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凌：字幕組——搞互聯網經濟必須先“違法”

字幕分享網站射手網的關閉引發了諸多關注，特別是和之前的人人影視關站、廣電總局要求境外在線影視劇播放前一律備案審查等事件聯繫起來，被認為是內容審查和版權壓力（特別是中美信息技術貿易協議）雙重夾擊的後果。放在這一大環境下進行因果關係的猜想是沒有問題的，眾多反對的聲音集中在反對審查、確保信息自由流通的立場上；而認為“打擊盜版是主要原因”的聲音則面臨尷尬處境：在保護版權的意識形態下不得不承認字幕組的侵權行為，但又希望這種地下模式持續下去，擺脱監管。

之前關於字幕組的大量文獻集中在文化研究領域，例如研究字幕組作為一種體現“新自由主義工作倫理”存在的勞動組織，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帶來的扁平化工作優勢，體現出互聯網上獨特的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和禮物經濟（胡綺珍：“中國字幕組與新自由主義的工作倫理”）。這種自發的跨文化傳播的行為廣泛存在於網絡作品、視頻公開課、動畫片、影視劇等幾個領域。放在一個更廣泛的背景下，這種分享行為甚至被視為對抗既有資本主義福特製大規模文化工業的出路。最近的一篇對話體評論則把字幕組定性為“解放性的勞動”，認為這是字幕組“自發地組成一個勞動的聯合，大家自己決定自己要獲得什麼性質的報酬，獲得多少報酬。而且這種報酬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它所承載地更多地是這個共同體本身對個人的努力、智慧和才情的肯定與承認”（左煜烇：“字幕組：一個對談錄”）。本文大致同意該評論的一些觀點，這裏從幾個角度稍作補充。

射手網關閉後，網友紛紛懷念起當年那些“神翻譯”

首先，編譯字幕的行為本身是一種基於興趣的創造性勞動，譯文和語言傾向於本土化，特別是時不時添加流行的網絡用語，更能讓國內觀眾感到親切。同時，還存在着多個字幕組之間的競爭，譯者儘管是業餘的，但專業水平絲毫不差，在圈內同樣可以獲得聲譽，他們甚至以嘲諷依託於影視公司的專職翻譯為樂（請想想網上對《銀河護衞隊》電影字幕翻譯的吐槽）。這種小眾的創造性羣體依託互聯網才可能存在，作品本身就成為成員之間交流和分享的媒介。問題在於，字幕本身是依附性的，無論多有創造力，其效果和價值仍然強烈依賴於盜版影視劇本身，和單純的劇本有很大不同。分享字幕翻譯的羣體很容易擴大到更多不特定的網民，這造就了大批追隨者（從中可以招募到更多有興趣的人加入），也刺激了更多的盜版網站出現。另一個可能被忽視的現象是，字幕組經常會提供國外著名紀錄片的翻譯，如果該紀錄片已經進入了公有領域，這種推動公共傳播的引介行為就更值得讚賞。

這種創造性勞動也與時俱進：射手播放器可以自動在數據庫中幫用户搜索合適的字幕，匹配不同版本的視頻，就省去了小白用户下載字幕修改文件名的麻煩。這種創新使人工的翻譯勞動退居幕後，也使射手網更像是一個垂直搜索企業。一個略微跑題的瘋狂想法是：儘管現有的翻譯還是由人工進行的，但一些基本的功能性的日常語言的翻譯則可能越來越多地交給機器，由一個日益聰明的算法自動分析音頻，轉化為文字，再翻譯成各種語言版本，從而徹底取代人力。這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勞動”的意義，字幕組的勞動超越了簡單的市場經濟利益追求，參與者在工作過程中獲得了滿足和自我實現，而追求這種非金錢動機的個體會一直存在，並依靠信息技術繼續活動，儘管規模未必大。

其次，當字幕組由小變大，從一個簡單組織變為複雜組織，甚至是吸引廣告商的時候，就可能被版權人和監管機構盯住，以內容合法性為由加強審查。從微觀上看，字幕組本身是分享經濟的形態，但如果放在從西方到東方文化傳播的宏觀角度看，字幕組又充當了西方文化產品全球傳播的牢固一環。正版的西方文化傳播經歷了版權引進、編譯、宣傳、發行等幾個環節，並且往往不通過互聯網渠道進行。而字幕組和盜版經濟省去了版權和發行等渠道，並通過眾包協作方式解決了編譯問題，其競爭力可想而知。

