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新雨：大眾傳媒、冷戰史與“列寧德奸案”的前世今生
一，緣起：《明鏡》週刊的“間諜”案
2011年辛子陵有一篇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文章：《形勢和前途：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離退休老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第四部分標題為：列寧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間諜。它首先引用的是德國《明鏡》週刊：
《明鏡週刊》組織了六位專業作者撰寫這篇文章，披露了歷史的真相，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與德皇陛下的密使聯繫，獲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資助，成功地製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説，列寧想要顛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則要取得在東線的勝利。解密的檔案證實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合作的規模。德意志帝國接連數年以千萬計的馬克和後勤援助支持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沒有德國的支持，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就無法維持執政最關鍵的第一年（1917至1918），很可能也就沒有蘇聯的出現，沒有共產主義的崛起。柏林用馬克、武器彈藥支持了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德國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給了列寧2600萬德國馬克，相當於今天7500萬歐元。
文章詳盡地描述了一個愛沙尼亞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名字叫赫爾方特Helphand，他是德國情報人員。從解密的檔案來看，是他向德國情報機構介紹列寧，建議給予資助，是他與列寧保持秘密聯繫。《明鏡週刊》發掘了歐洲多國的檔案資料，瑞典、瑞士和英國的安全機關檔案，普魯士警察機關的文獻，德國外交部和俄國檔案中的備忘錄，以及瑞士銀行的流水帳單。還有當時駐節俄國的歐洲外交人員留下的日記和筆錄材料。這些密檔和歷史文獻證據確鑿，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列寧與德國政府之間的真實關係。
2007年12月10日，即俄國十月革命九十週年之際，德國《明鏡》週刊50期刊發表封面文章，標題為《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副標題為“被收買的革命”[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54230885.html。]，講的是列寧作為德皇奸細的故事。
2007年，德國《明鏡週刊》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報道稱，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是為德國做奸細。
2007年下半年也是中德之間的冰點期，是2008年針對中國奧運火炬傳遞而爆發的西方媒體大規模反華之前奏。其間，德國總理默克爾突然轉變對華政策，宣佈不再把中國作為重要亞洲夥伴，並在9月執意會見達賴，引發軒然大波。《明鏡》週刊不失時機在默克爾訪華那一天，即8月26日的第35期推出封面文章，標題為《黃色間諜》[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52715099.html。]。畫面是一位中國女人用染着紅色指甲的手撥開中國國旗 (百葉窗)向外窺探，並刊發了十四頁的長篇報道指責中國人與工業間諜活動有關，德國國家關鍵部門的電腦頻頻遭到“來自中國黑客的攻擊，這些黑客顯然受到國家支持，很有可能來自軍方”。報道説27000名中國留德學生學者大多數都是間諜，中國商人、科學家、工程師、實習生也不例外。在德中國留學生學者認為，這篇文章不但包含諸多不實的事例和數據，還對中國、中國人民進行了侮辱和詆譭。11月下旬，200多名留德學生和學者自發在漢堡《明鏡》週刊總部抗議，幾十位中國人向德國漢堡檢察院提出了控告。[ 中國媒體的系列報道，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7-12/07/content_7213958.htm] 此《明鏡》週刊辱華事件，在中國官方媒體上也激發了連續的報道與關注。
“列寧德奸案”發生的當年，中德關係也正處於冰點。
紅色間諜與黃色間諜的故事在同一時間上演，是否只是一種偶然，還是無巧不成書？下面我們會看到，列寧被控德奸的故事，往往總會在一種特別的歷史時刻復活。
其實，辛子陵説的赫爾方特（Helphand）並不是愛沙尼亞人。在《明鏡》週刊的報道中，愛沙尼亞人是另外一個，“凱斯屈拉為他的服務總共獲得250 000馬克，這筆錢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證實到達布爾什維克手中”[ 網民李士勳翻譯：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adf1540101at46.html，以下引文也出於此博客。]。那位愛沙尼亞人只是為“赫爾方特”出場做的鋪墊，“這個1867年生於明斯克的猶太人獻身於推翻當時的沙皇，因為他的政府鎮壓信仰摩西的人”。但是，這卻不妨礙誤讀的辛先生繼續發揮：
1917年7月，俄國法院下達了逮捕列寧的命令，列寧逃往芬蘭。由於赫爾方特Helphand沒有出現，列寧知道，彼得格勒法院沒有掌握過硬的人證和物證，……。列寧的自我辯護很有效果，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遵守法制和尊重證據的臨時政府就把列寧放過了。
辛子陵對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法制尊敬有加，可惜卻對其指控列寧等布爾什維克的黑材料所知甚少，那時赫爾方特不僅出現了，而且是臨時政府的重要證據。《明鏡》其實是在炒作早已餿掉的冷飯。
這裏，不妨對比一下親歷者托洛茨基的相關描述：
15日，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在喀琅施塔得布爾什維克派報紙上（這報政府不敢來封閉）解釋他們為什麼認為不可將自己交給政府機關：“根據前任司法部長配勒凡則夫一封信，星期日發表於《新時代》報上的，我們就完全明白，所謂列寧等人做偵探活動之‘案’，完全是反革命黨有計劃的陰謀構陷。配勒凡則夫公然説出：他將那未經證實的控告傳播出去，只為的激起士兵的氣憤（他自己的話，）反對我們的黨。這是昨日的司法部長之自白呀！……此時俄國毫無司法保障。將自己交給政府機關，那不異於是將自己交給米留可夫、亞列克新斯基、配勒凡則夫等人之手，交給那些瘋狂的反革命派之手；在反革命派看來，對於我們的控告不過是國內戰爭之中一個簡單的插話而已。”現在只消記得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命運，就足夠解釋國內戰爭之中一個“插話”這句話的意義了。列寧曉得如何先見一着。[ 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控告究竟是怎麼回事？今天，我們需要重新回頭去打撈這段歷史，做一個學術史意義上的新聞調查。
二， 七月事變、“西森檔案”與案件的出爐
列寧“德奸案”最早發生於1917年俄國“七月事變”。由於對二月革命以來的現狀不滿，工人和士兵們自發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要求布爾什維克出來掌權，而列寧則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因此是布爾什維克黨力圖把示威控制在和平的範圍內。
事件發生之後，俄國恰好在一戰前線潰敗，為了把失敗歸罪於布爾什維克，克倫茨基臨時政府下達了對列寧的逮捕令，右翼報紙為配合這一政治行為而發佈系列“文件”，指控列寧和托洛茨基接受了德國總參謀部的津貼。對此，著名托洛茨基傳記作者、波蘭史學家多伊徹（Isaac Deutscher）曾指出，列寧是在英、法等其他路線都被拒的情況下，才決定取道德國返俄。當時對七月事變的官方調查表明，約有500名俄國流亡者從瑞士經過德國回國，其中400名是反布爾什維克者和“社會護國主義”分子。“總參謀部需要對最近的軍事潰敗作保全面子的解釋。温和社會黨人感到腳下的土地裂開了。找替罪羊和駭人聽聞的罪惡祭品是壓倒一切的需要”[ （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243-244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這才是列寧被構陷的真正原因。對此，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做了充分的駁斥。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專闢一章詳細披露了“大污衊的一個月”（七月）是如何捏造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黨人是德奸的動機與經過。[ 同上，第244-246頁；“大污衊的一個月”見：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其實，這個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同時發生在一戰期間的美國。1917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想去歐洲參加一戰以打擊德國，並報復德國邀請墨西哥參加戰爭聯盟和鼓動墨西哥奪回德克薩斯、新墨西哥和亞利桑那州的土地。為了克服國內濃重的反戰情緒，政府成立了宣傳部：公共信息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招募7·5萬名志願者在全國各地進行愛國主義宣傳。在該委員會最後頒佈的宣傳冊中，有一個名為“德國-布爾什維克陰謀”（The German-Bolshevik Conspiracy）的冊子，引起很大爭議，講的就是列寧和托洛茨基被德皇政府收買的故事。它由CPI組委會的埃德加·西森（Edgar Sisson），前芝加哥記者，化了大價錢專程在1918年春從彼得堡買來的文件，共計68件。之後，西森就榮任CPI海外部頭目。這個冊子被CPI發行了137,000份。[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sson_Documents，；]
這些文件當時在歐洲被普遍認為是捏造的，美國國務院也對此表示懷疑。威爾遜總統先是把這些文件壓了四個月，至1918年9月15日，威爾遜和CPI還是不顧警告，把這些文件分成七期讓媒體發表。開始時，大部分美國報紙都毫無懷疑地照登不誤，比如《紐約時報》就在《文件證明列寧和托洛茨基受僱於德國人》的標題下講了這個故事。[ Oliver Stone 、Peter Kuznick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9-10. London：Ebury Press, 2012.]
但是爭論很快爆發，特別是《紐約晚郵》（New York Evening Post）強烈質疑其真實性，這些主要的指控幾個月前在巴黎就已經公佈了，而且總體上已經被認為不可信。一週之內，《時代》週刊和《華盛頓郵報》都報道了曾任蘇俄記者的芬蘭社會革命黨人、情報局局長S. Nuorteva的觀點，即這些文件早就普遍被認為是“無恥的捏造”。一系列針對文件真實性的爭議蔓延開來。對此，CPI的主席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和西森都用政府的名義來為這批材料背書。克里爾聲稱：指控材料捏造就是蘇俄的宣傳、謊言，美國政府可以為材料的信譽擔保；並且威嚇《紐約晚郵》説，在國家危機的時刻，該報支持美國的敵人會被追究，政府擔保這些材料，每一項都被確認真實才會公佈[ Ibid.]。
為了獲得公眾信任，CPI決定找專家來增加真實性。國家史學委員會（The National Board for Historical Service ）同意給予幫助，並任命《美國曆史評論》雜誌的創辦人和資深編輯、華盛頓卡內基歷史研究部主任傑姆遜（J.Franklin Jameson）和芝加哥大學俄語教授哈珀（Samuel N.Harper）共同完成檔案真實性調查。只用了一週時間，兩位專家研究了69份即將發表的檔案，結論是：54份涉及十月革命之後的檔案，毫無懷疑，這是西森檔案的主要部分；涉及十月革命之前的，很少可疑。但事實上，傑姆遜完全不通俄語，唯一能調查的只有哈珀一人。哈珀在他死後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坦率地拒絕評論西森文件提供的結論，即列寧穿越德國邊境時不僅和德國總參謀部接觸，而且已經是德國間諜。我和傑姆遜準備陳述説：在當時的情境下，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在俄國爆發，從軍事觀點看列寧客觀上已經在幫助敵人。我們被告知這樣的陳述無助於提高（公眾）激情去動員所有的資源投入戰鬥。然而，我們堅持自己的立場，就像小冊子裏呈現的那樣。但是現在一般觀點都認為我們宣稱檔案的真實性毫無疑問，另外，西森的結論也像檔案那樣需要我們去負責，這最後出現的狀態讓我憂慮。國家在戰爭狀態，學術人被政府號召用他們的專業才能為戰爭目的服務總是會遇到兩個不同方向的責任問題，也會發現恰當的自我保護很困難。[ George Kennan：The Sisson Document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June 1956，p132. 引文部分系筆者自譯。]
沒有出版的手稿部分還透露出更多受到外在壓力的信息。不過，西森檔案和兩位專家的報告對公共輿論的影響很快就隨着一戰在1918年結束而喪失。因為越來越多對西森檔案的懷疑，1920-1921年國務院決定重啓對其背景和真實性的調查，但是遭到了威爾遜總統的斷然拒絕。他説現在沒有時間騰出手來管這些事情，他會給它們一個適當的處置（make the proper disposition of them）。當威爾遜離開白宮之後，這批材料就不見了，官方的後續調查也就無法繼續進行下去。[ Ibid，pp]
一直到1952年底，杜魯門總統準備離開白宮，這批文件才從白宮的保險箱裏找到，發現者已經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之後，它們被送到國家檔案館存檔。1956年，曾擔任美國駐蘇聯大使的著名外交家和歷史學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在《當代歷史》雜誌（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8，June 1956）上，發表了名為《西森文件》（The Sisson Documents）的長達24頁的文章，詳盡地考察了這批檔案，結論是所有這些文件都是偽造的。[ Oliver Stone 、Peter Kuznick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9-10. London：Ebury Press, 2012.]
