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香港“佔中”是失敗的顏色革命

由少數激進派發起的“佔中”歷經兩個多月後，在外無西方公開打氣、內有民意強烈反對的情況下，迅速進入終點：運動發起人向警方自首，特區政府清場接近完成。

“佔中”是香港迴歸17年來發生的最重大政治性事件。不僅是對“一國兩制”的考驗，更是對中國中央政府的挑戰。其背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因素以及活動方式和要求特區政府下台、人大常委會收回決定的政治訴求，都顯示了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顏色革命”。

對這一點，中國中央政府早就有清楚的認識。2014年8月，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一語道破，稱“佔中行動”是香港版的顏色革命。隨後10月1日，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圍繞如何規劃這次普選的較量，其實質不是多一點或少一點民主、快一點或慢一點民主的問題，是要維護或奪取香港管治權的問題，其意義不亞於1997年的香港迴歸。

隨着“清場”逐步進行，“佔中”已經進入尾聲。

顏色革命是20世紀末期開始的一系列發生在中亞、東歐獨聯體國家的以顏色命名，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暗中或公開支持下，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參與者們通常以擁護民主、普適價值等名義，通過非暴力手段來抵制控制着他們國家的現政權。目前顏色革命已經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以及後來的埃及取得成功。這其中有的是民選但反美的政府，也同樣被推翻，比如今年的烏克蘭。可以説，顏色革命已經成為西方顛覆威脅自己利益國家的主要手段。

無容置疑，冷戰後中國的崛起令西方處於極其尷尬的境地，並直接威脅到西方的切身利益。

從政治角度説，中國提供了一種新的成功的發展模式，而政治制度就怕有可替代性。西方一旦喪失了政治話語權，也就喪失了領導世界的正當性。更難以抵禦下一場經濟危機。

從經濟層面講，西方崛起五百年，它對世界的統治是建立在三個支柱之上的：資本的壟斷權、工業產品的製造權和原材料的定價權。但中國崛起後，完全將之顛覆：中國對外貸款能 力超過西方把持的世界銀行，而且執行的效率也遠高於西方；中國製造的工藝品物美價廉，迅速佔據全球市場，到今天，200多種工業品的產量中國全球第一；中國崛起也令原材料生產國有了更多的選擇，甚至到了中國買什麼，什麼價格就上漲的程度，完全打破西方此前的壟斷性地位。

顯然，一個在政治和經濟都威脅到西方的國家，自然是顏色革命的首選目標。從這個角度看，“佔中”確實是必然，沒有佔中，也會有其它類似的事件發生。所以這一次表面上看是佔中爭取所謂的真普選，但背後卻是東西方的又一次硬碰硬的博弈和交手。

當然由於中國的強大，西方政府不敢走到第一線直接對抗，也無法公開插手、聲援和支持。除了空洞的強調“和平、理性、剋制”，泛泛的表達一下看法外，主要是通過培養的代理人貫徹自己的意志。這是港版顏色革命和其它國家顏色革命最顯着的區別。這一點，顯然也出乎佔中發起者的預料。以至於深陷困境而大失所望的他 們甚至跑到英國駐香港領館前抗議，進行“佔英”。不過這恰恰暴露了天機，令英國十分難堪，不得不請求特區警方強行驅離。

不過某些打着人權旗號、西方背景的所謂公民團體以及得到西方庇護的個人，仍然積極投身其間。據英國廣播公司10月22日報道，國際人權組織早約兩年前已對“佔中”進行支持，概念是以非暴力行動對抗當局，通過開設小型課堂傳授示威中的行為規範，務求令該運動達致最大效果。擔任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執行董事Jamila Raqib則指導示威者怎樣與警方對話、行動管理、遭拘捕時的反應、以及安排水及食物等物資分發的實際操作。

