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紀錄片《第四公民》入圍奧斯卡
12月4日，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公佈了第87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的初選名單，共有15部作品順利入圍，將角逐5個提名席位。提名名單包括關於斯諾登的紀錄片《第四公民》以及《贗品大師》、《審判八號提案》、《尋找薇薇安·邁爾》等。最終入選名單將於2015年1月15日公佈。
斯諾登《第四公民》海報
《第四公民》預告片
據介紹，《第四公民》高度還原“稜鏡門”事件始末，為觀眾真實揭秘身處漩渦中心的愛德華·斯諾登。紀錄片導演波伊特拉斯本人也是“稜鏡門”事件的核心人物，正是在她和《衞報》記者格侖·格林沃德的協助下，斯諾登才得以將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控醜聞公之於眾。而波伊特拉斯與格林沃德也因此榮獲普利策獎。片名“第四公民”（Citizenfour）正是斯諾登早期與柏翠絲郵件溝通時使用的匿名代號。
2013年6月，當波伊特拉斯第一次飛往香港與斯諾登見面的時候，她隨身攜帶的攝像機真實記錄了當時的場景。她説：“我們拍攝這部影片時儘量保持私密，想通過這部電影講述一個人冒着風險、作出個人犧牲挺身而出的故事。”《第四公民》將為觀眾真實揭秘身處漩渦中心的愛德華·斯諾登。
現年50歲的導演波伊特拉斯，在參與“稜鏡門”事件拍攝前就是一名知名的紀錄片導演。斯諾登選擇她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當波伊特拉斯問斯諾登，為什麼選擇自己作為爆料的對象時，斯諾登給出的回答是：“不是我選擇了你，是你選擇了自己。”
波伊特拉斯曾因拍攝反映伊拉克戰爭和“基地”組織的影片而引起美國政府的“重點關注”，已經多次在出入境時遭到美國警方刁難，並且也“有幸”登上國安局的監視名單，或許正是因為這點讓斯諾登知道了這個人。
據波伊特拉斯透露，斯諾登與她聯繫時，自己正在與實際上是第一位揭秘國安局監控項目的威廉姆·賓尼合作，拍攝一部揭露“9·11”之後國安局監控計劃的短片，該監控計劃被《紐約時報》報道稱為“星球風”，“我想這是斯諾登知道我對監控題材感興趣的原因之一”，“但當斯諾登聯繫上我後，一切都改變了，我想最大的變化就是我成為故事的一部分，並且能夠從當事人的角度來講述這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斯諾登表示，自己對於波伊特拉斯拍攝的紀錄片十分欽佩，認定對方是“同道中人”，所以就把“橄欖枝”拋給了她。
波伊特拉斯向記者表示，“毫無疑問，我當時對斯諾登抱有懷疑態度，認為這可能就是一個圈套。我很直接地問他：我怎麼才能相信你不是一個瘋子，也不是一個騙子呢？”但斯諾登的反應很令她信服，“他説他不會給我設圈套，因為他沒有要求我為他做任何事情。他冒着極大危險將秘密告訴我，就足以證明他也不是個瘋子。當我得知秘密後告知政府時，那些官員的反應能夠説明一切。”
“這就是發生在我與斯諾登之間最初的一些交往，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真實的，這大概發生在我們之間的第二封或第三封郵件，也就是2013年2月前後，我接着又問了一些自己疑惑不解的問題，當然最後的結果證實我的直覺是合情合理的。”
“9·11”事件後，波伊特拉斯一直想拍攝一部紀錄片，來揭露美國政府對於公民監控的狀況。2013年1月，她收到一位自稱“第四公民”的匿名者發來的加密郵件，稱想向她揭露美國政府的“稜鏡”計劃。
收到斯諾登郵件時，波伊特拉斯非常緊張。這名因拍攝獨立反恐紀錄片聞名的美國導演由於在作品中數次揭發美軍反恐的黑暗面而多次遭到監視，這也是她最終不得不把後期製作放在德國工作室進行的重要原因。
據波伊特拉斯回憶，與斯諾登聯繫上後，她仔細考慮了可能面臨的風險，最終決定與當時還是“第四公民”的斯諾登合作。“這件事佔據了我的全部精力，情感上和心理上都是，我每時每刻都在想它。”當時，波伊特拉斯與斯諾登使用加密郵件聯絡，還購買了一台新電腦，專門用來收發郵件。
當斯諾登準備公開身份時，波伊特拉斯隨即向斯諾登表示願意見他並同時拍攝紀錄片。波伊特拉斯回憶當時的情景：“他當時説，這太危險了，‘我倒並非害怕，但其實我並不想成為新聞故事。’”但當時的情況已不容多想，“不管你想不想，你已經卷入整起事件，公眾需要聽到你的聲音。”
2013年5月，波伊特拉斯抵達紐約等待斯諾登的下一步計劃，隨後收到讓其到香港見面的消息。但對於香港之行，她有些顧慮。“我已經在監視名單上了，之前至少40次被攔住。如果我獨自去，沒有機構支持我，他們（情報機構）決定干預並逮捕我們，那事情會怎樣？”波伊特拉斯提出在和斯諾登見面時還應有第三者在場，使自己能更自然地拍攝影片。斯諾登先前已經與英國《衞報》記者格林沃爾德有了聯繫。於是，波伊特拉斯和格林沃爾德接觸，並決定共同前往香港。於是就有了這部紀錄片的誕生。
波伊特拉斯回憶，在拍攝過程中，他們三人都不知道是否會有人破門而入，也不知道會遇到什麼最壞的結果，只是“堅持做想做的事”。
“毫無疑問，《第四公民》是一部意義非凡的紀錄片，同時這部影片在拍攝期間所面臨的危險，也是波伊特拉斯所經歷過的最危險情況。”《第四公民》聯合制片人希爾斯廷·約翰遜向記者表示，“或許這是該片被稱為‘現實版恐怖片’的原因吧。”
“斯諾登無疑處在危險境地，而同處一個賓館的波伊特拉斯也被帶進了危險的狀態中，但所有這些都沒有阻止他們工作的激情，也許他們的鏡頭並不能準確記錄當時的危險狀態。”
約翰遜曾與波伊特拉斯有過多次合作，第一次與波伊特拉斯合作是拍攝反映“基地”組織的《誓言》。談起《第四公民》，她清楚地記得，當時波伊特拉斯給自己打電話，稱有個項目想要合作，“有件事情需要揭露，可以拍攝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約翰遜毫不遲疑地答應了，為此還暫停了其他拍攝任務。隨後雙方一起討論如何拍攝這部高難度的紀錄片，並做了充分準備。“正是因為這是一件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才令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進去。”
因報道揭露“稜鏡門”而與波伊特拉斯等一起獲得普利策獎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巴頓·格爾曼，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自己與波伊特拉斯是非常熟悉的多年好友，也早就知悉她在拍攝這部肯定會製造轟動的影片。格爾曼在第一時間看了《第四公民》，讚揚波伊特拉斯“做了一件對公眾有意義的事情，非常了不起”。
當斯諾登準備離開香港時，波伊特拉斯原打算跟斯諾登一路逃亡、拍攝整個過程，但或許是擔心“目標太大”，這一計劃最終沒能實施。波伊特拉斯還想讓斯諾登隨身攜帶小型攝像機，全程記錄，但這也被斯諾登拒絕。所以，紀錄片中沒有斯諾登如何抵達莫斯科的影像，不能不説是一個遺憾。
綜合新民網、文匯網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