從正版作品版權人的角度看，字幕組的出現意味着盜版的分工變得更加精細化，字幕可以和視頻本身相分離，分別獨立生產。儘管字幕組是非盈利性質的行為，一旦和依靠盜版視頻獲取廣告收入的網站相結合，就有共同侵權的嫌疑。

然而，即使從經濟收益的角度看，這種免費的勞動力進行的增值活動恰好能夠幫助正版作品擴大影響。如果沒有字幕組，很多美劇韓劇日劇在中國不會有太大市場，至少通過正式渠道不會得到這樣有效的發行和傳播。就像盜版軟件之於正版軟件的影響一樣，前者以零邊際成本進行擴散有助於把蛋糕做大，培養潛在的忠實觀眾，在價格上有區分。已經有西方國家研究表明，盜版音樂反而會增加正版音樂的銷售。一旦盜版視頻受到打擊，正版視頻（同樣是免費）就會填補這個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線視頻巨頭們將是隨後的獲益者，如果它們能夠及時跟進洽談購買正版美劇的話，我們已經從搜狐、騰訊身上看到這種跡象。原來字幕組的成員也有可能要麼分散到其他小型字幕組，繼續打游擊，要麼被正規大型網站團隊收編，成為正規軍，或者乾脆轉戰海外，最終被列入屏蔽封堵的黑名單。

第三，很多研究表明，依靠眾包的字幕組組織更加靈活，發佈更新作品的效率更高。這就不僅在版權本身對原有作品提出挑戰，而且在生產方式上更高一籌（説得抽象些，是“範圍經濟”對“規模經濟”的勝利）。從網絡盜版到網絡正版的轉變不只是説明所謂“正版化”和“知識產權戰略”勝利了，實際上也説明互聯網的非法興起是信息經濟的必由之路，盜版和轉正了的免費正版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從射手網、人人影視以及一系列曾經被關閉的網站的遭遇有助於提醒我們注意中國互聯網經濟發展的廣為人知的暗面，以及兩條不同命運的路徑。與眼下這條充滿坎坷和驚心動魄的地下工作截然不同的路徑是像百度文庫那樣的巨頭們，後者儘管也遭遇版權訴訟，但最終化險為夷，成功轉型為信息平台，吸納了更多了正版作品和作者。從全球文化傳播的角度看，兩條路徑似乎又殊途同歸，共同塑造了中國特色的互聯網消費主義。在這一大詞下面，“免費”勝過“共享”，勞動的經濟意義掩蓋了個體追求自主和滿足的心理意義，對知識產權侵權或網絡審查的討論就是全部話題。

最後並非結論的一點是，我們究竟需要從這個事件中反思什麼？如果射手網的關閉只是眾多盜版網站不可避免的結局，並且能夠有免費正版視頻填補的話，那可能也並不值得十分懷念。恰恰是眾多反對關閉的聲音面臨着意識形態上的分裂：免費文化產品的消費主義、盜版有罪、在線分享的道德維度、監管是否合理，等等。如果單純從話語上分析，我們還可以討論這些發出的聲音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全體網民，是否可能有以小眾文化掩蓋羣體偏好的傾向，射手網的倒掉是否對中國在線影視市場造成了巨大影響。

本文的觀點是，小眾羣體本身沒有問題，應當看到大量小眾文化構成了中國互聯網文化的底層結構，遊離於各種大詞的縫隙之間。沒有必要進一步放大其聲音，以博得不同文化消費羣體的認同（這只是一種以道德訴求為外衣的抗爭策略）。如果非要形成某種實質性的普遍價值，反而是前文提到的基於興趣愛好的聯合以及對公共利益追求才更值得推廣。儘管互聯網架構本身可能會在事實上便利分享和傳播，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可以保證用户自動懷有這種脱離消費主義和經濟目標的內在動機。當架構和制度變得僵化，我們會一點點喪失合作與分享帶來的喜悦、承認與滿足，最後只能靠所謂經濟動力來維持和解釋一切（早年的P2P下載就是這種蜕變的典型）。因此，有意思的是進一步觀察關閉射手網對現存的網絡合作和禮物經濟造成的衝擊，以及對可能的替代品、未來的新對手——正版視頻市場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