凱南指出西森檔案是建立在違背基本歷史事實的荒謬論斷上，包括：從十月革命到佈列斯特－裏托夫斯克條約簽署期間，蘇俄領導人都在暗地裏站在德國總參謀部的立場上，他們不僅在當時成功地做到了，而且在今後幾十年都做到了，甚至對最親密的黨內同志也隱瞞了；德國總參部不僅實際上操控了1918年1月的最高蘇維埃選舉，還掌握了大批羣眾的選票，包括大多數黨的領導人；等等。凱南指出，只要對列寧的生平和佈列斯特－裏托夫斯克條約簽署期間蘇維埃黨內激烈鬥爭的歷史有基本瞭解，就應該知道，無論你如何理解列寧，他都不可能是反蘇維埃共產主義運動的奸細。同樣，從德國方面説，關於佈列斯特－裏托夫斯克條約簽署的歷史檔案中，包括參與簽署的外交部、軍方以及德皇本人，都沒有發現任何與西森檔案相關的信息，相反，這些檔案都實實在在地證明列寧裏通外國的關係並不存在。[ George Kennan：The Sisson Document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June 1956，pp134-135.]
凱南列舉了大量西森文件中的硬傷，多為文件中描述的機構、人物和事件不符合既有的歷史史料或史實。還有很多文件違背了間諜工作特別是在戰時狀態的基本要求，需要高度保密的文件列出了不必要的人名和機構名。比如文件7 是德國總參部通告他們“堅持”在選舉中必須被選上的蘇俄外交部委員名單，但是德國會把這樣的要求用一個正式信函來遞交嗎？蘇俄會接受這樣的信函還把它放在文件裏存檔，不怕在黨內引發爭議？[ Ibid，pp136-138.]
另外，文件本身也存在大量技術性硬傷。這其中很多硬傷恰恰是德國官方1919年在柏林出版的冊子裏指出的，時任魏瑪共和國首任總理的社會民主黨右翼首領菲利普·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為此寫了序言，正式宣佈西森檔案完全是偽造的。威廉·格勒納 (Wilhelm Groener)將軍代表德國軍方簽字，否定西森文件中提到的大量存在。西森本人不認可這個德國的官方聲明，因為來自敵方。但是，凱南指出，這個聲明是以完全政府權威作為擔保的，如果捲入謊言，極易被德國反對派抓住把柄來攻擊。
凱南詳細列舉了七個部分的硬傷：1，信的抬頭錯誤，比如號稱總參部的下屬部門Grosser Generalstab, 這個部門的確存在過，但在1914年就取消了，戰爭時也從沒有恢復，還有很多類似的案例。另外，很多抬頭德語的拼法其實極少出現在1918年的德國官方文件裏，比如用Bureau代替Büro等。2，語言問題，來自德國官方的信函都是用完美的俄語寫就，而當時大多數蘇俄領導人都懂德語，列寧和托洛茨基更是精通德語。作為德國總參部在俄國的派駐機構，如果翻譯和打字員都是俄語為第一語言的僱員，意味着保密有問題。一些高級官員簽名用的是斯拉夫語字母，這對德國人來説是完全沒有必要。3，日曆問題，1917-1918年冬天是俄國政府從舊曆（儒略曆）到新曆（西式格里高利曆）的轉換期，官方正式使用新曆開始於1918年2月1日，在這前後，為了避免混亂，是同時標註兩種日期的。但是西森檔案中沒有一件同時有兩種日期。4，形式，所有的德國官方文件都有兩個簽章，一個來自高級官員，另一個來自副官。這種簽名制度在俄國常見，但在德國軍方從未實現。5，封印，所有來自德國總參部駐俄國辦事處的文件都沒有封印，來自俄國的文件同樣也沒有封印。6，簽名，所有德方簽名都來自三到四個人的手，而蘇方簽收很可能只有一個人。7，打字，所有文件都是來自五台打字機。[ Ibid，pp138-143.]
檔案的來源涉及到一些有意味的人物。一個是葉夫根尼·謝苗諾夫（Evgeni Semenov），彼得堡記者，供職在一家叫做《晚間報》（Vechernee Vremya ）的小報, 該報為反德、反猶、反布爾什維克的著名保守派阿列克謝·蘇沃林（Alexsei Suvorin ）擁有。七月事變之後，謝苗諾夫參與了臨時政府對黑材料的編造。十月革命後，《晚間報》 被蘇維埃取締，他跑到頓河哥薩克的地盤，加入科爾尼諾夫將軍的白軍。1918年1月，他帶着使命回到彼得格勒，即從協議國大使處獲得貸款支持頓河地區的反蘇維埃力量。在他到達不久，西森檔案就開始獲得協約國的注意，但是這些老檔案效用有限，即便可信，也屬於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前，甚至不能證明德國政府也捲入其中，這些錢更可能來自友好的德國社會主義團體。於是,新的來自德國總參部的材料很快就出現在美國大使館官員的辦公室，證明德國與布爾什維克的聯盟不僅還在繼續，並且就是德國戰時的官方計劃。謝苗諾夫在訪談中提到《晚間報》的同事，一個波蘭裔俄國傳記作家安東·奧森多夫斯基（Anton Ossendowski）曾交給他文件。
奧森多夫斯基1903年曾在海參威活動，日俄戰爭期間到過哈爾濱，任職於鐵路部門。一戰爆發時，他已經回到彼得格勒，在《晚間報》上以Mzurad 為筆名持續攻擊在俄的德國商人A.Dattan是間諜，他本人和整個報紙都從德商競爭對手那裏獲得報酬。1917年夏，奧森多夫斯基和謝苗諾夫一起與臨時政府的情報部門建立了聯繫，他也參與了政府支持的“揭發”布爾什維克的計劃，作為反德宣傳專家，他們倆從臨時政府的情報總部獲得財政支持。他的反德活動受到莫斯科財閥、俄羅斯戰時工業委員會主席以及臨時政府首任陸軍與海軍部部長古契科夫（A.I.Guchkov）的安排與支持，後者曾大力支持科爾尼諾夫的軍事叛變。。蘇維埃掌握政權後，他把預備交給俄協約國大使們的材料交給了謝苗諾夫，這時的謝苗諾夫正從哥薩克領命回來。這些材料中，代表蘇方簽收的所有筆跡都來自奧森多夫斯基。[ Ibid，pp143-148。]
西森檔案提到的很多德國間諜都來自海參威一個叫做Kunst and Albers 的公司，它是西伯利亞著名的批發和零售商，在遠東很多城市擁有商場。一戰期間公司負責人A.Dattan是俄國公民，他在文件9中被當作德國間諜。事實上,早在戰前蘇沃林的報紙就持續攻擊Kunst and Albers公司超過五年，奧森多夫斯基在1915-1916年期間擔任主攻手。因此，Dattan 在一戰爆發後被被流放到託木斯克，一直到二月革命。1915年，奧森多夫斯基被該公司起訴誹謗和勒索，但在二月革命前沒有可能進入法庭審理。十月革命使奧森多夫斯基從被調查中解救出來，1918年5月他從彼得格勒飛往西伯利亞，因為判斷德國人很可能佔領彼得格勒，而彼得格勒的報紙則認為協約國武裝干涉西伯利亞迫在眉睫。西森文件29號日期是1918年3月9日，內容是關於遠東的德國間諜，屬於唯一一份不是直接交給西森，而是請另一位美國大使轉交，——它表明這是一份西森3月3日離開彼得格勒之後製造出來的文件，也正是協約國干涉西伯利亞的消息被媒體披露出來的時間。由於擔心自己再度被起訴，奧森多夫斯基把黑材料預先交給協議國就成為一項自保的方案。[ Ibid，pp148- 150. 2013年，一本關於Kunst and Albers公司歷史的英文書面世，Lothar Deeg：Kunst and Albers Vladivostok: The History of a German Trading Company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64–1924，epubli, 2013；德文版：Klartext, 1996。其中披露了更多相關文獻，其中第七章：被戰爭鉗制的公司（1914-1924），重點講述了奧森多夫斯基陷害和勒索Dattan為德奸的詳細經歷。] 大量證據表明，奧森多夫斯基是西森檔案的主要炮製者，他本人屬於俄國反德波蘭人團體。[ George Kennan：The Sisson Document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8，June 1956，pp150-152.]
凱南在最後一章中討論了西森檔案的兩個附件。附件1包括15件檔案，其中7件信函沒有原件或照片，完全沒辦法判斷真偽。正是這些檔案誇張地涉及列寧、托洛茨基和高爾基的名字，即便哈珀和傑姆遜也沒把它們列入可信任之列。附件2大部分是真實可信的，但是諷刺的是，這些文件並不能證明有一個德國-布爾什維克陰謀存在。[ Ibid，pp153-154.]
