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鋼：美國世紀的尾聲與中國道路的命運

2011年9月17日，紐約華爾街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的遊行抗議。儘管每年在美國都會發生數以千計大小不一的各類遊行，但有兩個重要因素使這次抗議活動體現出不同尋常的意味：其一，此次遊行直接針對的是作為美國乃至世界金融資本標誌的華爾街，並以“Occupy Wall Street”(佔領華爾街)為目標；其二，遊行中，明確出現了“Abolish Capitalism”（消滅資本主義）的標語，遊行者甚至呼喊出“現在就革命”的口號。這對於無數曾經懷有或至今仍留戀美國夢的中國人而言，儘管時隔兩年，依然構成巨大的心理衝擊。

這一事件，似乎在應驗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學者阿文德•薩博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於同年出版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地位的陰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開篇中描述的場景：2021年的某日，美國總統前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署一份與該組織的中國籍總裁商討達成的救助貸款一攬子協議。這無疑是某種帶有警醒性質的預言，不過如同該書作者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所言，的確存在這種可能性，美國經濟陷入那種不得不向以中國為代表的外界力量尋求援助的困境。

美國的帝國本質，是其保守派絲毫不憚於承認甚而津津樂道的事實。

美國統治的技藝與侷限

作為在二戰後主導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政治體，美國無疑具有諸多支撐其霸權地位的要素：完備的產業體系與研發機構，極為充盈的教育-科研資源，對於學科建構與課題設置的主導地位，引領科技創新的能力；遍佈全球的帶有美國背景的經濟-金融機構、文化機構和非政府組織、以及軍事-情報機構，構成了三位一體的美國利益在全球的延展-實現機制；一種有關美國之民主、自由市場制度以及在通過個人奮鬥改變命運的被稱作美國夢的意識形態，被塑造、傳播為“普適”價值，從而使美國得以佔據道義高點，保持對於全世界各國優秀人才的感召吸引。

相對於民主國家這一美國國家意識形態的自我指稱，更符合其實際的標識應該是混合政體的帝國形態。美國的帝國本質，是其保守派絲毫不憚於承認甚而津津樂道的事實，依照這樣的一種譜系學説，美帝國是羅馬帝國-英帝國的唯一正當繼承者，從而得以分享共同的歷史經驗與統治技藝。混合政體的特徵意味着，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中兼具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要素，粗略而言，總統制、參議院、眾議院分別可視作上述三者在現實政治中的對應。依照西方傳統政治學傳統中亞里士多德與波利比烏斯對於混合政體的描述，它相較於任何一種單一政體都更為穩定健全。美國建國兩百餘年的歷史，恰好可視作對於這一古老論斷的應證。混合政體得以良好維繫運轉的關鍵，在於上述三種因素始終保持某種適宜的比例從而達到富於張力的平衡，這確乎是需要高度政治智慧的實踐，也正是有賴於此，保守封閉的中西部內陸與開放多元的東西部沿海都市得以有機共存，中央政府與各州達成較合理的權力分配，這都賦予了美國相較於歐洲更大的活力、更強的自我認同、更有效的政治決斷與組織動員能力。在此意義上，美國的霸權地位絕不是偶然獲致的。

與曾經的羅馬帝國與英帝國類似，美國採取內外有別、內寬外忌的國家-國際戰略：處於帝國之外的政治體，依照敵友原則進行嚴格區分，使自我陣營的其他成員服從服務於美國的整體國家利益，動員一切資源削弱乃至顛覆敵對陣營之政權；對於帝國內部，在確立主流價值觀的情況下，實行較為寬鬆自由的統治，既可借對抗帝國敵人的名義凝聚共識，轉移視線，轉嫁矛盾，又會利用全球範圍獲取的超額利潤弭和內部利益紛爭，使國內的各類矛盾基本處於可控範圍內而不致激化。

與之前的帝國所不同的是，由於美國建國曆史較短，且成員來源複雜，故而在確立自我價值體系的過程中，相較於一般性的歷史-文化因素，對於政治共同體的認同被賦予了無與倫比的重要性。這種政治認同的核心，在於這樣一種理念，即美國的成員，無論其出身於何種族羣，都因認同美國這一政治共同體而放棄原有身份，成為美利堅民族的一員。在此意義上，政治國家認同在時間上與理念上均優先於民族身份認同，這正是美國被稱作“各民族的熔爐”的要旨所在，也是美國對於政治共同體的創建史乃至政治共同體的締造者的絕對神聖化態度的思想根源。這一政治認同的優先地位對於美國而言，可謂短處長處俱在於此。一方面，它可以使得具有極為不同的歷史、文化、族羣背景的共同體成員繞開上述差異，通過對現實存在的政治體的認同達成基本共識，這種共識伴隨着政治體的不斷成長壯大擴張而進一步得到強化，而這種強化的價值認同又會促進政治體的穩固與發展，從而構成一種良性的循環；另一方面，由於對共同體的認同始終伴隨着現實政治體的擴張，一旦這一擴張停滯，則在政治共同體與政治認同間的循環將由良性轉化為惡性，政治體的虛弱會引致政治認同的降低，這一趨勢同樣會自我強化。這與具有悠久歷史-文明的國族在危急存亡之際反而特能凝聚人心、激發志士仁人為之獻身的情狀恰好相反。

