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潭貢獻還是湄潭教訓？-孫新華

【編者按：12月1日，農業部會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中組部等農村改革試驗區工作聯席會議成員單位下發了 《關於第二批農村改革試驗區和試驗任務的批覆》，全國共34個縣市將參與該項改革試驗。參與過1987年中國第一輪農村改革試驗的貴州省湄潭縣，將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方面進行試驗。周其仁教授是1987年的湄潭試點的主要參與者，並在之後推動了湄潭經驗向全國推廣。不過，在新一輪試點中，湄潭重點試驗“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觀察者網特此刊發對此前湄潭經驗的反思，希望對新一輪試點和改革有所啓發。】

“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最早由貴州湄潭縣進行試驗，並在後來推向全國農村。周其仁教授是這一試驗的主要參與者、總結者和宣傳者，應該也是使這一地方試驗能夠推向全國的重要推動者。近來，周教授又在《經濟觀察報》開設的“城鄉中國系列評論”欄目中大談特談湄潭試驗的貢獻。在他的論述中，湄潭經驗於國於民都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大好事，但筆者在全國農村調查所瞭解到的情況卻非如此，甚至湄潭的農民也並不認同這一試驗。問題到底出在哪？

由於“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政策，農村土地日益小塊化，使農民不得不純人力耕種。

一、周其仁眼中的湄潭貢獻

1987年，湄潭縣開始試驗“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制度，主要做法有二：一是，土地承包期內無論人口增減都不在調整土地；二是最大限度地延長承包期，由1980年代初的20年延長到1997年的50年。兩者結合起來，就使“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在長期得以實現。這就是後來在全國推行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和“土地承包關係長久不變”的制度藍本。在周其仁看來，這種制度藍本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貢獻：

第一、化解了土地繼續細碎化，提高了農民投資土地的積極性。周其仁認為，如果繼續按照人口增減調整土地，隨着新增人口的增多，土地就會無限細碎化，這也不利於農民對土地的投資。而湄潭試驗穩定了承包關係，從而緩解了土地細碎化問題。

第二、徹底告別了集體經濟，有效保障了農民的土地權利。在周其仁看來，“集體是模糊之源”，這是“集體”侵犯農民的權利的根源（《土地承包，意猶未盡》）。湄潭試驗使集體土地的所有權得到虛化，增強了農民承包權的強度，有效保障了農民的土地權利。

第三、有利於農村人口從土地上轉移出去，提高了非農收入和城鎮化率。周其仁認為，不給新增勞動力分地，可以把他們逼出土地和農村，從而推動他們轉向城鎮從事非農就業，既有利於增加非農收入又可推動城鎮化。

第四、減緩了人口增速，有利於控制人口增長。周其仁認為，“增人增地”會刺激農户多生孩子，而“誰家人口少了就吃虧，不利計劃生育”。“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恰可打消農民的念頭。

為了讓大家認識湄潭的貢獻，周其仁在多篇文章中將以上幾條翻來覆去地宣講，似乎“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已經完美至極。一般人不去深究，還真可能就被他的宣講忽悠過去了。明眼人則不會，而對此最有發言權的明眼人就是廣大農民羣眾。我們通過對農民的調查發現，正是周其仁眼中的完美製度給農民帶來了不盡的麻煩和苦楚。下面，筆者就結合自己在農村的調研所得，來揭開周其仁教授不曾言説的另一面。

二、化解還是固化了土地細碎化？

實際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不僅沒有化解反而固化了既有的土地細碎化，而且是長久固化。

在“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實施前，各地包括湄潭都堅持“三年一小調，五年一大調”的土地調整政策。“小調整”確實可能會加劇土地細碎化，因為減人的農户需從自家田塊中切出一塊給增人的農户。但是，“大調整”卻可以克服這種進一步的細碎化的問題，因為“大調整”是將集體的所有土地集中起來按照當時的人口再重新分配。所以，在真正實施“三年一小調，五年一大調”的地方，根本不會出現周其仁所説的土地無限細碎化下去的問題。

