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華：如何面對安倍長期執政？

【自民黨獲勝後，外界普遍關注安倍是否會採取更強硬的外交政策。19日接受採訪時，安倍稱，“什麼時候去參拜，是否不去參拜，這些我都不會談”，但他強調説，“對殉國者不抱有尊崇之念，這對任何國家的領導人而言都是不可能的。”至於修憲問題，安倍表示，“為了讓國民理解為什麼必須修改憲法，我將反覆開展細緻的説明”，似乎“志在必得”。面對還有多年任期的安倍，中國該如何應對？】

此次自民黨大勝後，安倍挾此之勢，將幾乎可以確定拿下明年9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實現黨首連任。這樣，如果不出現突然辭職等意外，他將至少執政至2018年9月，也就是他的自民黨總裁第二任期屆滿為止。從2012年12月上台，到2018年9月，共有將近6年時間，這在近年來的日本政壇無疑可算“長期政權”。

那麼，中國應當如何面對長期化的安倍政權呢？

安倍要做什麼？

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看看，安倍接下來會幹什麼？經過此輪大選作為“洗牌”，安倍面臨極為有利的政治局面：

在國政層面，自民黨掌握眾參兩院多數，執政聯盟在眾議院穩操三分之二優勢，可以利用眾議院優先地位通過和修改任何法律（除了憲法）、通過年度預算和各種補充預算等。由於執政聯盟佔據了眾議院所有常設委員會委員長職務和過半數委員位置，反對黨甚至已經無法影響國會審議的內容和程序，可以説被進一步邊緣化。

在黨內層面：原本在9月改組內閣後，安倍因新內閣連續曝出的醜聞，地位略受衝擊，隱隱出現動搖之勢。但現在，大選結果鞏固了安倍的黨內地位，並且穩定了黨內中間層對於他長期執政的預期。目前，黨內已經沒有能夠公開挑戰他的反對勢力。

在這種近年來前所未有的優勢下，安倍的政策目標，大致分為如下幾個方面：

政治方面，最重要的是繼續推動修憲進程。在大選結束後的記者會上，又一次提到了修憲目標。《每日新聞》在選後進行的調查也顯示，80%的當選眾議員支持修憲。現在仍不清楚的是，安倍打算用何種方式修憲？是繼續鋪路，在時機成熟時直接在兩院啓動修憲進程？還是繼續走曲線道路，首先修改憲法第96條，進一步降低修憲門檻？無論選擇哪條路，他現在擁有將近4年的時間，這期間足以進行各種政治運作。

在政治上，安倍今後2年還要面對一系列具體議程，包括2015年春季的日本統一地方選舉、2015年9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以及2016年夏季的參議院選舉，因此，他在政局操作上也仍並非無所忌憚，仍需時刻避免支持率出現大的波動。

經濟方面，繼續推動安倍經濟學，特別是其中的結構改革。從此次大選的結果已經能夠看出，安倍要維持自己的支持率，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仍是提振日本經濟。

在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中，量化寬鬆和財政刺激都的確實現了“強心針”效果。但是，結構改革進展緩慢。這並不完全是安倍經濟學本身的問題——日本經濟患的是“慢性病”，要治療起來，也必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且，類似於“高齡少子化”這樣的病根，涉及一系列複雜的經濟社會甚至文化問題，也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政策可以解決的。

可以預計，為了給結構改革爭取時間，安倍還將反覆“開閘放水”，實施量化寬鬆和財政刺激。就在10月，日本央行已經決定將明年的基礎貨幣投放規模從原定的60萬億~70萬億日元增至80萬億日元。在此影響下，日元在現有1美元兑換120日元的基礎上還將進一步貶值。

外交方面，進一步加強美日同盟，並加強對東南亞、印度和非洲外交。安倍上台以來，在外交方面極為“盡心”，已出訪了50個國家，這在近年來的日本首相中絕無僅有。

接下來，安倍可能在今後1、2年再次推動日本“入常”（日本可能在2016年再次當選非常任理事國），並可能大力加強對東南亞外交，一方面利用菲律賓、越南等國牽制中國，一方面加強在東南亞投資，利用東南亞的市場、勞動力和資源為日本經濟復甦補齊“要素”短板。

軍事方面，首先是在明年上半年完成兩件大事——修改行使集體自衞權所需要的一系列法律；修改《美日防衞合作指針》。前者涉及到自衞隊海外用兵的問題，後者涉及到美日兩軍在未來聯合作戰中的具體分工與合作方式。

在這裏，筆者特別想提到的是，關於今後幾年日本軍費的投資強度，其上限已經基本鎖定，即在2013年“防衞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衞力整備計劃”中所規定的自2014年起5年24.67萬億日元（約合1.23萬億人民幣）。這其中有可能以追加預算等形式小幅上浮，但大體不會超過這一範圍。

目前，中國軍費為日本的三倍（以雙方正式公佈數據計算），考慮到日元貶值前景和中國軍費的正常增長，至這一輪5年計劃結束後（2019年），中國的軍費可能達到日本的4倍。

