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如玉 | 延安時期的紅軍婚戀

中國首個“國家憲法日”到來之際，電影《黃克功案件》上映，根據真實案件改編電影敍述了紅軍幹部由婚戀問題引發的一樁悲劇。在情與法的辨析之外，也讓人對紅軍戰士的婚戀方式產生好奇。所以革命年代，紅軍是如何談戀愛的？本文選自《莫文驊回憶錄》，莫文驊著，解放軍出版社出版。****

1935年11月，中央紅軍到了陝北，有了落腳點，從此有了革命的根據地，有了自己的家。隊伍到了陝北安頓下來，形勢的發展也暫時出現了相對平靜的局面。紅軍到了家，幹部們何嘗不想有個家呢！在中央蘇區時，由於戰事頻仍，無暇顧及個人的婚事，不少幹部已到了30歲左右的年齡了，尚未成家，如今一些同志便開始考慮個人的婚事了。一段時間內瓦窯堡出現了結婚熱。劉少奇、董必武、周昆、宋任窮、劉道生、王智濤等同志都是在瓦窯堡成的家。

我們紅軍學校的教員和幹事也有在瓦窯堡結婚的。紅軍幹部主要找紅軍女幹部或地方機關的女同志。那時，部隊都在前方，瓦窯堡主要是駐中央機關和紅軍學校，人口少，女同志更少。這對紅軍婚戀客觀上是個限制，因此，有的人找到了，而多數紅軍幹部的婚姻問題還沒能解決。過去在中央蘇區時，蘇維埃政府的法定婚齡是男18歲女16歲，到了陝北，也是沿用這個規定。有位幹部違反規定，與一位15歲的少女結婚，受到了處分。

當時我25歲，也有人給我介紹，因地方女同志不多，部隊女同志年齡較大，不大合適，加之工作緊張，想多學些知識，所以，自己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更多的考慮。1936年底，中央機關和紅軍大學都搬到了延安，羅榮桓、譚政等同志先後在延安結了婚，當時也主要是紅軍找紅軍。解決紅軍幹部的婚姻問題也為領導上所關心，羅榮桓同志曾找女同志談話，為部屬牽線搭橋做工作。那時，延安找對象也很困難，就與延安河防警備司令楊至誠聯繫，因為他那裏有個女生隊（四方面軍女幹部），楊司令也是熱心腸，他用汽車送來了10多名女同志來延安見面，後來，都與老幹部結婚了。

1937年由於抗戰形勢的發展，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奔赴延安，大批男女青年湧入延安，給延安古城帶來了生氣，延安一下子活躍起來、年輕起來。女同志多了，婚戀情況也多起來了，不少同志紛紛辦起了自己的“終生大事”。不過，這些久經沙場的紅軍將士，辦起自己的“終生大事”並不浪漫，有的仍然是軍人的性格和作風。戰場上林彪作為一名戰將肯動腦子打仗還是很有辦法的，可在“情場”上卻顯得有點“木”。別人給林彪介紹了一名抗大女學員，見面前介紹人沒跟女方講明，只是將女孩子帶到林彪處就離開了。女孩子尚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兒，只當是林校長找她有事，靜靜地坐在那兒等着校長説些什麼。可等了一會兒，林也沒説話，兩個人尷尬地坐着，林彪突然説話了，當頭一句就是“我們結婚吧？”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的女學員頓時愣住了，當她明白過來確是林校長向她求愛時，“哇”的一聲，哭着推門而出，邊跑邊嚷：“我不幹！我不幹！”跑掉了。

事後，我們開林彪的玩笑，埋怨他太直太急：“情場不比戰場，哪能直來直去，猛打猛衝，也要講點戰略戰術呀，結婚的話可以以後再説嘛”。可林彪有他的道理：“這話反正早晚都得説，晚説不如早説”。當時抗大學員每期基本上是6個月左右畢業，學習操課還是比較緊張的，學員學習期間談戀愛，勢必影響學習。一次，我去毛主席處彙報工作，順便提出了這個情況，我説：“主席呀，女學生一來，談對象的情況多了，學習期間談戀愛影響學習呀。”主席問：“怎麼辦呀？”

我説：“學習期間不能談戀愛，不能結婚，過半年畢業再談”。主席馬上同意：“好，你回去下個通知，規定一下，學員學習期間不準談戀愛，不準結婚。”之後，抗大政治部下了通知，規定學員學習期間不準談戀愛、結婚。不久，一名抗大校領導幹部沒有報告，與女學員結婚了。這事主席知道了，一紙手令下來，這位領導幹部被撤了職，降一級使用。我接到手令後，考慮事情已經發生了，批評一下就行了。於是我與林彪商量後，給主席寫了一個説情報告，請主席“收回成命”。毛主席住處離我很近，他接到報告後，把我叫去了。一進屋，主席迎面就是一通批：“你這個莫文驊，規定學習期間不準談戀愛、結婚的是你，現在説情的又是你，出爾反爾，怎麼搞的嘛？”我一聽，自知理虧，趕緊作了檢討，表示回去按主席手令執行。

後來抗大發生了黃克功事件，我就不敢再保了。黃克功是抗大三期六隊隊長，他很小就參加紅軍，在長征中立過大功，當過師宣傳科長和團政委，在抗大學習後留校任職。他自恃年輕有為，立過戰功，比較驕橫。他與山西大同來陝北公學學習的女學員劉茜談戀愛，關係也明確了，可後來劉茜又不同意了。1937年9月底的一天傍晚，黃克功約劉茜到延河邊上談話，談來談去談不攏，黃竟殘忍地開槍把劉茜打死。“這是蘇區中從未曾見過”的事件，一下轟動了延安城，輿論譁然，羣眾反映強烈，要求嚴懲。尤其是女學員們非常氣憤，“無不咬牙切齒，痛斥這種行為是慘無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實行槍決，以嚴肅革命紀綱”。但也有不少同志，認為黃克功同志是有功之臣，年紀還輕，應該給他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黃克功自知有罪，寫報告給毛主席，請求減刑，讓他到前線殺日本鬼子，立功贖罪。教育長羅瑞卿同志念及黃克功出身貧苦，工作有才幹，很能打仗，又年輕，曾去找主席説情，被批駁而回。時任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的雷經天同志，也寫了報告給毛主席，提出減刑意見。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對雷經天還比較客氣，親自給他寫了信，指出：“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到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

10月11日邊區高等法院舉行公審大會，審判長雷經天宣讀了毛主席的信，並宣判將黃克功執行槍決。宣判時，全場鴉雀無聲，當宣判結果時，會場上出現了唏噓之聲，一些女學生反而傷心落淚了，有的竟失聲痛哭。此時，人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對黃克功的罪行，非常氣憤，對共產黨執法嚴明的公正判決感到滿意，但又為處決這樣一位有着艱苦鬥爭光榮歷史的紅軍幹部而感到惋惜。黃克功事件後，毛主席還特地到抗大作了一次“革命與戀愛問題”的講話，提出了婚戀要遵守的三條原則，即“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學習的原則和自願的原則”。隨着女青年學生來延安日漸增多，戀愛結婚的情況也多起來了，陝北公學等單位對此並不限制，我們抗大也擋不住了。

我們按照毛主席關於婚戀問題的三條原則，引導青年學員嚴肅地、正確地對待戀愛、婚姻、家庭問題，培養和樹立無產階級的思想與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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