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超級大國來了，老殖民帝國讓讓
二戰的歐洲戰事剛剛結束，美蘇英三強還在磋商戰後事宜的時候，英國換了與會代表。英國選民仍然在為丘吉爾幾年前那篇“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的演講感動，抹去眼角感動的淚水，轉過背就把選票投給了艾德禮。坊間一直有傳説，聲稱丘吉爾當時從容得很，拋出一句名言，“我打仗就是保衞讓人民有罷免我的權力。”
這種小清新風格的固執，如果出自愛德華八世，或者戈爾巴喬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卻肯定不是丘吉爾的原意。丘吉爾畢生都在尋找敵人，沒有敵人，那就自己製造一個。英國知名的精神科醫生、牛津大學研究員安東尼·斯托爾曾在《丘吉爾的黑狗：憂鬱症及人類心靈的其他現象》一書中解釋説，丘吉爾長期為憂鬱症所困擾，其著名的“一副鬥牛犬式的兇狠表情”，其實那是有意訓練出來，以表現他的決心與意志，維持內在的虛弱自尊。安東尼·斯托爾還根據史料指出，丘吉爾的憂鬱最早來源於童年時期受到的冷落，他的父親熱衷於政治，母親則是著名的社交名媛，唯一的情感依靠是奶媽。長期積累的心理負擔迫使他總是要主動在外界尋找敵人，“將一肚子發泄有理的怨氣投射出去，以紓解內在的壓力”，這種情況下“憂鬱也就傷害不到他了”。
丘吉爾退出英國政壇，標誌着殖民主義時代的衰落。
丘吉爾1945年被淘汰出局，其實很能證明英國選民具有某種“羣體智慧”，也就是承認經歷了二戰的英國再也無法維繫過去的殖民霸權，已經從國際關係中的主角變成了客串演員。但丘吉爾為代表的老一代英國政治家總是迷戀霸權威勢，以為借力打力可以至少保證美蘇之下的第三把交椅，11年後，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英法兩個老牌殖民國家跟以色列合作，迅速擊敗了埃及，卻最終屈從於美蘇的干預。丘吉爾早該意識到，當初他能跟斯大林達成英國主導希臘、蘇聯把控東歐的協議，其實跟斯大林誤判以為美國會無條件支持英國有關。
二戰後初期的大國關係，要比一戰至二戰期間簡單，簡單來説，就是美國主導，蘇聯另起爐灶，心照不宣的接收戰時就談好分配方式的戰利品。兩個超級大國決不允許英國、法國、葡萄牙到了20世紀中期，還在做讓殖民統治千秋萬代的美夢。
從去殖民化到不結盟運動
挪威歷史學家、奧斯陸大學國際關係史教授蓋爾·倫德斯塔德曾著有《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二戰以來的美國》等廣受歡迎的作品，更因此成為國家政治、美歐關係這一領域具有全球影響的主要學者。他所著的《大國博弈》一書最近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引進出版。書中花費了不少筆墨來談論戰前歐洲為中心的舊世界的坍塌，這種坍塌的主要標誌就是殖民體系的瓦解。
二戰後的去殖民化歷程，美國是當仁不讓的推動力量，蘇聯也支持非殖民化。美蘇此舉當然是為了擴大影響，將新興民族國家納入到自己的勢力範圍。英法等老牌殖民國家當然要跟美蘇展開競爭，而且殖民統治多年總算有些“主場優勢”。問題是，殖民國家過去的統治名聲太過臭名昭著，英國統治期間的印度發生過幾次震驚世界的大饑荒，二戰時孟加拉地區還餓死了幾百萬人。英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賣阿拉伯人的記錄，二戰後又被人們翻了出來。至於法國、比利時、英國在非洲乾的齷齪事，簡直就數不勝數，如果依照被美國追打的米洛舍維奇的犯罪標準，歐洲殖民國家從王室到歷任班子恐怕得批發轉送海牙受審。
詭異的是，日本二戰期間對東南亞國家的入侵，成為這些國家戰後掀起獨立鬥爭的重要原因。《大國博弈》寫道，日本在東南亞佔領地區採取了跟在中國、朝鮮完全不一樣的政策，讓民族主義領袖出任佔領地區領導人，鼓勵其使用本土語言、建立民族軍隊。日本此舉，使其可以在後來的經濟崛起中，成功打破中國和韓國的冷落，爭取到東南亞國家的大量訂單及政治上的支持。
