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文：美國民眾對南京大屠殺瞭解多少？
《堅不可摧》劇照
二戰電影《堅不可摧》（Unbroken）即將於聖誕節假期(24日開始)在北美上映。儘管影片還只是在英國舉行了首映，美國國內媒體包括全國廣播電台NPR, 新聞網如ABC、CNN 、Fox等，以及眾多網媒都已經爭相介紹預熱，氣氛之熱烈儼然已成了美國萬眾期待的熱片。
諸多美國流行文化因素為該片的火爆推波助瀾：好萊塢當前最炙手可熱且頗有爭議的女演員安吉麗娜·朱莉為該片導演；2010年出版的同名小説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主人公符合好萊塢式英雄角色的套路：不屈少年、奮勇的奧運冠軍、 果敢的B-24轟炸機飛行員，以及幸運的海上漂流生還者，他們都是生活和戰場上的強者。
《堅不可摧》在倫敦及北美受到廣泛關注，但卻在日本引起爭議甚至被抵制。日本右翼抵制的原因就是認為，安吉麗娜過分誇大扭曲了日軍虐待戰俘的情況，日本右翼學者還稱這場戲是“純粹的捏造”。國內讀者已經習慣了日本右翼抵賴日軍二戰罪行的言論和立場，但是在美國知識分子以外的普通民眾眼裏，瞭解的人並不多。
這部片子和很多好萊塢戰鬥英雄片不一樣的一個地方是，男主人公被日軍俘虜，並在殘酷的戰俘營中渡過了備受侮辱和摧殘的兩年，直至東京被麥克阿瑟將軍率眾部佔領而獲救。
眾所周知，二戰後從1945-1952年美國佔領日本，麥克阿瑟將軍儼然如太上皇一般，制定憲法，限制日本軍隊等等。換而言之，美國是勝利者，但這部片子着力描寫的卻是一個備受日軍奴役的美軍戰士。這個着力點釋放了很多當代美國人對二戰的新認知，其中一點就是無論勝負，戰爭讓眾多個人成為多重意義上的受害者，甚至是一生一世的負累。
導演安吉麗娜·朱莉是聯合國難民署的慈善大使，之前也在他執導的《血與蜜之地》（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中探索戰爭和人性的問題。《堅不可摧》向美國觀眾介紹一個普通的美軍士兵和命運抗爭及妥協的故事，從個人命運的視角引領觀眾認識當年殘酷的太平洋戰爭。
《堅不可摧》劇照：主人公在日軍戰俘營
這麼一個看似脱離戰爭政治囿制，深刻又充滿關懷的文化認識，是否引發美國國內更多對日軍在太平洋及中國戰場上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殺的關注及討論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溯到二戰中的中美日三國關係及互相的文化映照中去尋解。簡單地來説，美國民眾一直以來對日本侵華的暴行究竟多少認識？聯繫到《時代週刊》、《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對大屠殺的關注，以及對安倍政權關於慰安婦態度的嚴厲批評，能不能説，美國民眾對日軍對華暴行的態度也在發生某種轉變？
戰時同盟國：關注中國戰區浴血抗戰
歐戰於1939年爆發，美國遲至1941年12月才被動進入戰爭。珍珠港轟炸是美國二十世紀崛起為世界強國曆史中最黑暗的一頁。然而在此之前四年，即1937年盧溝橋事變，甚至兩年後希特勒發動歐戰，儘管在政治上美國譴責日本及德國的侵略戰爭，但是暗地裏卻賣武器石油等戰爭物資發不義之財。
以此構成對比的是以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為代表的文化圈，卻興起對中國及中國農村的廣泛關注。賽珍珠在襁褓中即被帶到中國，在鎮江長大，她的寫作題材也取自於中國底層人民。當她的作品在三十年代早期出現在美國讀者面前的時候，美國普通民眾也剛剛經歷了《憤怒的葡萄》中描述的饑荒和災難，因而大受關注。一九三七年根據她的同名小説改編的電影《大地》由好萊塢著名導演改編搬到銀幕，獲得極高的票房。中國百姓的苦難及生存的故事成為好萊塢的賣點，也意味着這個主題在美國民眾中有着寬廣的共鳴。