不過，目前我國農村土地確實面臨着細碎化問題，而這正是拜周其仁極力推崇的湄潭貢獻所賜。

在分田到户之初，為了做到公平，絕大部分地區的農村都是按照土地的遠近、肥瘦搭配分田，這就使各家各户的地塊分散在七、八上十處甚至更多。這種做法在分田到户初期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當時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於土地，他們對土地的細微差別都非常在乎。而隨着農業基礎設施的改善和現代技術的採用，使田塊之間的差別逐漸縮小，且隨着務農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相對下降，農户對田塊之間的細微差異也相對淡然，這個時候他們最心煩的恰是土地的細碎化帶來的不便，這在南方農村表現的尤為明顯。土地的細碎化不僅大大增加了農户的耕作成本，也不利於農業機械等先進技術的採用和投入，亦阻礙了土地流轉和經營規模的擴大。

本來我國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已經賦予了集體進行調地以解決土地細碎化的權利，比如集體在改善基礎設施的基礎上將每户的土地都集中在一起，甚至可以將規模經營户流轉的土地都集中在一起，從而化解農業經營中的細碎化困境。但是“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卻剝奪了集體對細碎化土地進行整合的權利，強化了每個人口與土地的對應關係，這樣就固化了分田到户時的土地細碎化格局，而且長久不得改變。

三、虛化集體權利是好事嗎？

在周其仁眼裏，集體產權模糊不清，使集體經常侵害農民的權利和利益，因此他主張要最大限度地削弱集體權利，甚至急欲除之而後快。

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很多一家一户“辦不好或不好辦”的公共事業都要靠村集體來完成，難道曾經參與起草“中央1號文件”的周教授不知道嗎？1986年的“中央1號文件”就明確指出，集體“統”的層次存在的必要性就是，一些事情是“一家一户辦不好或不好辦的事”，這些職能應該由集體經營層次來承擔，比如溝、渠、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和修繕等。農村很多基礎設施的修繕都需要超越單個家庭的範圍，很難由單家獨户承擔。既然是超越家庭之上的公共行動，就自然可能遇到釘子户的問題。比如建設或修繕基礎設施時需要佔地，有些農户可能會出於各種理由不讓佔用自家的承包地，如果無法克服這樣的釘子户就無法完成公共事業。

在集體有一定權利的時候，則可以通過調整土地使大家平攤被佔土地或者從機動地中劃出一部分對涉及農户進行補償，從而化解難題。但在“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實施後，農户的權利已經被剛性化，而集體的權利則被嚴重虛化，集體再無權利干涉農民的土地也不再擁有機動地了。此時，任何一個釘子户就可以將對絕大多數農户都有利的公共事業廢止。尤其是農民日益分化和不在村農户大量出現的當下，這種困境出現的可能性更大，因為有承包地但不種地的農户與務農户的利益訴求完全不同，他們也不再關心農業生產，因此如果其中有些人只關心自己的利益或者故意阻攔，基礎設施的建設或修繕肯定會陷入僵局。

這就是周其仁主張的虛化集體權利的結果。有時集體確實會侵害到農民的權利和利益，但理性的人都知道，相對於集體能做的積極的事情，這種負面的後果畢竟是少數。而周其仁為了不讓集體做壞事，主張乾脆把集體取締掉算了。這豈不是因噎廢食！

四、難道農民進城是逼出來的？

前文已述，周其仁的核心要旨是，通過“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將農民“逼”出土地進城求生。我們不妨再來温習下他的高談闊論：“把新增勞力逼出耕地以外，不見得一定就是死路和窮路，搞得好，也可以是活路和富路”，“橫豎一雞死、一雞鳴，經濟結構之變，缺了背水一戰的動力，是永遠搞不起來的”（《湄潭的貢獻》）。同樣，我們反過來講也是成立的，即也不見得一定就是活路和富路，搞不好，也可以是死路和窮路。所以，他也承認“究竟轉得過去還是轉不過去，非經過試驗，誰也沒把握給予回答”（《拖泥帶水的新體制》）。