金融危機的根源與實質

自南北戰爭結束後的百餘年間，美國無疑是世界戰略格局中受益最多的國家，其認同循環機制的積極因素體現得極為充分，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取得一極獨霸地位的初期，這樣的一種認同達到了頂點。盛極而衰，這是天理人事之必然，美國同樣無法避免帝國因其擴張停滯而陷入整體性危機的歷史規律，9.11事件是這一過程啓動的標誌，2008年大規模爆發並至今仍在延續、深化的金融-經濟危機，正是這一過程持續深入展開的表徵。

這場金融危機，其直接起因在於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出現的嚴重違約，其誘因則在於由曠日持久的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所導致的鉅額財政赤字，更可以追溯到1971年美國政府通過《史密森協定》事實放棄美元金本位制與1973年美元固定匯率制的正式廢止，以及由之引發的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深刻變化（如果不把這看作是崩潰的話）。美元與黃金脱鈎進而建立單一美元本位的核心國際儲備貨幣，這一事件的實質在於美元發行放棄了外部約束，從而使得對於美元主權信用的惡性透支成為可能。這種信用可以無限透支的幻覺，既是資本追求無限自我複製與增殖之內在邏輯的意識產物，也通過資本邏輯被加以實現。以資本統攝一切社會資源，以金融資本統攝產業資本，以正是建立在信用無限透支假設基礎上的資本邏輯不斷延展所必然達致的後果。而通過這種信用透支所帶來的現實物質財富增加、生活質量提高，本身又與美國社會的政治認同需要相契合，因而這種以超前消費和對資源的過度攫取為標誌的生活方式，反被認作是美國社會之優越性所在而被賦予了正面甚而神聖的價值。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通過金融虛擬化與經常性的貨幣超發取代實體產業的發展以維繫國家核心競爭力，上升為美國的國家戰略，從而造成金融市場的急劇膨脹，美元也實現了從貨幣符號向具有獨立商品屬性-價值的實相化轉換。以投行為代表的金融資本，不斷地放大所使用的槓桿比例並創立各類新型的金融衍生產品，以獲得超額利潤。對照如此豐厚的投資回報率，自六十年代以來便已呈競爭力下降趨勢的美國製造業進一步喪失研發創新乃至自我發展的動力，從而造成整體製造業的持續萎縮與大規模遷移。製造業的空心化與金融市場的過度膨脹共同導致美國家庭、產業、政府的多重赤字不斷延續、惡化：美國的政府債務上限逐年提升，其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由八十年代初的40%左右上升到2013年的超過100%，並造成2013年10月1日起長達兩週的政府關門。而美國的整體債務更是達到了近80萬億美元、超過其國民生產總值的550%的駭人程度。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上述問題的集中爆發，也進一步造成各類紛繁複雜之矛盾的交錯與深化。

世界霸權體系興替與美國霸權危機

如果我們將上述事件-過程置於更廣闊的世界資本主義譜系中加以考察，會發現，1973年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間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與187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以英國為核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存在某種耐人尋味的相似與對應關係[ R. Brenner,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y, 1950-1998”, New Left Review 1998, I/229: 1-264, 39-137頁；”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 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2002, 9-24頁; 阿瑞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93-115頁。本文極大地得益於已故美籍意大利學者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研究成果，因其作品在國內有多種對其不同之譯名（如阿里吉），為行文方便，本文引用時一律作阿瑞吉。  ]：

1873-1896年的歐洲經濟大蕭條期間，伴隨着嚴重的通貨緊縮，資產價格與資本利潤率持續下降，以致讓人懷疑經濟體系難以為繼；而從19世紀的最後幾年至1914年的愛德華時代，利潤率迅速恢復到較之蕭條前更高的水準，從而被形容為資本主義的“流金歲月”（belle époque）。

1973-1993年的美國經濟長期低迷或持續停滯，是1965-1973年盈利能力危機及作為其基礎的生產能力過剩的自然延續，直到“廣場協定”及其後續協議在幾年後觸發了美國製造業盈利能力以德國與日本工業的長期低迷為代價重新回升，並直接導致了90年代下半期開始的美國資本市場的繁榮與泡沫。

1873-1896年的大蕭條與1973-1993年的低迷停滯，二者都呈現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盈利能力的持續下降，其主要原因均在於資本主義後發國家尋求並實現對於領先經濟大國之趕超的不平衡發展（對於前者是美國、德國趕超英國，對於後者是日本、德國趕超美國）。當主要後發國家趕上原來的先進國家後，世界範圍內的生產能力過剩及與之相伴的利潤率下降便成為確定的趨勢並不斷自我強化。而這一趨勢的扭轉，至少在表面上，都建立在老的領先國家通過以其為中心的系統金融擴張實現盈利能力回升之基礎上: 英國利用其金融業及服務業的優勢，得以彌補其在工業領域的不足；美國則直接操縱干預了美元對於馬克與日元的大幅度匯率變動（在不同階段採用不同的匯率干預策略），從而導致美國製造業利潤率回升及外國資本向美國市場的湧流。

然而，就其深層而言，這只是處在衰落中的世界資本主義霸權中心，利用金融特權暫時恢復其盈利能力的權宜之計（英鎊與美元分別是各自時代的世界主導貨幣），它不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製造業生產能力及現實生產過剩的問題，還必然助長由於金融擴展所導致的資產價格高企和過度投資，而在此過程中形成的資產泡沫一旦破裂，將吞噬此前積累的盈利能力，引發整體經濟的螺旋式下降乃至經濟衰退的自我強化。