一大批新興民族國家組建的不結盟運動，表明美蘇兩強在全球範圍內運用力量還存在侷限性。但這些國家各自展開的經濟建設，卻離不開美國主導的貿易和援助體系。1960年代的時候，經濟學界普遍相信，在工業國家的資金及經驗注入之後，就可以帶來後發國家的騰飛。這一設想被證明過於樂觀，東亞之外的多數後發國家在經過多年的扶持後，不僅仍致力於進口替代政策，而且還累積了高昂債務。
後發國家的困境還在於，他們不僅要被動、被迫接受大國博弈的結果，而且還必須學會跟跨國公司博弈，這是建立這些國家的第一代民族政治精英所不熟悉的。跨國公司替代早前的殖民者，讓亞非拉新興民族國家承擔原料和初次產品生產的種種外部性，鞏固其畸形的經濟結構，也最終強化了大國對世界的控制。
超級大國主導世界的時代
《大國博弈》書中前半部分詳述了美蘇冷戰的五個階段，分別討論了各階段之中，兩個超級大國及英法中等地區性大國的關係演化。蓋爾·倫德斯塔德儘可能完整而客觀的引述了各流派冷戰理論對於具體事件和人物的觀點。這本書還單闢一章來介紹美蘇（俄）軍備競賽。
冷戰大幕拉開，美國的戰略重點放在了西歐，這使其可以容忍蘇聯在東歐所做的一切，也拒絕蔣介石政府的要求直接介入中國，還撤出了此前駐防的韓國，並再三宣稱韓國不在其防禦線之內（誤以為韓國足以抵擋朝鮮）。美國的表態讓斯大林認為有理由支持朝鮮發起的統一戰爭。蓋爾·倫德斯塔德認為，朝鮮戰爭使得美蘇的政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直接重新包括聯邦德國在內的西歐，加大國防預算，停止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並開始承攬法國的殖民地越南。
蘇聯也一改此前將尼赫魯和蘇加諾稱作“帝國主義的跟班”的辱罵性語言，開始更熱衷與亞洲國家建立合作關係。美蘇兩國在非洲的角力證明，蘇聯在遠離本土和東歐的地帶，仍缺乏足夠的動員能力。
美蘇緩和始於1950年代，在古巴危機之後步入正軌。正因為此，當東歐國家1968年掀起反抗蘇聯的運動時，美國官方甚至沒有作出起碼的響應。兩國尊重對方的關鍵性地區，但在印巴、中東等交錯地帶激烈博弈。
蘇聯1975年起，開始強化全球擴張政策，效仿美國那樣到處兜售武器，四處遊説小國爭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在採取了一段時間的退讓後，待到里根上台，借蘇聯陷入阿富汗戰局的困境，採取更趨堅決的反制手段。最終，陷入國內政治和經濟困境的蘇聯走向解體，兩個超級大國主導世界的格局就此打破。
美國與西歐的關係演變
二戰後，西歐諸國邀請美國介入歐洲事務，美國甚至表現得相當不情願。當時，英國最為擔心的就是美國對歐洲撒手不管，然後坐等蘇聯紅軍橫掃歐洲大陸和英倫三島。丘吉爾戰時鼓吹要把坦克開到莫斯科的話，情懷倒是真有，幸虧英國人民沒跟他一起發瘋。
歐洲走向聯合，既是法德和解的必需，也是美國施加壓力的結果。蓋爾·倫德斯塔德指出，馬歇爾計劃背後，是美國提出歐洲貿易自由化的要求，不容西歐各國討價還價。而在較長時間內，美國對歐洲聯合表現出樂見其成的態度。
轉折來自1960年代，西歐各國更鮮明的表現出有別於美國的對蘇傾向。蘇聯歐洲部分距離美國本土有萬里之遙，卻跟西歐的幾個大都市只有幾分鐘的發射里程。對於歐洲國家來説，長期堅持對蘇挑釁，無異於玩火。美國推動大批殖民地走向獨立，也讓殖民大國一個個顏面無存。更主要的原因是，西歐的經濟重建在1960年代已基本完成，雙方經濟相對力量發生了變化，但既有的國際經濟秩序是在二戰結束時，以美國佔據壓倒性優勢為基礎形成的。歐洲1969年提出創立特別提款權體系來穩定市場，並因此替代美元成為最重要的通貨，這一策略最終證明是失敗的，美國主動廢止了佈雷頓森林體系。
歐洲在經濟領域的合作被證明極富成效，但仍無法解決替代各成員國的民族國家身份認同問題。歐洲政治上的分歧在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期間暴露無遺，再後來的歐債危機只不過進一步擴大了這種分歧。美國的具體做法是，在冷戰結束後更多的發揮北約的作用，並設法始終維持英國在歐洲體系中的離心離德。
《大國博弈》，（挪威）蓋爾·倫德斯塔德著，張雲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