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需政府幹預的中國農村衰變-張化橋

【本文原載於《紐約時報》，該報一向關心中國，這次直指較少觸及的農村問題。雖然作者對近幾十年中國農村變化，以及城鄉差距成因的論述頗為粗糙，但確實指出了部分農村地區不容樂觀的現狀。作者指出，“國退”造成了危險的權力真空，政府和公眾必須從陰影中走出，並優先考慮重建農村生活的事務。】

去年年底，我回到中國農村的兒時家鄉，發現我的哥哥出門前要在自己腰帶上系把刀子，我問為什麼，他説“現在沒以前那麼安全了。”

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失敗政策、被國家遺忘之後，這個我曾在此長大的平靜、田園小村，就像中國很多其他農村鄉鎮一樣，已經因傳統社會規範的崩潰而崩潰了。和我年齡相仿的農村人，寧願迴歸過去的老時光。

對於那些對國家近代史的記憶還停留在毛時代的中國人來説，懷舊可能有些不可思議。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之後，這些政策帶來了經濟災難、饑荒和大規模死亡。但1970年代中期——大饑荒之後、文革晚期——長大成人的我們這一代人，沒有經歷過最困難的時期。我的長輩則寧願不談過去的不好，這是中國人的典型性格。

我的童年適逢中國一個獨特的時刻：我們仍過着傳統的鄉村生活，已經把毛的政策拋在一邊，但又尚未陷入資本主義的瘋狂之中。那時，家庭觀念很強、犯罪很少、鄉間風景很原始。我們不介意過窮日子——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學三、四年級時，整個學校甚至連本教科書都沒有。我們生活的社區和平寧靜、關係緊密。

但後來，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被割裂，其中農村的衰變最為明顯，在這裏，家庭分離、犯罪率攀升、環境能要了人的命。很多過了幾十年國不擾民開心生活的人，現在卻迫切想要政府幹預自己的生活了。國家必須做些事情，重建衰落的鄉村生活。

1970年代末開始，人民公社分裂成家庭耕地，這促進了農村的生產力和農村居民的自由。農民忽然有權決定種什麼莊稼、怎麼種，以及如何賣掉自己的收成和其他東西了。很多人決定離開土地，去東南沿海的新興城市打工。然後，他們從外面的世界帶回了收入和新穎的知識。很多人還帶回了急需的技能，開辦了自己的工廠。這一黃金時代也被譽為鄧小平經濟解放政策的勝利。

農村復興時代到1990年代中晚期就結束了。受央行印鈔驅動，銀行信貸不計後果的增長令通脹率持續多年維持在兩位數高位，農村居民的收入迅速縮水，城鄉差距擴大。城市居民平均月收入從二十年前的幾百元躍升到今天的約4000元（合650美元），而農村居民的收入則遠遠落後。

更重要的是，隨着住房私有化政策的推行，城市房價成倍飆漲，很多地方漲了5到6倍，而與此相比，農村房屋則升值有限。太多農民錯過了中國的房地產熱潮，這也成為城鄉財富差距巨大的原因之一。

地方政府也沒發揮什麼積極作用。隨着越來越多農民湧向沿海城市的工廠，地方政府開始層層腐化和被忽略。最終，工廠在農村附近的鄉鎮出現，湖水被抽乾，河流和空氣被污染。在此過程中，農民付出了太高的代價。專家估計，中國有約450個癌症村鎮，那裏的癌症發生率遠高於平均水平。而我所在的村子裏，則有人四五十歲就死於不明疾病。

我的家鄉湖北荊門農村的狀態在整個中國很普遍。這裏，道路不再好走，十多年沒有維修過了；社區建築被推倒，上次回家的時候，就只看到了遍地塵土和瓦礫。

農村家庭深受其苦。2011年的有關報道指出，農村地區自殺率是城市的三倍。我的叔叔就被他長大成人的孩子趕出了家門，生活在臨時搭建的窩棚裏，四年前上吊自殺了。他也一直沒有從再往前兩年、妻子去世的痛苦中走出。

在農村，父母雙雙外出打工、孩子留守家中的現象非常普遍。約6000萬兒童正過着這樣的生活。他們大部分由祖父母帶大，有超過3%的兒童——數百萬人——只能自己照顧自己。留守兒童常常不得不面對孤獨（很多都沒有兄弟姐妹）和無助。有報道説，留守兒童遭遇性虐待的比率正在上升。

與此同時，農村的輟學兒童越來越多。一項研究指出，農村地區至少有2000萬學齡兒童沒有上學，或者説輟學率達十分之一。我在1970年代就讀的小學十年前就因學生人數減少而解散了。結果是，剩下的學齡兒童必須每天走8公里的泥路去其他小學上學。

還有很多男人進城打工、妻子和孩子留守農村的情況，一家人團聚的日子一年中只有幾天。距離、情緒和經濟壓力令家庭分崩離析。

Learning Weekly指出，中國農村地區的離婚率在1979年到2009年之間翻了四倍。新加坡《聯合早報》及中國政府大量出版物則報道，中國農村很多地區已陷入無政府狀態，犯罪率攀升，選舉舞弊。

北京過去幾十年來下放權力的努力對這種社會衰敗起了重要作用。村一級領導幹部的選舉常常是暗箱操作，腐敗猖獗。“國退”造成了危險的權力真空，不少村民只能自生自滅。農村很多人甚至開始談論起黑幫幕後操縱權力的話題。

罕見於共產主義時代的犯罪事件正在增加。外界很難獲悉有關犯罪的數據——警方也不公佈這些數據。在農村地區，只有最極端的犯罪才能得到報道，另外有些可怕的案件則被忽略。幾年前，我有個表親在一起婚外戀事件中差點兒被另一名村民及其親戚打死，我的親戚報案了，但警方從未跟進這個案件。

過去，村鎮官員擁有權力和資源調停爭端，包括家庭暴力。警察會到最偏遠的村落巡邏。而如今的警察似乎只會待在城市，村領導不掌握干涉社會問題的資源，大約10年前“農業税”的取消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

隨着政府繼續執迷於經濟增長率，不平等和環境破壞——尤其在農村地區——悄悄成為了更大的挑戰。無論自由主義人士如何評價這種不盡人意的後果，中國農村很多人，尤其是像我親戚和我同村村民一樣貧窮的農民，都希望政府能更多幹預農村事務。很多地區都有農民結羣上訪，要求政府幹預土地糾紛、污染和選舉舞弊。

中國農村地區的苦難是深重的，也是可以解決的。政府和公眾必須從陰影中走出，並優先考慮重建農村生活的事務。國家擁有財政資源和能力做事，現在需要的，只是意願。（本文11月28日原載於美國《紐約時報》，標題為“The Disintegration of Rural China”，王璐菲/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