愛德華時代的“流金歲月”，被兩次世界大戰及1929年發生的空前經濟危機所徹底終結。這讓我們必須更為嚴肅地評估和思考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持續影響、可能後果與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前途。儘管道瓊斯指數在最近幾年高歌猛進，創出新高，似乎標誌美國已經告別金融危機，走上覆蘇之路，但始終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已經成為習慣的高強度貨幣超發、幾乎無法靠經濟增長加以覆蓋的鉅額債務孳息、令所有預測者驚異的環比下跌2.9%的2014年度一季度GDP終值，都清晰分明地指向美國整體經濟的衰頹。在一場因金融過度擴展造成之虛假繁榮破滅的嚴重危機後，金融資本對於整體經濟的掌控影響不但沒有削弱，還藉着量化寬鬆等制度化方式進一步得以強化，這無疑是金融資本對於美國所擁有之霸權的嚴重透支。

所謂霸權，如果在葛蘭西的意義上加以使用，是指一個支配羣體在領導社會發展過程中，表現自己為普遍利益承擔者並獲得從屬羣體的認可。因而霸權不只是簡單的支配，更意味着通過從屬羣體的認同而額外獲得的權力，一種“權力膨脹”（與必須要藉助武力或武力威脅才能實現統治的“權力緊縮”相對），它源於支配羣體有能力獲取普遍的信任，將其統治令人信服地呈現為不但符合自身利益，也符合從屬羣體的利益[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1971, 57-58頁；阿瑞吉/西爾弗，《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三聯書店，20062,31-36頁；阿瑞吉，《亞當∙斯密在北京》，146-153頁。 ]。這與肇生於古希臘語的西方語言中霸權一詞之詞源相吻合：古希臘語之 hēgemonía（hēgemōn“領袖”）源自動詞hēgesthai“引領，率領，引導”，它對應於拉丁語中的ducere，而不同於表拖拽之義的trahere（參考斯多葛派的名言fata volentem ducunt, nolentem trahunt“命運引導心甘情願者，裹挾不情願者”）。對照漢語語境，這個意義上的霸權，與儒家對於春秋五霸之評價有可通之處（把持王者之政教而猶有尊王之義），如果參照孟子所謂“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則介於以德教為主之王道與以強力為勝之霸道之間。

自十六世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生成確立並逐漸依照其邏輯塑造世界格局以來，發生過兩次重大的霸權轉移：1648年通過締結《威斯特法利亞和約》達到頂峯的荷蘭霸權，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漫長過程，最終全面完成向英國霸權的轉移；以1815年結束拿破崙戰爭後締結的《威尼斯和約》為標誌，近代歐洲經歷了長達百年的英國主導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而1873-96年的經濟蕭條可以視作開啓了英國向美國的霸權轉移，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先後歷時75年左右，美國全面取代了英國的霸權。

儘管荷蘭與英國的霸權內在結構具有重大的差異（荷蘭主要是商業中心，其維繫的世界貿易體系也是較單純的商業體系，而英國不但是商業中心，還是現代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與“世界工廠”，是一個普遍聯繫的世界體系的組織者和管理者，它既是中心票據交易所，也是擁有廣大殖民地的帝國），但其霸權轉移的過程幾乎遵循着同樣的模式：霸權體系在其擴張過程中引發了大國鬥爭的激化和霸權爭奪者在其活動的邊緣地區出現，霸權主導者原有之其經濟、軍事優勢逐漸弱化而遭遇危機，衰落中的霸權通過其主導的金融擴張暫時性地化解危機，直至危機以更猛烈決絕的方式爆發導致現存組織解體，新的霸權在經濟、軍事上取代老霸權，並最終在老霸權之影響延綿最長的金融領域也獲得決定性的勝利，進而開始對於世界秩序的重組[ 阿瑞吉/西爾弗，《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45-89頁，特別是69-75頁；阿瑞吉，《漫長的二十世紀》，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30-94頁。 ]。

當下的美國，與曾經的荷蘭特別是曾經的英帝國呈現出高度相似的特徵：自二戰結束後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已持續近七十年，在其最初的二十年中，整個資本主義經歷了異乎尋常的高度繁榮（可以與霍布斯鮑姆意義上1848-75年的“資本的年代”相媲美），但自六十年代中期日本與德國實現製造業的重新崛起併成功趕上美國，1965-73年的盈利能力危機顯示出美國主導的霸權因內部結構變化而遭遇重大問題，1973-93年的持續低迷停滯則表明這一問題已逐步演化為體系危機，90年代中期美國通過大規模金融擴張引發資本市場的空前繁榮，但此種由金融資本主導的繁榮反倒進一步強化了製造業的空心化傾向及其對金融資產投資的依賴，進而模糊了產業資本的自我意識[ G. R. 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w 2005, 3: 173-208頁。]。以金融擴張緩解、對沖製造業競爭力不足，這與英帝國當年的策略選擇本質上無別，但由於大量新型金融衍生產品和金融工具的創設，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背離程度遠遠超過了當日之程量，甚而超出當時所能想象之極限[ 2007—2010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名義額存量分別為630萬億美元、743.5萬億美元、637萬億美元和618萬億美元（金融危機後略有下降），分別為各年全球GDP總量的11.81倍、12.57倍、10.9倍和10.13倍。]。這就決定了由此帶來的空前繁榮必然意味着空前泡沫和泡沫破裂後的空前危機。