最後，凱南指出，從1917年春天到夏天，以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為主要中轉支援蘇維埃的外部力量很複雜。在蘇維埃領導人和外界之間有大量的通訊聯繫，其中很可能涉及財務往來，這其中德國政府是否涉足其中？財務是否只來源於外部友好的社會主義團體？西森檔案本身並沒有證明這些。但即便蘇維埃在十月革命之前接受了德國官方的財務支持，也沒有證據表明蘇維埃獲得政權之後在道義和政治上需要對德國承擔責任，而德國也沒有這樣的幻想。事實正相反。[ Ibid，p154.] 但是，凱南對《西森檔案》的研究在大眾傳媒上卻反應寥落。
其實，托洛茨基三十年代初在《俄國革命史》中早就指出事實的真相：
1918年，即十月革命之後，美國政府出版局很得意地印行了一本集子，專收那關於布爾什維克派勾結德國人的文件。這個笨拙的偽造，經不起一點考證，卻被好多受教育的有見識的人相信，直至後來發現了：那些文件原稿大家以為是從各國產生的，其實乃是同一架機器製造出來。偽造者並未依照普通規則對待主顧：他們顯然認為政治上對於暴露布爾什維克派罪惡之要求可以蓋住考證批評地聲音。他們這樣想並沒有錯，因為他們賣得了高價。[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西森檔案”實在是美國政府的一項醜聞，這也許是凱南出來做此項工作的原因。最後，需要説明的正是，其實喬治·凱南從政治立場上是嚴重反蘇的。他就是最早提出對蘇聯進行“遏制”戰略的冷戰設計師和操盤手，極大地影響過二戰後美國的外交戰略。就在1946年凱南任職蘇聯大使館期間，他以一封著名的八千字電報向美國國務院提出“遏制”政策的建議，史稱“長電報”（the long telegram）。1947年，則在《外交季刊》上以“X”筆名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完整地提出了“遏制”的戰略思想。
三， 誰是“赫爾方特”（Helphand）？
回到這篇長達十一頁的《明鏡》週刊的報道。
它其實是一篇特稿，或者説間諜小説，充滿了推測和臆想。文章開篇便宣稱：“沒有威廉二世對列寧的幫助，九十多年前的十月革命就不可能發生。更有甚者：沒有德國的支持，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幾乎不會度過掌權後決定性的第一年。估計也就不會有蘇聯，不會有後來共產主義的發展，大概也就不會有幾百萬古拉格羣島死者的控訴了”，“柏林用馬克、彈藥、武器支持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和其他革命者達四年之久並以此為終結沙皇王朝做出了貢獻。單是外交部支付的款項，到1917年為止瑞士銀行的户頭結單，至少有二千六百萬馬克，摺合成今天的貨幣價值在七千五百萬歐元。”
今天，這種鐮刀與王冠之間的世界歷史上的聯盟幾乎完全被忘卻了，雖然幾十年前就已經出現過對這個題目出色的研究。當然仍有一些沒有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德國對布爾什維克支持的規模。因為在外交部那些支出的收據在審計之後都被銷燬了。《明鏡》做了這件事並在全歐洲十幾個檔案館進行調查研究時偶然發現了迄今為止尚不為人知的或者尚未被利用過的資料：瑞典、瑞士和英國安全局的分析和文件，普魯士警察局的卷宗，外交部的檔案以及俄國檔案中的附註，瑞士銀行的户頭結單 。[ 網民李士勳翻譯：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adf1540101at46.html，以下引文也出於此博客。]
令人疑竇叢生的是，通篇沒有一句提及“西森檔案”，它是否屬於所謂“出色的研究”中？如果不是，這些出色“研究”究竟是什麼？是否因為凱南對“西森檔案”的徹底調查已經使得《明鏡》必須完全避開這個名詞？是否意味着要做翻案文章必須另起爐灶？不錯，爐灶必須重起於一戰時中立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正是在這裏，錯綜複雜的政治力量得以交鋒。
值得注意的是，《明鏡》承認七月事變與列寧“德奸”案有直接關係：
亞歷山大·克倫斯基（像列寧一樣是一位律師，不過他1970年才在流亡中死於美國）領導的臨時政府，在好戰的黨內積極分子試圖進行一次政變之後，曾於七月中旬給布爾什維克一次沉重的打擊。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被逮捕，報紙被禁，十幾個人受到審判。當時也是因為德國的錢。[ 同上。]
在西森檔案徹底破產之後，《明鏡》“偶然發現”的究竟是什麼樣的“鐵證”？另起爐灶的看點就在於，文章濃墨重彩地塑造了一個叫做亞歷山大·黑爾凡特（Alexander Helphand）的間諜與德皇政府的關係。而涉及列寧的部分是這樣的：
幾乎不能想象，列寧沒有利用這個網絡向彼得格勒輸送金錢或者也將一部分在俄國的收益轉入黨的金庫。很説明問題的是後來人們在列寧的狹長地址簿上發現了黑爾凡特公司的地址。瑞典的調查卷宗裏寫着總經理費爾斯滕貝格定期前往俄國。
通篇搜索下來，其實都是“想象”大於實證。
所有“偶然發現”的新“資料”，只是證明德國試圖支持俄國反對勢力黑爾凡特，並不能證明列寧從黑爾凡特手中直接得到資助，——這一證據已經被尋找了將近一個世紀！“很能説明問題”的證據，卻根本不是證據，即列寧的地址薄中有黑爾凡特公司的地址，即便這一孤證《明鏡》也沒有給出來源。該文偷換概念，其實玩了一個空心湯糰的把戲。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看，也是一篇有嚴重缺陷的違背報道基本原則的特稿，與《黃色間諜》的報道方式殊途同歸。
有趣的是，號稱調查了十幾個檔案館得出結論的文章，最後的註腳只有五條，其中三條來自已經出版的書，包括一本1964年出版的德文傳記《革命的海盜：帕爾烏斯—黑爾凡特》[ Winfried B. Scharlau,、Zbynek A. Zeman（ 威爾弗裏德.B.沙爾勞，茨比內克.A.齊曼）: Freibeuter der Revolution Parvus - Helphand，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Köln 1964;]。該書兩位作者A. B. Zeman，W. B. Scharlau在1965年以《革命的商人:亞歷山大·黑爾凡特（帕爾烏斯）1867-1924》為名，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了英文版。[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請記住作者之一齊曼（A. B. Zeman），我們後面還會碰到他主編的《俄國革命與德國——1915年至1918年的檔案資料》在《炎黃春秋》雜誌中的出現。這些是否就是文中所指的幾十年前的“出色研究”？但是該傳記並沒有證明黑爾凡特給了列寧大量經費，兩位作者也不認為列寧是德國的間諜。
五個註腳的另一條來自2007年《明鏡》週刊自己的報道；只有一條是所謂證據：一張收劇：“1915年12月29日，從德國駐哥本哈根公使手中得到資助俄國革命運動的一百萬盧布（……）紙幣。A.黑爾凡特博士”，但是該證據同樣不能證明它與列寧有直接關係，詳見下文。
《明鏡》這篇文章作者多達六位，但沒有一位是在高校任職的專業歷史學家。排名第一的Wiegrefe, Klaus是《明鏡》週刊作家，自1997年始是該刊歷史版的負責人。Altenhöner, Florian是自由職業的歷史學家。排名靠後的幾位作者也都不是在大學工作，沒有教職，網上也沒有比較詳細的個人簡介。
那麼，這個神秘的“黑爾凡特（赫爾方特）”究竟是什麼人物呢？
事實上，這個以“帕爾烏斯”更為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史所熟知的名字，根本不是《明鏡》發掘出來的。帕爾烏斯（Parvus）是赫爾方特1894年在考茨基創辦的德國著名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新時代》（Die Neue Zeit）上發表文章的筆名[ Ibid，pp28-29. ]。他是1867年出生於俄國的猶太人，後移居德國參加了社會民主黨，是早期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革命家和理論家，曾與羅莎·盧森堡等一代左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交往密切。
在中文學術界，鄭異凡1984年根據上述1964年德文版傳記，發現他是最早對伯恩斯坦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進行批判的人。1898年初, 帕爾烏斯就在其主編的《薩克森工人報》上連續寫文章批判伯恩施坦的機會主義。他反伯恩施坦的鬥爭得到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視。普列漢諾夫在給考茨基的公開信《我們為什麼感謝他？》中高度評價了帕爾烏斯在反伯恩施坦主義中的作用, 他不同意考茨基所説的和伯恩施坦的鬥爭“只是現在才開始”，“因為伯恩施坦所提出的問題在帕爾烏斯的論文刊登以後就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於解決了。這是帕爾烏斯對全世界無產階級所立的一個大功勞”。帕爾烏斯的鬥爭也引起列寧的重視，1899年9 月1 日列寧在流放地寫信給媽媽, 要妹妹瑪麗亞設法給他寄去1898年的《薩克森工人報》,包括帕爾烏斯反對伯恩施坦的文章,和刊有普列漢諾夫《我們為什麼感謝他? 》一文的報紙。[ 鄭異凡：《帕爾烏斯對伯恩施坦主義的批判》，《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 1984年02期，第145-151頁。]1900年與列寧第一次在慕尼黑見面，彼此在理論上已經互相欣賞。[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56-5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他在流亡的俄國社會主義者與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兩個圈子之間起了很多溝通作用。
帕爾烏斯1904年2月開始為《火星報》撰寫系列文章《戰爭與革命》，表現出極大的理論洞察力，預告日俄戰爭之後就是俄國革命的時代，預告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他提出可以利用外部戰爭來激發內部的反抗和革命，並且從馬克思那裏引發出“繼續革命”的策略，這組文章也深刻地影響了托洛茨基，後來被托洛茨基發展成著名的繼續革命理論。帕爾烏斯認為“俄國的革命會動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礎，俄國工人階級將擔任社會革命的先鋒隊的角色。”[ Ibid，p64. ] 當時德國的反間諜組織也滲透到社會主義機構中，他預測日俄戰爭俄國會輸掉戰爭，然後引發動亂與革命，——他的準確預言，使得德國情報部門認為可以用他來反沙皇。
[ 照片轉自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p68.]
1905年俄國革命爆發，帕爾烏斯回到聖彼得堡進行革命活動，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扮演了重要角色，並與托洛茨基一起被捕，在監獄留下了一張著名的與托洛茨基等人的合影。他在被判三年流放西伯利亞後逃回德國。由於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鬥爭和策略失望，並且捲入與高爾基和俄國社會民主黨關於《在底層》戲劇出版的經費糾紛，名譽受損。為此，1910年他離開德國去了維也納，後由此去了土耳其。在德國總參部的支持下，在巴爾幹戰爭中通過做軍火生意獲利頗豐，併成為土耳其青年黨的財政與政治顧問，也是其軍隊的糧食供應商。在親德的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根據自己在1905年俄國革命的經驗，他從理論上闡明道，分解俄國、使俄國在一戰中失敗就是最好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式。他認為在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目標上，社會主義者可以與德國政府在策略上合作，雖然動機完全不同。[ Ibid，p136.]
