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FTA背後中國經濟的深謀遠慮

上週五，本屆中央政治局舉行第十九次集體學習。這一幾乎每月一次集體學習的制度性安排始於2002年，至今已橫跨十六、十七、十八共三屆政治局。故而，對政治局組織最新一次集體學習，社會並不感到意外，但令人有點意外的是，本次學習的議題聚焦於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FTA）戰略。

儘管上月北京APEC峯會期間以及隨後澳洲G20峯會期間，中韓與中澳相繼完成FTA談判的消息，令國人對FTA的重要性認知再次得到了昇華甚至強化，但在許多人看來，FTA畢竟只是國家“三外”（外貿、外經、外資）工作中的一個分支，作為謀大略、抓大事的政治局為此安排專場學習，是不是有點小題大作？

FTZ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自身境內劃出一個特定區域，再根據本國法律和市場規則，對外來投資和貿易提供便利化

“帶頭大哥”捨我其誰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的講話恰可解答這樣的疑問。他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乘勢而上，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更高水平的開放格局正在形成……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發展，我們必須審時度勢，努力在經濟全球化中搶佔先機、贏得主動。”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妥善應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更加需要擴大對外開放。”

習近平還強調，“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爭取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的重要平台，我們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而是要做參與者、引領者……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

這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目的正是分析我們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探討我國加快實施這個戰略的思路。

新世紀以降，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貿易安排，成為驅動經濟全球化向前發展的兩個輪子。可是，現有為經濟全球化服務的全球貿易規制，依然沿用着199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由美國為主、其餘西方大國為輔定下的舊規矩。此後20年來，世界經歷了“9.11”事件及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和新興經濟體崛起四項重大事件，受其共同作用使然，G20已大部分取代了G7，在此情勢下，處於守勢的發達國家力圖竭力維護舊有規則和秩序，處於攻勢的新興經濟體則竭力主張以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調整現有規則和秩序。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已六年有餘，雙方為此展開的市場份額博弈，新興經濟體略佔上風；雙方就規則制定權包括話語權爭奪的博弈，迄今仍處於“戰略僵持”階段，要想在較短時期內打破這一僵局，大力推進FTA戰略有望收取事半功倍之功效。而要高舉高打FTA戰略，我國無疑是當仁不讓之“帶頭大哥”——為自己也為整個新興經濟體乃至整個欠發達經濟體！

此外，目前由美國主導的“排斥”中國參與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談判，以及同樣由美國主導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議（TTIP）談判若能完成，將構成全球最大的FTA。作為“反制”與“平衡”手段，中方加快實施FTA戰略不但極為必要，而且事實上還要與美國賽跑。

我國已擁有充當“帶頭大哥”的實戰經驗和運作實績。我國首個FTA是與東盟建立的自由貿易區。我國與東盟FTA建立初年，雙邊貿易額才區區68億美元，至去年雙邊貿易已衝破4000億美元。截至上月底，我國已與外國及區域經濟組織簽署雙邊與多邊FTA協定近20個，正在談判的還有十幾個。

FTA背後的大雄心

需要明確的是，FTA絕對不只是零關税概念，也不僅僅是貿易零配額概念。它是集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傳統貿易與新興貿易、實物貿易與虛擬貿易、對外投資、對外兼併收購、對外工程總包、境外工業園區建設運營、絲綢之路沿線產業集羣開發建設、技術貿易等具有廣泛涵蓋面和新生性的大外貿、大外經、大外資概念。

中央政治局提出加快實施FTA戰略之大雄心，其主旨主要有三：

第一，以嶄新的大外經和大外資來打破傳統大外貿遇到的“天花板”，在大外經和大外資獲得充分大發展的同時實現傳統大外貿的升級換代和提質增效；

第二，由FTA擔當“清道夫”，儘量掃除至少確保部分掃除“中國製造”“中國創造”“中國服務”“中國成套”“中國標準”“中國貨幣”“中國規則”“中國理念”“中國文化”在走向世界過程中，面臨的“政治障礙”“意識形態障礙”“價值觀障礙”“人權障礙”“宗教障礙”“歧視障礙”“國資國企障礙”“技術與標準壁壘”；

第三，真正讓周圍邊及域外國家搭乘我國發展之快（便）車。以利相通實現人相交和情相融，為我國實現大國雄心營造良好國際口碑和域外“羣眾關係”。

我國實施FTA戰略已十數年，之所以這一次中央提出“要加快實施”，憑的不是中方一廂情願的政治意願，而是國家綜合國力以及發展態勢與後勁，的確已經“長大”到足以支撐我國全方位推進大外貿、大外經、大外資之實力。實力就是號召力、感染力、凝聚力、響應力、行動力，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就是登高望遠、審時奪勢、落子佈局、營造後發優勢、取事半功倍之功。

光有國家實力支撐還不夠，FTA戰略雄心與實際操作還要有合適的配套準備。“一帶一路”建設，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絲路銀行（籌）、高鐵“鋪軌世界”等，皆系我國實施大外貿、大外經、大外資為主要內涵之FTA戰略必不可少的、充分的配套條件。

總之，中央政治局適時提出加快FTA戰略，主要是服務於中國更大規模、更廣範圍、更深程度走向世界的。

上海自貿區大有可為

不過，FTA框架下的對外開放一向遵循對等原則，要讓對方向我國開放市場，我國自身也要向外方開放市場。在這個意義上，封關運營已滿14個月的上海自貿區試驗，無疑具有為我國加快實施TFA戰略進行探路試水的特殊功能和責任。正因為如此，筆者注意到，自上週五中央政治局提出FTA戰略後，連日來反響最熱、關注度最高、議論最多要數上海的網民。

稍嚴格點講，上海自貿區與國際上目前的主流自由貿易區（也即FTA）的涵義有很大不同，與國際上現有的自由貿易園區（FTZ）也不盡相同。

FTA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或地區之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目的是實現這些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投資貿易便利化；FTZ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自身境內劃出一個特定區域，再根據本國法律和市場規則，對外來投資和貿易提供便利化。

而上海自貿區作為我國在境內設置的一個投資貿易特區，其在設立形式上頗像FTZ。可若從其目前正在試驗的諸多內容看，其着重探索以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的投資開放、金融開放和貿易便利化措施，都更接近於國際通行的FTA。

一言概括之，上海自貿區試驗與國際通行的FTA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又有很大的相關性。這一“相關性”主要寄望於試驗成果在國內的廣泛複製和推廣——也即以整個國家更大程度、廣度和深度的市場開放和投資貿易便利化，為中方向外方提出同樣的對等開放提供討價還價之基礎。

由於缺乏對貿易與投資兩類負面清單管理之經驗，我國與歐盟的FTA談判以及與美國的BIT談判皆進行得異常艱難。在這個意義上，上海自貿區試驗對下一步中歐、中美談判時，中方合理“要價”及合理“讓步”之分寸拿捏顯得彌足珍貴。

目前，已有27項制度創新成果在全國或部分地區推廣，20多項比較成熟的經驗正被加速複製。例如，海關在上海自貿區的23項改革已全面落地，在全國範圍內複製推廣14項創新制度，包括“先進區後報關”等。

在新形勢下，要化解我國經濟運行中積澱的深層次矛盾，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要成為世界經濟真正的“帶頭大哥”，加快實施FTA戰略堪稱“勝負手”，而上海自貿區不僅是試驗田，更應成為動力強勁的開放“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