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明：疲憊的超級大國為何不肯“退休”？

【編者按：11月28日到29日，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京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其他常委悉數出息。檢索資料，同樣規格的外事工作會議曾在2006年召開。兩相比較，不難發現其中的明顯變化。

**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到，要充分估計國際秩序之爭的長期性，更要看到國際體系變革方向不會改變。我國同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也已變得空前緊密，我國對世界的依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在不斷加深，世界對我國的依靠、對我國的影響也在不斷加深。同時，中國必須堅持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特別是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説話。

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國際秩序之爭是長期性的，但國際體系變革方向不會變革。無疑，這種變革中，美國在國際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逐步從超級大國向正常國家回歸**。**但美國一些人顯然不甘心美國就照目前的趨勢這樣“和平衰落”下去，仍然試圖千方百計地維持其國際霸權地位。

羅伯特·卡根是美國著名的鷹派人物，他在最近發表於《新共和》雜誌的**《超級大國不能“退休”——疲憊的美國仍須承擔全球使命》一文中承認，美國目前的國家實力已經捉襟見肘，大不如前，但他仍然認為，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還不能“退休”，還要繼續維護“自由世界的秩序”。**

為此，觀察者網刊發以分析卡根在各種美麗説辭背後隱藏的美國國家利益訴求，揭示美國試圖通過維持其國際霸權地位，獲取霸權紅利，延緩其衰落。****】

隨着國際力量的消長，和多年來實行過度擴張的戰略而背上越來越重的包袱而感到力不從心，美國國內希望“在國際上應該自掃門前雪，其他國家的事留給他們自己解決”的呼聲日上。美國面臨着一個在戰略上何去何從的選擇關頭。在這時，羅伯特·卡根在《新共和》上發表了《超級大國不能“退休”——疲憊的美國仍須承擔全球使命》一文，難掩他心中的焦慮。

對我們來説，這篇文章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卡根直白地説出了美國這個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之所以要追求霸權的原因，和美國“全球使命”的本質是什麼？美國所領導的國際秩序到底是什麼？美國為什麼要不惜餘力地保持“世界的領導地位”？説實在的，這在一般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書籍中讀不到，在美國政府所發佈的戰略報告和政策文獻中也看不到。讀這一篇文章，使我們對美國對外戰略本質的認識勝過一打國際關係理論的教科書。

卡根認為，雖然美國已經力不從心，但仍不能“退休”。

不是“國家利益”，而是“美國利益”

在國際關係領域，從漢斯 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一書起，在理論上所確立的最基本概念是“國家利益”。按照這種理論，國際社會是一個叢林世界，各國都按照自己的國家利益行事。許多國家間的衝突與妥協，結盟與合作，以及國際秩序的建立，都可以用憑藉權力對國家利益的追求來進行解釋。中國也像許多非西方國家一樣，許多人是從國家利益這個概念開始來學習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用這樣的理論來理解國際關係，解釋自己的對外政策。但是，人們沒想到的是，在卡根眼裏，國家利益概念只適用於其他國家，對美國這樣的全球性霸權無效，美國並不是按照國家利益概念，而是按照“美國利益”行事的。這點，我們要感謝卡根的坦率。他告訴我們，美國所實行的大戰略，與正常的國家利益南轅北轍。“其目標不僅僅是防禦美國人民的領土、財產和主權獨立，也包括推動建立能保護美國和其他國家利益的新世界秩序。” 這就是艾奇遜所説的“美國必須學會履行大於我們自身利益的義務”。也就是説，美國是按照“超自身國家利益”的“美國利益”來行事的。在卡根眼中， “美國利益”，和“美國的國家利益”對美國的對外政策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美國利益”遠超過“美國國家利益”的範疇。

相對於“美國利益”，國際關係理論中常用的基於國家利益的“均勢”、“權力平衡”的概念，和基辛格所推崇的只有在多極基礎上建立權力均勢才能保持世界和平的看法，卡根十分不屑。那麼卡根主張追求的這種“超自身國家利益”的“美國利益”究竟是什麼呢？他説得很直白，就是要建立和維護一個“自由世界的秩序”。這是“美國利益”，而不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自由世界的秩序”，就是美國説了算的秩序

