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泰斗吳清源去世享年100歲 被譽昭和棋聖致力中日友好
北京時間12月1日，據日本媒體《讀賣新聞》報道，對圍棋做出革命性貢獻、被日本媒體譽為“昭和棋聖”的吳清源大師因搶救無效，在30日凌晨1時11分於日本神奈川縣小田原市內去世，享年100歲。
吳清源（資料圖）
8天前，吳清源百歲壽辰慶祝會還曾在北京會議中心舉行，數百位社會各界人士為吳老先生祝壽，物理學家楊振寧、京劇藝術家梅葆玖、影星張震等到場送來祝福，吳清源女兒吳佳澄到場感謝大家的祝福。聶衞平等中國圍棋界眾多知名人士也到場祝賀，王汝南代表中國圍棋協會授予吳清源圍棋發展傑出貢獻獎。2014年8月25日，吳清源更因始終致力於中日文化交流，被中國人民對外友協授予“和平發展貢獻獎”。
但沒曾想到，圍棋大師卻在30日凌晨去世。根據日媒《讀賣新聞》報道，吳清源的家屬已經準備在近期為其召開告別儀式，據悉，他的二兒子吳昌樹將為他主持發喪會。
吳清源1914年生於中國福建，少時即有圍棋天才之稱，14歲的時候赴日，投入日本棋院瀨越憲作名譽九段門下。第二年被日本棋院授予了三段，1950年獲得九段。
吳清源，1936年加入日本國籍，1946年失去國籍，1979年再次加入日本國籍。他作為日本圍棋黃金時代的第一人君臨日本，被稱為日本的“昭和棋聖”，和木谷實一起創建了“新佈局”。
吳清源
《讀賣新聞》還表示，1933年，吳清源和木谷實五段一起將原來重視邊角的佈局法改為了更重視中腹的“新佈局”，創建了現代圍棋的骨架。
1939年，在《讀賣新聞》創建的10番棋大戰中，吳清源和10名日本的頂級棋手對陣，到1956年為止，吳清源將所有對手都擊敗，成為世界圍棋界的第一人。
今天，新華網刊文吳清源自述為什麼三次改變國籍，摘自《中的精神：吳清源自傳》，以下為原文：
我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實是我的字。無論是“泉”還是“清源”，都是和水有關係的文字。這或許是因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遇上了洪水的緣故。
我的生日是農曆五月。在我出生地的福建省，農曆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時分經常打雷。特別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據説雷雨特別厲害。母親是把兩張八仙桌並起來，在上邊鋪上布墊，才生下我的。
母親特別討厭打雷。在懷我的時候，一聽到雷聲，就沒有了食慾，什麼東西都吃不下去。小時候，我體弱多病，或許與此有關吧。
我出生後不久，我們一家就搬到了北京。四歲的時候，我得過疝氣。原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我扮做馬，哥哥騎在我身上，他不斷地叫我跳、跳。結果用力過度造成了疝氣。我的一位親戚是醫院院長，所以，我住進協和醫院接受了治療，協和醫院當時是和美國合作的。但是因為我自作主張解下了治療用的繃帶，所以最後疝氣沒能完治癒。因此，我後來一直都不能進行劇烈的運動。
在北京，父親經常去上兩三個小時的班就趕回家來。與工作相比，父親更熱心於對我們兄弟三人的培養。
清朝奉行科考的選拔人才制度。父親也是學四書五經長大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四書，《易經》、《詩經》、《書經》、《禮記》、《春秋》是五經。這些都是儒教的經典。
我出生的時候，科舉制度已經被取消了。儘管如此，父親還是很早就為我們請了家庭教師，教我們兄弟讀四書五經。當時我還只有虛歲五歲。
在書房裏，我們兄弟三人一起上課。為了便於監督，父親也和我們一起聽課。學習是從早上8點開始。我的年齡最小，和大哥相差四歲，和二哥相差兩歲。因為年紀小，所以要跟上哥哥們的進度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吃力，實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背書，就是把書拿在背後，嘴裏背出書中的內容。我怎麼也記不住，往往要弄到半夜12點才能結束。祖母經常為我説情，説“已經差不多了，可以了”之類的話。
圍棋啓蒙
我開始把圍棋放到圍棋盤上是七歲左右的時候。兩個哥哥也一起開始學棋。圍棋的學習，我的明顯比哥哥們快。
因為父親在日本留過學，所以對日本圍棋界的情況很瞭解——比如圍棋發展得很快、也有職業棋手等等。父親從日本還郵購了許多棋書，有幕府末期的棋聖秀策的百局棋譜，也有“方圓社”發行的《方圓新報》合訂本。
圍棋的學習也是從早上持續到晚上。一隻手拿着沉重的棋書，一隻手打譜。一會兒手腕累了，就換另一隻手，就這樣不停地交換來交換去。因為看不懂日文，解説部分就由父親讀給我聽。棋譜基本上擺一遍也就全記住了。
因為長時間地持續拿沉重的棋書，所以我兩隻手的中指都變形了，略有些彎曲。
