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帝國如何給自己拉仇恨

伍德羅·威爾遜1919年光臨凡爾賽。他是美國總統，更是學術明星，曾提出行政與政治兩分，由此創建了行政學，奠定了這門學科的一般原則，還認為政府應當像商業組織那樣注重效率。各工業國家第一代經過行政學學術訓練培養出來的精英，亞非拉殖民地那些被選送到歐美名校學習法律和行政學的土著精英，也都是讀着威爾遜的書長大的。他還是個卓越的教育家，曾出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竭力推動廢除類似於骷髏會這樣的由權貴子弟學生組成的學生組織。

“和平主義者”威爾遜總統也有見不得光的一面。

出現在凡爾賽會場的威爾遜，光芒萬丈。當然，這主要是因為一戰期間，歐洲參戰國欠下了美國很多錢。威爾遜也沒有讓與會者失望，提出了一個十四點和平原則，建議成立國際聯盟，強調民族自決權，呼籲實現持續的和平及貿易自由。這樣一個威爾遜，簡直就是柏拉圖所説的“哲人王”啊……

後來的人們才發現，威爾遜也有過很多不那麼光明正大的執政記錄，比如説一戰後期為了趕上對德宣戰、瓜分戰利品，不惜誇大及偽造德國對美國的威脅。威爾遜親自批准成立了戰略宣傳部門，專司妖魔化德國，在國內還掀起針對德裔美國人的排斥運動，其手法在後來被納粹德國和蘇聯學到並“發揚光大”。美國參戰後，在徵兵環節公然動用科學性未獲驗證的智商測試，並得出猶太人、東歐族裔及有色人種智商較低的結論。

至於巴黎和會上，威爾遜最終放棄了他所倡導的若干和平原則，把眼巴巴期望他主持公道的中國、猶太人和中東阿拉伯人、其他一些殖民地拋在一邊，其實在和會開始前就已經為英法列強所預知。一個用後來希特勒“國會縱火案”手法挑起跟西班牙的戰爭，趁火打劫攫取了鄰國半數以上領土的國家，在19世紀甚至20世紀後期悍然鼓勵本國商人組成武裝力量去顛覆其他主權國家的國家，必然將成為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同夥，哲人王也將變成大盜，英法列強對此很有把握。

一個帝國粉碎另一個帝國的美夢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最近推出了《美帝國的形成》的第三版。書作者是巴西當代最為高產和最受尊敬的歷史學家、國際問題專家、巴西利亞大學前教授路易斯·阿爾貝託·莫尼斯·班代拉。班代拉從教的半個多世紀裏，一直孜孜不倦的研討巴西的鄰國關係，以及美國霸權問題。這本書重點探討了一戰後的百年內，美國是如何一步步擴充霸權，是如何“一步兩步……摩擦，摩擦”走出了“魔鬼的步伐”，如何滿世界拉仇恨。值得一提的是，書中談到了20世紀晚期、21世紀初期對美國霸權構成切實威脅的中東地區恐怖主義，是如何由美國一手培育而成。

如果富蘭克林·羅斯福看到班代拉的這本書，想必要哀鳴“我跟你什麼仇什麼怨”。在班代拉的筆下，羅斯福簡直就是小布什“先發制人”的先驅。書中提到，希特勒上台後，不僅推行了瘋狂的擴軍政策，而且也在貿易領域也掀起了擴張態勢。由於1929年大蕭條期間美國抬高貿易壁壘以保護本國產業，這方面政策具有一定延續性，使得德國輕而易舉攻入拉美市場，在二戰打響前甚至取代美國成為了巴西等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

班代拉以嘲弄的筆調談到，羅斯福在德國兼併蘇台德區後致信希特勒，要求對方承諾10年內不對31個國家發動進攻，列出詳細的國家清單。希特勒對此的回應是，在德國國會大廈公開演講，指出1919-1938年全球發生了14場戰爭，德國沒有捲入任何一起，而美國均直接介入；同期，全球還出現了上規模的26起暴力干涉和制裁行動，德國也沒有參與任何一起，美國卻捲入了6次。希特勒反問羅斯福，如果美國真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僅自己愛和平，還管得挺寬，就無法解釋幹過的齷齪事，反過來，如果美國認為其獨攬西半球事務的特權是正當的，那麼德國對歐洲大陸的同樣圖謀也就不能説是骯髒的。“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大哥不説二哥”。

希特勒對羅斯福的詰問，事實上意味着兩國撕破了臉皮，接下來就是怎麼尋找宣戰藉口的問題了。班代拉不忘繼續嘲諷羅斯福，認為1939-1941年美國重整軍備計劃，壓根就是從德國抄來的。當德國遲遲不對美國宣戰，羅斯福最終選擇刺激日本，只是沒有想到珍珠港事件會招致過大的損失而已。

班代拉認為，美國之所以要在二戰中堅定不移的打垮德國，是因為後者才配得上是美國的對手，而大英帝國暮氣沉沉，法國政要忙於派對和藝術，只有德國的領土野心和貿易擴張態勢才構成具體的威脅。一個帝國必須摧毀另一個帝國的美夢。正因為這樣，二戰晚期，美軍為主力的盟軍在德國本土投下了明顯超過摧毀德軍戰力很多的炸彈，發展到最後，蘇聯作為“搶戲者”出現，蘇聯紅軍在德國本土犯下了搶劫、掠奪和強姦等過於顯著的罪行，“成功”幫美國拉走了德國人的仇恨。

