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父母遺體遭罵 蘇州女志願者被迫6年內搬3次家

遵照父母生前的意願，當他們過世時，周頌英把父母的遺體先後捐獻出去。然而，她沒有料到，此後的10多年，她和家人一直生活在鄰居和親友們“異樣的眼光”中。

2014年12月9日，周頌英帶着女兒搬入一處新居，這是她6年來第3次搬家。而每一次搬家，都是為了逃離周遭的“揶揄”。

年近五旬的周頌英告訴澎湃新聞，就因為遵照遺囑把父母的遺體捐獻了出去，她在世俗眼光中飽受“罵名”。不理解的鄰居和親友認為，周頌英讓已故父母接受“千刀萬剮”，而非“入土為安”，這是“不孝”。更有甚者，責備她將自己父母的遺體“給賣了”。

日前蘇州《姑蘇晚報》報道了周頌英的故事。她向記者表示，兩天來，她“接了好多電話”。打電話給她的，既有責備她的親人，也有跟她諮詢如何捐遺的朋友。儘管捐獻遺體一事讓周頌英備受困擾，但她也很感慨：“12年過去，總算有兩種聲音了。”

周頌英參加蘇州電視台走社區活動（左：紅會秘書長，右：周頌英）

父母捐遺後被迫搬家、換工作

周頌英的父母是民主黨派的老幹部，年輕時曾經歷過知青下鄉，自從回到蘇州後，一直居住在蘇州盤門附近的小區，一住就將近20年。

2002年，周父和周母共同填寫了捐獻遺體志願書，成為蘇州首例夫婦遺體共同捐獻者。同年3月，37歲的周頌英繼父母之後，也選擇成為捐遺志願者。

“我去蘇州醫學院登記，那位專門負責接受捐獻的老師很驚訝，反過來問我（考慮這個問題）是不是太年輕了。”周頌英回憶，彼時社會風氣還比較保守，她選擇捐遺的行為，被誤以為身體、生活狀況出現了問題。

2006年4月，周父去世後，成功完成了遺體捐獻。

這個消息不久就在生活了20年的小區中傳開，“鄰居和親戚都説我不孝，問我‘是不是沒錢給父親買墓地’”，周頌英説，還有人要求她將父親的遺體“要回來”。

為照顧卧病在牀的母親，也為了避開鄰居的各種指摘，2006年，周頌英選擇了搬家。新住所距原小區不遠，有不少熟悉的朋友常會勸她，“不要再讓母親捐遺”。然而，周母並不答應。

周頌英回憶，小區裏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常聚在一起議論“後事”，並似有指桑罵槐之意：“有的老人去世，家裏大操大辦，還請和尚來做法事；有的人家啊，把老人的遺體都‘給賣了’。”

如此揶揄，讓周頌英心裏十分難受。於是在2007年，她半年內再次搬家，這次搬進了蘇州工業園區的一個小區內。

2008年5月，周母離世，周頌英為其完成遺體捐獻。此時正值周頌英工作調動，在新單位收到紅十字會寄來的捐遺證書，事情又傳開了。“乾脆就單幹了”，周頌英辭去幼兒園教師的工作，出來做起了非醫療健康諮詢師。

周頌英在遺體捐獻紀念園內悼念父母

女兒23歲成為捐遺志願者

蘇州市紅十字會遺體捐獻志願者委員會副主任邵佩英告訴澎湃新聞，捐遺志願者的日常工作並不順利，“有時會被人罵，説我們晦氣”。

社會的不理解，給捐遺志願者的工作帶來難題，但周頌英也感受到，儘管反對的聲音一直都有，“但已經在慢慢好轉了”。

周頌英現年25歲的女兒也加入了捐遺行列中。她在23歲時選擇了捐遺，但從不在單位提起，“同事都不知道”。雖然女兒從事着與醫療毫不沾邊的財務工作，“但她是共產黨員，要起帶頭模範作用不是嗎？”周頌英説。

近兩年，全國各地都在推進殯葬改革工作，2013年底，國務院印發《關於黨員幹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更是加速了改革步伐，“意識觀念有改變”，這對捐遺事業既帶來好消息，又帶來新難題。

邵佩英介紹，蘇州市紅十字會自2005年開展遺體（器官、角膜）捐獻以來，已有2000多人報名捐獻。相對最初僅百餘人的隊伍，“發展還是比較快的”。

但也有“流失”的情況，周頌英回憶，2012年蘇州曾出台殯葬補貼政策：只要是蘇州的居住人口，去世後選擇樹葬、海葬等方式，政府來“買單”殯葬費——由此曾一度出現捐遺志願者“退捐”的情況。

對話周頌英：“被外人質疑，從捐遺中得到什麼‘好處’”

澎湃新聞：知道父母捐遺後，旁人怎麼看待你？

周頌英：他們認為落葉歸根、入土為安，是每個子女要盡的孝義，把遺體捐獻給醫學去解剖，俗話説就是“千刀萬剮”。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這麼殘忍地任人宰割。

澎湃新聞：指責你的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

周頌英：老年人、年輕人都有。其實現在老人去世後，在家大操大辦的，很多都是年輕人。

澎湃新聞：父母選擇捐遺時，你能理解他們的想法嗎？

周頌英：很理解。他們作為那個年代的老幹部，認為年輕時為祖國建設打江山，死後也要把僅有的奉獻給社會，奉獻給醫學事業。

澎湃新聞：為什麼你和女兒都選擇成為捐遺志願者？

周頌英：家裏有氛圍，這樣做也算是告慰父母亡靈，繼承這個傳統。現在不是説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嗎？我覺得是具體的人體現的方式不一樣而已。

澎湃新聞：從事捐遺志願者工作有哪些內容？

周頌英：志願者會根據住地劃分小組，除了要發放宣傳手冊、進行志願者資料登記，還要走訪社區，要跟社區和家屬有溝通。

澎湃新聞：社區願意做這些嗎？

周頌英：有時候會不配合，（捐遺）不屬於他們工作範疇，遇到不理解的，會反問“你來跟我談這些幹嗎？我現在活得好好的”。所以現在我們更多是用交朋友的方式去溝通。

澎湃新聞：有不被理解的時候嗎？

周頌英：有時候醫院裏的長輩（捐遺志願者）不行了，家屬讓我們過去，病房的其他人就不理解，説為什麼要把自己家人“給賣了”？也有時候遇到捐獻者的家屬不同意，在地上打滾，質疑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什麼“好處”。

澎湃新聞：實際上可以得到“好處”嗎？

周頌英：所有捐獻都是完全無償的。但是捐獻者會得到一張紅十字會頒發的遺體捐獻證書，他們的名字會被刻在紀念園的花崗岩上，每年4月的清明節前後，會舉行悼念儀式紀念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