在當時的帕爾烏斯看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派別林立，任何一派都沒有能力組織一場大罷工，因此可以在德國支持下，使所有的社會民主黨派結成統一戰線，這樣俄國的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猶太人組織崩得（Band，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烏克蘭Spilka黨，波蘭的兩個社會民主黨，以及立陶宛和芬蘭的社民黨，就可以在一箇中立國召開社會主義政黨代表大會，他認為這是最好的方式：一個世界主義視野中的反沙皇力量大聯合，在此藍圖中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佔有重要的位置。他還曾設想通過德意志帝國的幫助，使得社會主義成為歐洲的主導力量。[ Ibid，p147-150.] 在德國外交部與帕爾烏斯的聯盟中，其實雙方都意識到彼此在冒險，一個要的是東線的停戰，一個要的是革命與社會主義。帕爾烏斯希望一方面聯合歐洲所有的社會主義政黨結成統一戰線反對沙皇，另一方面讓俄國內部的社會主義政黨以宣傳、罷工和破壞的方式促使自己的國家垮台。
他通過土耳其德國大使給德國情報部遞交了一份二十多頁的報告，提出以德國政府支持的大罷工使俄國癱瘓，支持俄國社會勞動黨、支持各民族地區獨立、支持反對沙皇的作家。特別是烏克蘭，它是帝國的基石，一旦被搬走，帝國就會崩潰。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納粹準確地執行了這個計劃。[ Ibid，p160.] 半個世紀後蘇聯的瓦解，也正是與烏克蘭獨立互為前提，美國在烏克蘭公投前承諾會盡快承認其獨立，正是推動烏克蘭獨立的重要因素。而今天的克里米亞危機，不過是二十世紀最敏感的地緣政治的歷史延伸。帕爾烏斯也對芬蘭寄以同樣的希望，芬蘭曾在1809年被沙皇俄國兼併，十月革命之後，是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根據民族自決原則於1917年12月18日頒佈法令，承認芬蘭獨立。帕爾烏斯對於高加索地區不樂觀，這裏的獨立運動比較碎片化，他建議土耳其政府支持高加索的穆斯林在當地基督徒的幫助下對俄國發動聖戰，他希望美國人和格魯吉亞人都能夠大力協助，通過烏克蘭獨立運動，土耳其可以引導北高加索的哈薩克人暴動。這的確是一份有預見性的建議。
但是，這些主張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引發的是懷疑與質疑，社民黨主席Hugo Haase甚至警告同志們不要與帕爾烏斯有任何接觸，他被懷疑是俄國間諜，或者土耳其間諜。羅莎·盧森堡與她絕交，李卜克內西、蔡特金等過去的激進左派社會主義老朋友都不再待見他。蔡特金是在他當初與伯恩斯坦做鬥爭時唯一站在他一邊的老朋友，現在罵他是“帝國主義的婊子”，把自己出賣給德皇政府。他與德國社會主義左翼的分裂由此開始，並從此分道揚鑣。[ Ibid，pp153-155.]
四， “骯髒的手”
1915年2月14日，托洛茨基在《我們的言論報》上發表了與帕爾烏斯的絕交信：《致一位活着朋友的墓誌銘》（Epitaph for a Living Friend），信中他感謝帕爾烏斯曾經給予他巨大啓發和思想上的共鳴，比所有老一代歐洲社會民主黨人那裏得益更多。但是1914年之前的激進左派在一戰爆發後變了，我們的朋友，現在死了，“現在的帕爾烏斯再也不是以前的帕爾烏斯了。此時他已成為在巴爾幹漫遊的一個政治上的福斯塔夫，而且還誹謗自己已死亡的幽靈”。不久，當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辦有德國宣傳代理機構嫌疑的“社會學研究所”時，托洛茨基公開警告社會民主黨人不要和它進行任何接觸。帕爾烏斯為自己辯護的致編輯部的信到托洛茨基手中，托洛茨基最終拒絕發表。十月革命之後，帕爾烏斯力圖接近托洛茨基並表示要為蘇維埃政府服務，托洛茨基置之不理。[ （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195-196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155-15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在帕爾烏斯與列寧的關係中，1915年5月瑞士伯爾尼期間他是否給列寧資助？對此，歷史學家們普遍懷疑，[ Alfred Erich Senn, “The Myth of German Mone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Soviet Studies, Vol. XXVIII, No. 1, January 1976, pp.83-90；轉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明鏡》週刊也沒敢翻案。當時，因為帕爾烏斯知道列寧的重要性，很急切地希望與列寧會晤，便突然現身在列寧所住的旅館。帕爾烏斯在回憶錄中記敍説，他對列寧解釋德國革命不可能發生，唯一能夠發生革命的是俄國，而且是作為德國勝利的後果，而列寧卻夢想着歐洲的無產階級從戰壕中走向革命。在此會面之後，列寧告訴一位布爾什維克朋友，他甚至沒讓帕爾烏斯把話説完，就直接告訴他，他認為帕爾烏斯是德國的奸細，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很多已經變成了沙文主義者，他不想與帕爾烏斯有任何合作。列寧把他趕走，並且警告他再也不要來了！無論會面如何，結果很清楚，列寧與帕爾烏斯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或共識。[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157-17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列寧自己則在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４8號專門發表了批判帕爾烏斯的短文《墮落到了極點》，嚴厲和辛辣地斥責其歐洲社會沙文主義，全文如下：
激進的社會民主黨人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中的一些人蜕變為社會沙文主義者，這是所有交戰國都有的一種普遍現象。沙文主義潮流如此迅猛、狂暴和強烈，以致各國都有許多沒有氣節或落伍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被它捲走。在俄國革命中就已表現出是個冒險家的帕爾烏斯，現在在他的小刊物《鐘聲》雜誌（《ＤｉｅＧｌｏ－ｃｋｅ》）中更是墮落到了……極點。他恬不知恥地、洋洋自得地為德國機會主義者辯護。他把自己過去崇拜的一切付之一炬；他“忘記了”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之間的鬥爭以及這兩個派別在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歷史。他以那種自信會受到資產階級讚許的小品文作者的放肆態度拍着馬克思的肩膀“糾正”馬克思，而絲毫未作認真的和嚴肅的批評。至於對那位恩格斯，他簡直不屑一顧。他為英國的和平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辯護，為德國的民族主義者和狂熱愛國主義者辯護。他罵英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是沙文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走狗，卻把德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尊稱為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同倫施、亨尼施、格龍瓦爾德擁抱接吻。他向興登堡搖尾乞憐，要讀者相信“德國總參謀部是支持俄國革命的”，並下賤地頌揚這個“德國人民精神的體現者”和它的“強烈的革命情感”。他預言，德國通過保守派同一部分社會黨人的聯盟，通過發放“麪包配給證”就可以毫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他是一個卑微的懦夫，以寬容的態度似贊成非贊成地對待齊美爾瓦爾德代表會議，他裝模作樣，似乎他沒有覺察到在齊美爾瓦爾德代表會議的宣言中有很多地方是反對從帕爾烏斯和普列漢諾夫到科爾布和考茨基的形形色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
在他出版的６期雜誌中，沒有一點誠實的思想，沒有一個嚴肅的論據，沒有一篇誠懇的文章。這全然是一堆德國沙文主義垃圾，上面卻掛着一塊胡亂塗寫的招牌：為了俄國革命的利益！科爾布和開姆尼茨的《人民呼聲報》這些機會主義者交口稱讚這堆垃圾，這是十分自然的。
帕爾烏斯先生竟厚顏無恥地公然宣稱，他的“使命”就是“充當武裝起來的德國無產階級和革命的俄國無產階級之間的思想紐帶”。這種丑角的插科打諢，準能使俄國工人笑破肚皮。如果説普列漢諾夫先生、布納柯夫先生以及和他們一夥的《號召報》理所當然地得到俄國的沙文主義者和赫沃斯托夫的讚許，那麼，帕爾烏斯先生的《鐘聲》雜誌就是德國的叛徒和走狗們的喉舌。
因此我們不能不指出目前這場戰爭的另一個有益的方面。它不僅用“速射炮”摧毀了機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而且也出色地揭露了那些冒險家和社會主義運動中朝三暮四的人。歷史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而不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對無產階級運動預先作這番清掃，這對無產階級是大有好處的。[ 《列寧全集》第27卷，第100-101頁。]
《鐘聲》雜誌正是帕爾烏斯接受德皇政府直接財政支持出版的。
德國情報局曾支持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建立與俄國的邊境貿易公司。但是這些錢是否都來自德國？對此也一直有爭議。[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Parvus .] 1995年，美國歷史學家Semion Lyandres對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公佈的指控列寧的全部材料進行了重新研究，專門考察臨時政府指控布爾什維克利用斯堪的納維亞作為中轉貿易往來的所有電報，包括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公司的電報往來。Semion Lyandres對所有66件電報進行了逐一分析，發現沒有一件可以支持臨時政府的七月指控。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與彼得格勒的貿易電報，沒有一件表明有基金從哥本哈根流向彼得格勒，而是相反，大筆的金錢，總計100，000盧布從彼得格勒流向哥本哈根，以支付購買進口貨物。這是因為一戰之後，俄國從德國直接進口的貨物，特別是醫藥用品，因為各種制裁和審查，轉至中立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進行走私。[ Semion Lyandres ：The Bolsheviks’“Gennan Gold” Revisited：An Inquity into the 1917 Accusations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 East European Studies Number 1106，No. 1106, February 1995 1995 by The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a program of the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ttp://carlbeckpapers.pitt.edu/ojs/index.php/cbp/article/view/63 ，pp93-104。]這一研究不支持上述傳記中認為帕爾烏斯在哥本哈根的公司貿易中可能有錢沒有從彼得格勒迴流，而是幫助了列寧的宣傳事業。[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16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915年，帕爾烏斯在德國外交部的財政支持下，企圖在俄國組織大罷工和策劃製造俄國的金融危機，這些事情也是《明鏡》週刊文中大肆宣揚的。但是，這些活動與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完全無關。相反，1915年12月，帕爾烏斯力量在俄國活動最活躍的時期，列寧人數甚少的布爾什維克正與佔大多數的、支持俄國參加一戰的孟什維克進行艱苦鬥爭，由於嚴重缺錢，無論是瑞士的總部，還是彼得格勒的分部，都缺乏最基本的運作經費。列寧寫信給斯堪的納維亞的Alexandra Kollontay：“沒有錢。這裏沒有錢是最大的麻煩。”[ Ibid，p181.]