然而民眾的同情並沒有直接轉化成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軍事援助。這一狀況在1941年底因珍珠港事件得以改變。美國設立遠東戰區，派駐史迪威為遠東戰區總司令配合蔣介石在中國戰場抗日。美國國內的戰時動員也着力宣傳這場僅次於歐洲戰場的戰爭。1942年佛蘭克·卡帕 (Frank Capra) 執導了七集戰爭宣傳片《我們因何而戰》，教育官兵及民眾這場戰爭對美國本土安全的意義，以達到動員全美國之力的目的。其中長達一個小時二十分鐘的第六集介紹的就是中國戰區及中國人的抗戰。
《我們為何而戰》顛覆了西方媒體從十九世紀以來塑造的落後愚昧的中國及中國人形象。這個命名為《我們因何而戰——中國戰事》的片子中，中國的形象是古老的文明大國: 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這裏，創造了包括指南針、火藥、 印刷以及造紙等造福於全人類的發明；中國的百姓萬眾一心，不屈於日本的殖民統治；為了應對抗戰，學校、工廠及政府機關紛紛隨國民黨政府內遷。這個片子也重點描繪了日本侵華軍隊的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殺。裏面有詳細的資料及電影腳本介紹日軍屠殺活埋戰俘，強姦婦女，迫害百姓等等罪行，令觀者無不動容。這部片子塑造的“敵人是兇殘的，我們是正義的” 的同盟國中國形象，非常鮮明。
《堅不可摧》劇照
這個宣傳片在動員美國民眾對中國戰區的支持是起了作用的。當然和其它的因素一起，例如宋美齡訪美以及在國會充滿尊嚴及正義的講演，當時的美國興起了一股對華援助的高潮。
與此同時，中國的戰況和百姓承受的苦難也得到來華的美國記者大量的關注。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時代《生活》雜誌西奧多·懷特 (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白修德), Annalee Jacoby，和《紐約時報》的Tillman Durdin 等。
這些記者長期呆在戰時的中國，有些人甚至在重慶和延安都渡過不少時日。他們對中國戰局的認識是很立體的。譬如白修德的筆下，重慶大轟炸、廣大農民的困苦、河南饑荒、軍中瘧疾、國民黨治下的物價及百姓生活等等都有很詳盡的描述。激進的懷特在一九四五年完成”Thunder out of China”《中國抗戰秘聞》一書，觀點和美國政府意志背道而馳，認為中國的希望在於動員農民社會的共產黨，而非杜魯門政府支持的國民黨。
這些久居中國，對中國社會文化歷史都各有洞見的人士成為美國內所謂為 “中國通” (China hand) 的一批人。這批人士後來在美國國內繼續影響對華政策，在塑造美國公眾對中國的認識中起了很大作用。包括其中後來成名，美國史學界中國學研究的開創性人物費正清。現在美國各所大學教中國歷史的教授們很多出自於費氏門下。
日美同盟：日軍戰爭罪行被漠視
然而和重建歐洲不一樣的是，美國在二戰後關注中國的討論聚焦於潛在的國共兩黨之間的內戰。當然這主要由戰後國共兩黨未能就和平達成一致協定造成的。戰後美蘇兩大國在全球的競爭更是惡化了形勢，隨之而來的冷戰將東西方對立，隨着國民黨避退台灣，美國內的輿情在政治的左右下，出現劇變。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像司徒雷登這樣的中國通返美后，備受冷遇，在籍籍無名和貧困中去世。司徒雷登曾任戰後美國駐華大使，他在美國國內政治的邊緣化，説明二戰中美同盟關係在美國政治版圖上地位的式微。此時，日本侵華戰爭不再是一個熱點，也就淡出了美國內政治的視野。
美蘇之間的競爭也在美國內造成麥卡錫主義的猖獗，那個時候同情中國的人士由於政治壓力，被迫沉默。譬如胡佛帶領的FBI開始調查賽珍珠，並建立了一個三百多頁的檔案。隨着同情瞭解中國二戰的人士紛紛被噤聲，以及中國國內的政治運動，中美在二戰中建立起來的民間友好關係，也消失在冷戰的龐大陰影下。最著名的旁證就是費正清夫婦和梁思成林徽因的長期通信在1948年底被迫中斷，友誼被政治剝奪。這一狀況持續到一九七二年，費氏夫婦伴隨尼克松訪華，等待他們的消息卻是，他們的中國朋友已經相繼過世。