而正是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周其仁設計的制度卻幫那些農村新增勞動力做出了“背水一戰”的決定，“橫豎一雞死、一雞鳴”。反正，有什麼不良後果也不需要周教授來承擔。但請問周教授，難道中國的城鎮化到了非要逼農民進城的地步了嗎？既然要逼農民進城，何不模仿英國的“圈地運動”呢？顯然這是有極大風險的，那麼難道“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將農村新增勞動力逼出去就沒有風險嗎？這些勞動力在年輕的時候自然是可以進城務工的，但是進城務工不等於能夠在城安家。他們中的大多數到一定年齡後仍無法在城市安家，而又失去了務工的年齡優勢，這時他們若有承包地自然可以順利返鄉務農。但是他們卻自出生就沒有分到土地，他們返鄉就沒有那麼順利甚至還會遇到麻煩，留在城裏沒幹頭，返鄉又沒想頭，這個時候他們的生活就會非常艱難。這樣他們的生活就沒有安全感、穩定感，再想到同樣作為村集體成員在土地上卻分配不均，他們對社會和政府的不滿感就會徒然增加。而這些無地的農民又是一個龐大的羣體，因此就為整個社會的穩定埋下了重大隱患。而這種隱患在週期性的金融危機下很容易就會轉化為現實的威脅。

因此，藉助“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來逼農民進城對國家、社會和農民都是非常危險的。正常的農民進城應該是隨經濟發展而來的一個自然過程，而不是靠將農民趕出土地逼着他們進城。相反，讓他們在農村擁有一份“進可攻、退可守”的保障，則會使我國的城鎮化更加穩健和順暢。

至於周其仁所講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對控制人口的作用就更不用説了。這個作用可能會有一點，但幾乎是微乎其微。對農村生育有所瞭解人的都知道，很少有農民會因為土地的增減而多生或少要孩子。

五、是否符合大多數農民的意願？

一個制度是不是好制度，關鍵還是當事人説了算，因為“老百姓心裏有桿秤”。但縱覽周其仁近期論述“湄潭貢獻”的大作，卻絲毫不提現在農民的意願如何。不知他是確實不知，還是有意隱瞞？

那就讓我們來告訴周教授吧。首先來説下我調查中的一個故事吧，今年上半年我在安徽繁昌縣中與一位老村民組長聊起“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他對此很有意見，我説這個制度主要是幾位學者提倡的，他拍桌而起怒髮衝冠地喝道“不管是誰提倡的，他只要站在我面前，我就跟他幹一架，打死他我也不怕，農民都會支持我”。當時，我很震撼，沒想到農民竟會如此反感這個制度。那麼他的這個態度能代表多少農民的想法呢？因為目前還沒有全國的統計數據，我們無從得知。

幸運的是，周其仁的老搭檔、也曾參與湄潭試驗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劉守英研究員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跟蹤湄潭的改革，他在近兩年的調查中統計了農民的意願，也許可以參考。他在全縣抽查了500個農户，統計結果顯示：“儘管這一制度在湄潭已實施了24年，農民對土地再調整的意願仍然強烈。93%的被調查者同意按人口進行土地再分配，89%和90%的人認為嫁入村裏的人口和新出生的孩子也應該分得土地，54%的人認為逝者的土地應交回村裏重新分配，只有41%人同意可由家人繼承。”（《貴州湄潭實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24年的效果與啓示》，《中國鄉村發現》2012年04期）

這應該已經比較能夠説明問題了，因為這一統計結果恰恰是來自“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發源地同時也是周其仁一直津津樂道的湄潭。至此，我們也完全可以有底氣地説，周其仁所力推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是不得人心的。儘管如此它卻沒有被“束之高閣”，反而被推向了全國，只能説，這是周其仁的大幸，卻是農民的不幸。

綜上所述，我們會發現，周其仁所宣揚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和現實中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實在是大相徑庭，甚至是南轅北轍。周其仁眼中的“湄潭貢獻”，現實中卻是“湄潭教訓”。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原因可能在於，周其仁教授至今還在固守着80年代末為湄潭試驗論證時的思維，並利用當時在湄潭的調研來論證其合理性，對於當下廣大農民羣眾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卻視而不見、置若罔聞，更可能的情況是他確實不曾瞭解。因此，最後還是奉勸周其仁教授一句，21世紀都過去十幾年了，別老拿自己上世紀80年代的調查來説事了。真想為九億農民代言，還是先到現實的農村聽聽農民的真實呼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