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大國外交併不以軟硬為標準

近年來，中國的外交經常被批“太軟”。在部分民族主義者眼中，當前的中國外交，縱向比遠不如毛澤東時代強硬，橫向不要説和美俄相比，甚至還不如周邊的某些小國和弱國，簡直就是“缺鈣”。

而中國外交部門似乎也接受這一評判。近日有消息稱，外交部的領導到中央黨校講課時曾説，近年來，我國外交上，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在釣魚島十二海里正常巡航，在南海問題上有理有節的進行鬥爭，給外交部寄鈣片的人越來越少了。

其含義似乎是：以前的確偏軟，近年逐漸硬了起來，這是工作改進提高的一個成績。

不太瞭解這段談話的上下文，但願不被誤解，因為從外交鬥爭的角度看，這幾乎是亮了自己的底牌。

強者是分等級的。實力強並處處示強，不是真的強；實力強而不急於示強、實力強甚至懂得示弱，將示弱作為一種有用的手段，為達目的，軟硬兼施，弱強兼示，才是一等的強者。

中國古訓“上兵伐謀”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當外交作為國家總體戰略的一個手段時，必須具有示強和示弱的各種靈活組合，以成為謀略的一部分，只會示強或只會示弱都是蠢笨，無法配合國家總體戰略。

聯繫到近年來關於還要不要繼續堅持“韜光養晦”方針這個似是而非的爭論，覺得很有必要針對中國外交的軟硬標準做一個較深入討論。

大國外交都是隨機應變的

近代的主權國家外交，起源於黎塞留時期的“三十年戰爭”，定型於拿破崙戰爭的戰後時期。1815年維也納會議正式通過《關於外交人員等級的章程》，確立了通行至今的大使、公使、代辦三級外交代表制度。

但是，確立下來的只是外交形式，而外交事務的本質卻從來不是一個確定的東西，從未有人規定過一國的外交可做什麼、不可做什麼。從歷史上看，各大國的外交無不極具各自的特色，靈活配合着國家的戰略。

首先要説黎塞留時期的法國，典型的“大國外交”，正是從那時開始的。其時的法國，處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圍之中。身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斐迪南二世志在恢復羅馬教會大一統、擯除新教、獨霸歐洲，法國面臨淪為附庸的命運。但“三十年戰爭”結束時，神聖羅馬帝國分崩離析，成了300多個小公國，德國的統一延後了兩個世紀，西班牙積弱不振，法國則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在此後兩百年裏稱雄世界。

這個形勢大逆轉，正是黎塞留“國家至上”、“利益至上”總體戰略原則的結果。據此原則，信奉天主教的法國不惜與新教國家瑞典結盟，甚至與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聯盟，以打擊神聖羅馬帝國。為消耗交戰國的實力，法國故意拖延戰爭，不惜援助敵人的敵人，並起用賄賂、煽動叛亂等各種不道德的手段。

那時的法國外交，正是日後世界舞台大國外交好戲的精彩序曲。各項外交事務，均圍繞增強法國的霸權、擴大國家利益這一目標展開。外交作為工具，體現的就是“權力增強器”和“權利計算器”的功能。

黎塞留

再看英國。英國外交的特色，是由英國的地緣政治現實所決定的。一個版圖不大、資源有限的島國，能夠稱霸世界，靠得就是兩條：一是盡力防止歐洲大陸出現大的強權，二是藉助結盟關係補充自身的資源不足。近代歐洲史上第一次大同盟，就是英國為了對抗路易十四的法國強權而組建的。從那時起，“均勢政治”就成為英國最為持久的外交原則。

正如法國為了利益不顧道義，英國也為了均勢不顧道義。當年威廉一世組織反法大同盟，但私下裏承認，如果他生在16世紀50年代，也會支持法國反奧，正如現在支持西班牙反法一樣。兩百多年後，丘吉爾回應對他反德立場的指責時説了幾乎同樣的話：“如果情況相反，我們一樣可能親德而反法。”

英國外交作為工具，體現的就是“均勢平衡器”或“資源配平器”的功能。

美國的情況又有不同。美國曾長期奉行“門羅主義”，滿足於西半球的偏安，相對於英國積極活躍的“均勢外交”，美國幾乎沒什麼外交。在崛起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之後，美國對外政策又充滿了威爾遜理想主義色彩，批判老歐洲的價值觀，既不講利益至上，也不搞均勢平衡，卻津津於在全世界推行由美國領導的新秩序。