與此相反，日本在朝鮮戰爭以及美蘇對抗的冷戰背景下，在美國的全球及東亞格局中愈顯其戰略地位。從戰後到美蘇爭霸的巔峯一九七零年代，日美在軍事、政治，及經濟上的關係日益鞏固，簽訂多項日美互助及安全條約。在全球政治格局中，日美兩國至今仍視對方為最鞏固的盟友。民意調查也顯示兩國人民對對方的好感度一直高居80%左右，即每十個民眾中有八個對對方國家有很友好的印象。
冷戰的陰影，兩國人民文化交流的中斷，以及日本在美國戰略格局中的凸顯，都阻礙了美國民眾對日軍對包括南京大屠殺這麼一個堪比希特勒猶太屠殺慘劇的認知。冷戰年代，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暴行寫進美國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也就是説，大多數美國人都知道奧斯威辛集中營，以及猶太人的苦難，從而達到譴責警示納粹的廣泛教育意義。然而，鮮有美國青少年聽聞過造成二、三十萬普通平民及投降士兵死亡的南京大屠殺。這固然和美國主流長期的歐洲中心主義有關係，但是也是由於戰後冷戰格局及中、美、日三國關係決定的。
知識階層逐漸加深認識
一九七二年，隨着尼克松訪華，政治氣氛鬆動。美國國內又出現對中國的極大興趣。同年代兩個美國婦女分別寫了各自在華的回憶錄，其中大量的篇幅是關於抗日戰爭的。這兩個作者分別是露絲·海門魏 (Ruth V. Hemenway) 和魯絲·格里尼 (Ruth Greene)。前者是醫護傳教士，在1920年代初既抵達中國，在閩北鄉間開辦醫療所，培訓本土護士。
抗戰爆發後，海門魏致力於為中國難童貢獻醫療特長，於是隨着中國難民和部隊西遷。她的回憶錄裏詳盡記錄了難童抵達戰時首都重慶後的情形，她尤其注意到戰爭給兒童帶來的心理創傷之劇。作者善於畫圖，書裏的插圖栩栩如生的重現了重慶大轟炸的慘烈狀況。格里尼則是跟隨時任湘雅醫學院的丈夫居留中國，戰爭爆發後，夫妻倆隨湘雅醫院搬遷，途中救治很多中國傷兵。她的書見證了國民黨士兵由於醫療衞生差而病死率高的情況，同時也再現了很多中國青年學生爭上前線救治傷兵的狀況。這兩本書的出版説明中國的抗戰在冷戰年代還是留存在一小部分人記憶裏。
七十年代英國著名導演傑拉米·艾薩克 (Jeremy Issac)花費巨資拍攝的二十六集記錄片《戰爭中的世界》風靡美國，享有非常高的收視率。其中第六集介紹的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及其在東亞的擴張。這一集紀錄片也大量應用戰時電影腳本，戰爭倖存者的採訪錄音來重現那段歷史。對南京大屠殺有很詳盡的介紹，包括死亡人數、婦女被凌辱、降兵及平民一樣被活埋及槍殺等等史實。筆者的美國同事當時還是一個青少年，他説看到這段影片非常震驚，也因此對日軍戰時在遠東的暴行有了一個深刻的記憶。他的經歷應該是很典型的，這場暴行之慘酷，確是令人心悸，難以忘卻。但紀錄片畢竟是一個時期的文化現象，還難以達到對青少年普遍教育的作用。
美國公立大學馬里蘭州立大學圖書館有關中國抗戰問題的藏書
大規模的轉變則是發生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及九十年代。當時蘇聯劇變，冷戰結束，在美國學界迅速興起了一股“中國學熱”。那個時候，中國歷史專業的博士生畢業即有一份教職聘書在手裏。這批博士生包括八十年代初出國留學的那批中國留學生，儘管數量並不大，但是他們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這批研究中國，講授中國的學者，經過十年，紛紛開始發表研究成果。他們中有白人，印裔後代，早期華人留學生。其中引起關注和廣泛討論的的書籍包括Timothy Brook 的《拉貝日記》及《南京大屠殺史料集》，Stephen R. MacKinnon 的《武漢，1938: 戰爭，難民和現代中國的形成》，Peter Harmsen 的《上海1937：揚子江上的斯大林格勒保衞戰》，Rana Mitter 的《被忘記的同盟：二次大戰中的中國，1937-1945》，以及早期留美學生李丹柯的《女性，戰爭與記憶》。他們的著作主要吸引了專業人士的關注，然而，這些學界的討論，為美國本科生的中國近現代歷史教育，提供了關於中國的抗戰以及南京大屠殺比較詳盡的材料和數據。其中《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的出版為美國學生提供了一本他們可以閲讀的資料，以瞭解更多詳細情況。
