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洛聞：佔中後盤點香港的反對派到底是誰？

“佔鍾”的鬧劇算是在年末消停了，沒錯，是“佔鍾”不是“佔中”。從9月28日開始七十多天的佔領運動，佔領了政府總部所在的金鐘，購物中心銅鑼灣，百花齊放的旺角，唯獨沒有佔領中環。這些行動是不是違法，違了那幾條法，參與者之間流傳着有多個版本。如今這種一鍋粥似的鬧劇背後的原因有各路高人珠玉在前，我不敢再做添足。僅從我自己的認知，説一説反對派這個詞。

香港的反對派到底是誰？他們在反對誰？

從9月28日“佔中”啓動，香港警方使用催淚彈進行應對，我就不止一次表達過一個觀點，就是香港警隊內部有人不想戴紫荊花，而想戴金皇冠。因為過早使用催淚彈只會激化矛盾，落人口實，而且警隊為了保護士氣同進同退，肯定會維護做出使用催淚彈決定的現場指揮官。至於明知道催淚彈會適得其反，使用了催淚彈卻又按兵不動這個決定是出於什麼目的，不好做過於陰暗的揣測。但不能排除警隊內部有人接受英國指令，在關鍵時刻做不利港府決定的可能。有興趣的看官可以查查擾攘了一年多，耗資近千萬進行調查，最後連莫須有罪名都沒有定成的“湯顯明案”，就會知道迴歸之時多個政府部門是從殖民政府整體過渡，帽徽是換了，心思怎麼樣很是難説。

做這個鋪墊的原因是，所謂反對派，香港特區政府不敢定義，部分香港媒體不想定義，職能部門裏有人帶着同情定義，中央政府不知道定義得合不合適……這中間的縫隙，並非是一種措施，一個標準能夠填平的。而香港普通市民，甚至是高喊公民抗命的學生，你問他公民抗命是什麼，為什麼，誰支持你們，誰反對你們，能得到的有意義的答案也很有限（公民抗命就是與政府不合作，迫使政府收回人大決定[這裏的謬誤為我聽過的原話]，我要真普選，不要假選票，不要篩選，全香港有良心的市民，香港人都支持我們，大致上是標準答案）。其實沒有人能確切説出反對派到底是誰，就像香港的社會、香港的一些職能部門一樣，是一個經濟發展、執行能力上正值壯年，在政治眼光、大局觀念上卻是蹣跚學步的老小孩。

內地的媒體説“外部勢力”，外部勢力是否存在？我聽到不止一個案例證明不僅存在，而且還十分積極。某國領事館由於人手不夠，還強拉盟國領事館加入，結果弄得很不愉快。但這些人所起的作用，並沒有他們自己期望的那麼大，香港真正的矛盾所在，仍然在香港自身。

第一類反對派是從基層靠“博政治眼球”成長起來的，提起那些人，老牌的“政棍”們恐怕要露出鄙視的神情了。這次拒絕撤離最終被捕的“佔中”人士中，很多都是議員、政治人物。他們只是在最後一天喊喊口號，去去警局，就成功將學生七十幾天的“抗爭”吸引來的傳媒注意力統統轉移到了自己身上，不可謂不老辣。而這些人的鼻祖，應該算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

梁國雄

梁國雄一貫以言行出位著稱，每次立法會議員接受特首邀請出席晚宴，開胃菜都是“長毛”被保安抬走。我自己採訪過的三次宴會，“長毛”就用了紙棺材、黑色區旗、紙錢等道具來侮辱行政長官。不過“長毛”這種為反對而反對並不僅僅針對迴歸後的香港政府，港英時期他曾經加入左派組織“革馬盟”，在“革馬盟”內搞過文革式的批判，隨導師研究馬列毛思想，組織遊行，為港英所忌，多次入獄。可以説通過反對來成為異見領袖是梁國雄不變的上位手段，目前仍然貫徹不變，以香港政客的表現來講，很是難得。

但這種本土反對派的問題在於，他們沒有政治實踐的基礎，所有關於中國的好與壞，關於香港的是與非，其實都是幻想，都來源於他們自己的一廂情願，或者是盲人摸象。對於基層民間疾苦他們確實有所體會，但由於沒有長遠的規劃，所以他們拒絕忍耐，拒絕等待，一切都要求立竿見影，而基本不考慮現世報的副作用。

梁國雄可以説做出了一個示範，就是一個被港英所不齒，在街頭賣魚蛋的小販，能夠通過政治，變身為一個每月拿十幾萬税款，有自己辦公室，可以請助理，罵特首不用負責的議員，罵罵政府就可以變成民心所向。梁國雄之後的陳偉業等等就是遵循着這條道路越來越注重“我反對”這一形式，而忽略了梁國雄們當年從雄心萬丈，主動出擊，到葉公好龍，物極必反的思考過程。