再也沒有更讓人高興的事了，我不再挨父親的板子了。因為進步得比哥哥們快，比起念四書五經，學圍棋是件快樂的事。
那樣的日子，一直到父親病倒為止。
段祺瑞
父親是1925年去世的，當時他才33歲。那年我11歲。父親得的是肺病。雖然在家裏調養，但自吐血之後，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親身體還沒有變壞的時候，父親帶我去過北京的一家名為“海豐軒”的棋社。在家裏看見我學圍棋進步神速，父親也許就開始想培養我往那條路上走。我在棋社和當時中國的一流棋手顧水如、汪雲峯等下了受五子棋。
顧水如老師那時帶我去過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親日派的軍閥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段祺瑞十分喜歡下圍棋，每週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們就都會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後一起吃早飯，這已經成為了慣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開始並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無理手想欺負我，最後我抓住了他的破綻，贏了那盤棋。但實際上，他喜歡贏棋。大家知道他這個脾氣，為了討好他，就都故意讓着他，輸給他——沒想到卻讓我這樣一個毛孩子贏了他。
輸棋之後，段祺瑞的心情大壞，一個人進屋去了，之後再也沒有出來。那天早上的早飯也沒有和我們大家一起吃。但因為答應過以學費名目給我錢的，所以第二次見他的時候，我直接對他説：“請給我學費。”這樣，我拿到了100塊大洋。
父親過世之後，家裏沒有了收入來源。所以，第二個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沒有再與我下棋。不過那以後他答應過的學費還是如期如數地給了我。
在父親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們三兄弟叫到病牀前。他把練字用的字帖交給了大哥，把小説給了二哥，交給我的是棋子。這也算是父親給我們的遺囑吧。之後，大哥做了官，二哥成為了文學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親生前期待的一樣。
天才少年
我去過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圍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對方，然後在對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塊。他將這樣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園裏搭建小房子”。
那時，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張作霖在滿洲建立了軍閥體系，一直在各處征戰，一會兒將勢力擴張到北京，一會兒又撤退回滿洲……但最後是日本在滿洲建立了偽“滿洲國”。
段祺瑞也是親日派的軍閥，但他看見日本在滿洲張牙舞爪的樣子，這樣説道：“搭建個小房子可以，但不能歸為己有。”在圍棋上，他採用的就是那樣的打入手段，這是我長大後才明白的——我認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親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閣的有錢人，他給張作霖等親日派軍閥捐獻過很多錢。聽説有一次和張作霖打麻將，就故意輸掉了50萬大洋。作為回報，張作霖把北京郊外佔地極大的南苑“處理”給了我的親戚。
後來，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學費贊助也就沒有了。父親去世後，我們家一直靠變賣家產度日。後來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裏的“來今雨軒”下棋。由喜歡下棋的有錢人提供獎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裏下棋。順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語，意思是“親友”。
我連戰連勝，多次拿回了硯台、花瓶之類的獎品——那時我還只有十一二歲。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勵，有一家北京的報紙刊登了我的照片，報道了我下棋的事。後來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圍棋天才少年”。
