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昭：回家
**【本文****是曾在美國工作生活的作者所作日記式回顧與感想，**由北京大學心理系教授徐浩淵推薦刊載，希望對大眾，特別是年輕人有所啓發，讓大家瞭解美國真實生活的另一面。】
讀完了圖書館專業的碩士課程，我在聖路易大學圖書館找到了一份工作。告別了還在費城讀書的丈夫，帶着孩子，我在一個陌生的城市開始了新的生活。
聖路易市有一個有名的雕塑建築，一個巨大的鋼鑄的弧形，稱作Arch（拱門），象徵着通向西部的大門。這只是一個所謂的大門，這裏離着西海岸，還隔着大片大片的玉米地，無邊無際的荒原，不可逾越的洛磯山。
這裏是密蘇里，美國的中西部，他們的腹地平原。
腹地歸腹地，聖路易市也像美國其它的大城市一樣，黑白分明。白人住的近郊小鎮，一所所整潔的白房子，一片片綠油油的草地。一棵又一棵粗大的樹用它們的茂密的枝葉守護着那裏的美麗與寧靜。黑人多住在城裏黑人區。房子是失修的，很多是空置的，用木板封上了窗門。有的不知什麼時候經歷過火災，屋頂和窗户都沒有了，剩下的幾堵牆被燻成黑色，像個鬼屋。垃圾在空中飛揚，斷垣敗瓦上滿是亂七八糟的塗寫。這裏是連警察也不來的危險地帶。
初來乍到，生活上的困難很多。找房子、給孩子找一所像樣的學校、給他安排每天的課外活動，這樣在我下班以前他可以有個安全的地方待著。很多人都在幫助我，一切都還算順利。我在聖路易市的邊緣，一個安靜的小鎮上，租了個公寓住下來。我不會開車，但也找到了一條公共汽車線從大學所在的市區直通我住的小鎮。出了圖書館，走不遠就可以到大街上的汽車站。
回家
圖書館每晚10點半關門，我們輪流幹那個到10點半的晚班。下班後，我趕上最後一班公共汽車回去，到家時接近午夜。打開房門，屋裏暖暖的，孩子已經睡了。僱來看孩子的那個大學生坐在沙發上，正在靜靜地看書。
我鬆了一口氣，回家了。
初冬的夜晚，最後的這班公共汽車上，人很少。我上來的時候，車裏只有稀稀朗朗三兩個人。我緊挨着門坐着，這也是最靠近駕駛員的座位。當車開到城市的某個街區的時候，呼拉拉地總會上來一批黑人。喝得爛醉的；表情怪異的；摟着塗脂抹粉、衣着性感女人的；拎着錄音機，叼着煙跳着舞的；還有無家可歸的露宿者拽着他那帶着一股髒油味的全部家當。汽車又開起來。汽車後座瀰漫起迷人的氣味。胖胖的黑人駕駛員把車停在路中間，大聲叫罵：“別在我的車裏抽那個，下去！下去！”沒人理會。“我叫警察了！”遲疑了一下，兩個吸毒者還是下去了。在到達城市邊緣的最後一條大街前，所有的人都下車了。我是唯一的乘客，坐着這輛巨型“專車”，進入了沉睡中的白人的小鎮。
其實，真正的危險不是在汽車裏，而是在汽車站等車。夜晚的聖路易市，有些街面可用 “wild（荒涼）”一詞來形容。剛來聖路易市的時候，我住在大學招待所。天擦黑的時候，我帶着孩子走到街上，問一個在車裏等紅燈的白人，超市在哪裏。他指了方向。我牽着孩子往那裏走，走了一段路，聽見後面有人在大喊，回頭看看還是那個開車的白人。他停車對我説不要往前走了，太危險。他專門把車繞過來，就是告訴我這個。
學校的辦公樓這邊，深夜沒有人了。這裏離黑人區不遠。在這站牌下我要等上二三十分鐘。周圍，靜悄悄的。偶爾一輛汽車經過也是疾駛而去。兩邊的大樓在黃色街燈的照耀下像是佈景，冷風沿着大街無遮無擋地吹過來，一切詭異起來。我孤零零地站着，荒原上的一隻野兔那樣，緊張地東張西望。可不是害怕猛禽或狼，而是驚恐同類的出現。
有天我來上班的時候，在我的辦公桌上放着圖書館館長的一紙公文，通知圖書館裏所有的人，為防意外，從今天開始，幼昭上晚班的日子，下班後由Clarence Jones 護送她去汽車站，直至她上車，汽車開動了為止。
我覺得奇怪，因為我沒有告訴任何人等車時候我的驚怕。當然他們都知道我沒車。在這裏工作的人，沒有人沒有車，包括做雜工的。我心裏感謝老闆的細心。
誰是Clarence Jones 呢？問了好幾個人，沒人知道。
晚上下班前大概半個小時，一個六、七十歲的黑人來找我。他告訴我他叫Clarence Jones，他將送我去車站。現在他要巡視整個圖書館，確保每個樓層裏的每個角落沒人藏着。然後再來找我。10點半鐘他準時出現了，我等着他把大門鎖好，然後我們一起往汽車站走去。
Clarence瘦粼粼的，不比我高多少。灰白頭髮，乾巴巴的黑瘦臉，兩隻眼睛縮在臉上的皺紋裏。他看上去蠻整潔，穿着一件很老式的土色的格子西裝。從他的名字到他的衣着，都有早期美國南方的味道，讓我想起我在大學時看的電影《根》裏面的黑人。
我們站在汽車站牌前，對着空無一人的大街聊着天，應該是——他説我聽。他太需要説話了，他不停地説。
一點一點地，我知道了，他是圖書館僱來夜裏看門的，算是臨時工，但已經幹了好幾年了。整整一夜，每夜每夜，Clarence一個人呆在那個巨大的圖書館大樓裏。這裏不安全，他説，他來以前圖書館曾丟過好幾部計算機。