**第二類是陳方安生等“亂港四人幫”所代表的，頗有社會地位的人物。**其動機則更好理解，他們“食君之祿，擔君之憂”，迴歸之後威風不再，自然要找舊主子找找場面。

與領事館們串通一氣的也可以理解為這一派，説白了還是為了利益，只不過有的是為了以前有現在沒有的利益，有的是為了以前沒有現在可能會有的利益。

第三類是原來在港英政權中層、底層的人。港英對基層控制主要通過警察、紀律部隊和政治部。政治部其實類似秘密警察，60、70年代曾積極打擊左派，也曾經打擊過國民黨殘餘勢力，目的都是為了維護“日不落帝國皇冠上的明珠”的穩定和光彩。而97年迴歸之後，所有政治部人員基本都有BNO身份（觀察者網注：即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但不少流落他鄉。筆者曾經在泰國遇到一位老爸是政治部的朋友，他講了這麼個故事：

當年他年紀很小，還沒有警廉衝突，政治部一家獨大。他出入茶餐廳、電影院或坐電車，從來沒有買票的概念，都是用他爸爸的私章蓋章走賬，或者是出示一下印章了事。他當時以為是印章做憑證，他爸爸每個月月底去結賬，後來才明白，正常公務員工資根本不可能支撐這種開銷，這些免費的午餐、電影票，都是對政治部的“孝敬”。打擊左派時也十分賣命，將一個敢在港督府前示威要求“華洋平權”的人打傷之後扔下海“教訓”，並且限制這人的就業，逼得他不得不出家為僧避禍。後來由於打擊左派時出手太狠，又在政治部位居中層，迴歸前被英國政府全家接到英國，但確定情報都已經過時之後，就開始通過加徵税款，限制就業等辦法將他們一家擠出了英國，此時又不能回香港，不能去加拿大等國家，最後只能拿着英國護照在泰國定居，做導遊謀生。

看官當然可以斥我道聽途説，一面之詞不足為憑。但深受英國恩惠，在港英殖民時期享有的優越地位由於迴歸消失；或者一直籍籍無名，由於佔領需要，被英美許以重酬，甘心賣命的大有人在。這一羣人説難轉化，因為他們利慾薰心，説容易轉化，因為他們唯利是圖。但他們對紅色中國，對中國普通人的無來由的鄙視，對英式宗主文化的優越感，崇拜心都根深蒂固，即使轉化，也不可能可靠。

**第四類最讓人無奈，是媒體、學生這些“天生的無辜者”。**他們天生佔據道德高地，用羣氓的形式引領着運動，並且以放大鏡看警察，看政府，尋找“你錯一所以我可以錯一萬”的藉口。只舉一個例子，“佔中”期間，部分學生日夜佔據金鐘，隨地便溺，金鐘海富天橋下行向東大概三十米，拐角的位置到現在仍然氣味盎然，有興趣來香港旅遊的朋友可以自行考證。更別説偷接電線盜取政府電力，佔領七十天換三十個女朋友這種花邊新聞了。而媒體的傾向更為讓人覺得部分港人聰明有餘，磊落不足，想要好處，又不肯出頭擔責任，將所有問題都拖入“你先打我還是我先打你”這樣的羅生門，一旦無人監管，又會吃光拿淨唯恐吃虧，小人之心令人作嘔。也舉一個例子，香港政府全資、僱員大部分屬於公務員序列、享受公務員待遇的香港電台公開支持佔領，12月12日，金鐘清場後交通恢復第一天，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如下：http://rthk.hk/rthk/news/clocal/index_news.htm?clocal&20141212，其新聞取向，措辭導向適當與否，各位看官可自行判斷。

紛爭背後，其實只有兩個字：短視。港人生活在相對平穩的環境中，其實大可不必擔憂制度變遷導致利益受損，但也正是這種平穩，讓國家的意義，長遠的規劃，隱忍的好處顯得十分虛無。確實，國家破立、民族存亡的選擇從未在香港的面前出現過，但以國人的角度來看，港人的歷史，就是亡國也奴，不亡國也奴的歷史（港英所謂殖民歷史，其實就是不亡國而奴的歷史）。結果現在亡不亡國奴不奴都事不關己，無論怎樣都不承認國家佈局當中，香港是其中一環這一現實；不接受國家拍肩膀，而希望跟國家比肩膀；不想承擔任何責任，好處要立竿見影；不通過妥協建立政治信任，而要通過聯通外國挾洋自重（有香港大學生赴英國參加聽證會，要求重新履行南京條約），後果可想而知。

加上近二十年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逐漸不足，貧富差距急劇加大，社會司法對於富人的約束越來越無力（可以查最近宣判的許仕仁案的來龍去脈來了解一下香港的司法系統），導致部分年輕人一方面十分焦灼，一方面十分絕望，一方面無論怎麼學都無法拼贏內地的學生，更別説去內地就業，另一方面就算留在香港，也要辛苦幾十年才能勉強買個房子，而這房子和他們在TVB上看到的、坐車時路過的豪宅又相差十萬八千里，更何況如果打定主意買房，那就沒有錢買名牌包、去蘭桂坊，幾十年節衣縮食臨淵履薄，這種令人灰心的辛苦，他們不想吃。

最後一種則是內地人，在內地受教育後來到香港換了護照，便仇共恐共，對內地持鄙視憐憫之情，實際上自己在香港也只是勉強温飽。要麼大義凜然，永遠站在輿論安全的風口浪尖上，頗有指點江山之意。這種人在內地特別有市場，不需多説，諸公自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