那時，有一位林先生帶我去了日本人的俱樂部。以前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鹽的買賣，和我們吳家一起合作的就是這個林家。林家是鴉片戰爭時的忠臣林則徐的同族。那個林家的人看見我們家的沒落景象，就帶我去了日本人的俱樂部。
在那裏我見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經營和美術有關的生意——這成為了我日後留學日本的一個契機。
日本人俱樂部
中國圍棋在清朝末期到中華民國初期是最差的時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雲峯的國手——國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認為汪雲峯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國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國家處於戰亂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樣的年代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但在我的少年時代，因為有喜歡下圍棋的段祺瑞，還有我那有錢的親戚李律閣也經常幫助顧水如先生等人，圍棋環境勉強説得過去。顧水如有留學日本的經歷，那時他和喜多文子下過一盤受二子棋，結果輸了。輸給女棋手很沒有面子，據説輸棋後顧水如一下子揮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費。不管怎麼説，在當時的中國，光靠圍棋是無法生存的。
那樣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樂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盤棋。那是1926年，我12歲的時候。那盤棋開局的時候我中了對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戰。但進入中盤後我吃掉了對方一塊棋，最後我贏了6目。在觀戰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觀看了我的對局之後，在遠在日本的大棋士瀨越憲作寫了封信，告訴他中國有一位天才少年。瀨越老師1919年因為圍棋交流來過中國，在中國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們兩人之間，開始了關於把我送往日本留學的話題。
1926的夏天，職業棋手巖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來到中國。我和巖本薰下了兩盤受三子棋，結果我都贏了。下了一盤受二子棋，我輸了兩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我贏了。這些對局是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後，在瀨越老師和山崎先生之間，有關我去日本的事情進入了具體商榷的階段。
當時，儘管家裏入不敷出，但母親也沒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為已經從祖父那裏分得過家產了。台灣的親戚勸我母親説，如果能去日本應該盡力爭取。但是在國內的中國親戚卻對我的東渡扶桑持強烈反對的態度——當時中國和日本的緊張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加入日本國籍
加入日本國籍是1936年的事。
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國國籍在日本繼續圍棋修業的話，終歸怕有所不便。為此，山崎有民先生就勸我加入日本國籍。山崎先生是在北京的美術商，他為我來日本費盡周折和心血。因為中日關係越來越壞，後來山崎先生也回到了日本。
但是，加入日本國籍的手續非常麻煩，花了三年的時間。加入日本國籍要有各種條件，例如要在日本居住五年以上，要有穩定的生活等等。但其中最困難的其實還是要脱離中國的國籍。
當時，因為日本建立了偽“滿洲國”，實際是侵略了中國，所以日本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來説是敵國。
去了好多次在東京的中國領事館，但總是要被問到為什麼要加入敵國國籍，儘管遞交了申請，但總是遭到譏笑。
關於加入日本國籍的問題，瀨越老師也很煩惱。老師他既不阻止，也不贊成，只是一直沉默。所以我去找了外交官清水薰三先生商量。清水是中國通。清水先生找了中國的外交部，跟他們説：“你們即使留住吳清源的國籍也沒有用。”由此説服了他們，使得我終於脱離了中國國籍。