現代工業體系是一個極為複雜周密的動態系統，一種複雜的終端產品需由數以萬計乃至百萬計的生產環節構成，這決定了它絕不可能被簡單移植或機械複製，某種程度上，它更接近一種帶有“活性”的生態系統。經歷了自六十年中期以來不斷產業空心化過程的美國，如果需要全面的再工業化，如同其高層所一再宣稱的那樣，不但要考慮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更要考慮一種富有活性的工業生態系統的培育壯大所需的漫長生命週期。

造成英國霸權動搖的1873-96年大蕭條，催生了橫向合併（通過聯合、兼併實現聚變）與縱向一體化（以打通供應-生產-消費的聯繫實現聚變）的趨勢：德國在兩個方向的發展中都大獲成功，從而成為希法亭所説“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代表國家；美國不斷着力於縱向一體化的努力並最成功地實踐了以通用汽車公司為代表的垂直一體化模式；而英國由於更加專注於其世界商業及金融中介的地位，則在兩個方向上均行動遲緩，從而徹底喪失其在產業層面的優勢[ A. D. Jr. Chandler, 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1990; 阿瑞吉/西爾弗， 《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134-47頁。]。

當霸權遭遇危機時，滿足於享受既有霸權體系賦予其的特權，無法進行有效地自我調整適應新的趨勢，無力創造出一種新的模式克服危機，這是霸權危機進一步深化並最終導致霸權體系瓦解的核心原因所在。在此意義上，美國正如同當年的英國一樣，滿足於享受在其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特權，以一種類似自我催眠的狀態淡化、迴避、否認它所面對的真實深切的危機。

與英國不同的是，美國沒有類似印度這樣的龐大海外殖民地，可以供其直接榨取現金與軍事資源。霸權時代的英國可以在印度以幾乎無償地招募數目龐大的兵員，這些完全由印度人資助的軍隊組成了英國進行海外拓殖與戰爭的重要力量，而通過“領土管理費”這種極度不合理的要求印度為其被剝奪的權利向英國付費的制度，英格蘭銀行對印度外匯儲備的控制，對印度貨幣的匯率操控，利用印度對英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和對其他所有國家的順差，英國將本國的貿易赤字直接轉嫁給印度，從而保持與各國的收支平衡，維持以金本位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和頭號債權國的地位[ B. R. Tomlinson, “India and British Empire, 1880-1935”,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1975, 12(4), 337-80頁；阿瑞吉/西爾弗，《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71-2頁；阿瑞吉，《亞當∙斯密在北京》，132-35頁，190-93頁。]。而缺乏此種直接轉嫁條件的美國，無論是越南戰爭還是伊拉克戰爭，當其一旦成為某種曠日持久的消耗性戰爭，都會造成國內極為嚴重的財政負擔和社會問題，這是處於後殖民時代的美國霸權所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儘管它擁有利用其金融特權對其它國家發動金融戰爭實施大規模財富掠奪的新型手段。

相較於之前的霸權國家，美國都更快、更深地成為債務國，並嚴重依賴於從其他國家及國際機構獲得資金支持。這是此前的霸權國家不曾經歷甚至不曾預期的新情態。這決定了霸權作為一種“通過從屬羣體認同而獲得額外權力”的特質，對於美國比曾經的荷蘭與英國更為突出。美國必須不斷向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大量購買其國債、為其提供資金融通的國家，展示其在全球經濟中獨一無二的中心地位和其軍事-政治存在對於世界安全的不可或缺。如果説，西方意義上的霸權，從來都意味着某種不斷向外征服拓殖擴展的張揚態度，則美國不單出於其文化、更出於現實的利益，必須將這種張揚的態度體現到極致。如果説西方意義上以羅馬為代表的帝國，從來都需要為自己不斷尋找乃至製造敵人而獲得不斷擴張的動力，那麼美國則信仰並實踐着一種基於敵友劃分的帶有本體論性質的政治神學，這種神學的深處，恰恰是高度世俗而與經濟利益、經濟訴求相關聯的。

美國霸權向“非霸權支配”的過渡

二戰結束後，美國所主導的新型世界秩序以聯合國為主要載體。不同於以19世紀民族聯合大會精神指引的由英國主導的國際聯盟，聯合國高度體現了美國的政治思維與理想。冷戰的背景也並未削弱這一前所未有的世界政治聯合體之正當性。這種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混雜着具有高度理想化特徵的世界大同主義與高度實用主義的以美國對世界貨幣與軍事力量之控制制度化為目標的霸權訴求。因而，在其霸權的全盛階段，美國得以將自己對全球層面的暴力壟斷賦予某種代表世界政府行使權力的正當性，得以將其所發動的若干戰爭描述為世界警察的行為而非傳統意義的戰爭。

然而，伴隨六十年中期以降其霸權出現危機信號，原本潛藏在世界政府理想外衣下的利益訴求越來越清晰直白地顯露出來。越南戰爭的泥沼，表明美國在貫徹其內在意圖過程中遭遇無法克服的困境，從而明白地宣告霸權的內在侷限。小布什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以無視聯合國的存在而恃強出兵始，標誌着美國，不但早已在事實上也在名義上，從羅斯福意義上的世界國家徹底退轉為以武力征服、利益擴張為特徵的傳統帝國；而它始終無力維繫戰後伊拉克局勢的穩定，乃至造成國內鉅額財政赤字進而引發整體金融危機，更表明從帝國的角度而言，它也是衰弱而不稱職的，它不但無法給世界帶去它所宣揚的安全穩定，它本身就構成對於世界其它國家安全穩定的威脅，甚至其自身的安全穩定都面臨着重大的威脅。