安倍政權將有何涉華動作？

在安倍政權的一系列政策裏，會有多少是針對中國或涉及中國的？這可能是許多中國人關注的問題，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應當如何面對安倍政權”的答案。

首先，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安倍的主要精力仍將是用於解決國內問題，特別是“結構改革”和“修憲”兩大任務，已足以消耗他的主要政治資源。例如，僅僅是為實現“結構改革”，安倍就要解決農業、勞資制度、女性就業、税制等多個重要議題，還需要時刻注意匯率問題（如果“開閘放水”過度，日元可能出現不可控的下跌），他能夠用於“對外”的精力是有限的。

其次，在對華關係上，安倍可能出現的一些負面動作包括：

一，在歷史問題上生事，如修改教科書、架空“河野談話”和“村山談話”、再次參拜靖國神社等；

二，在島爭和東海問題上升級局勢，以渲染外部關係緊張的氣氛，為修憲和解禁集體自衞權營造環境；

三，繼續在全球各地開展對華“牽制”外交，這是中日近年來對抗出現的新特點，也就是將外交戰打到全世界，並輔以爭奪市場和資源的經濟戰；

四，在軍事上，安倍政權加強軍力的動作明顯針對中國；

五，如果日元進一步貶值，可能會造成“以鄰為壑”的效果，對中國經濟形成一定衝擊。

再次，安倍對華負面舉措的程度，又是有一定上限的。換句話説，他不太可能出台大的冒險動作。例如，他可能在歷史上有動作，但鑑於美國對歷史問題的態度，他的步子不會邁太大；他可能在東海有動作，但也會避免出現不可控的後果，並可能會支持建立危機管理機制；他可能繼續推動外交戰和經濟戰，但考慮到此後的“入常”等需求，其烈度可能不會超過2013年~2014年上半年的程度。

最值得一提的是軍事方面，在財政投入既定的情況下，安倍政權雖然可能會有一些加強軍力的舉措，但其增量必然是有限的。而且，日元貶值也會增加日本外購軍備的成本（魚鷹、F-35、兩棲車輛等）。在未來幾年，自衞隊的實力不會有質的提升。

如何面對長期化的安倍政權？

對中國而言，首先要釐清幾個問題：今後幾年，在國內大力推進改革，重點解決一些經濟社會難點問題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何種周邊關係？中日關係在中國對外關係中居於何種地位？我們對於中日關係的期待和目標是什麼？

關於這一問題，不同的讀者也許會有不同的答案，但在考慮了上述問題之後，才可以接着思考如何面對安倍政權。

筆者認為，面對安倍政權長期化、日本面臨諸多國內問題、日本對華政策存在不確定性、中日關係仍很脆弱，以及今後幾年可能是中國改革發展“攻堅期”等背景下，面對安倍政權，中國也許可以做以下幾件事：

一，做好外交戰長期化的準備，這主要是指“入常”問題、涉海問題和“歷史”問題。不排除出現日方進一步扶持其它國家“對沖”中國的可能性。

二，做好國際經貿戰長期化的準備，特別是在市場、資源等要素方面，中日之間的爭奪可能會更為激烈，重點領域可能是在東南亞、中東部分地區和非洲部分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這才是中日兩國競爭的核心。

三，做好東海、島爭等熱點問題的危機管控和預案准備。在這些方面，在中日之間建立危機管理機制確實是有必要的。同時，也不能將希望完全寄託在危機管控上，還是要有不測事態的準備。

四，從長遠計，夯實對日關係基礎。例如，在經貿、投資、旅遊、文化、社會交往等方面，完全可以放手工作，不要讓這些工作受到短期政治波動的影響。在這些方面，我們必須把眼光放在10年、20年以後，放在“後安倍”時期，而不是眼前的幾年。過去幾年裏，有些長期積累的工作，因為短期的波動而受到影響，實在很讓人惋惜。

五，要重視培養“人”。這裏一方面是中國對日打交道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要在日本社會培養更多瞭解中國的人。培養人的時間，也都是以“5年”、“10年”計算的。

在此方面，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領導人，其實有過很成功的實踐。毛澤東生前最後要看的文件，是關於三木武夫內閣的；而周總理更是對自民黨內情況瞭如指掌，甚至能夠預測之後多年日本政壇的人事變動。他們在身邊培養了一批對日工作的專業人士，在日本國內則有一批極有影響力的故交熟識，這是當時中國對日工作較為成功的重要基礎。

最後，筆者想説的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綜合國力競爭，最核心的領域其實是國家的長遠可持續發展，拼得是經濟社會的“後勁兒”。最近這些年來，中日兩國在綜合國力對比上的“此消彼長”，並不是因為戰爭和軍事衝突，而是因為兩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各自表現。

安倍可能還會給中國帶來麻煩，但中國完全能Hold住這些麻煩。而解決這些麻煩的過程，也正是我們逐步形成新的中日關係局面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