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嬛嬛訪台灣九合一勞動黨候選人高偉凱：都在買票，都説沒收紅包-高偉凱、吳嬛嬛
和高偉凱在辦公室坐定時已經是早上九點多了。
作為此次勞動黨唯一的縣議員候選人，他剛剛從大街上拜票回來，早上六點天還沒亮一直站到將近九點。11月下旬的台灣已經有些冷了，還經常會碰到突如其來的大風大雨，選舉期間整日奔忙的他有些感冒，就在站街間隙裏喝了點藥。
“每天這樣站街，效果有多大？”
“這是一種比較便宜的廣告啦，就是讓人家看到我們。今天這個路口比較不好演講，明天路口的紅燈會更適合街頭演講。”
缺少競選經費的高偉凱只能用站街這種比較便宜的方式來宣傳自己
紅白包會送到傾家蕩產
我們的話題自然從眼下的“九合一選舉”開始。
雖然這次爭取的是連任，但偉凱坦言還是壓力很大，畢竟作為反對黨，如果這次落選，一來在議會中將沒有席位，二來也説明此前的工作沒有做好。
“勞動黨是台灣為數不多堅持左統路線的政黨，一直致力於勞工運動，在大陸的名氣比在台灣高。不過大家都知道勞動黨比較沒有錢，所以我們就只能靠站街這種方式，紅白場什麼的我們是完全不跑的。也會有人抱怨，甚至會有競爭對手拼命散播這件事情。”
跑紅白場是台灣議員和民意代表經常要做的事情，甚至被有些民眾看成是應該做的事情。一個紅包的行價在1600-2000新台幣（約合人民幣350-400元），白包通常在1000新台幣（約合人民幣200元），快到選舉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加碼到2000多，基本等於變相買票。偉凱説他這裏一個月要收到三十多個訃聞，三四個喜帖。
“這可是一筆不小的開銷，要真送起來能送到傾家蕩產。”
“所以從2009我第一次參加競選議員的時候就決定不跑紅白場，實際上第二天開票，前一天晚上我們就有得罪人。有個商家的長子送訃聞來，我居然跟人家説我們研究看看怎麼辦。人家覺得莫名其妙，你應該馬上來拈香啊，他們習慣的民意代表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後來我們覺得挽帳還是要送的，但我們還是不送紅白包，也不會死一個人要跑三次。”
本次九合一選舉勞動黨唯一縣議員候選人高偉凱
台灣賄選成風，偉凱説，這次選舉他們大概能花100多萬新台幣，這只是別人的三十分之一。一般情況下，議員選舉大概得花兩三千萬新台幣，這都算是便宜的了，“立委”至少得4000萬起跳。
“你問有沒有買票，大家都相信有，但如果問你有沒有收到，一百個人都會講我家沒有收到。台灣的選舉生態就是這個樣子啦。”
投票是很隨意的事情
即便是送錢賄選，也不是隨便什麼人送了就有效果的。
“買票也是看關係的，不是站在路上發錢就會選你，譬如這個人一定要剛好認識你的表姑媽之類的，這樣買票才會有保障，才不會出事。”
台灣選舉看似一人一票公正公平，但整個過程其實很隨意，投票基本沒什麼理性可言。選民很少在意候選人的能力，“比如那個阿伯之所以決定選他當里長，只是因為候選人是他的校友或者僅僅因為長得很漂亮啊。也有人講的很明白，誰送錢我就投給誰，你沒有拿錢來我幹嘛投給你？”
“唯一的公正性在於一人一票，其他都很荒謬。”
可想而知，這樣選出來的人也是良莠不齊。台灣基層里長很多都是小學、中學畢業，有些直接有黑道背景。有些民意代表大字都不識幾個，“校對”的“校”直接念成了“學校”的“校”。偉凱告訴我，他遇到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是有些議員竟然抱怨為什麼議會的提案沒有人寫，“他的意思是我要寫什麼提案，你們這些議會的職員就要幫我寫出來，其實他是沒有能力寫的。”
這樣的選舉自然會選出很多“壞人”來，但對於普通民眾來説，你只要能為我服務，能請得動，就算貪污腐敗也無所謂。
“有些人投票給某個人，就是希望自己以後做生意能方便些。譬如説今年教師節送給全縣教師的禮品，如果是民意代表建議的話就比較容易通過。而很有可能這個民代説的禮品只有投他的那個人的廠子才做的出來，這樣就鑽了漏洞。當然也有民代跟我講，他不是為了賺錢而是覺得很爽，十二點不回家都不用跟老婆報告理由。”
議員基本監督不到政府
然而儘管這些議員當初是自己投票選出來的，對於普通民眾來説，議員的職責是什麼其實他們並不清楚。一位開出租車的阿姨就曾講，“在我的選區裏，我只知道縣長和里長是誰，至於議員，就知道他們在縣政府開會，也不知道開的什麼會。”
按照台灣“地方制度法”第36條的規定，縣議員有十項職權，但偉凱告訴説，這其實只佔了議員實際工作的一小部分，而且對於普通民眾來説，36條根本沒怎麼做的話，民眾不會覺得怎樣。
更多時候，議員是在做各種非常細微瑣碎的服務，比如有民眾酒駕被叫進警察局，也會打電話叫議員到現場，再比如想要念比較好的明星學校，結果那裏報滿了我家小孩進不去。馬路坑坑洞洞叫政府來補，很久都沒有來，這些情況都會反映到議員這裏。
至於議員對政府的監督，偉凱説這很難。“第一，你要專業，譬如要修一座橋，縣政府開出預算説要3億，但涉及到安全問題，你敢不敢説只要兩億五？再譬如修路面，這個水泥加封的厚度夠不夠，你怎麼測，測出來的結果會不會判別，這些事情可能還是必須由縣政府工務處的專業人才來做，議員能夠做的很少。”
第二，是制度設計的問題，議員只能刪預算，但其實大部份民眾的需求會涉及加預算，而加預算的決定權在行政權手裏，決算的監督權則在監察院手中。“所以在‘立法院’辯論是無所謂輸贏的，我的意見跟你的不一樣，但是裁決權都在行政那裏，最後變成你也不用反對我説的，我也不用反對你説的，因為我們兩個都沒有決定權呀。”
這樣行政機關經常會跟‘立法院’扯皮，也並不害怕‘立法院’會妨礙到自己。偉凱告訴我，他們去年審今年中秋晚會的預算，政府要多加100萬元的摸彩瓶活動，“你叫他不要辦那麼多晚會他説民眾有需要，你叫他不要花100萬，他又説沒有摸彩民眾不會來，那到底民眾有沒有需要？”
“晚會可以讓縣長多露臉，其實是他需要這個中秋晚會而不是民眾需要，但他又不能説破，只能講一些自相矛盾的話。”
作為勞動黨建黨以來的第一位縣議員，偉凱常常會因為在議會中的反對發言受到各種“拜託”，私下裏請他不要講的太多太過分。“審預算的時候很無聊，沒有幾個人來開會，但到最後下結論的關鍵時刻，他們就會拼命動員，預防我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是少數黨，表決也表決不過，其實個別議員能夠做的很少。”而且本屆新竹縣議會提案採用的是不表決模式，以避免各種不和諧。偉凱告訴我，他至今未表決過任何議案，每次都是無異議通過。但也為了不表決，多數黨就會讓他想講什麼就儘量講，而不會講到一半就動用表決直接通過。
下午四點偉凱還要出去拜票，“這幾天會非常忙，我們也只有選這種大家都下班的時間才開始活動，可以接觸到更多的民眾。”至於效果有多大，只能憑運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