在此美國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悖論：美國的霸權比荷蘭或英國都更依賴源自從屬羣體認同而獲得的額外權力，因而，美國比它的前任更需要不斷髮動針對“邪惡敵人”的戰爭，以證明自己對於世界安全穩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這樣的戰爭（以越戰和伊拉克戰爭為代表），恰恰導致世界對於美國的普遍恐懼、厭惡與認同的加速流失，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它本可以通過其認同而額外獲得的權力。試圖鞏固強化霸權的戰爭，變成了對於這種霸權最有力的打擊。作為發動伊拉克戰爭之主要意識形態的新保守主義，毫不掩飾地以“新羅馬帝國”作為對進入新世紀的美國之籌謀期許，從而極清晰深刻地點出了隱藏在以華盛頓共識為標誌的自由主義話語背後美國的帝國本質；然後，正是伴隨着美國公開自比於羅馬帝國而導致其帝國特徵的強化，所有曾導致羅馬帝國衰亡瓦解的要素也因其召喚而更分明地呈現於它的現代繼承者身上。對帝國身份的強調，正意味着帝國的黃昏。

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美國，利用美元的世界貿易結算貨幣地位，在基礎利率已基本無下降空間的情況下通過量化寬鬆的方式向市場持續增加美元基礎貨幣供應，以向全世界徵收美元鑄幣税的方式，將其消化金融“有毒資產”、化解金融風險的成本轉嫁給世界。在其政治道義資源因伊拉克戰爭嚴重受損的情況下，這樣的作為意味着美國全面放棄霸權擁有者所應承擔的責任，轉而利用其在世界體系中的特殊地位綁架包括其長期戰略盟友在內的其它國家以維繫自身利益。這已經不再是霸權意義上的ducere，而是不再顧及長遠後果純然勒索性質的trahere，在此意義上，美國儘管仍是一個對於當今世界諸多領域擁有決定性影響的核心國家，卻已經不再是作為以引領為標誌的霸權而發生作用：它由霸權退化為“非霸權支配”[ R. Guha,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and Its Historiography”, in R. Gupta, ed., Subaltern Studies, IV, New York 1992, 231-2頁。]。就霸權結構及歷史而言，美國霸權事實上已經終結，但體現其既有霸權邏輯的世界體系仍在延續，在它被新的世界體系完整取代前，美國還可以至少部分地維持這種“非霸權支配”的地位。這一階段，類似一戰結束至二戰結束之間的時代，可以視作新舊世界體系的某種過渡狀態。無疑，這個階段的世界較之以往變得更加充滿不確定因素，擁有更豐富多樣的可能與選擇。

中國作為後美國時代世界體系的領導者？

對於後美國時代的世界體系的領導者之討論，幾乎無可避免地涉及中國。對以往的霸權興替史的考察揭示，新的霸權將體現出比舊的霸權更高的組織能力、更大的體系容量和更高的體系活性[ 儘管基本沿用阿瑞吉有關霸權更替的理論，但相對於阿瑞吉提出的體系“動態密度”的概念，體系活性或許更能反映我理解的世界體系不再只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系統，也是/更是一個由各種生物體活動構成的生態系統。參見阿瑞吉/西爾弗，《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36-40頁。]。英國之於荷蘭、美國之於英國，均體現了這一原則。這意味着，要取代美國的新世界體系之領導者，其經濟體量與活性、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領土面積、人口、資源均不應明顯低於美國，進而，應在上述指標至少某幾項中明顯超越美國。當今世界，唯一符合上述要求的只有中國。

對於中國可能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體系領導者的前途，在西方表現為強烈的憂慮，在中國則為強烈的質疑。

西方憂慮的核心，早在中國崛起的態勢遠未如今天這樣清晰呈現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已通過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文中對“走出西方時期”的後冷戰國際政治格局的描繪得以表達：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儒家文明聯合伊斯蘭文明挑戰西方；與之呼應的是，此後不久約瑟夫∙奈直接在其指導下完成的美國國防部報告及附屬文件中，將中國的經濟增長界定為冷戰後最堪憂慮的發展[ S. P. Huntington,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3, 1993, 3:22-49; J. Nye,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74, 1995, 4: 90-102。  ]。尚處在冷戰勝利後的巔峯時刻，美國的富有遠慮的思考者已在為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深感不安，他們因為深切知曉16世紀以來西方是如何崛起又是如何對待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民族的，便深切憂慮中國會以西方曾對待他的方式來對待西方。在過去近二十年後的今天，當美國與中國的強弱之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後，這種憂慮更是幾乎深入骨髓。

中國對於自身發展的質疑，源於改革開放以來將西方視作自我發展可不斷追隨、模仿、接近卻無可超越之理想型的精神依賴，自1848年以來面對西方不斷鬥爭又不斷失敗形成的心理創傷與暗示，對於此種幾乎不可戰勝之龐然大物的高度敬畏中形成的仰視豔羨和相伴而生的自我貶抑習慣。這種種心理陳習與對於既往中國發展路徑中存在之各種問題的焦慮交雜在一起，輾轉相生，陷入不斷自我強化-放大、循環往復的苦惱意識中。對於持有此種苦惱意識者，中國持續三十餘年的超常增長，因其無法用任何一種既有的西方理論範式加以解釋，變得詭異而危險，他們不斷預言，這樣一種他們無法理解的增長必然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點以災難性的崩潰方式被終結。儘管形形色色的崩潰論自二十餘年前便不斷湧現並不斷被事實證偽，但當集體心理進入某種強烈的自我暗示與循環後，崩潰反倒因其一直沒有到來顯得更加迫切而富有現實意味了。