九十年代關於南京大屠殺最具有公眾影響力，最著名的一本書當屬華裔作家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這個作者的父母離開內戰動盪中的中國抵美，而更早時候，她的祖父母則是抗日戰爭中的難民。張純如翻閲了大量的史料，到中國實地採訪了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用整本書的篇幅第一次詳實記錄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這本書的出版震驚了文化界及公眾輿論: 中國百姓和士兵在二戰中遭受的災難不亞於歐洲的猶太難民。
自1997年首版到2004年作者本人去世，這本書在美國售出了50萬本，並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高居榜首達十週之久。在美國各個州和郡的公立圖書館，以及大學圖書館都可以借閲此書。（這是衡量一本書在美國影響公眾的一個重要指標，如果偏遠的郡縣公立圖書館可以查到此書，説明它的歡迎度及普及率之高。）
如今，美國中學教育中，南京大屠殺還未像納粹屠殺猶太人那樣被寫進教材，作為中學生必須知道的二戰歷史的一部分，但美國各個大學的圖書館都已經有了中國抗戰以及南京大屠殺的書籍。隨着中國的發展吸引全球乃至美國民眾的關注，更多有識之士對那段歷史事實的揭示，以及像《堅不可摧》這樣的戰事電影的熱播，美國普通民眾對戰時日本的暴行，以及當下中日間從政治到民間的情感糾結的認識，將從知識階層，走向普通大眾。
美國輿論對中國的抗戰以及南京大屠殺這樣一個慘劇的認識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歷史。珍珠港事件後，受美國內戰爭動員的需要，美民眾有很多渠道瞭解發生在中國的那場困苦的保衞戰。戰後一代則因為冷戰以及國內知識分子的失語，而對那段歷史漠視。這種情況也存在於中國民眾對美國的認知上。兩國政治對各自國內的輿論，及各自對對方的想像都有很大的塑造和加工。
民眾的知識積累深受時代大環境決定。中國首次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國家公祭儀式，是對我們自己無辜受難者的尊重，某種程度上，也是在警示日本政府。日本右翼對公祭日的反彈，和他們對安吉麗娜·朱莉新片的極端反應本質是一樣的，既是否定日本的戰爭罪行，亦是非常狹隘的大和民族主義的體現。
1：時代雜誌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對南京大屠殺的圖片報導。
http://world.time.com/2012/12/13/the-nanjing-massacre-scenes-from-a-hideous-slaughter-75-years-ago/photo/the-japanese-entering-china-in-1938/
2：華盛頓郵報12月4日評論員理查德·科恩批判日本右翼的文章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richard-cohen-how-will-japans-habit-of-rewriting-its-history-affect-its-future/2014/12/08/54093bcc-7f0d-11e4-8882-03cf08410beb_story.html