1915年12月，帕爾烏斯的確接受了德國外交部的一百萬元盧布，並且把它們帶到了斯德哥爾摩，以用於“支持俄國的革命”。[ Ibid，pp187-188.] 這也正是《明鏡》週刊文在正文和腳註中給出的唯一證據，它發生在十月革命前。但即便是這個證據也根本不是《明鏡》發掘的，而是在1965年帕爾烏斯傳記中早就明確記載的。不同在於，傳記明確説明帕爾烏斯與列寧1915年會見不歡而散，而《明鏡》卻仍用它作為列寧德奸的證明，真是用心良苦，其實是欺負大多數讀者不會去找這本半世紀前的老書。即便找到，一般讀者也不會去詳細比照。事實是，這筆錢是德皇政府用來支持德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帕爾烏斯在俄國的顛覆活動，而不是列寧。一戰之後的列寧及其政黨一直在與貧困搏鬥，1916年10月列寧在《致亞·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寫道：“很需要稿費。否則，簡直活不下去了！！物價飛漲，難以為生。應當向《年鑑》雜誌的出版者硬把錢要來。我的兩本小冊子已經寄給他（讓他付錢，馬上付而且多付一些！）對邦契也這麼辦。關於翻譯的事也這麼辦。如果這件事辦不妥，我的確維持不下去了，這是真話，百分之百的真話。”[《列寧全集》，第47卷，第438頁。]
由此可見，《明鏡》的策略是故意混淆帕爾烏斯和列寧之間的區別，以蒙誘讀者。用德國的錢，帕爾烏斯的確成功地在俄國組織了一些罷工，這也是《明鏡》週刊津津樂道的故事，但是這些錢並沒有導致他許諾的俄國革命的爆發。而且，《明鏡》沒有説的是，由此對他的鉅額投資在德國政府內部引起強烈爭議和懷疑，錢是否給錯了？[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 pp190-19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 更沒有證據説明，這些錢與列寧究竟有何關係？
1917年2月革命爆發，帕爾烏斯建議德國把各種俄國流亡的政治反對勢力運送到俄國，以激發俄國革命。這一建議再次得到德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帕爾烏斯就成了操盤手。4月13日，一批俄國流亡革命者到達斯德哥爾摩，其中包括列寧。這時，帕爾烏斯已經等在那裏，因為想見列寧。但是列寧拒絕見他，只是通過中間人傳話。帕爾烏斯告訴列寧德、俄之間需要和平，並詢問列寧的政治方案，列寧回答道：他對外交不感興趣，他的任務是社會主義革命。這讓帕爾烏斯很惱怒，根據後來他自己的證詞，他通過中間人警告列寧説：也許他會繼續領導暴動，但是如果他對政治手腕不感興趣，他就會淪為我手上的工具（he may go on agitating; but if he is not interested in statesmanship ,then he will become a tool in my hands）！[ Ibid，p216.] 事實上，在關於德、俄之間的停戰問題上，兩人從來沒有站在一個立場上，列寧關於停戰的主張從來不是秘密，那就是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這也是第二國際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共同的政治訴求。而帕爾烏斯構想的卻是德國對歐洲與俄國的控制，是徹底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行徑，這正是列寧致力於鬥爭的對立面，詳見下文。
列寧回國之後，在列寧與布爾什維克設在斯德哥爾摩的政治局交流的信息中，缺乏經費依然是主要議題。推測列寧獲得過帕爾烏斯設法經過波蘭社會主義者之手交付的資助，唯一的證據也只是列寧感謝一位波蘭社會主義者哥斯洛夫斯基（Kozlovsky）的信，而此人曾是帕爾烏斯的聯繫人，列寧感謝收到了2000盧布的資助！[ Ibid，p221.] 區區2000盧布，列寧還要親筆寫信感謝。此一證據實在無力，甚至有反證的危險，連《明鏡》也棄而不用。
這裏需要再次回顧一下“七月事變”。7月1日俄臨時政府組織一戰前線進攻以慘敗告終，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陸海軍士兵。7月3日，自發的遊行示威開始，但並沒有發展成為反對臨時政府的武裝行動。列寧認為當時俄國革命危機尚未成熟，不贊成武裝行動，3日下午4時，布爾什維克黨決定勸阻羣眾。但是示威已經開始，制止已不可能。3日夜晚，布爾什維克中央同彼得堡委員會和軍事組織一起決定參加遊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導到和平的有組織的方向去。列寧聞訊後於7月4日晨趕回彼得格勒，參加了4號50多萬人的遊行示威，並在克舍辛斯卡婭公館的陽台上向遊行的水兵發表了演説，要求羣眾沉着、堅定和警惕。當局派軍隊鎮壓，與示威羣眾發生衝突，死56人。布爾什維克黨於5日發表停止遊行示威的號召書。7月4—6日，《真理報》編輯部和印刷廠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辦公處所被搗毀。7月5日，《現代言論報》刊登了對列寧德奸的誹謗，而《真理報》已於前一天被搗毀，使其無法發出反駁的聲音。7月6日，臨時政府下令逮捕列寧，工人被解除武裝，革命的彼得格勒衞戍部隊被調出首都，派往前線。七月事變後，政權完全轉入反革命的臨時政府手中，二個政權並存的局面終止，蘇維埃成了附屬品，革命和平發展時期告終。
1917年7月６日，通過改名為《〈真理報〉小報》出了一號，代替當天應出的《真理報》，以《堅定和沉着》為題刊載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彼得堡委員會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軍事組織的號召書，還刊載了列寧《政權在哪裏？反革命在哪裏？》、《黑幫報紙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誹謗》、《誹謗和事實》、《接近了本質》和《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嗎？》等文，對臨時政府的暴行和誹謗進行了批駁。列寧6—7日再次聲明《德雷福斯案件重演》，集中地反駁了臨時政府的誣陷，其中特別説明了與帕爾烏斯的關係：
新舊手法兼施並用，——這就是沙皇政府進行剝削和鎮壓的一貫手段，共和制俄國的情況也是這樣。反革命資產階級在對各族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布爾什維克進行政治迫害時，總是還要進行極端卑鄙的誹謗，在報刊上展開“攻勢”，同法國教權派和君主派的報刊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攻勢一模一樣。
要不惜一切給德雷福斯加上進行間諜活動的罪名！——這是那時的暗號。要不惜一切給某個布爾什維克加上進行間諜活動的罪名！——這是現在的暗號。卑鄙地誹謗，顛倒是非，漫天撒謊，挖空心思地混淆讀者視聽，——所有這些手法，黃色報紙和一切資產階級報紙都在非常賣力地採用。他們的嚎叫簡直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別説論據，有時就連叫些什麼也聽不清楚。
下面就是最近在我們共和國上演德雷福斯案件時採用的幾種手法。最初他們“搬出”三個主要“論據”：葉爾莫連科；科茲洛夫斯基的2000萬；同帕爾烏斯的關係。
第二天，鼓吹行兇的主要報紙《現代言論報》就刊登了兩點“更正”，承認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不是被人收買，而是狂熱分子，同時把2000萬改成了2萬。另一家報紙則説葉爾莫連科的證詞是次要的。
我們在7月6日的《〈真理報〉小報》上已經指出，葉爾莫連科的證詞完全是荒誕無稽的。顯然，他的證詞已不便再引用了。
同一號《〈真理報〉小報》還刊登了科茲洛夫斯基駁斥誹謗的一封信。遭到駁斥之後，2000萬減到了2萬，但仍然沒有説出確切數字，而是用了一個“整數”！
他們把帕爾烏斯扯在裏面，竭力捏造説帕爾烏斯同布爾什維克有某種聯繫。其實正是布爾什維克，早在日內瓦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就把他叫作叛徒［注：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27卷《墮落到了極點》。——原編者注］，把他當作德國的普列漢諾夫無情地加以斥責，永遠排除了同這種社會沙文主義者進行任何接觸的一切可能。正是布爾什維克，在有瑞典左派社會黨人蔘加的斯德哥爾摩歡迎大會上，不僅斷然拒絕同帕爾烏斯交談，而且不讓他以任何身分，甚至以來賓身分參加大會。
加涅茨基是經商的，他供職的那家公司有帕爾烏斯的股份。有關商務和錢財的通信當然要經過郵檢機關，而且完全能夠徹底加以檢查。有人卻毫無根據地竭力把商務同政治攪在一起！！
甚至還有這樣可笑的事情：有人指責《真理報》，就因為《真理報》發給瑞典及其他國家社會黨報紙的電訊（當然也經過郵檢機關，這個機關是瞭解得十分清楚的）德國報紙也轉載了，有時還加以歪曲！好象電訊被人轉載或者遭到惡意的歪曲也應當受指責似的！
這是地地道道的德雷福斯案件，採取撒謊和誹謗的攻勢是基於瘋狂的政治仇恨……但是，用散佈誹謗來代替思想鬥爭的謠言製造者該是多麼卑鄙啊！[ 列寧：《德雷福斯案件重演》，《列寧全集》第30卷，第404-406頁。]
事實上，七月事變之後，列寧“德奸案”中臨時政府公佈的文件中，帕爾烏斯就已經卷入其中，被作為列寧德奸的主要同盟，這一點從來就不是《明鏡》的功勞和發明。帕爾烏斯為此發表了一個聲明：
我一直支持，而且還將繼續支持俄國革命，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用所有能夠使用的方式。你們這些瘋子，為什麼要擔心我把錢給列寧？列寧和其他你們指控的人，從來沒有要求或者接受從我這裏來的錢，無論是借款還是贈送。但是我給予了他們，以及其他人，很多比錢和炸藥更有效的東西。我屬於這些人中的一員，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獻給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決心，這是你們現在想摧毀的，但註定要失敗的。[ 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p229-230，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托洛茨基則於7月8日在高爾基主辦的《新生活報》上迅速刊登了《帕爾烏斯和他的“代理人”——致編輯部的一封信》：
在俄國社會主義刊物上，我第一個揭露了帕爾烏斯與德國帝國主義的不光彩的聯繫，確認它在政治上和道義上與革命榮譽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號召全體俄國社會主義與帕爾烏斯斷絕所有政治聯繫；
我的一篇這種精神的文章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我們的話報》（1915年2月）上，並被彼得格勒雜誌《當代世界》所轉載；
……
從上述一切中可以清楚，在戰爭期間我與帕爾烏斯沒有也不可能有政治的或個人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聯繫，所有相反的斷言都是謊言和誹謗。[ 《托洛茨基親述十月革命》， 施用勤譯，第180-181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後來，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第四章 “大誣衊的一個月”中更詳細地追敍道：
一個叫做布爾斯坦的人，正式稱為商人，叫臨時政府去注意“帕爾烏斯主持的一個德國間諜機關，設在斯德哥爾摩。”帕爾烏斯是一個有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員，屬於俄國人血統。依照布爾斯坦作證的話，列寧和這個機關聯繫，經過了甘涅茨基和哥斯洛夫斯基這兩個波蘭革命家之手。克倫斯基後來寫道：“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不幸不是普通法律性質，而完全是秘密警察性質。——一俟甘涅茨基到俄國來，在邊境被捕之後，就可以絕對無問題地證實了，而且變為法律上確定有效的證據，反對布爾什維克派總幹部。”克倫斯基預先知道了，這些材料將變成什麼東西！
商人布爾斯坦的供詞，牽涉到甘涅茨基與加茨洛夫斯基在兩地——彼得格勒與斯德哥爾摩——的生意。看來，這一戰時商業採取了秘密通信的方式，但它與政治無關。布爾什維克黨與這筆買賣無關。列寧和托洛茨基曾書面揭露帕爾烏斯是個做生意的好手兼革命政治的爛貨，並號召俄國革命黨人與他斷絕一切關係。但是在事變漩渦中的人，哪個有功夫來細察所有這些事情呢？一個間諜機關設在斯德哥爾摩，——這句話就夠了。
……
列寧經過德國回來，此事供給愛國派煽惑以永不竭盡的藉口。但是資產階級報紙，好像證明：愛國主義無疑是它們政策之中一個柔順的工具，當列寧初來時候，它們用虛偽的善意歡迎他，直至明白了他的社會政綱之後，才肆無忌憚地罵列寧“親德”。它們認為，“土地，麪包與和平，”這類口號，列寧只能從德國帶來。[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
辛子陵一口咬定説列寧的自我辯護之所以有效，是因為赫爾方特沒有出現，這是怎樣的一種大無畏精神？其實，在《明鏡》週刊的報導中，有兩次提到帕爾烏斯：他被喚作“Parvus”（小個子）嘲諷地暗示他的那相當肥胖的身軀 、亞歷山大·帕爾弗斯（即小個子，黑爾凡特1894年後使用的名稱），——但是《明鏡》完全不提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七月誣陷之後針對帕爾烏斯的反駁，就像完全不提凱南對“西森檔案”的考證一樣。無論從左從右，只要不符合其結論，所有材料都可以彷彿不存在，正是這樣一種《明鏡》式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精神鼓勵了辛先生的無知無畏。其實，辛先生只要願意去查一下《列寧全集》就不至於如此被誤導，根本在於他並不想知道列寧究竟如何説。然而，建立在如此謬誤基礎上的宣講，卻能夠獲得大量喝彩，這才是需要正視的現實：為什麼今天撒謊、誹謗和謠言再度大行其道？也正因此，重讀列寧的上述批駁具有了新的意義。