其實美國為首的西方背後支持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據媒體披露，受美國政府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自1995年起就開始資助香港的反對派組織，多年來資助逾395萬美元(逾3000萬港元)。NED旗下的“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早在2006年已在港為推動“佔中”做準備，並於2007年 啓動青年公共參與計劃。2012年NED投放46萬美元(逾350萬港元)給NDI，推動香港學生參與街頭政治。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美國中心”，壟斷了香港八所大學的通識教材，並於今年三月份舉行了兩天一夜的“工作坊”，名正言順地培訓大學生作為“佔中”骨幹。“佔中”行動前夕，美國邀請香港反對派頭面人物訪問，高規格接待並面授機宜；而且，台灣“紅衫軍”運動領袖施明德親自赴港為黎智英傳授經驗，“佔中”的組織策劃者們多次赴台灣取經，研究如何才能把 事情搞大，把香港搞亂。

另外據《亞洲週刊》報道，這一年多來的香港政治狂飆，從佔領中環運動的預演到圍攻政府總部，背後都是一場“顏色革命”的劇本，而幕後則是香港媒體大亨、被視為“泛民教父”的黎智英，以各種渠道將大量的資金支持那些支持佔中的議員和團體。香港廉政公署八月二十八日突擊黎智英家裏搜查，並掌握他與一些泛民議員的資金往來關係。而黎智英的助理、曾任職美國中情局的馬克．西蒙（Mark Simon）家裏也被廉署搜查，同日香港工黨議員李卓人家裏也被搜查，帶走一些重要的電子文件。而有關西方勢力在香港的大量資金影響政治的管道與流程，也逐漸曝光。

其實，香港“佔中”行動的目標也暴露它的本質就是要挑戰國家主權和奪取香港管治權。香港“佔中”行動從起初鼓吹所謂以“愛與和平”方式爭取“真普選”目標，到後來的“倒梁”行動，及至目前醖釀的“變相公投”解散立法會，表面看來目標多變，前後不一。但究其本質，反對派及學生激進勢力是要推翻人大就本港政改的決定，挑戰中央權力。他們把矛頭指向中央，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回關於香港普選的框架決定，要求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下台。因此，“佔中”運動的“顏色革命”本質已暴露無遺，人們已清楚看穿反對派挑戰基本法，非法要挾特區政府和挑戰中央政府，進而奪取香港管治權的政治企圖。

香港“佔中”行動出現了大量暴力行為，在手段上屬於“暴民抗命”而非“公民抗命”。事實上，各地的“顏色革命”在具體手法上大體類似：一羣狂熱青年帶頭衝散警方防線，繼而佔領市中心廣場甚至政府部門，癱瘓施政，迫使政府下台。香港“佔中”運動在手法上與其它地區“顏色革命”幾乎一模一樣，示威者不但多番衝 擊警方防線，更不斷挑釁前線警員，極盡羞辱之能事；同時，以衝擊政府機構、長期堵塞交通要道等方式脅迫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從手段來説，香港“佔中”參與者不斷衝擊警方，就連警車及救護車進入特首辦也要檢查，嚴重侵害私人權利和更大數人的社會經濟權利，與真正“公民抗命”的理念，例如不會否定法律、被捕時不反抗等背道而馳，凸顯出“暴民抗命”的特質。

還需要指出的是，運動爆發之初，西方是寄予極大的熱情和投入。西方媒體不吝版面大肆炒作，“佔中”領導者之一、尚不滿18歲的黃之峯竟然上了美國《時代》 雜誌的封面。亞洲版《國際紐約時報》更從9月29日起至10月18日，連續21日，每日均以A1頭版報道相關新聞。英國10月4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也以 這次示威為封面專題報道，以“黨對人民”（The Party v the people）為大標題，副題則為“共產黨面臨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嚴峻的挑戰，這次必須更明智決策。”。法國第一大晚報《世界報》更發表社論，直接把這它上升到“對抗北京的民主運動”這樣的高度，並聲稱“當局對目前的局勢負有全部責任”。儘管“佔中”羣體自我否認，但並不妨礙西方媒體以“雨傘革命”、“香港之春”來命名。至於美國之音、BBC、德國之聲等西方主流傳媒也極盡吹捧能事。