對“隱蔽行動”上癮

關於安撫戰敗國，杜魯門的表現要比20多年前的威爾遜更好。對於殖民地國家，前者事實上也確實做了更多工作，幫助一大片一大片的殖民地從英法葡列強統馭下，解放出來。杜魯門不是什麼“活雷鋒”，被解放的殖民地國家當然需要納入美國的戰略控制，而美國的控制手段要比蘇聯及之前的英法列強高明得多，即一方面公開宣稱不干預新興民族國家的內政，另一方面則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大量開展“隱蔽行動”。

“隱蔽行動”最常見的手法，就是扶持新興民族國家特定的政治集團，或某個政治集團的反對勢力，還有資助賄選或打擊反美勢力參與的正常選舉、非正常選舉，鼓動工人運動，策劃暗殺。有些政治學者辯解説，美國此舉在於推進民主，目的和用意都是好的，手段絕大部分也是好的。嗯，聽上去有點意思，不知道英國曼徹斯特聯隊的老闆能否給利物浦隊的守門員發獎金，鼓勵其在對曼聯隊的比賽中多丟球，每丟一個球獎勵若干。

“隱蔽行動”要比合法、合乎國際準則和外交規則的行動管用多了。但這種手法類似於七傷拳，用得多了，會有反噬性。在越南問題上，最初美國政府扮演的是看熱鬧、挑唆激化事態的角色，但事情越鬧越大，看戲者也就下桌打牌，打着打着打成了“相公”。史料證明，當時的北越和南越其實都有和解的願望，這跟朝鮮戰爭爆發前的南北雙方完全不一樣。但美國當時確定了一個底線，因為南越政權參與簽署了圍堵中國的《馬尼拉條約》，因而必須避免中南半島以任何方式被共產黨勢力控制。當法國被證明無法控制中南半島局勢，美國取而代之，並捏造北越武裝力量偷襲美國艦隊的口實（跟希特勒謊稱波蘭部隊攻擊德國如出一轍），打響了越南戰爭。

二戰結束後的美國，聲望如日中天。但因為大量濫用“隱蔽行動”，過於明顯“把干涉他國內部事務的權力據為己有……華盛頓試圖以此保持它主宰下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凝聚力並助長軍國主義，滿足美國軍事工業的要求，支持那些維護美國公司利益的右翼獨裁政府”——僅僅10多年後，1958年，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尼克松訪問拉美諸國，每到一處都遭遇口水、石塊和臭雞蛋。儘管巴西等國的政要勸説美國改弦易轍，調整其拉美政策，但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兩屆美國總統還是活生生的把卡斯特羅的古巴，從美國身邊推到了蘇聯陣營。肯尼迪在任期間還不擇手段，允許情報部門夥同黑幫組織對付古巴和南越領導人。馭虎不成，反遭虎噬，肯尼迪本人也死於黑幫分子暗殺，暗殺者就有中情局背景。

越南戰爭其實已經證明，不論帝國如何強大，軍事手段也存在其侷限性。時任總統約翰遜對此心知肚明，但軍火商通過戰爭收穫的厚利，讓戰爭根本停不下來。班代拉指出，越戰還帶來了一個意外的成果，即以戰爭訂單通過滋養美國軍工複合體，讓“隱蔽行動”獲得軍工企業、軍方、情報部門及民用工業企業的更多支持，國會也就不可能對之形成障礙。

1970年代，整個拉美迎來腥風血雨。基辛格直接審批了推翻智利阿拉德政府的方案，而此後拉美其他國家的殘酷政變，也可見到這位資深官僚參與遙控的身影。阿根廷政變後，軍政府甚至對三名美國公民也施以酷刑，這要是奧巴馬當政，是絕不可容忍的事情，但基辛格卻非常主動幫助阿根廷軍政府將反對者界定為恐怖主義者。只有處於叢林狀態，只有帝國時期，才會有基辛格這樣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操弄權術的空間。千算萬算，基辛格沒有算到的是，尼克松竟然把隱蔽行動用到了美國內部的黨派政治。

“以夷制夷”的如意算盤落空

1977-1979年，伊朗的巴列維國王已意識到自己的統治風雨飄搖。美國竭盡全力支持其政府，但這已無法阻遏流亡者霍梅尼的崛起，什葉派革命者絲毫不掩飾對美國的反感，並佔領了美國駐德黑蘭使館，扣押了大批人質。

班代拉談到，1979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卡特接受國家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的建議，批准中情局資助阿富汗的極端主義勢力，以在這個美蘇勢力交錯對峙的小國佔有更大優勢。蘇聯大舉入侵阿富汗後，資助規模被進一步提高，大批極端主義者獲得美國提供的武器，包括防空導彈，其宣傳手冊甚至由美國幫忙印刷。布熱津斯基當時就意得志滿的認為，資助阿富汗乃至整個西亞、中亞的宗教極端主義者，可以阻止共產主義影響擴張到波斯灣和印度洋地區，遏制伊朗，更妙的是，還可以挑起蘇聯中亞的幾個共和國的離心傾向。

卡特和布熱津斯基的努力，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中亞和西亞地區被“廣泛喚起了一個基於種族和宗教信仰的更多自我認同傾向”的社會潮流。《美帝國的形成》書中還引據檔案資料指出，中情局當時還動員了來自非洲和中東的10萬名極端主義者前往阿富汗。這10萬人中，就有來自沙特的富豪子弟本·拉登。而“基於種族和宗教信仰的更多自我認同傾向”的思潮還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陸續滲透到西歐、中歐國家以及美國，還有澳大利亞。在美國此後30年裏加緊對中東地區的控制與滲透，發起兩次伊拉克戰爭的背景下，上述傾向激活的極端主義者就將槍口對準了他們的啓蒙者。

美國等大國的反恐大業自此就已經拉開序幕，帝國就這樣為自己製造了最強大而最無孔不入的敵人。

《美帝國的形成》，（巴西）路易斯·阿爾貝託·莫尼斯·班代拉著，舒建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