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埃爾-艾瑞安：2015，全球經濟分化的一年-穆罕默德·埃爾·艾瑞安

未來一年，“分化”（“divergence”）將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話題，它同時適用於經濟趨勢、經濟政策和經濟表現。隨着時間推移，這些分化將日益難以調和，令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面對一個選擇：要麼克服障礙，拿出有效的行動；要麼就得坐視本國經濟面臨動盪的風險。

多速發展的全球經濟將分別由四個國家集團主導。

第一個國家集團由美國領導，它們的經濟表現將持續改善。隨着就業回暖與工資回升同步出現，它們的勞動力市場將更為強健。雖然財富還是會不成比例地聚集在富裕者手中，但經濟增長收益的分配將比過去幾年公平一些。

第二個國家集團由中國領導，它們的經濟增長率將穩定在某個低於近年曆史均值的水平上，經濟結構則將趨於成熟。它們將逐漸調整增長模式，使其更可持續——這種努力或許會隨全球金融市場動盪而動搖，但不會完全脱離軌道。這些國家還將努力深化國內市場、改善監管框架，賦權私有經濟領域，擴大市場化經濟管理範圍。

第三個國家集團由歐洲領導，持續的經濟停滯將使其中某些國家的民眾對社會和政治大失所望，令區域政策的制定更加複雜，這些國家將舉步維艱。增長乏力、通縮壓力和負債過多將妨礙投資，使風險加大。在形勢最艱難的國家，失業率，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將保持在令人擔憂的高位。

最後一個國家集團由充滿變數的國家組成，它們的體量和連通性具有重要的系統性影響。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俄羅斯。面對經濟衰退深化、貨幣崩潰、資本外逃，俄羅斯總統普京將必須就是否改變烏克蘭政策、重新與西方合作以換取對俄製裁取消做出決定，並發展一種更可持續、多元化的經濟。

普京的備用選項是，擴大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干預，轉移國內民眾的不滿。這一做法諒必導致新一輪制裁與反制裁，並把俄羅斯推向更深度的衰退——甚至可能引發政治不穩定或更多外交政策風險——同時加劇歐洲的經濟蕭條。

巴西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變數”。在經歷了近期大選險勝的磨練之後，總統羅塞夫已表明願意改善宏觀經濟的治理，包括採取措施抵制國家資本主義故態重萌——現在看來，國家資本主義的潛在好處要比其附帶損害和計劃外後果小得多。如果羅塞夫兑現承諾，巴西將在2015年與墨西哥一道，為一個更穩定的拉丁美洲提供支撐，並幫助該地區克服低油價攪亂委內瑞拉經濟帶來的破壞性影響。

隨着貨幣政策繼續分化的壓力加劇——尤其在那些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發達經濟體，這種經濟上的多速發展也將成為央行政策多軌發展的原因之一。已停止大規模購買長期資產的美聯儲，很可能會從2015年三季度開始加息。與此相反，歐洲央行將實行自己的量化寬鬆，在2015年一季度引入一套擴大資產負債表的新措施。日本央行則會繼續保持其油門踩到底的貨幣刺激措施。

當然，在理論上分化是沒有極限的。問題是，匯率變動現在成了唯一的調和機制，某些市場估值與其基本面的差距已變得如此之大，以致價格非常容易受到一輪輪市場波動的影響。

對美國來説，更強勁的經濟加上更少寬鬆性的貨幣政策，將給美元對歐元、日元匯率帶來更大上行壓力——美元匯率已顯著上升。鑑於沒什麼其他國家願意讓本國貨幣升值，美元升值趨勢將保持強勁和範圍廣泛，可能引發美國國內的政治反對。

甚至，隨着貨幣市場越來越難發揮有序協調器的作用，國家間可能出現摩擦。這又可能擾亂近期安撫股市的異常平靜。

幸運的是，還是有辦法確保2015年的分化不會造成經濟和金融混亂。事實上，大部分政府——尤其是歐洲、日本和美國的政府——都擁有緩和緊張所需的工具，並可以在此過程中釋放經濟生產潛力。

避免分化所帶來的潛在破壞性不是一個事關政策構思的問題——經濟學家們儘管意見沒有完全統一，但已就國家、區域及全球層面所需採取的措施達成了廣泛共識；這是一個事關政策執行的問題——政策的貫徹執行需要巨大而持續的政治意願。

明年，政策制定者應對分化風險的壓力將更大，而不作為所帶來的影響會遠超出2015年。

（穆罕默德·埃爾-艾瑞安為奧巴馬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德國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曾任全球最大債券基金公司PIMCO首席執行官。本文12月8日原載於捷克世界報業辛迪加，標題為“A Year of Divergence”。王璐菲/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