統地滲透進企業的決策和管理（這是資本主義的本質使然），甚至不能有效地決定、控制、監管政府的經濟職能，而這種系統化的排除民主主義的安排，正是黃金時代最終難以為繼的最根本原因。
那麼，在中國，需要有怎麼樣的社會民主、大眾民主，需要有什麼社會-政治力量，才能使得國家權力和政策導向免於新自由主義化，使得國有經濟體系免於金融化和投機化，當然也要使得公共部門的決策階層免於官僚特權化？值得諸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