“今後將不再需要勢力範圍、結盟、權力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過去不幸的歲月裏，各國通過這些安排保其安全或促進其利益，今後統統不要了。”這是1943年美國國務卿赫爾的一段話。其時二戰尚未結束，美國就把英法從“戰後國際秩序設計小組”裏踢了出去。

直到越南戰爭之前，美國都沒有認真對待過外交事務。短短兩百多年曆史中，最為成熟的經驗來自於戰爭，美國自認為是戰無不勝，無論國內的戰爭還是世界大戰，美國都是全勝，所以美國人崇尚軍事力量遠遠超過相信外交技巧。在他們的理想世界裏，外交只是裝飾，外交互動剛剛開始，軍隊已經完成任務了。直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美國才接受了遲來的教訓。

可以説，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正常化，美中蘇大三角形成，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實質性的外交實踐。美國人終於明白，均勢是現實世界的必需，不是來自歐洲的怪胎。此後的美國，又都逐一擁抱了當年被它否定的“勢力範圍、結盟、權力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

歸納起來説，美國的外交，前期是一種“軍事緩衝器”，後期也變成了“均勢平衡器”。隨着美國國力持續衰落，進入21世紀的美國外交也越來越像“資源配平器”了。

在美國人的理想世界裏，外交只是裝飾，外交互動剛剛開始，軍隊已經完成任務了

作為國家戰略工具的中國外交

通過上述歷史梳理可以看出：現代外交的本質就是工具，推進國家戰略的一種手段。作為工具本身並無軟硬標準，從極軟到極硬都需要，只要很好地服務了國家總體戰略，就是好的外交。

中國的情況也是一樣。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相當長時間裏，中國的外交服務於“獨立自主”、“反霸”和在第三世界“廣交朋友”這幾個總體戰略。前兩大目標都需要強硬，而廣交朋友則需要謙讓和靈活，所以中國外交在改革開放以前，軟硬兩方面都有。硬的時候不惜捲入戰爭，無論是美軍或聯合國軍，還是蘇軍、印軍和越軍，説打就打。而軟的時候，自己勒緊褲帶無償援助友好國家。

到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獨立自主問題基本解決了，反霸目標暫時放棄了，廣交朋友擴大到了全世界所有承認“一箇中國”原則的國家；同時，國家總體戰略轉為充分利用難得戰略機遇期集中精力發展經濟。1989年，“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決不當頭”等方針出台，成了外交事務總的指導原則。

中國外交被指責“太軟”，主要是在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後，又面臨與周邊國家的島嶼主權和海洋權益之爭新形勢這段時期。但這並不是外交部門自身的問題。由於沒有了反霸這個政治鬥爭，中國整體上改變了以往橫眉冷對的戰士姿態，轉為和顏悦色的生意人形象。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外交事務也必須整體上從硬到軟。但硬是服務，軟也是服務，硬是配合當時，軟是為了配合現在，在這一點上外交部門並沒有做錯什麼。

過去整體姿態就是強硬，能對美蘇強硬，對任何國家也都能強硬。要求外交官員凡事無論大小一律鬥爭，絕不妥協，從具體的外交實踐上，反倒容易，不存在做不到的問題。

但現在不同了，整體姿態是和氣，尤其是和周邊鄰居們的關係，加強人員和貿易往來，開展互聯互通是大局，島嶼主權和海洋權益之爭再重要，也不是第一位的。在這種既要確保大局穩定、又要維護核心利益的複雜形勢下，何時硬、何時軟、硬到什麼程度、軟到哪個地步，外交事務也隨之複雜了很多。

但無論怎樣，外交還是工具，而不是國家戰略本身。以近期的對日關係為例，當對日政治鬥爭突出成為國家戰略之後，外交上的強硬也就自然而然跟上了。劃定東海空識區、釣魚島12海里常態化巡航，作為配合性的舉措，為國家戰略提供了服務。

擴大來看，南海要不要劃定空識區，新世紀絲綢之路如何打通，乃至“韜光養晦”方針要不要放棄，其實都不是外交部門自身的問題，更不能以軟硬標準來衡量，都要從國家戰略的需要上反推回來。

一味用軟硬來評判外交事務，太過初級，甚至有失民粹。只有走出這個誤區，中國外交才能日漸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