如果説在西方人的憂慮與中國人的質疑間有什麼共同之處，便是他們都不相信，中國能夠開拓出一種新的、不同於美國乃至西方既往經驗的、對其它國家-民族具有示範意義的成功發展道路。這也正是中國道路的理論表述最重要的歷史與現實使命。這種理論應既能有效解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超常增長，解釋創造這一經濟奇蹟的當代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改革開放時代-毛澤東時代的相續和內在聯繫，進而將完成現代轉型的新中國與前現代的傳統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與把握，更要能將中國及為以其代表的東亞體系在自16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與文明史視野中加以考察，從而探尋現代性從西方向東方的演進甚或迴歸的軌跡與規律。這樣一個龐大的理論系統，我希望在未來以“現代性的兩種路徑：16世紀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為主題的專著中展開討論，這裏只能粗略地勾勒其輪廓。

中國道路的歷史與現實

中國自1978年正式開啓改革開放的路徑並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長。究其原因，內在而言，中國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三維市場體制”，這一體制有別於常規西方市場經濟中扮演監護者角色的政府與競爭性的企業之二維結構，由戰略性的中央政府、競爭性企業和競爭性地方政府三大主體構成，地方政府不但承擔着一般性的政府職能，更直接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活動，在不同層級之地方政府通過橫向競爭促進本轄區內經濟發展的實踐中，產生了與其競爭性經濟主體地位相應的超常投資力[ 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5-56頁。有關三維市場經濟的論述，另可參看史正富，“史無前例的三十年：中國發展道路的政治經濟學”，（史正富主編）《30年與60年-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格致出版社，2009；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外部而言，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美元與黃金脱鈎後，通過金融虛擬化與經常性的貨幣超發來取代實體產業的發展以維繫國家核心競爭力上升為美國的國家戰略，從而造成其金融市場的急劇膨脹，美元也實現了從貨幣符號向獨立商品屬性-價值的實相化轉換。中國全面實施改革開放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間的近三十年時間中，中國的超常投資力與超級產能恰對應於美國的過度消費與通過貨幣長期超發形成的超常購買力，通過中國的產品出口、換回美元、以統一的外匯管理系統集中、由美國的金融市場返借回美國這一利益交換機制，兩國經濟構成了罕見的互補性戰略配對[ 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57-72頁。]。

這一戰略格局的形成，就中國而言，得益於兩個基本條件：1. 能吸收容納消化超大體量資本並能提供較高資本回報率的生產力與勞動者；2. 融高度權威、統一意志的中央領導與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於一體而各得其所的國家制度。而此二者，均與毛澤東時代的發展路徑具有深刻的內在關聯。

論1. 改革開放後，比較優勢理論幾乎成為對中國經濟發展最具影響力的理論資源。無論這一理論的外延如何變化，其核心總是認為，對於任何一國（地區）而言，與其它國家（地區）依據各自佔優勢的要素和資源稟賦進行互補性交換，符合其最大利益。八十年代以來比較優勢理論傳播過程中，很長一段時間都將中國定性為工業基礎薄弱、生產力水平低下、只適合承接“三來一補”之類低端的缺乏核心競爭力項目的落後國家，並以此作為經濟政策與產業佈局的依據。然而，伴隨着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迅速成長為製造業超級大國-“世界工廠”，如果不帶偏見的依照比較優勢理論解釋這一現象，則恰恰必須走向當初結論的反面: 中國在參與以市場為導向的國際分工與貿易過程中，所擁有的最具優勢的資源稟賦就是其現代生產力和具有高度競爭力的龐大勞動者羣體，此二者建立在中國完整的產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和教育-研發體系基礎之上。

這種具有核心優勢的資源稟賦，依照比較優勢理論，不可能是通過交換活動獲得的（交換活動只能使優勢資源的優勢進一步強化），恰恰相反，它是這樣的交換得以有意義進行的前提。這意味着，其根源必須回溯到改革開放時代之前的毛澤東時代。

不同於改革時代以比較優勢和融入全球化為主要特徵的發展路徑，毛澤東時代之整體發展路徑可以被概括為趕超式的自主發展，即最大可能地調動發揚人民羣眾的主體能動性克服物質及精神領域的不完備狀態，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儘可能短的時間中實現工業化與產業升級，依靠產業升級所釋放的巨大能量進一步推進產業升級，從而趕上並超越先進國家的生產能力及研發能力，實現由落後的農業生產國向代表先進產業方向之現代國家的轉化。這種以自主性及超常規跨越式前進為主要特徵的發展路徑，以“畢其功於一役”的勇毅決絕，在最大限度地激發最廣大的勞動者主體意識的基礎上，使得中國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基本完成了西方花了近200年、日本花了近百年時間的建立現代工業體系的任務。由於在消費與積累之間對於後者的極度強調，這一時期的社會財富增長主要體現在生產性領域而對於個人生活之影響較小，客觀上造成了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脱節，社會生產力的激增提升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後來者的財富積澱而較少地體現於當時，使得這種迅速工業化的成就及已經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往往為人所忽略或嚴重低估。