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帕爾烏斯曾敦促德國外交部以一個沒有附加條件和補償要求的和平協定與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談判。他認為，列寧政權之所以對談判持保留態度，是因為布爾什維克還在等待奧匈帝國和德國境內的革命爆發。然而，新生的蘇俄對德國社會民主黨舉行大罷工的呼籲，德國社會民主黨各派均很冷淡，他們認為不能在這個緊要戰爭關頭從背後刺傷德意志帝國，頂多是促使德國與蘇維埃的和平談判。在斯德哥爾摩與蘇維埃代表拉狄克秘密會見時，帕爾烏斯希望列寧能允許他回到俄國，他知道自己的政策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內受到懷疑，他願意在工人法庭上為自己辯護並且接受審判。[Z. A. B. Zeman，W. B. Scharlau : Merchant of Revolution：Alexander Israel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p239，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與此同時，柏林的德國總參部已經要求情報部門嚴密監控帕爾烏斯的行為，特別是所有往來的電報，德國政府明確阻止帕爾烏斯追求自己獨立的政治目標，他也意識到已經不可能讓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與外交部合作來進行與俄國的和平談判。
列寧對帕爾烏斯的回國請求予以堅決拒絕，他回覆説：“革命的動機不能被骯髒的手玷污”（the cause of the revolution should not be touched by dirty hands）[ Ibid，p246.]。之後，帕爾烏斯加強了與德國政府合作的反蘇維埃立場，在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簽訂期間，他積極建言建策，提出俄國很容易用軍事制服和分割，這樣就不用和蘇維埃再進行和平談判。俄國消滅了，法國打敗了，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德國就可以主宰歐洲。這時，他的主張不僅和1941年的希特勒相呼應，而且已經與列寧及其蘇維埃徹底為敵。[ Ibid，pp250-251.] 由此捏造十月革命之後的蘇維埃政權是德國財政通過帕爾烏斯來支持的，是毫無根據的天方夜譚。
相反，1917年12月20，蘇聯成立“契卡”，26日蘇聯政府撥款二百萬盧布以支援西歐革命。之後，蘇聯把銀行收歸國有。帕爾烏斯認為這些措施會激起國內反抗，便開始動員和鼓動國內外反動勢力去攻擊和孤立蘇俄，以製造最嚴酷的壓力。他認為，俄國不是成熟的社會主義，銀行的國有化只有在高度工業化發展的國家才是有意義的，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反映了最可怕的認知錯誤。他譴責列寧的政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少數人的軍事專政，是對歐洲光榮的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的辱罵，蘇維埃更像是一個猶太人的陰謀，而不是現代民主。在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簽訂之後，他對蘇維埃的批判更加尖刻。在與德、奧外交官的私下交談中，他擔心德國喪失對東線的經濟制裁，會對今後的德俄關係產生災難性影響。公開場合，他則譴責簽署條約的蘇維埃使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蒙羞，強化了德國鼓吹軍事力量的政黨，參加談判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要為這個“革命沙文主義”的條約承擔主要責任。他希望德意志帝國和蘇維埃都很快垮台，德國革命可以席捲一切。對於俄國，他的使命就是推翻蘇維埃。[ Ibid，pp251-253.]
所有的這一切，其實正驗證了列寧之前對其德國沙文主義的批判。而帕爾烏斯就此對蘇俄的批判，也完全不同於羅莎·盧森堡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的國際主義立場。今天，試圖向歐洲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右派認祖歸宗的辛子陵等諸先生們，其實應該先拜謝這位德皇間諜“赫爾方特”先生，今天辛子陵等人的觀點不過都是在向他致以遙遠的敬意，——多麼諷刺的歷史畫卷，它揭示了歐洲第二國際的社會沙文主義與今天中國右翼自由主義之間（今天他們正在把自己改稱為“左翼自由主義”，以爭奪左翼的大旗），其實有着深刻的歷史聯繫！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
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解除了德國在東線的壓力之後，德對俄的政策是保持控制和經濟滲透，7月繼任的國務卿Hintze如此總結：
我們在東部需要的是什麼？俄國的軍事癱瘓。蘇維埃比其他任何政黨都能更好地關照這一點，不需要我們出一個人和一分錢。我們不能要求他們或其他俄國人愛我們，事實上，我們把他們的國家像對待一隻橘子一樣擠壓，這就是我們做的。我們不是與蘇維埃合作，我們是壓榨它。這就是政治的意義。[ Ibid，p254.]
德國戰敗後，帕爾烏斯的政治生命也隨着一戰和德意志帝國的覆滅而喪失。1918年11月，他去瑞士隱居後被驅逐，回到柏林，死於1924年。他死後，曾被認為是第二國際最有才能的大腦，這自然是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右翼陣營的一個評價。
但是在第三國際，在蘇俄社會主義陣營，一戰之後的帕爾烏斯早已經是德國社會沙文主義的骯髒之手。1922年2月2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刊登了一條發自華沙的電訊，介紹帕爾烏斯的小冊子《挽救經濟的道路》，但沒有察覺到這本小冊子是為德帝國主義侵略東歐、對蘇維埃俄國各族人民進行殖民奴役的計劃辯護的。列寧發現後很憤怒，2月4日在致莫洛托夫同志並轉政治局委員的電報中説：
建議追查是誰最近在報上登載了介紹帕爾烏斯作品的電訊。
在查明責任者之後，建議給予羅斯塔社該部負責人以嚴重警告處分，並撤掉負有直接責任的記者的職務，因為只有十足的笨蛋或白衞分子才會把我們的報紙變成替帕爾烏斯這樣的惡棍作廣告的工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於2月8日通過了列寧的建議；經過調查後又於3月11日通過了列寧提出的決定。[ 《關於登載介紹帕爾烏斯小冊子的電訊》，《列寧全集》，第42卷，406-408頁。]
帕爾烏斯死後，《真理報》評論他的一生正是第二國際的象徵：“第二國際的整個政策，從革命的決定(五一節)到支持沾滿血污的資本主義止，都在這個以大革命家始，而以大投機家、艾伯特的顧問終的人身上得到了體現”。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列寧領導的蘇維埃，無論是政治立場，還是實際行動都已經與帕爾烏斯為代表的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社會沙文主義全面決裂。為此，1917年至1918年，在列寧的建議下，經過黨內討論，社會民主工黨（布）改名為共產黨。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的歐洲社會沙文主義的路線鬥爭，正是帕爾烏斯故事不可分割的大背景。七月事變之後，特別是十月革命之後，也是這兩條路線鬥爭最激烈的時候。事實上，這時的帕爾烏斯已經完全成為蘇俄公敵。試圖通過這隻骯髒的手，在九十年之後再行誣陷列寧與十月革命，不過是黔驢技窮的一種媒體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的一些左翼網站對《明鏡》週刊的文章做了反駁，一篇標題為：“ 一個購買的革命還是一個購買的新聞？《明鏡》再次清算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 http://www.neue-einheit.com/deutsch/is/is2008/is2008-02.htm ]；另一篇標題為：“《明鏡》何以是錯的？”[ http://arbeitermacht.de/ni/ni126/oktober.htm ] 除了指出其證據薄弱，也從歷史的脈絡中指出十月革命的邏輯根本不是德國可以用錢購買的，這篇文章不過是右翼意識形態的炒作。
的確，《明鏡》週刊的這篇文章正是喪失基本學術品格的媒體“翻案史學”的代表作品。儘管在新聞專業主義的標準上，作為發行110萬冊以上的老牌歐洲時政主流雜誌，《明鏡》週刊以自己擁有的全球最大的事實核查團隊而自豪，相對於250人左右的採編隊伍，具有事實核查功能的檔案部有100人之多，其中35人做資料歸檔工作，65人同時兼做研究與事實核查。[ 丘濂：《解密德國<明鏡>週刊事實核查部》,《中國記者》2013年11期。] 但為什麼被中國的媒體人所羨豔的事實核查團隊卻不能就《明鏡》週刊自2006年以來大量的反華報道，以及此次列寧德奸案報道，對基本事實的違背起糾正作用？這就已經不是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所能夠解釋的。在專業主義的背後，是政治的立場和利益扮演了更重要的主宰作用，新聞專業主義往往淪為這種政治立場合法化的遮羞布，這才是關鍵問題。
正如托洛茨基在上個世紀的判斷：
七月情形完全不同。在進攻布爾什維克派之中，一切統治勢力，政府，法院，反間諜，司令部，官吏羣，市政局，在蘇維埃佔多數的黨派，他們的報紙，他們的演説家，——都構成一個龐大的整體。他們相互間的歧異，猶如音樂合奏之中各種樂器的不同聲調，只有加強一般的效果。兩個無聊的人的笨拙的發明，居然高升為一個歷史因素。誣衊的話如同尼亞加拉瀑布傾瀉下來。倘若你注意到那個背景——戰爭和革命——和被告者的身份——幾百萬羣眾的革命領袖，他們正在領導自己的黨走上政權——那麼你就可以毫不誇大地説：1917年7月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誣衊之月了。[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35.htm。]
這個漫長的“污衊之月”並沒有結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為什麼1917年七月在後蘇聯、後冷戰時代會獲得新的生命？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或許正是，作為十月革命的繼承者，作為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不僅活着，而且“崛起”。如果我們真正需要從歷史的視野之中理解這一事件，就必須回到十月革命所開闢的世界歷史的新時刻，回到究竟什麼是列寧主義？
五，“冷戰史”與中國“翻案史學”的來源
今天，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戰場正發生在歷史與大眾傳媒的交合地帶，並催生出一種可稱為“翻案史學”的媒體現象,它特別集中在國際共運史和中國革命史的範圍內。上述列寧德奸案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07年12月《明鏡》週刊重新炒作此一謠言，正是為了借十月革命九十週年之際，再行解構和污名俄國革命意義的舉措。從1917到2007年，與其一起借屍還魂的正是冷戰的幽靈。
的確，翻案史學往往以“冷戰史”的方式表現出來。一方面它關注的話題主要來自“熱戰”時期，另一方面，其基本敍述框架來自冷戰期間西方陣營的冷戰史研究。“冷戰”這一詞彙原本是喬治·奧威爾1945年提出來的，用來批判在原子彈的兩級世界中，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民喪失了反抗的可能，處於無法改變的不宣戰的戰爭狀態。後來，這一詞彙在五十年代被美國用來專指針對蘇聯不宣戰的、進攻性遏制狀態。蘇聯在戈爾巴喬夫之前，從不正式使用這個詞，因為他們相信蘇聯是堅持世界和平的，而美帝國主義才是侵略性的。[ 文安立：《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中文版序，第2頁，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 “冷戰”在中文學術世界出現也是在八十年代之後。之前，是在“現代國際關係史”的框架下進行相關研究。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特別是在美國學習的大陸學者把西方的冷戰研究陸續介紹到中國。1991年蘇聯解體，所謂“冷戰”結束之後，俄國檔案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短暫解禁，也極大地刺激了“冷戰史”研究熱。1998年至2007年，大陸學界召開了一系列有影響的學術研討會，“冷戰史”研究由此進入中國大學研究體制。[ 參見徐藍：《中國戰後國際關係史研究30年》，載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編《冷戰國際史研究》第8輯，第2-57頁，北極：世界知識出版社。]