什麼是卡根所説的“美國利益”或“自由世界秩序”。對此，卡根十分坦白：“世界上原本沒有任何普遍服從的法律或制度權威，更不用説民主權威了。判斷孰對孰錯不是基於公正的司法裁決，而是基於國際體系的權力分佈。”也就是説，誰的權力大誰説了算。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決定了只有它才有權利決定什麼是“自由世界秩序”。卡根承認，事實上，除了“自由世界秩序最為公正“的論斷之外，其他什麼根據也沒有。“自由世界秩序”之所以被宣揚，被追求，是因為“它是適應一部分強者的需要與利益，並歸根到底迎合其理想的，臨時性和過渡性的秩序，而從來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需要和要求。”説白了，就是美國把自己對世界的想象作為秩序強加於其他國家身上。他也毫不諱言，許多外國人，包括一部分美國人把美國的這種做法看做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一種形態。但是，對這種指責卡根毫不在乎。因為“自由世界秩序”之所以能被作為一種世界性的秩序，是由於“超強權力（superior power）”，而非“超羣的德行（superior virtue）”所強加的。在後冷戰時代，美國之所以能夠追求這種“自由世界秩序”，是因為憑藉着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以維護世界秩序的名義，在國際上“同時擔任法官、陪審團、警察和軍事意義上的行刑人。”美國今天可以指責這個國家專制，明天可以指責那個國家不民主，違反人權；可以發動“顏色革命”來顛覆他所看不順眼的國家，如果“顏色革命”還不行，就直接通過軍事幹涉來推翻這個國家的政權。説到底，“自由世界秩序”就是運用手中掌握着的權力，以“朕即真理”的傲慢在國際上為所欲為。

但是，後冷戰時期美國的戰略擴張手伸得實在太長了，結果戰略資源過度消耗，留下許多爛攤子，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對此，大多數美國人已對世界深感疲憊，這才有了美國應該回到自己本國的國家利益，當一個正常的國家，不再當世界警察的主流輿論。它實際上反映了美國國內對以“自由世界秩序”為口號，充當世界警察的政治意願已開始動搖。很顯然，即使有足夠的權力，缺乏政治意願，美國也無法再繼續充當這種維護“自由世界的秩序”的警察。正是在這種關頭，作為“自由世界秩序”忠實維護者的卡根，自然會要竭力主張“在今天，需要勉力支撐的，正式美國自己的世界秩序”了。

美國要維護“自由世界的秩序”真的是出於利他的動機嗎？

面對大多數美國人要回歸一個正常國家，缺乏再當世界警察的意願，卡根説服他們的理由是：一個“原原本本”的世界是十分危險的，武力仍然是人類在國際關係的最後行為。他例舉了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中的行為，以及“如果中國沒有被美國支持的一圈強國包圍起來，它會做什麼？”在卡根看來，現在一些大國之所以不能為所欲為，是因為美國掌控着這個“潘多拉盒子”的封印。一旦美國不再掌控，這個“潘多拉盒子”就會打開。因此，即使美國再疲憊，也仍須承擔全球使命。這種邏輯聽起來出於利他主義動機的使命，所舉出的例子，本身就是顛倒是非的。到底是美國在烏克蘭搞“顏色革命”，要把北約擴大到烏克蘭，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對此俄羅斯不得不做出維護自己安全底線的反應？還是俄羅斯先在烏克蘭搞擴張？對於一貫主張和平發展、綜合實力在不斷上升的中國，究竟是美國在力圖通過威懾和脅迫加以牽制，怕對自己的霸權地位構成挑戰，還是中國在搞霸權主義？對此，是非曲折並不難分辨。卡根拿這些説事，並不是他真實的全部目的。在這裏，卡根並不像前面那麼坦白了，他刻意隱瞞了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秩序”維護者所享有的特殊利益：

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如果不作為世界性霸權，美國很難維持美元的這種特殊地位。只要想一想美國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搞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把國內危機的壓力轉移到世界上，以及多年來靠發行貨幣來長期維持大量的貿易赤字，就可以知道，如果不是美元的這種金融霸權地位，美國經濟幾乎是難以做到可持續，更談不上仍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

美國利用自己的霸權地位在互聯網和移動通信上肆無忌憚對對手、對國民，甚至對自己的盟國領導人用各種不正當，甚至非法的手段大搞情報活動。

美國對於像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的控制；對於國際輿論的控制；對於什麼是人權、民主、自由的解釋權，甚至什麼是恐怖活動界定標準的控制；對哪個政府是否專制、是否是“無賴國家”評判標準的控制，也都將隨着美國以“自由世界秩序”衞道士自居的地位消失而消失。

很顯然，卡根對此心知肚明，只是無法擺上枱面而已。卡根所説的“自由世界的秩序”就是美國給世界制定的秩序，就是以美國利益為標準，而推行不民主、不公正，甚至夾帶着大量美國私利的國際秩序。美國利用“自由世界秩序”的名義獲取許多特殊利益，搞了許多見不得人的勾當。這種國際秩序早就應該改造了。今天，不僅其他許多國家對這種國際秩序不滿，而且到了連大多數美國人都缺乏意願來維持的地步。眼看着這種“自由世界秩序”岌岌可危，難怪卡根作為對美國這個霸權和帝國的忠實衞道士要如此着急了。然而，“無可奈何花落去”，新興國家的國力不斷上升，美國實力和地位的不斷下降的趨勢終究誰也阻擋不住。整個世界秩序走向更為民主與公正的時代終究要到來。美國究竟何去何從，也不是卡根之流就能説了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