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父母遺體遭罵 蘇州女志願者被迫6年內搬3次家
遵照父母生前的意願,當他們過世時,周頌英把父母的遺體先後捐獻出去。然而,她沒有料到,此後的10多年,她和家人一直生活在鄰居和親友們“異樣的眼光”中。
2014年12月9日,周頌英帶着女兒搬入一處新居,這是她6年來第3次搬家。而每一次搬家,都是為了逃離周遭的“揶揄”。
年近五旬的周頌英告訴澎湃新聞,就因為遵照遺囑把父母的遺體捐獻了出去,她在世俗眼光中飽受“罵名”。不理解的鄰居和親友認為,周頌英讓已故父母接受“千刀萬剮”,而非“入土為安”,這是“不孝”。更有甚者,責備她將自己父母的遺體“給賣了”。
日前蘇州《姑蘇晚報》報道了周頌英的故事。她向記者表示,兩天來,她“接了好多電話”。打電話給她的,既有責備她的親人,也有跟她諮詢如何捐遺的朋友。儘管捐獻遺體一事讓周頌英備受困擾,但她也很感慨:“12年過去,總算有兩種聲音了。”

周頌英參加蘇州電視台走社區活動(左:紅會秘書長,右:周頌英)
父母捐遺後被迫搬家、換工作
周頌英的父母是民主黨派的老幹部,年輕時曾經歷過知青下鄉,自從回到蘇州後,一直居住在蘇州盤門附近的小區,一住就將近20年。
2002年,周父和周母共同填寫了捐獻遺體志願書,成為蘇州首例夫婦遺體共同捐獻者。同年3月,37歲的周頌英繼父母之後,也選擇成為捐遺志願者。
“我去蘇州醫學院登記,那位專門負責接受捐獻的老師很驚訝,反過來問我(考慮這個問題)是不是太年輕了。”周頌英回憶,彼時社會風氣還比較保守,她選擇捐遺的行為,被誤以為身體、生活狀況出現了問題。
2006年4月,周父去世後,成功完成了遺體捐獻。
這個消息不久就在生活了20年的小區中傳開,“鄰居和親戚都説我不孝,問我‘是不是沒錢給父親買墓地’”,周頌英説,還有人要求她將父親的遺體“要回來”。
為照顧卧病在牀的母親,也為了避開鄰居的各種指摘,2006年,周頌英選擇了搬家。新住所距原小區不遠,有不少熟悉的朋友常會勸她,“不要再讓母親捐遺”。然而,周母並不答應。
周頌英回憶,小區裏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常聚在一起議論“後事”,並似有指桑罵槐之意:“有的老人去世,家裏大操大辦,還請和尚來做法事;有的人家啊,把老人的遺體都‘給賣了’。”
如此揶揄,讓周頌英心裏十分難受。於是在2007年,她半年內再次搬家,這次搬進了蘇州工業園區的一個小區內。
2008年5月,周母離世,周頌英為其完成遺體捐獻。此時正值周頌英工作調動,在新單位收到紅十字會寄來的捐遺證書,事情又傳開了。“乾脆就單幹了”,周頌英辭去幼兒園教師的工作,出來做起了非醫療健康諮詢師。

周頌英在遺體捐獻紀念園內悼念父母
女兒23歲成為捐遺志願者
蘇州市紅十字會遺體捐獻志願者委員會副主任邵佩英告訴澎湃新聞,捐遺志願者的日常工作並不順利,“有時會被人罵,説我們晦氣”。
社會的不理解,給捐遺志願者的工作帶來難題,但周頌英也感受到,儘管反對的聲音一直都有,“但已經在慢慢好轉了”。
周頌英現年25歲的女兒也加入了捐遺行列中。她在23歲時選擇了捐遺,但從不在單位提起,“同事都不知道”。雖然女兒從事着與醫療毫不沾邊的財務工作,“但她是共產黨員,要起帶頭模範作用不是嗎?”周頌英説。
近兩年,全國各地都在推進殯葬改革工作,2013年底,國務院印發《關於黨員幹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更是加速了改革步伐,“意識觀念有改變”,這對捐遺事業既帶來好消息,又帶來新難題。
邵佩英介紹,蘇州市紅十字會自2005年開展遺體(器官、角膜)捐獻以來,已有2000多人報名捐獻。相對最初僅百餘人的隊伍,“發展還是比較快的”。
但也有“流失”的情況,周頌英回憶,2012年蘇州曾出台殯葬補貼政策:只要是蘇州的居住人口,去世後選擇樹葬、海葬等方式,政府來“買單”殯葬費——由此曾一度出現捐遺志願者“退捐”的情況。
對話周頌英:“被外人質疑,從捐遺中得到什麼‘好處’”
澎湃新聞:知道父母捐遺後,旁人怎麼看待你?
周頌英:他們認為落葉歸根、入土為安,是每個子女要盡的孝義,把遺體捐獻給醫學去解剖,俗話説就是“千刀萬剮”。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這麼殘忍地任人宰割。
澎湃新聞:指責你的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
周頌英:老年人、年輕人都有。其實現在老人去世後,在家大操大辦的,很多都是年輕人。
澎湃新聞:父母選擇捐遺時,你能理解他們的想法嗎?
周頌英:很理解。他們作為那個年代的老幹部,認為年輕時為祖國建設打江山,死後也要把僅有的奉獻給社會,奉獻給醫學事業。
澎湃新聞:為什麼你和女兒都選擇成為捐遺志願者?
周頌英:家裏有氛圍,這樣做也算是告慰父母亡靈,繼承這個傳統。現在不是説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嗎?我覺得是具體的人體現的方式不一樣而已。
澎湃新聞:從事捐遺志願者工作有哪些內容?
周頌英:志願者會根據住地劃分小組,除了要發放宣傳手冊、進行志願者資料登記,還要走訪社區,要跟社區和家屬有溝通。
澎湃新聞:社區願意做這些嗎?
周頌英:有時候會不配合,(捐遺)不屬於他們工作範疇,遇到不理解的,會反問“你來跟我談這些幹嗎?我現在活得好好的”。所以現在我們更多是用交朋友的方式去溝通。
澎湃新聞:有不被理解的時候嗎?
周頌英:有時候醫院裏的長輩(捐遺志願者)不行了,家屬讓我們過去,病房的其他人就不理解,説為什麼要把自己家人“給賣了”?也有時候遇到捐獻者的家屬不同意,在地上打滾,質疑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什麼“好處”。
澎湃新聞:實際上可以得到“好處”嗎?
周頌英:所有捐獻都是完全無償的。但是捐獻者會得到一張紅十字會頒發的遺體捐獻證書,他們的名字會被刻在紀念園的花崗岩上,每年4月的清明節前後,會舉行悼念儀式紀念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