在很大意義上，西方“冷戰史”所承載的意識形態冷戰在後冷戰時期的俄國與中國獲得了延續和發展，這就是大眾傳媒中的“翻案史學”。它的突出表現就是用單一民族國家或國家利益的框架剪裁和重新敍述蘇俄（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用狹義的民族主義去取代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視野。無視與否定二十世紀以來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複雜歷史脈絡，以及國際共產主義實踐內與外的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及其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發生，——由此尋找不同的行動、反對的聲音其實非常容易，無論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東、西方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還是在冷戰期間的西方陣營，迄今為止，各種論辯與鬥爭從未停息。但翻案史學唯一希望證明的結論是：中國革命是蘇俄（聯）基於其國家利益對中國操控的結果，——它以此餵養和塑造中國的（網絡）右翼民粹主義思潮，目的是拆解二十世紀中俄（蘇）革命的正當性，以及與之血肉相聯的新中國的合法性，這已成為一種頗為壯觀之社會潮流。
中國翻案史學的源頭正是六十年代冷戰前後的美國亞洲研究。在美國大學中設置區域研究、亞洲研究，本身就是二戰後美國戰略情報局對蘇聯進行“遏制”之冷戰政策的產物。眾所周知，該研究在美國受到大量著名的政府與私人基金會的資助。由於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後，由美國杜魯門政府主導、並不斷增強的對蘇聯的敵意與遏制，以及國內麥卡錫主義在學術界的迫害與清洗，使得中國研究的主導方向從中共與農民、帝國主義、抗日戰爭等中國自身的內部問題轉向蘇俄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陰謀與操控，並以此來解釋、回應和推脱“誰斷送了中國”這一問題。“當時出版的著作大都着眼於共產國際的陰謀，強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對蘇俄的模仿，而置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根源於不顧。與美國政府對鐵板一塊的，由莫斯科操縱的共產主義運動的譴責相呼應，美國學術界在當時也將中心放在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操縱上。這種觀點因為50年代初的中蘇聯盟以及中國對蘇聯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所強化。” [ 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 馮崇義譯，第277-278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蘇聯解體後，這些作為美國冷戰成果的觀點借屍還魂，成為今天中國翻案史學熱衷炒作的冷飯，使得美國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與二十一世紀前後的中國構成了一個富有意味的迴響，也是極富反諷的現象。
但是，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論證除了證明其歷史觀的狹隘、偏頗與功利主義，結果是遮蔽而不是揭示了歷史的真實，並不能證得更多。蘇聯解體之後公佈的檔案，只是證明了歷史過程的複雜與曲折，並不能構成對曾經扮演了重要國際主義內涵的社會主義之否定。舍此，則無法解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特別是新生的蘇維埃1917年7月25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廢除在華的沙俄不平等條約，並且在國內極為嚴峻的經濟危機下對中國革命的巨大援助。
就列寧德奸案來説，其實，除了《明鏡》週刊，辛子陵的歷史觀還有一個不容輕視的“高大上”來源，足以讓今天不明底細的讀者仰止：
以上事實已為俄國最新出版的官方歷史《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所證實。2006年俄國總統普京提出了為11年級（相當於我們高二、三年級）的學生寫一部歷史教科書的動議。原希望索爾仁尼琴完成這一大業。但索氏年事已高，確定由安德烈·鮑裏索維奇·祖波夫組織編寫一本“非蘇聯味”的教科書。普京的秘書蘇爾科夫邀請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宮討論並確立了寫作計劃。《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這部書是由40餘名專家共同完成的。出版前，索爾仁尼琴審閲並修改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書稿。2009年阿斯特（ACT）出版社將其印行。出版後引起轟動，不到一年再版數次。2010年6月17至27日俄國史學者潘佐夫（他參與了編寫工作）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者李玉貞、陳鐵健等，與他就 《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一書進行了座談，進一步證實了德國《明鏡週刊》公佈的史料已為俄國官方所確認，並寫進了這部新史書中。
《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從根本上否定了十月革命，認為這是一場政變。對於政變前後，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這一關鍵問題，該書的回答是肯定的。書中引用德國外交部公佈的檔案詳細敍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支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國特種兵幫助順利經德國回到彼得格勒。
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偉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導師列寧徹底顛覆了。這就是為什麼俄國人徹底拋棄了列寧和列寧主義，當我們中國人繼續緬懷列寧的時候，他們要把列寧的遺體送到中國來。
中國的翻案史學與俄國的翻案史學真是難兄難弟。2007年在中國，十月革命九十週年之際，中央電視台卻沒有按照慣例播放任何紀念十月革命的節目。[ 施用勤：《再版譯者前言》，（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2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正式刊物中只有《炎黃春秋》在第11期刊登了一篇《俄國十月革命的回顧與思考：寫在“十月革命”九十週年之時》，卻是一篇徹底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
列寧改變了十月革命的性質。根據馬克思主義（例如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教導），在那些專制落後的國家，革命的首要任務是：爭取民主，實行憲政，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通道路。但是，列寧修改了馬克思主義，要在專制落後的俄國先拿下政權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和促進世界革命。
······
十月革命創造的社會主義模式不可能成功。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大實驗，不僅影響到俄國和以俄為師的國家，而且影響到了全世界，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二十世紀一個主要社會潮流，對推進人類歷史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成為資本主義自我改革調整的壓力和動力），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但是整個説來，這一偉大實驗基本上失敗了。搬用十月革命創造的蘇聯模式的國家，沒有一個是成功的。有人説這是武斷，可就是拿不出半點根據，舉不出一個具體國家來。失敗的原因，一是資本主義仍然代表着先進的生產力，轉向社會主義的條件遠未成熟；二是十月革命後實行對經濟、政治、思想的壟斷，是歷史的倒退、是對二月民主革命的反動。[ 何方：《俄國十月革命的回顧與思考：寫在“十月革命”九十週年之時》，《炎黃春秋》2007年11期。]
如果結合2007年2月，謝韜在《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事態可能就更加清楚：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們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武裝奪取政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建國以後，不顧中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國情，便放棄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堅持要搞共產主義，憑藉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義——列寧主義對他們的影響。我們曾經走上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1848年的錯誤以後，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1918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1848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邊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2期。]
謝文重申“二月民主革命”、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與“暴力社會主義”的路線分野，呼籲中國迴歸“民主社會主義”的普世價值，——迴歸的唯一途徑必然要建立在對列寧與十月革命的徹底否定上，這正是“後冷戰”時代中、俄“翻案史學”的共識。
那麼，這本“最新”的、“官方”的俄國史究竟是一部怎樣的書呢？還是中國翻案史學執掌牛耳的《炎黃春秋》雜誌，眾望所歸，在2010年第10期發表了李玉貞的書評《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正是辛子陵上述引用的來源。[ http://www.douban.com/note/253212965/] 李玉貞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被認為是重要的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研究專家。但是在這篇文章中，卻匪夷所思地出現了很多學術硬傷。
其實《中華讀書報》2010年09月29日就曾刊登記者康慨的報道 ：“羅蒙諾索夫莫斯科國立大學因為一本關於前蘇聯時代的歷史教科書，陷入了空前的爭議漩渦”，“ 政府設立的監察機構俄羅斯聯邦社會院很快召集了會議，並在會後發佈報告，批評該教科書以‘極端民族主義思想’解讀國家歷史，並歪曲歷史事實。 莫大歷史系主任謝爾蓋·卡爾波夫出面否認與該書有關，並表示，《俄羅斯歷史1917-2009》只印刷了2000冊，而且事實上‘已在我們的教學活動中被擱置了’。在聯邦社會院開會之後，莫大歷史系則發表聲明，表示將暫停在該校課堂中使用此書。” [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0-09/29/nw.D110000zhdsb_20100929_3-04.htm]這起碼讓我們知道對於這部翻案史書是有巨大爭議的，並非一廂情願的“徹底顛覆”。