他住的離學校不遠，就隔着七八條街。老婆去年去世了。現在家裏除了他就只有一隻狗了。他的狗老了，又害着眼病。家裏地上放着一碗狗糧，一罐水。Clarence説他回家的時候，他的狗總是趴着，狗糧和水也不見少。“它在等着它最後的日子,” 他説，沒有特別的傷感。
Clarence説他家裏沒人，是不開暖氣的。我想像着那冷冷的屋子，和那隻孤獨的老狗。
白天的時候，Clarence另有工作。他處理屍體。不，不，不是給屍體化妝，他更正我説，那是另有人做的。他只管把屍體洗刷乾淨。需要清洗的屍體都是很血腥的，有的滿頭滿嘴是泥血，牙沒有了；還有一次，他説，今天的那具屍體的兩隻眼睛都給槍打掉了。我試着不去想那種場面。
這也不是一份正式的工作，Clarence説，有屍體要清洗，殯儀館會通知他。他説他總有活兒，太多兇殺了。
我對這些黑人的印象不太好，這些成見是來美國後慢慢形成的。比如説吧，初來美國, 住在費城，大冬天，冰天雪地。總是有黑人包着髒毯子坐在人行道上的冒着熱氣的暖氣蓋上，誰走過去，他們都低低地説一句，“Have a quarter? (有零錢嗎）” 可憐又可嫌。那些年，我在賓大法學院圖書館打零工，在借書處幫忙。 同在的還有好幾個外國人，我們的英文都是結結巴巴。有一次，在party上，我和我們圖書館的副館長聊天。在滿足了她對我這個異域人和地球那一邊的好奇後，我問她，圖書館為什麼僱我們這些外國人而不僱馬路上的黑人，我們乾的完全不是技術活，有人來借書，掃描一下編號，然後咣噹蓋個章，容易極了，至少黑人們説流利英文。“Well——”副館長具有法學和圖書館學兩個學位，是個滔滔不絕的女人，這次她拖長了腔調含糊過去了。後來這樣的問題不用再問了。我們家被盜過三次。我們所有的中國同學都有被黑人搶劫過的經歷。
剛到聖路易斯的時候，聖路易斯大學圖書館長開車來機場接我。館長是個老太太，南方人，祖上是喬治亞州的莊園主。一路上她也和我這個外國人敞開地談到黑人的問題。她説，這些黑人沒有上進心，沒有自尊，比較懶惰，這是他們的悲哀，也是美國的悲哀，館長很正義地嘆息道。
一個黑人大男孩從遠處向我們走來，瘦長瘦長，兩隻長胳膊刀郎般的隨意地晃動着。他細細地觀察着我們。“我以前曾做過警察,” Clarence突然對我説，Clarence像是看出我有一點兒害怕。
等着大男孩過去後，Clarence接着説，他們附近住着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沒有任何事可幹，除了販毒吸毒，搶掠，為爭地盤互相廝殺。年輕人精力旺盛，他們最終不是把人家打死，就是自己被打死。停了一會兒，他説，這裏的黑人是沒有出路的。他們過一天算一天，如果不去搶人家一把，樂一樂，就在自己家裏，等死。
你有了貧窮，你就有了這一切，他説，很平靜地説。
這是住在城市荒原上黑人的世界。從外看和從裏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生活方式造就生活狀態，還是生活狀態導致生活方式？每個人都有觀點，根據自己的處境。
過了大半年，我買了車，也學會了開車。我第一次開車上班，辦公室裏的同事們開着玩笑：“幼昭開車了，大家可要小心了！” “小孩子們關在屋裏不讓上馬路，馬路上不安全啦！” 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們都是白人，他們都是很友善的。
我開心地笑了。
有輛車一切就方便了。送孩子上學，去公立圖書館為他借圖書，送他去游泳。我不再是那樣，書包裏揹着，兩隻手拎着，把一個星期的所需，從超市費勁地往家拖。當然，最好的是，我不必夜晚等車了。
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
那以後直到我離開聖路易市，我再也沒見過Clarence。他給我的最後印象就是他一個人慢慢地往回走，那個黃色街燈照耀下的城市荒原，像是劇場，不像是真的。
每次夜晚下班開着車往家走，我都會想起Clarence。此時的他，孤獨一人坐在圖書館裏。
記得有一次我曾問他，你每天這樣日也幹，夜也幹，不累嗎？
不累，他説，他老了，每天睡四五個小時就夠了。他希望一直在工作，最大的願望就是死在工作崗位上。
他告訴我，他也害怕。
你怕什麼？ 我問。
這個白天和屍體打交道，夜裏一個人守着一整幢大廈，曾經當過警察的人。他還會怕什麼呢？
“我，怕回家。”
今天在Being News 讀到一篇關於St Louis 黑人街區毒品和兇殺氾濫的報道。“in the places like North St. Louis gunfire still rules the night” 20多年過去了，一切依舊。一陣悲哀湧來。
2013年11月20日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