縱觀歷史上的歷次顏色革命，為配合英、美政府顛覆他國政權之目的，西方傳媒一定是打頭陣，一方面塑造出爭民主、保自由的勇敢“鬥士”形象，另一方面則顛倒黑白、混淆視聽，極盡污名化他國政府及其領導人之能事。

只是中國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應對有方，佔中者頻頻失策，特別是對民意嚴重誤判，面對的是一邊倒的反對，難以為繼。更為重要的是新一屆中國政府上任以來，施 政雷厲風行，迅速回應民意，無論是反腐、注重民生、深化改革還是依法治國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得到了中國百姓的擁護，西方把香港顏色革命引入內地的圖謀落 空，西方不得不迅速與“佔中”切割，保持距離。

其實，“佔中”的失敗也顯示了西方對中國的誤判。事實上，除了中國實力能夠阻止西方的公開介入外，多個因素都已經決定了佔中的命運。比如中國人大常委會8月31號的決議完全符合《基本法》，也完全符合中英聯合聲明。這一點其實各國都心知肚明。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協會演講，被問及香港問題時，表示“在英國殖民時期，香港從未舉行過選舉”，並稱這是香港和中國必須解決的問題，但必須以符合香港利益、不傷害中國利益，符合法律和基本法的方式來進行，同時反對外國干預。

再比如，雖然佔中的真正目標是大陸，但今天的大陸百姓已經不是八十年代僅僅幾個理念就能忽悠的，他們已經目睹了蘇聯解體悲劇、俄羅斯休克療法的慘象、烏克蘭顏色革命的後果、阿拉伯之春的災難以及台灣民主化之後的鬧劇，整體上對“佔中”是不贊成的。

當然還有一點也非常重要，當“佔中”引發的經濟破壞力釋放之後，民意迅速逆轉，出現了“反佔中”。

據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雷鼎鳴估計，截至10月3日，佔中共造成經濟損失3500億港元（不包括未上市企業及香港旺市商鋪等零售企業的損失）。雖然“十一”黃金週期間香港旅遊發展局的登記遊客數量達115.9952萬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8%，但抗議導致很多商店關門，香港出現自2003年以來首次黃金週零售額下降。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瓊指出，黃金週期間受佔中影響，中環、金鐘、銅鑼灣及尖沙咀等區的銷售額全線報跌，生意平均按年急跌10%至45%，部份如只有一、兩間分店的鐘錶店，生意更大減80%，表現令人失望，擔心中小企一旦出現現金流不足，會出現結業危機。

可以説，隨着時間的推移，民意對“佔中”的壓力越來越大。2014年11月19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新民意調查顯示，結果有近五成半受訪者反對“佔中”行動，而支持者則只有28%。另外，83%的人認為應該停止“佔中”行動，認為應該繼續的人只有13%。當被問到香港特區政府應該 採取清場行動還是維持現狀時，68%的受訪者贊成政府清場，認為應維持現狀的只有25%

應該説，西方也不是沒有明白人，或者也有不裝糊塗的人。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私人秘書、英國議會上院議員查爾斯·鮑威爾於10月5日表示，香港已經擁有廣泛的自治權，自治程度遠超當年英方和中方就香港問題開展談判時的預期。香港享有比中國任何其它城市都更優越的條件。鮑威爾認為中國政府從未改變對香港選舉的立場，香港的抗議者“不切實際”。並且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城市，這是底線。

深受顏色革命之害的埃及則理解的更為深刻：其駐香港總領事法赫米8月17日表示，一旦發生“佔領中環”，香港恐將步埃及後塵，持續動盪，令外資撤走，遊客劇減，投資者信心恐難短時間內恢復，經濟和形像都將大受影響，“希望香港年輕人可以理性看待問題”。

雖然“佔中”以失敗而告終，但東西方的博弈並沒有結束。西方仍然會利用各種機會發動顏色革命。香港只不過是又一個嘗試。當然，有這樣的壓力某種程度也不是壞事，它會時時提醒執政黨危險的存在，進一步提升國家的政府的治理能力。而當中國崛起完成之時，也就是顏色革命壽終正寢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