2011年5月，《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雜誌刊發了針對李玉貞一文的考證文章：《譯介國外作品要準確——祖波夫主編<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相關情況查證》[ 鍾實：《譯介國外作品要準確——祖波夫主編<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相關情況查證》，《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1年第5期，第81-83頁。]。經查證材料和詢問來訪的俄羅斯學者，李文所説與實際有很大出入，經過進一步對比俄文原書, 發現李文中引用的數字與原書不符之處有6、7 處之多。關鍵性的，也就是被辛子陵強調的幾點，都是錯誤的。1，沒有證據證明此書是普京總統授意的；2，此書非歷史教科書；3，索爾仁尼琴並不支持該書，相反，臨去世前寫材料揭發該書作者；4，李文提到的來華遞交此書的亞· 潘佐夫並非著名的俄國史學家，只是在美俄裔教師。另外，該書除主編祖波夫外, 還有來自美國、德國、英國、意大利、捷克、拉脱維亞等十個國家的境外作者, 總共43 位，其中鮮有俄羅斯權威學者和有影響的歷史學家, 多是年輕的副博士和副教授。而且作者的專業領域五花八門: 除歷史專業外, 還有藝術、語言、工程技術甚至森林保護方面的作者。主編祖波夫與俄境外宗教團體聯繫密切,長期擔任俄境外流亡人士創辦刊物《播種》雜誌主編。曾擔任反蘇組織“團結聯盟”領導人，該組織的前身是1924—1930 年流亡歐洲的白俄青年恐怖組織, 二戰前從事反蘇、反共的破壞活動, 二戰後與納粹合作, 曾深入到俄僑和被俘的蘇聯戰俘中做策反工作。俄羅斯政治自由化之後, 該組織於1996 年在俄羅斯境內得以註冊, 之後還多次參加各級議會的選舉。除此之外, 團結聯盟還利用東正教講堂開展反共的宣傳工作, 號召立法禁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2010年4月，俄羅斯主流雜誌《專家》在第16- 17期刊登了一篇題為《造假者的歷史》的文章,批評該書把蘇聯衞國戰爭寫成蘇聯-納粹戰爭，並揭發了主編與“團結聯盟”的關係。祖波夫將雜誌告上法庭，理由是2008年之後他已不在該組織任職。《專家》代表在庭審中舉證説: 一是祖波夫在書中稱：反對蘇聯制度的許多人, 其生命要感謝德國的入侵 ; 二是祖波夫作為該書的主編曾在互聯網上撰文稱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人是比納粹還可怕的敵人, 因為他們統治了俄羅斯幾十年, 而納粹只是在2-3 年的短時間裏佔領過俄羅斯的一部分。等等。法院認定: 該書有20 多處結論表明作者的一些論斷缺乏史實根據，此書非學術性著作, 屬於政論類出版物。
文章還列舉了李文在摘譯中很多不應該出現的“硬傷”，尤其體現在數字上。比如李文寫道：其他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 年，人口總數為6，800 萬, 到1920 年僅剩下3，800 萬 ；而祖波夫原書中兩個數字分別為680萬和380萬，此處兩組數據相差十倍。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也就是説，李文在推介祖波夫主編的這套翻案史書時夾帶了很多私貨。問題是，這樣的做法究竟在何種意義上符合一位學者的身份與良知呢？
這裏，可以參考一下美國歷史學家安東·費得雅辛（Anton Fedyashin）對該書的評述，對於我們客觀理解或許有幫助：
在二十世紀尋求持中之論的讀者多少會對《俄國史》感到失望，雖然，在關於二十世紀的廣泛爭論中，祖波夫的計劃表達出一種不僅與蘇聯的遺產抗衡，也與普京政府的自由主義鞭策相抗衡的觀點。這套書對蘇聯過去的總體態度與其説是探究，不如説是基於（宗教）義理的譴責。文本提供了陳述和判斷，卻令人驚訝地很少提出問題。而且，如果讀者全盤接受書中露骨的反共信息的話，他們將不得不接受作者們相信的觀點，即俄國史上的這整整七十年，沒有給當下增添任何價值。在這個意義上説，這套書違背了它的本意，因為與天主教的激情結合的反共熱情，並不能幫助俄國人面對二十世紀的殘酷歷史，以及當今世界的複雜性。那些尋找“蘇聯的人民史”（就如這套書的封面設計所暗示的）的人也會感到失望，因為文本除以流行的編年方式列出長長的一串國家犯下的、其臣民經受的罪行外幾乎什麼也沒有提供。祖波夫這套書提示的是，蘇聯經驗不過就是一個龐大的、悲劇性的歷史錯誤。但俄羅斯的民族性格（通過其個體）就不能從中發現有吸引力甚至有營養的東西？共產主義經驗難道不是更廣泛的、西方應對現代性問題的一部分？這些問題在《俄國史》的書頁上甚至都沒有出現，儘管（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許比一本一千九百頁的二十世紀罪行編年史更難消化。這段歷史需要平衡性處理，可嘆的是，在此意義上，《俄國史》所證明的也許是需要的、卻又是欠缺的一步。[ Anton Fedyashin： ‘Book Review’, i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ume 13, Number 1, Winter 2012, pp. 241-242. 全文見網友王立秋譯，http://www.douban.com/note/253212965/，筆者對該段譯文有修訂和補充。]
此論基本公允，其問題意識也正是今天的中俄（蘇）歷史研究應該面對的。
但是，遲至2012年出版的李玉貞代表鉅著《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中，祖波夫這部俄國史仍然是她的重要資料來源。褒揚者認為該書積三十年之功“顛覆了”很多傳統説法，其主要論證的觀點無非就是：統領蘇俄對華外交的是其國家利益，共產國際是其國家利益的工具，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也就是中蘇國家利益和黨派利益之間的衝突。在署名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的章百家在序言中高度評價了這一立場。章百家1995年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室務委員、第三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後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一直到2011年才不再擔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序認為：
李先生選擇了一個頗具新意的視角，以蘇俄和中國國民黨各自的利益訴求為分析的主軸，探討了雙方合作的基礎及限度，雙方分歧的由來與矛盾激化的原因，清晰地勾勒出國民黨與蘇俄和共產國際關係發展演變的來龍去脈。本書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顛覆了一些傳統的説法，其中有四點尤令人印象深刻：第一，蘇俄與國民黨是因各自的利益需要而走到一起的，最終又因利益衝突而分手。第二，統領和支配着蘇俄對華外交的是其國家利益，而這種利益具有多重性，蘇俄外交除鞏固和維護系新生革命政權之外也承襲了沙俄擴張主義的傳統。第三，1919年成立的共產國際不僅是世界性的共產黨組織，也是蘇俄外交、包括對華外交的一個重要工具，其奉行的是為蘇俄外交服務的立場。第四，當年蘇俄對中國的情況缺乏基本的瞭解，這導致一系列判斷失誤和對華政策的混亂與矛盾，這種脱離實際的政策也根本不可能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
這一系列的“新觀點”，除了呼應和複製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冷戰研究和俄國翻案史學的陳詞濫調之外，唯一的新意在於這段評價來源於體制內黨史研究的權威人物。在這段陳述中，中共其實就是蘇俄（聯）的內奸，國民黨卻因為堅持民族利益才與共產國際翻臉，只是因為蘇俄（聯）對情況掌握的失誤，才使得這一賣國遇到挫折。這其實不過就是列寧德奸案的中共版本，難道不是嗎？
另一序言的作者特別標註為“原國民黨西山派元老鄒魯之子”鄒達，這也順理成章。鄒的評價是：“思想、政制之異同，意識形態之分歧，民族感情之激盪，治亂興衰之軌跡，昭然甚明。”誠然！其分歧不過就是國共兩黨冷戰意識形態之分野的延續。於是，在論述列寧與孫中山的交往中，何香凝和宋美齡的回憶材料，在號稱以資料取勝的李玉貞之翻案史學“鉅著”中，完全沒有涉及。因為該著的基本立場是尋求孫中山不贊同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資料，而選擇性忽略孫中山與列寧聲氣相通之處。她認為十五年前自己的著作《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有蘇聯史學的“中毒”症狀，把以孫中山為核心把國民黨劃分為“革命”與“反革命”，或使用陳炯明“背叛”孫中山一類的詞語，[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第10-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讀到這裏，筆者倒是很好奇：鄒達是否也認同陳炯明並非背叛孫中山呢？其先父鄒魯不正是當年直接受命於孫中山負責討伐陳炯明的大將嗎？他是否也要“翻案史學”一把，重新評價先父之功過？
由此提出的問題正是，中國“冷戰史”研究的歷史視野究竟應該如何建立？號稱“實事求是 秉筆直書 以史為鑑 與時俱進”的《炎黃春秋》雜誌為什麼要把自己的立論建立在虛假的歷史史料上？作為學術人的基本立場與操守究竟應該如何把握？這些都應該成為學術界重新思考的重要話題了。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重構我們的歷史觀，它都無法建立在虛構與謊言的基礎上。
在筆者正要完成撰寫本文的時候，看到了《炎黃春秋》2014年7月號的最新文章《普京為什麼怒斥布爾什維克賣國》，作者李凌署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雜誌原主編，摘錄關鍵如下：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在歐洲各地生活，開會，辦黨校，辦刊物等經費從何而來呢？
為紀念十月革命90週年，2007年出版的何方、金雁等編著的《對俄國十月革命的回顧與思考》文集中，對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和參考的珍貴的第一手史料，簡單介紹如下：
美國政府於1918年10月公佈了一批檔案資料，即在現代史上極受重視的《西遜文獻》（Sis-son Documents）全面證明，列寧是奉德國的命令行事的。這文獻公佈以後，歐美政界和史學界曾討論一項根本問題：列寧秘密回國後極力鼓吹片面締結和約的政策，是否足以證明他是個德國的間諜？他在瑞士期間以及回國後，是否仍不斷接受德國的津貼？
齊曼編的資料。英國學者齊曼（Z.A.B.Zerman編的《俄國革命與德國——1915年至1918年的檔案資料》（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齊曼文件集）。這本書的資料中列出了德國政府為支持俄國的革命運動所花的款項和德皇政府與布爾什維克及其他俄國革命政團之間的關係。
這批文件提到的德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付出極大的款項，給各種各樣的俄國革命分子在俄國境內進行顛覆沙皇政府的宣傳活動，但這些文件沒有説明這筆巨大的款項中究竟有多少用在俄境內，接受此種津貼究竟是誰？他們如何用法？
一般人認為，德皇政府和俄國的接受者都不會保留詳細的賬目和收據，但還是有許多蛛絲馬跡，使研究者們可以看到一些事實真相。
從這批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1915年3月，德皇政府已撥出200萬馬克供俄國革命分子作宣傳經費。這筆錢的極大部分是由一個名叫海爾芬博士（Dr,Alexander Helphand）的德皇政府特務交給俄國革命分子的（這位海爾芬博士是托洛斯基的好朋友），他曾化名巴伏斯（Parvus）。在1915年底，德國政府又撥給他100萬馬克。他在1915年3月寫給德皇政府的報告中説，在俄國組織大罷工，社會民主黨的極端激進派（按：指布爾什維克）已經投入行動……他接着還提到列寧以及其他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名字。他主張應通過邀請這批人蔘加擬議在德國召開的俄國各革命黨派聯合大會，以便立即發動反對沙皇政府的行動。
巴伏斯（海爾芬博士）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為其活動中心，經常與流亡在該地的一些布爾什維克黨人如拉迪克等接觸，但由於大家都知道巴伏斯是德國特務，因此列寧在1917年4月返俄的秘密旅程途經斯德哥爾摩時，拒絕和他當面晤談。列寧是一個細心謹慎的人，他知道國內的政敵，將會利用他借道德國返俄一事對他大肆攻擊。但當時在斯德哥爾摩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如拉迪克·漢尼基等仍然肆無忌憚地與巴伏斯會晤，而漢尼基在事實上受巴伏斯僱用的。
……
由俄羅斯總統普京提議，由歷史學家祖波夫等撰寫的《二十世紀的俄國史（1894—2007）》一書，簡要地介紹了列寧、季諾維也夫等人是得到德皇政府的特別批准才能經過德國回到俄國的。該書還介紹了列寧、布爾什維克接受德皇政府大量資助的事實，指出：“德國撥出5000萬金馬克（約合9噸多黃金）資助俄國革命者。”德國總參謀部向威廉皇帝報告稱：“列寧順利回到俄國，他乾的確如我們所願。”
……
這個苛刻條件被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廣大人民羣眾大力反對。為是否簽訂和約，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高層也引起嚴重的分歧。列寧主張立刻簽訂和約。他説：“如果不簽約那你們等過三星期就執行對蘇維埃政權的死刑判決。這些條件並未觸犯蘇維埃政權，我絲毫不動搖。”列寧和布爾維克黨為了保持蘇維埃政權，不顧人民羣眾的反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 李凌：《普京為什麼怒斥布爾什維克賣國》，《炎黃春秋》2014年7期，第87-91 頁。]
這就是1917年7月被托洛茨基稱為漫長的“污衊之月”在當下中國獲得的最新的延續。在此邏輯之下，作為共產國際中國分部的中國共產黨不過就是蘇俄（聯）內奸的論斷，不是呼之欲出了嗎？章百家論調中的共產黨賣國，國民黨才是愛國，不正是今天所謂“民國熱”的一個核心預設嗎？
善良的人們，是否應該警惕呢？
（本文節本發表於《經濟導刊》2014年10、1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