在日本的中國人，被蔑稱為“支那人”，受到歧視，也有人受到過實際的威脅，因此，我對自身的安全也很擔心。母親和大哥都勸我回中國，或者去哪個學校上學。但是一邊下棋一邊讀書是行不通的，再説我還要養活一家人。最後我決定一個人加入日本國籍，選擇了留在日本。
之後，我改名為“吳泉”。我的正式名字叫“泉”，“清源”只是字。“吳泉”採用了半訓半音的讀法。因為一直關照我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對我説：“不能忘記中國。”所以，採用了中文名和日本名各半的讀法。
儘管改名為“吳泉”，但大家總不太習慣，結果，1940年又將名字再改回到“吳清源”。
國籍
出生於中國的我，到了日本後的頭八年裏，都還是中國國籍。後來隨着戰爭的進一步升級，我加入了日本國籍，一直到來戰後。
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華僑到我家，並且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杉並區的派出所。他們強迫我放棄日本的國籍。因為他們是讓我等在另一個房間裏，所以他們是怎麼具體操作的我一點都不知道。後來，他們交給了我一本中國的臨時護照。
當時正好是我和橋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開始的時候。第一局我輸了後，那些華僑又來了，説“輸得這麼難看，像你這樣的人要了也是沒用的”，結果他們又把臨時護照從我手上拿走了。
後來，拿到正式護照已經是1949年以後了。那一年，中國的國民黨戰敗去了台灣。我去了在橫濱的中華民國領事館辦手續，終於拿到了護照。在此之前，我三年沒有國籍。
妻子和我一樣在1946年失去了日本國籍，實際上一直也處於無國籍的狀態。而我們是1952年才發現這個情況的。當時正好剛贏了和藤澤庫之助先生的十番棋，就收到了台灣來的邀請函。
妻子去申請護照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竟然是沒有國籍的，便一邊找律師商量，一邊辦手續，終於又恢復了日本國籍。失去日本國籍的真相是，1946年那些華僑衝到派出所，杉並區派出所的工作人員對他們説：“不是本人的話，是不能辦理退國籍手續的。”對此，華僑們怒吼道：“戰敗國的國民説什麼呢!”然後就強詞奪理地將我和我妻子的日本國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剛剛戰敗後十分混亂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拿到了護照，決定去台灣。這時周圍有人開始擔心我會不會是一去不復返，不再回日本了。因為在戰時，加入日本國籍的我是曾被人貼出了懸賞告示的，所以這次如果去台灣，很有可能會和我算舊賬。
在東京舉行了餞別會，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風先生都來了。席間，川端先生還對我説：“吳君，還是不要捲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為我擔心。
再加入日本國籍
我於1979年再次加入了日本國籍，時年65歲。戰前，從中國國籍轉為日本國籍，是因為當時是戰爭年代，受形勢逼迫不得已。再次加入日本籍，較之我自己，更多的是考慮到孩子。
小兒子昌樹在考高中的時候，碰上了這樣的事情——在考場裏只有小兒子一個人被叫到一邊，不和大家排一個隊。具體的原因不知道，但估計是國籍的關係才會這樣吧。這件事對小兒子的打擊很大。
我和妻子都為孩子的將來着想。在找工作的時候，可以想像如果沒有日本國籍，情況會更糟糕。所以我們決定再次加入日本國籍，這也是小兒子的希望。
但是，要説再加入日本國籍，並不是馬上就能被認可的。日本是不允許雙重國籍的，如果我沒有退出中國台灣籍的證明就拿不到日本國籍。為這事，我還去了原法務大臣稻葉修先生那裏去找他幫忙。因為這個手續十分麻煩，花費的時間相當長，所以我連母親的葬禮也沒有去。
國籍問題解決了，小兒子從早稻田畢業後，在“日本電氣”工作。長子信樹慶應大學中途退學後，進了侗朋大學，立志成為音樂家。女兒佳澄從成蹊大學畢業後教初學圍棋的啓蒙班。
撫養孩子長大都是交給妻子費心的，因為我受的是中國四書五經的教育，所以對日本的教育一竅不通。圍棋已經牽扯了我全部的精力，甚至連教孩子們學棋的時間也沒有。甚至有孩子説：“非常想到父親的房間裏去，那是個特別的房間。”
大哥在我母親去世後去了美國，因為大哥的三個孩子都在美國。大哥的大兒子和二兒子學的是物理學，小兒子成為時裝設計師。大兒子在航空宇宙局(NASA)工作，後來因為NASA縮減了規模，改學了農業，聽説和生物有關。
大哥最後是在美國去世的。我和大哥的孩子們一直有聖誕賀卡的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