這種毛澤東時代所積累起來的、因缺乏足夠消化方式而長期處於被壓抑狀態的巨大生產力，在中國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型過程中，通過三維市場機制被富於效率的集中釋放出來，從而成功吸引了以美聯儲為代表的外部超常購買力在逐利動機下持續流入。這是建立在對於事實的錯誤表述-定性基礎上的比較優勢理論卻在中國改革時代的實踐中大獲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理性之詭計”（List der Vernunft）的自我實現。

論2.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後不久，毛澤東就對於蘇聯式的以中央計劃指令為核心的計劃經濟體制產生深刻質疑，並開啓了一系列的突破這種中央計劃經濟模式的探索實踐（大躍進與文革可視作是此類實踐的極端化形式）。它以某種創造性破壞的形式，導致蘇聯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被一種高度地方分權情勢所取代，進而導致中國在改革以前的經濟結構已經極大地區別於蘇聯東歐式的典型計劃經濟結構：在所有制結構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體所有制成分；依託以人民公社為核心的農村基層組織與以供銷社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在趕超式自主發展的背景下，從農村實際出發，發展扶持了一大批“社辦企業”，這正是改革時代作為中國經濟最活躍增長極之鄉鎮企業的前身。這一切使得中國進行改革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實踐比之蘇聯及東歐國家所進行的同類嘗試具有了無可比擬的優勢，此種建立在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地方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實踐與情勢構成了後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 S. L. Sha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特別是3-52頁; 白鋼，“以中國道路揚棄‘苦惱意識’：評《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觀察與交流》第135期，2014, 1-14 頁。]，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對於中國的超常增長具有核心貢獻的“三維市場體制”。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地方分權化情態是在中央路線、方針、政策之有效貫徹基礎上得以存在與演進的，是中央對地方自主性之認同與地方對中央權威之認同、中央對地方之自覺權力讓渡與地方對中央之自覺遵從擁護的有機統一。這種中央-地方關係，本質上有別於因利益分化進而形成不同利益集團的權力博弈模式，而是基於高度政治共識的國家制度自我協調，是“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的古老命題於現代中國的新鮮實踐。

三維市場機制的形成，是這種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新型中央-地方關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自然延展。其中最具特色也最令人困惑的“競爭型地方政府”這一維度，意味着政府在其作為社會事務管理者與競爭性經濟主體的雙重地位之間的動態均衡，其實質在於雙重身份所依託的政治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均衡。當中國已經深度融入以資本邏輯主導的世界體系的背景下，這樣一種均衡顯得尤其難得：這意味着，在以無限自我複製為目的資本力量於每時每刻的經濟活動中不斷壯大的同時，政治的力量也在相應增長，從而得以制約-利用資本而非全然為其所制所用。這種可以不斷壯大自身的政治力量，當然不可能源自高度科層化與職能細分的專業行政機構，而必須歸於具有高度政治意識、政治意志與政治主體性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被裹挾攝納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主導的世界體系後，開始了極艱難的現代國家轉型。由於缺乏現代國家所必需的組織生活傳統，因而中國社會的組織化-現代化路徑，是通過具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列寧主義式政黨推動國家組織化，進而推動社會組織化。這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於其締造的人民共和國，不但對應於一般意義上的核心政黨，更是這一政治共同體的政治品質與政治主體性之源泉[ 白鋼，《中國革命與中國現代文明建立答客問》，《觀察與交流》第76期，2011。]。這也是開啓市場化改革以來雖有各種試圖使共產黨“去政治化”的主張泛起，但其主體性始終得以保持的根本因緣所在。正因為中國的各級政府，始終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且其主要成員多為同級之黨委成員，因而其作為經濟主體逐利的衝動始終受到共產黨的政治信念、組織紀律、路線方針政策之引導與限制，這種黨的政治主體性對於資本邏輯的控制駕馭，儘管因缺乏系統的理論指引往往處於自在而非自為、生澀而欠圓熟、權宜而未究竟的狀態，但恰因其存在而保障了地方政府的經濟主體地位不會根本上有損其履行社會管理職能的正當性，從而使得其競爭性經濟主體地位得以有效保持。

中國道路：延續霸權或超越霸權？

自16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始終以霸權的興起、擴展、競爭、交替為主線。當這一世界體系的雛形在西歐生成時，中國及以其為代表的東亞文明處於某種依自身邏輯充分發展趨於老熟進而停滯的狀態[ 亞當∙斯密曾多次在《國富論》中以中國為高度富裕、成熟而趨於停滯的國家代表，某種符合斯密意義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代表，即伴隨資本的不斷累積與競爭的不斷強化，資本投資收益率不斷趨於下降而導致其“財富完全達到該國土壤、氣候和相對他國而言的位置所允許獲得的限度，因而沒有再進步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高水平均衡陷阱”對於斯密而言，絕非落後的標誌，也不侷限於特定的國度或經濟發展模式，而是帶有普遍意味的經濟充分發展的必然結果。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上卷，65-66頁，87-88頁，182-83頁，198-99頁，338頁，引文見87頁。另參見阿瑞吉，《亞當∙斯密在北京》，41-42頁，49-55頁。]。進入十九世紀，這一新興的世界體系依託科技進步（特別是軍工產業的發展）與較之前現代國家有着本質差別的極強大的國家組織-動員能力，使得直至此時仍在經濟總量上對其並不處於劣勢的中國與東亞被迫中斷自我邏輯的延續，被作為落後的一極嵌入此種世界體系中受其支配。

在中國極艱劇痛苦的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過程中，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國之偉大實踐。這一實踐所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極大地突破了原有世界體系的格局規制，從而獲得了一種在世界體系中相對獨立於霸權支配關係的生存-發展可能。這是中國被攝入世界體系後第一次能量躍遷。通過改革開放的實踐，在深度融入世界市場的過程中，經過長達三十餘年的超常增長，中國在經濟總量特別是在製造業領域成為世界龍頭。這是中國的第二次能量躍遷。

當下的中國，處在某種特殊的歷史關口。在美國霸權事實終結的境遇下，一種新的世界體系的構成及其取向尚未確立。同樣未定的，是中國在其中，如何定位、如何自處、如何作用。經歷自鴉片戰爭以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於反覆求索之大難與大幸中實現兩次能量躍遷，面對重返世界歷史中心地位的前景，如果滿足於在新的世界體系中做一個簡單的趨勢追隨者或參與者，不智亦不義：不知己所應行是為不智，有負天下期許是為不義。而如果要擔當新的世界體系領導者的角色，則必須選擇，作為既有世界體系通過霸權迭代產生的霸權繼承者，或是超越此種霸權結構，而另立一種新的人類生存與生活之值得追求的可能性，並將此可能性在新的世界體系中實現出來。

16世紀以來的世界體系，是在資本邏輯主導下、通過最強勢的民族國家-帝國的勢力擴張建立起來的一種包含高-低、上-下、中心-邊緣、支配-受制關係的普遍秩序，它第一次將自然與人類共同納入完整的世界系統，將二者共同視作實現資本無限自我複製可進行征服、剝奪、索取的對象與工具，依照資本的邏輯與利益對其進行利用與改造[ 白鋼，《中國社會主義的文明觀》，《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1期，27-28頁。]。這一世界體系與霸權體系是同構而混一的。儘管霸權在其具有較強生命力的階段，會因其將自身利益與從屬集團利益高度勾連而獲得後者認同，是“以力假仁者”而非純然以力欺人者，但其核心必然是帶有壓迫-支配性質的等級格局。霸權統治境界之高低差別，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為這種壓迫-支配關係編造複雜精緻而富有欺騙誘惑性的意識形態，並在儘可能長的時間裏維持這種外觀。

在此體系內繼承霸權，意味着可以不必改變體系的基本結構與核心價值，而只需做與具體歷史境遇相應的內部調整（如英國的工商業並重之於荷蘭的商業立國，美國的垂直一體化法人型企業之於英國的傳統私人企業）。而要超越這一霸權體系，則必須根本上超越與之同構的既有世界體系。這無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戰。作霸權的繼承者，已經實現兩次能量躍遷的中國，只需伴隨實力的進一步增強順勢而為，在世界體系中加上更強烈的“中國特色”，就可以基本勝任；而要做霸權的超越者，則必須進行比之前兩次絕不輕鬆的第三次能量躍遷，從而徹底擺脱既有世界體系對於自身行進軌道的拘束限制，並將這條新的軌道拓展為一個可與其它國家共進而各得其所的多維空間。

這個新的空間必須能夠容納舊的世界體系之一切成員，併為之提供更為豐富廣闊而公平正大的發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託於有形之國家疆域、依照資本-暴力的原則確立特定利益範圍、以征服-壓迫為核心訴求的“帝國”，被建立在文明認同基礎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為原則、以遠近大小若一共進於太平為旨歸的“天下”所取代；經濟上，確立政治原則相對經濟原則的優先地位與主導作用，將資本邏輯納入政治邏輯的統攝之下，在承認利益對於人類社會的驅動作用的同時，高揚超越私利的道義和理想，以具有極豐富內涵的社會實踐主體的“人民”超越僅依據自然本能生存的動物或單純追求自利的所謂“理性人”或“經濟人”，確立以義制利而致民大利的義利統一關係；思想意識上，以活生生的在生產-生活的實踐彼此關聯、構成共同體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賦予恆常不變特質/屬性的抽象人，以超越個人的共同體為社會的基本單位，以對於共同體的歸屬、認同和奉獻為核心價值的集體主義揚棄將人等同於自利的動物、將人的本質理解作原子式個體的個人主義傾向，通過建立在集體認同與共同實踐基礎上的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之和諧共榮。從而，構建一種以“人民為本”、“以義制利”、“集體主義”、“平等和諧”、“天下關懷”為核心特徵的新型人類文明[ 白鋼，《中國社會主義的文明觀》，28-30頁。]。這無疑是比霸權迭代意義上的世界體系重建與大國崛起要艱鉅、複雜、久遠得多的歷史性任務。

對於當下中國而言，在二者間如何抉擇，取決於將西方式的霸權興替路徑視作唯一值得追隨的、或唯一現實的、自身須與之相融的人類必由之路，還是作為一種世界精神在發展過程中因特殊的歷史境遇而生成、也將伴隨其遷變而被超越揚棄的環節。無論其追隨者如何留戀不捨或矢口否認，美國霸權主導的時代即美國世紀已經過去。在舊的世界體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體系尚未生成的混沌膠着態中，一種類似《華嚴經》中表述的相即相融、互攝互入、法界一味、圓融無礙境界或許不但存於理上，也會現於事相。中國道路的未來，以其未來，故而未去。它的命運，不但關聯於中國的實踐，也關聯於類似“佔領華爾街”這樣不滿於資本主導的世界現狀、渴望一種新的世界可能的全球範圍之羣眾運動，甚而關聯於一切與此因緣相涉者之所思、所言、所為、所願。中國道路的偉大長征，才剛剛開始。

謹以此文紀念佔領華爾街運動三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